砥砺奋进 发展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西夏学三大体系建设刍议

史金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西夏学经历了恢复、发展时期，目前成果累累，人才辈出，逐步进入繁盛时期，受到学界和社会的瞩目。西夏学界在构建西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展示出中国西夏学的特色，在学科发展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由于元朝修前朝历史时，只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而未修西夏史，因此关于西夏的历史资料未能大量保存下来，使西夏成为神秘的王朝。

近代由于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西夏重新映入人们的眼帘。特别是1908、1909年在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献和文物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价值贵重，改变了西夏资料匮乏的局面。对出土西夏文献的介绍和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初始成绩，其中以中国、苏联、日本成就较为突出。王静如先生以《西夏研究》三辑（1932、1933年）成为中国西夏学的代表人物。1932年中国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集中展示了当时的研究成果。但此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各国西夏研究都处于停滞状态。

一、筚路蓝缕，逐步建立健全西夏学学科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及民族研究的专家多参与当时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像西夏文这类古文字的研究未能及时恢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日本恢复了西夏研究，并有新一代专家参与研究。特别是苏联专家利用近水楼台之便，独享文献资料之利，获得不菲成绩，中国学者只能望洋兴叹。

（一）研究工作的艰难展开和持续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开始20多年中仅有不足20篇有关西夏的论文发表，其中有唐嘉弘的《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1955年），杨志玖的《西夏是不是羌族？》（1956年），吴天墀的《关于西夏岁赐茶的大小斤问题》（1958年），王忠的《论西夏的兴起》（1962年）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请王静如先生恢复西夏研究工作。王先生跟踪苏联、日本西夏研究的进展，搜集资料，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他在恢复西夏研究的同时，招收了一名西夏文研究生，并配备两名助手协助工作。

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西夏洞窟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二位主持，北京大学宿白先生作顾问，李承仙先生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参加，甘肃省博物馆的陈炳应也参与调查。这是西夏研究和敦煌研究相结合、西夏历史研究和艺术研究相结合、中国科学院和地方研究机构相结合的一次合作，双方互联互补，为西夏学和敦煌学建设开辟了新的路径。此次考察大大改变了对莫高窟、榆林窟洞窟布局的认识，对西夏研究和敦煌研究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1966年后，西夏研究被迫停止。1970年王静如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便恢复西夏研究。史金波在干校回家探亲时，带回了部分西夏文资料，在1970年也恢复了西夏业务。1972年史金波返回北京后，便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搜集有关西夏资料，并对北京图书馆藏的一百多部西夏文佛经进行系统整理。

1971年宁夏博物馆对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进行了考察，并向国家文物局进行汇报。197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西夏陵的8号陵（今6号陵）进行发掘，发掘工作持续进行至1975年，对帝陵碑亭和4座陪葬墓做了发掘。这是在国家文物部门的组织领导下，第一次自主地、有计划地对西夏重点文物的科学考察和发掘。

1972年在甘肃武威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物、文献。王静如、史金波和黄振华对这批文献进行考证，1974年先后发表在《考古》杂志上。《文物》和《考古》杂志是当时社会科学为数不多的刊物。

197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恢复业务，西夏研究被列入民族所科研计划。当年史金波、白滨去河北省保定市调查在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1976年两人又到西北西夏故地对西夏历史、文化、文物进行广泛考察，历时3个月，收获颇丰。这是中国西夏研究者首次对西夏故地进行系统考察。这一时期，西夏研究在艰难条件下默默进行，不绝如缕。

1978年后，西夏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夏研究课题正式列入科研计划。王静如先生虽年事已高，仍殚精竭虑，探讨西夏的文物和文献，发表多篇研究专论，为西夏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后分别出版《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1998年）和《王静如文集》（2013年）。史金波、白滨和历史所的黄振华合作攻关翻译西夏文韵书《文海》，同时对西夏文化、佛教和文物展开研究。1981年，史金波、吴峰云到安徽等地调查西夏后裔近两个月。

1979年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册出版，其中有“西夏的兴亡”一章；同年钟侃、吴峰云、李范文合著的《西夏简史》问世。这些成果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80年吴天墀著的《西夏史稿》问世。该书历经多年积淀、精心研究而成，是利用传统史料研究西夏的奠基之作。

此后30年来，在国内外西夏文献大量刊布和西夏文物考古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西夏研究快速发展，成果累累，近些年来每年出版著作数十部，论文数百篇，令学界侧目。

（二）教学工作的奠基和发展是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

一个学科的发展有传承、有教学，才能形成稳固的学科体系。1962年，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辖哲学、历史、近代史、考古、法学、民族等研究所，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共招收20名研究生，这是学部首批研究生。民族所招收2名，其中一名是王静如先生的西夏文专业研究生史金波。在科研部门招收研究生是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当时将西夏学科培养人才纳入国家研究部门的计划，使西夏研究走上学科建设的轨道。王先生还吸收助手应琳、白滨协助工作。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逐渐形成西夏研究基地。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夏学的发展，中国的西夏研究受到国外的重视。1986年美国的邓如萍（Ruth W. Dunnell）博士申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为期一年的研修，向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学习西夏文。史金波编写西夏文教学讲义，为其开设西夏文课程，开始了西夏文系统教学。

随着大量西夏文资料的刊布，亟需更多懂得西夏文的研究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王静如、史金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招收西夏文博士生。后来宁夏大学也开设西夏文课程，培养西夏文人才。2006年、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冯其庸先生邀请史金波到人民大学两次开西夏文选修课，每次授课一学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自2011年连续三年联合举办西夏文研习班，有很多西夏学专业人员参加，在培养西夏文研究人才方面创建了新的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2013年《西夏文教程》正式出版，这是西夏学学科建设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近年来，陕西师范大学、北方民族大学、河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学校，在培养西夏研究人才、西夏学学科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相关西夏研究机构的多年运作中，在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西夏重点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培养和锻炼了西夏学的科研组织人才，使一些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组织才干的专家发挥了两方面的特长，这也是西夏学学科建设趋于成熟的重要体现。西夏研究后继有人，欣欣向荣，学界对西夏研究的前景持乐观期待。

（三）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是学科确立的又一重要标志

1980年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包括西夏文在内的20多种中国古代民族文字研究有了共同的专业学会。在研究会中相关老专家为名誉会员，王静如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史金波、黄振华、白滨都是研究会班子成员，李范文、陈炳应等是经常参加研究会学术讨论的骨干。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对西夏学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81年宁夏社会科学院成立，其中的历史研究所重点开展西夏学研究工作，韩荫晟、李范文等专家从事西夏研究工作。宁夏社会科学院也逐渐成为西夏研究基地之一。同年宁夏社会科学院与宁夏史学会联合召开了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对西夏学发展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20世纪90年代是西夏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时期。宁夏大学开展西夏研究工作，在高等院校首先建立西夏研究机构。1991年在历史系建立“西夏历史研究所”，在中文系建立“西夏文化研究所”，由王天顺、张迎胜分别任所长。1993年两所合并为西夏研究所。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合作协议，从1996年开始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由于此项目产生的良好学术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由史金波任主任。中心成立后，先后承担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项重大和重点研究项目，与国内研究单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等合作开展大型项目的研究，与国外存藏西夏文献文物的部门进行交流和合作出版，联合举办大型和中小型西夏学术研讨会，与研究和出版部门合作编纂出版《西夏文献文物丛书》《西夏学》《西夏学文库》《辽夏金研究年鉴》等，在西夏学学科建设中体现了专业性、灵活性的特点，为西夏学学科建设不断作出新贡献。

2000年初，围绕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宁夏大学进一步整合研究队伍，成立西夏学研究中心。2001年4月，教育部批准西夏学研究中心为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部共建。2009年，更名为“西夏学研究院”，陈育宁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杜建录任院长。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是中国高校中第一个融西夏研究和教学于一体的实体机构。该院有20多位研究人员，老中青形成学术梯队，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承担了多种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的重要项目，形成大量研究成果，主编出版《西夏研究丛书》（陈育宁主编），主办学术集刊《西夏学》（杜建录主编），越来越多地担负起中国西夏研究的主体责任，是当前实力最强的西夏研究基地，在中国西夏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国家有关部门对西夏学学科体系的确认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西夏文纳入“特殊学科”建设，2016年实施登峰战略“特殊学科”建设，西夏文再次被遴选为“特殊学科”建设项目。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西夏研究专家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以及其他各领域不同层级的项目。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领导小组批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首席专家为史金波，项目确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共同承担，第二责任人为杜建录。项目组织全国近百位专家，设立32个子课题，使学科专业范围进一步扩大，经过八年来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使西夏学学科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申报公告》的“资助领域”中，历数多项一级学科后，特别提到“包括但不限于敦煌学、藏学、西夏学、蒙古学、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等，共有20多项学科，西夏学名列第三。这显示出西夏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已跻身于有深厚学术基础的敦煌学、藏学、蒙古学中间，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认可和重视。

总之，70年来西夏研究由个体专家断断续续的研究，发展成国家最高研究机关和教育机关重视的学科，不断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充短板，以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和考古学为主体的西夏学学科体系逐步健全，形成数以百计的科研、教学人员队伍，学科从冷趋热，实力由弱转强，从过去鲜为人知的偏僻学问，变成知名度颇高的新兴学科。

二、创新发展，突出特点，构筑西夏学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一个学科的基础和根本依托。70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无论是西夏研究的思想理念，还是研究方法都在不断进展，西夏学学术体系已逐步确立。

（一）明确研究目的，树立正确指导思想

1.确立为弘扬国家优秀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感

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科研部门组织下的西夏研究人员，面对国外专家有关西夏研究的进展和成果，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其成果和经验，同时也认识到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且是社会历史不清晰的王朝，探索西夏的历史，揭开西夏的神秘面纱，传承这项重要文化遗产，中国专家有义不容辞的主体责任。这种理念增强了专家们不畏艰难研究西夏的学术志向。因此，在没有任何功利可求，甚至有风险的环境中，仍能不离不弃地进行西夏研究。后来陆续加入西夏研究队伍的专家们，也多具有为国家传承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感，在资料稀缺、学习西夏文十分艰难、西夏文物考古非常辛苦的条件下，都能孜孜不倦地投身西夏研究，也是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对神秘现象力图破解，对未解问题深入探索，对学术难题执意攻坚，对专业创新不断追求，也是中国西夏学家们前进的动力。

2.增强研究中国学问的学术自信和爱国情怀

中国的西夏学家在起步研究西夏时就清楚地知道，20世纪初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西夏资料被掠往国外，主要部分藏于苏联。苏联的专家们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刊布资料很少。那时包括中国专家在内的西夏学专家们，只能利用苏联专家已刊布的资料进行再研究。中国的西夏学家们认识到将流失国外的西夏资料调查清楚，并刊布出来，实现珍贵资料再生性回归，是中国西夏学家们的一个强烈的心结，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这既是开展西夏研究的必要，也体现出专家们传承中国文化血脉的拳拳爱国情怀。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与宋、辽、金并立的王朝，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有的国外专家将西夏归入所谓中亚历史范围不同，中国学者一直坚持西夏是中国的一个王朝，党项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夏本身也是多民族王朝。这样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文化对深入探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具有特殊价值。西夏的历史史实是怎样的？西夏社会、文化特色是什么？西夏文化是怎样接受、弘扬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西夏在王朝分立的状态中是怎样认同为中国的继承者之一的？我们在研究大量西夏具体问题时，会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探讨、挖掘更为深层次的学术价值。这也是西夏研究专家们逐渐形成的更为宏阔、深邃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追求。

以上的理念促使中国西夏学家们在建设西夏学学术体系时，有坚持不懈的指导思想和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决心。

3.注重学风建设成为主流共识

端正学风是一个学科学术体系建设的灵魂。鉴于一些曾经出现的学风问题，我们十分注重学风建设，比如我们对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的专家们提出八项学术要求，规范学术作风，树立为人民进行科研的精神。近些年来，中国西夏学界的学风良好向上。老专家们老骥伏枥，严格要求，积极奉献，不断进取；中青年专家多尊重前人成果，筑牢学术志向，遵守学术规范，积极参加团队项目，刻苦钻研，新著、新见迭出。

（二）在研究方法上形成学术特色

1.具有专业门类多的综合性学科特点

西夏是一个近两个世纪的王朝，外部关系错综复杂，内部典章制度齐备，因此西夏研究包括诸多专业，如语言、文字、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艺术等，甚至还涉及自然科学的建筑、医学、历法等。

西夏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文。西夏语随着党项族的消亡而成为死语言，西夏文成为后世无人可识的死文字。随着黑水城遗址等地西夏文献的发现，西夏语言文字的探索成为西夏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因其已经失去传承，研究人员面临着解读死文字、构拟死语言的艰难挑战。在西夏学学术体系中语言学和文字学占据重要地位。西夏语言、文字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解读西夏文文献、进而研究西夏历史的特殊而必要的手段。

文献学在西夏学学术体系中占有特殊位置。西夏文献包括传统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清代、民国时期和当代对西夏传统历史文献都进行过汇集、整理，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出土文献涵盖了西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反映西夏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新资料，是复原西夏历史文化、深化西夏研究的基础资料，是西夏学突破性发展的主要源泉，引起专家们的重视。特别是西夏文献中发现的大批西夏社会文书，直接反映了西夏社会特别是基层的真实面貌，对复原西夏社会起到了关键作用。西夏社会文书属于文书学范围。近年来中国文书学受到学界重视，西夏文书因数量大，价值高，研究成果显著，为中国文献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夏学一开始便与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西夏虽早已经灭亡，但还存留下很多遗址。这些遗址以及从中出土的大量西夏文献、文物，成为西夏学发轫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考古学就没有西夏学的诞生与辉煌。除享誉海内外的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外，在甘肃省武威有西夏文、汉文合璧的凉州感通塔碑，张掖有汉文、藏文合璧的甘州黑水建桥碑，酒泉有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达鲁花赤世袭碑，还有亥母洞西夏藏传佛教遗址，窑子湾西夏瓷器遗址等。在西夏腹地宁夏，有西夏都城中兴府遗址（今银川市），有承天寺塔、海宝塔、宏佛塔、拜寺口双塔、一百零八塔、安庆寺塔等，以及西夏灵武窑址等。特别是坐落在银川市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规模宏大，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正在积极筹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物考古是西夏学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夏学科的综合性，需要多领域人才参与。一方面根据新的西夏学资料的门类通过设立研究项目填补空缺，通过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和吸收博士后培养所需各领域人才，另一方面还请与西夏研究相关的著名学者参与西夏研究，如语言学家孙宏开，史学家孙继民、李华瑞，藏学家沈卫荣等，参与并指导学术体系建设。

一个学科的建设还特别需要具有多学科专深业务能力的综合性人才，这样的人才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可以起到占据前沿、攻克难点、提升水平、全面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2.具有与其他学科互补，形成交叉学科的特点

西夏学与很多学科搭界交融，形成交叉学科，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与敦煌学、藏学形成交叉学科。

敦煌学产生于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大量文书的发现和对敦煌莫高窟等洞窟群的考察、研究而显于学林。敦煌学历经百余年，参与研究的国内外专家众多，硕果累累，是享誉世界的成熟学科。西夏统治敦煌近两个世纪，在莫高窟、榆林窟以及河西一带的中小洞窟中，留下了大量形象和文字资料。因此，敦煌学中包含了部分西夏学内容，西夏学中也有一部分敦煌学的资料。黑水城西夏资料的发现与敦煌石室资料的发现时间相差不多，但因黑水城发现文献中大多是当时难以识读的西夏文，加之俄国至苏联时期将黑水城文献秘藏于馆库，未能及时公布，因此研究滞后近半个世纪。敦煌学因为起步早，方法成熟，成果丰厚，而成为西夏学专家们学习借鉴的对象。

藏学也是较早形成的学科。西夏主要信奉佛教，开始从中原地区接受佛教，中后期又接受、发展藏传佛教。西夏用西夏文和汉文翻译藏传佛教佛经，接受藏传佛教仪轨和绘画，建设藏传佛教寺庙，礼聘藏族僧人为帝师，成为第一个全盘接受藏传佛教的王朝。现存的西夏藏传佛教文献、绘画和宗教遗址不仅是研究西夏佛教的宝贵资料，也是藏学家研究12—13世纪藏族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新发现的西夏文资料还表明，西夏时期河西地区藏传佛教的广泛流传，使蒙古宗王阔端这样的关键人物能先期接受藏传佛教，为凉州会谈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3.具有开发大量新资料，夯实学术基础的特点

中国历史上有关西夏的资料，因未修西夏史而显得稀少和零散。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已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其中的主要资料。韩荫晟先生对传统汉文资料系统搜集整理，于1983年出版《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2册，后又于2000年出版全部9册，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夏研究的瓶颈仍是缺乏新资料，要有新的突破，就需要新的资料。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西夏研究就属于既有新发现的材料，又存在很多尚难解明问题的学术领域。

中国的西夏学家在获取新资料方面有重要突破。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直接关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合作，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汉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从1996年开始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截至2011年其中的汉文部分1—6册，西夏文世俗文献部分7—14册已经问世，至今佛教典籍部分15—29册也已出版。这一大型文献丛书基本上涵盖了流失到俄罗斯资料的全部内容，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重要的资料，开辟了广阔的科研前景。当代西夏研究的重要成就和主要突破点，多来源于这批黑水城出土的文献。

21世纪初，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纂的《英藏黑水城文献》5册（2005—2010年）出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的《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2007年）和武宇林、荒川慎太郎编的《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上下册，2011年)也相继出版。这都为西夏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中国国内也有不少部门存藏有西夏文献，共一万余面，是除《俄藏黑水城文献》以外数量最多的出土西夏文献。这些文献历时时间长，包括党项族早期、西夏、元代、明代几个历史时期。由于分别存藏于各地图书、文博部门，既有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新疆等西夏故地，又有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研究人员查找、借阅十分不便。21世纪初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十几个存藏单位，编纂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20册）（2005—2007年），又为西夏研究提供了一批可资利用的新资料。

西夏文物中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都很丰富，学术价值很高，其中以宁夏、甘肃、内蒙古等西夏故地最为集中，也有不少文物存藏于其他地区。其中可移动文物多藏于各文博部门，查看、使用不易。将这些西夏文化遗产调查清楚，整理编纂出版是西夏研究专家们的又一心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立项后，设立重大课题，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普查西夏文物，分5卷出版《西夏文物》丛书。八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关怀和支持下，顺利推进。先后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出版塔拉主编的《西夏文物》（内蒙古编）（4册）、俄军主编的《西夏文物》（甘肃编）（6册），李进增主编的《西夏文物》（宁夏编）12册。樊锦诗主编的《西夏文物》（石窟编）、杜建录主编的《西夏文物》（综合编）也已基本编纂完成。各编分10类编纂，每一种文物收录多幅图版，并有详明文字叙录。这是首次建立完整的西夏文物资料体系，并形成西夏文物数据库，是一项具有开创性和基础性的重要学术工程。

上述大批西夏研究新资料的出版，为西夏学深入研究提供了大批原始资料，突出了新资料优势，夯实了学术发展的基础。在近些年中国各朝代历史研究中，西夏研究新资料的收获成就显著，受到学界的赞赏。

4.具有攻坚克难，不断登峰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西夏研究是在国外领先、国内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西夏文字的构造处于探讨阶段，所能认识的西夏字在6000多字中不足三分之一，很多西夏文基本字词尚不能解释，很多重要语法现象不清，难以翻译西夏人撰著的原始文献。

中国的西夏学者没有选择容易译释、容易出成果、有汉文文献对照的文献研究，而是不畏艰难，瞄准解释西夏文字形、字音和字义的《文海》进行全面翻译、研究。史金波首先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后来两位同事白滨、黄振华陆续加盟。当时做成数万张卡片，以字系条，作出全文索引，解析推敲，识读未解文字的能力大大提高。经过五年的攻关，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使西夏文字绝大部分得到解释。后来李范文利用大量《文海研究》的资料和成果以及其他资料，编纂出版《夏汉字典》，方便查找西夏文字。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用俄文翻译出版了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刊布了原文并进行了研究。此部长达20卷（缺1卷）的法典，内容极为丰富，负载着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等重要资料。鉴于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史金波、聂鸿音、白滨、黄振华，共同承担起翻译此法典的艰巨任务。由于此法典涉及西夏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很多不熟悉的事物，不像译自汉文的典籍和佛经那样有汉文文献可以参考，难度很高。他们知难而上，集体攻关，经过五年的努力，于1994年将《西夏天盛律令》作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中的一种出版，为西夏学界提供了很多难得的重要资料。此后西夏学家们以此书内容为基础所做的学术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推动了西夏学的进展。如杜建录于2002年出版的《西夏经济史》即利用《西夏天盛律令》中的大量资料，成功地对西夏经济做了系统解读。

在俄罗斯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献时，我们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000余号，包括户籍、账籍、契约、军籍、告牒、书信等。这些西夏文草书文献，多是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珍贵原始资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皆可与敦煌石室发现的社会文书相媲美，对研究、认识西夏社会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释读西夏文文献本来就很困难，解读西夏文草书难度更大。而且这些文书多是残页，或缺头少尾，或字迹不清，不少文书两面皆书写文字，笔画透墨，相互叠压，难以辨认。面对这样一批资料，投入很多精力去解读，并无必胜的把握。但我选择了迎难而上，决心啃这块硬骨头。经过七八年的摸索、探讨，西夏文草书的奥秘逐渐被破解，不仅整理出文书目录，还对西夏经济、军事文书进行深入研究，陆续发表论文，先后于2007年、2018年出版《西夏社会》和《西夏经济文书研究》两本书，《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也即将付梓，对揭示鲜为人知的西夏社会、经济、军事状况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认识。

在出土文献中有不少汉文文献，数量很多，价值不菲。这些汉文文献也多是残页或残片，整理研究难度很大。专家们利用熟悉文献和研究方法的优势，克服文献残碎、字体潦草难认、时代跨度大、涉及王朝和民族多、内容驳杂的诸多繁难，组织团队攻关，终于收获重大成果。2008年由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册原始文献，被分类整理出版。2012年由孙继民等著的《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被选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将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由杜建录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10册，作为“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的重大项目于2016年出版，对中国藏黑水城出土4000余件汉文文书，逐一进行录文、叙录、校勘和注释，着力文献的解读研究，是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同年，杜建录著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进一步提升了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水平。

中国的西夏学家多能够选择学术价值高、突破难度大的课题，奋力冲击一个个学术制高点，使西夏学学术体系建设不断创新，不断完善。

5.具有广泛实行合作，集体攻关的特点

以古代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的西夏学，既需要专家个人努力钻研，不断奋进，展示学术智慧和才华，取得创新成果，同时也需要专家们共同合作，集体攻关。特别是对一些工作量大，花费精力和时间更多，学术界和社会期待早出成果的课题，更需要合作完成。

西夏学的很多重要成果是在本部门内专家合作完成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出版的《文海研究》《类林研究》《西夏天盛律令》等，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等。

有的西夏学重大项目需要更多部门的专家参与。如《中国藏西夏文献》（20册），即是全国各地十几个部门共同参与的项目，是西夏学术界团结协作成功的典型事例。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也属于多部门、多位专家合作完成的重要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需要多领域、多方位地冲击西夏研究的前沿，出版“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西夏文物丛书”“西夏学文库丛书”等，更需要联合多地区、多部门的西夏学专家通力合作。国内30多个部门的近百位专家，在统一布局下，各展所长，形成合力，在西夏学学术体系建设中做出了新的贡献，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影响，使西夏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集体合作可以加强西夏学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和互补。西夏学是多领域、多专业的学科，而西夏学专家往往是熟悉一两个或几个领域。参加合作项目可使专家们了解更多的西夏学专业，相互学习、交流、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更快地提高专业水平和综合、宏观研究能力。集体项目中资深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专家、藏学家、敦煌学家等，或主持项目，或参加指导学术会议，通过言传身教，把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和专深的学识传授给西夏学界同仁，是对学术发展更为可贵的贡献。

集体合作对培养年轻一代西夏学人才能起到推动作用。年轻的西夏研究者通过承担集体项目具体任务，身上压了担子，能尽快进入研究角色，打牢专业基础，提高科研能力。同时也便于就近向老一辈西夏学专家学习、请教，潜移默化地增长专业知识，提升搜集、整理、运用资料的能力和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使年轻人尽快成熟，担当更重要的科研任务。

中国的西夏学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专家们不仅与过去西夏研究有良好基础的俄国、日本的有关部门和专家建立和发展了密切交流与合作的关系，近些年来，又与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波兰等国发展了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特别是对流散于海外的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进行系统调查，中外合作编纂在中国出版，实现了多项流失海外文化遗产的再生性回归，增添了大量新资料，成就突出，口碑极好。此外，中国的西夏研究成果也开始实现双向交流，走出国门，彰显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化自信。《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获得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西夏文教程》获得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外译项目，将由国外有资质的出版社出版。

总之，中国西夏学在构建学术体系过程中，初步形成了值得继续总结和提高的学术体系特点。

三、创新成果，全面发展，加强西夏学话语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夏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几代西夏学专家薪火相传，不断发力，西夏研究有了长足进展，话语权不断增加。

（一）各领域成果累累，取得越来越明显的学术话语权

当今的西夏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果少、声音小的落后局面相比，在诸多领域创造了很多高水平、原创性成果，跻身学术前沿，从难度中获得高度，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对国际西夏学的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在语言文字方面，有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著《文海研究》（1983年），李范文著《同音研究》（1986年），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1999年），韩小忙著《〈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2008年)和《〈同音背隐音义〉整理与研究》（2011年），史金波、中岛干起等著《〈文海宝韵〉研究》（2000年），张竹梅著《西夏语音研究》（2004年）。台湾西夏学家龚煌城先生深入研究西夏语言，构拟西夏语音，被西夏学界广泛采用，成就十分突出。他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果集中刊布于《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2002年）。近年还有史金波著《西夏文教程》（2013年）和贾常业著《西夏文字揭要》等。

在历史方面，有吴天墀著《西夏史稿》（1980年），白滨著《元昊传》（1988年），周伟洲著《唐代党项》（1988年），白滨著《党项史研究》（1989年），王天顺主编的《西夏战史》（1993年），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1995年），李蔚著《简明西夏史》（1997年），李华瑞著《宋夏关系史》（1998年），王天顺主编的《西夏地理研究》（2002年），李锡厚、白滨、周峰著《辽西夏金史研究》（2005年），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2005年），汤开建著《党项西夏史探微》（2005年），史金波著《西夏社会》（2007年），杨蕤著《西夏地理研究》（2008年），杨浣著《辽夏关系史》（2010年），鲁人勇著《西夏地理志》（2012年）,杨富学、陈爱峰著《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2012年）等。

在法律方面，有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的《西夏天盛律令》（1995年），陈炳应著《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年），王天顺主编的《西夏天盛律令研究》（1998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00年），杨积堂著《法典中的西夏文化——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研究》（2003年），杜建录著《〈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2005年），陈永胜著《西夏法律制度研究》（2006年），周峰著《西夏文〈亥年新法第三〉研究》（2016年），刘双怡、李华瑞著《〈天盛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比较研究》（2018年）等。

在经济方面，有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1994年），杜建录著《西夏经济史研究》（1998年），杜建录、史金波著《西夏社会文书研究》（2010年），史金波著《西夏经济文书研究》（2017年），潘洁、李玉峰著《西夏农业研究》（2020年）等。

在文化方面，有史金波著《西夏文化》（1986年），张迎胜主编的《西夏文化概论》（1995年），张廷杰著《西夏战事诗研究》（2002年），于光建著《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2014年）等。

在风俗方面，有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著的《圣立义海研究》（1995年），佟建荣著的《西夏姓氏辑考》（2013年）和《西夏姓名研究》（2015年），史金波著的《西夏风俗》（2017年）等。

在宗教方面，有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史略》（1988年），韩小忙著《西夏道教初探》（1998年），谢继胜著《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2002年），林英津著《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2006年）。近些年又有杨志高著《西夏文〈经律异相〉整理研究》（2014年），王培培著《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2015年），孙昌盛著《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整理研究》（2015年），崔红芬著《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2015年）和沈卫荣著《西夏藏传佛教文化研究》（2018年）等。

在艺术方面，有孙星群著的《西夏辽金音乐史稿》（1988年），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著《西夏美术史》（2001年），西夏博物馆编、汤晓芳主编的《西夏艺术》（2003年），上海艺术研究所、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著的《西夏艺术研究》（2009年），陈育宁、汤晓芳著的《西夏艺术史》（2010年）等。

在文物考古方面，有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年），有陈炳应著《西夏文物研究》（1985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著《西夏文物》（1988年），马文宽著《宁夏灵武窑》（1988年），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的《西夏佛塔》（1995年），许成、杜玉冰著《西夏陵》（199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编《大夏寻踪——西夏文物辑萃》（2004年）。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闽宁村西夏墓地》（2004年）、《拜寺沟西夏方塔》（2005年）、《山嘴沟西夏石窟》（2007年），又与银川市西夏陵管理处合作出版《西夏三号陵》（2007年）、《西夏六号陵》（2013年）。牛达生先后出版《西夏考古论稿》（2013年）、《西夏钱币研究》（2013年）、《西夏考古论稿》（二）（2018年）等。

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2000年），牛达生著《西夏活字印刷研究》（2004年），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著《西夏建筑研究》（2016年），梁松涛著《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2015年），彭向前著《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2018年）等。

此外还有大量汉文和西夏文文献整理、译释、研究著作。如陈炳应著《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1993年），李范文、中岛干起编著《西夏文杂字研究》（1997年），聂鸿音著《西夏文德行集研究》（2002年），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2005年），克恰诺夫、聂鸿音著《〈孔子和坛记〉研究》(2009年)，孙伯君著《西夏文献丛考》（2015年），梁继红著《武威出土西夏文献研究》（2015年），惠宏、段玉泉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2015年），周峰编《21世纪西夏学论著目录（2001—2015）》（2019年）等。近年来，《西夏学文库》又陆续推出一批新的西夏研究成果。

传统汉文文献整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如罗矛昆校点《西夏纪》（1988年），龚世俊等的《西夏书事校证》（1995年），胡玉冰的《西夏志略校证》（1988年）、《汉文西夏文献丛考》（2002年）、《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2007年）和《西夏书校补》（2014年）。

西夏研究形成了整体推进的态势，已经发表的西夏学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的西夏学著作数以百计，近些年每年问世的西夏学著述呈不断上升趋势。以上所列仅是部分著作，囿于个人经历，难免轻重偏颇，挂一漏万。

中国的西夏学受到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很多知名的出版社都出过西夏研究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由于西夏研究成果不少是资料新、用力勤、质量好的作品，往往由出版社通过申请出版基金补贴出版，西夏学优秀成果出版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目前甘肃文化出版社又以大手笔、大规划支持西夏学，集中优秀编辑人才，倾力推进出版《西夏学文库》，将这一项目申请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近些年来，大型西夏学术研讨会不断举办，特别是两年一度的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已经举办了6次，成为西夏学交流平台的知名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琳琅满目的西夏学著述标志着西夏学的繁荣发展，是使西夏文献、文物“活起来”的典型例证，显示出中国西夏学话语权重越来越大。

（二）恢复西夏的历史地位，为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做贡献

由于元代修前朝历史时未修西夏史，后来的历史著作中称10—13世纪这一历史时代时，往往称为“宋代”或“宋辽金时期”，西夏王朝被忽视甚至无视。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做指导，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西夏王朝逐渐有了一席之地。1957年张家驹和袁英光二位先生分别发表了《我对“宋辽夏金元”一段教学的几点体会》《关于辽宋夏金元史中的几个问题》，把西夏和宋、辽、金并列，可谓有先见之明。随着西夏研究的明显进展，学术界对西夏王朝的了解越来越多，将那一时期称为“辽宋夏金时期”，把西夏排入王朝序列。1979年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册中，西夏史与辽、金史并列为其中的一章，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此后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词典》中，《辽夏金元史》（1986年）为其中一卷。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第三编为“五代宋辽金西夏元的统一”（1990年）。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白滨撰写西夏史部分，收入第七卷（1999年）《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更多西夏历史的内容进入中国通史。史金波、关志国著的《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第五章为“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学”（2018年）。

过去中国的通史性专门史，皆无西夏内容。由于西夏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内容的发表，大大丰富了西夏社会的内容，不少门类的通史性著作开始将西夏纳入其中。如《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中朱瑞熙等著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为一册，其中将西夏社会生活的部分收入书中。张树栋主编的《中华印刷通史》（1999年），列专节论述西夏的刻书事业和活字版印刷。《中国风俗通史》（1999年）中有“西夏的饮食”一章。《中国服饰通史》（2002年）有“西夏的服饰”一章。《中国妇女通史》有《辽金西夏卷》（2011年），其中有西夏部分。《中国殡葬史》第六卷为《辽夏金元》（2017年），其中也有西夏部分。总之，越来越多的专门史将西夏作为一个王朝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现在国家编印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在中国历史部分的第三单元为“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更加明确了西夏王朝在当时的历史地位。

西夏历史地位的恢复和确定，理顺了辽宋夏金时期的各政权之间的关系，对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做出了贡献。

（三）将获得的专业西夏知识传向社会，服务人民

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学专家们早就注意将专业的科研成果以简明、通俗的笔触写成通俗性著作，撩开西夏神秘的面纱，发挥历史学的知识功能，使西夏研究曲高和众，让更多关心、喜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众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西夏。史金波在1986年出版《西夏文化》，简明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夏的历史和文化，利用了新发现的西夏文资料，归纳了西夏文化的特点。1992年聂鸿音出版了《塞北三朝》，雅俗共赏地描绘了辽、夏、金的历史和文化。1997年史金波、黄艾榕出版了《西夏用兵史话》，通俗地描绘了西夏的军争战事。近些年来，关于西夏的通俗作品不断推出，有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说西夏》（2009年），聂鸿音的《打开西夏文字之门》（2014年），史金波的《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2015年）。2016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推出了“正说西夏系列丛书”，包括《话说西夏》《解密西夏》《还原西夏》和《西夏文明》，既科学地反映了西夏的历史，又通俗易懂。

用西夏文物展览宣示西夏文化，是利用形象资料达到普及西夏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银川市的宁夏博物馆早期曾主持西夏陵的发掘工作，存有大量珍贵西夏文物，常年有西夏文物展览，接待了大量参观者。在银川市西夏陵区附近建有西夏博物馆，专门展出西夏文物。2019年6月12日在国家文物局和银川市政府的支持下，西夏博物馆新馆落成开馆，展览规模扩大，吸收了更多新的研究成果，用现代化的手段向观众展示更为生动的西夏。

西夏文物展览还走进首都北京，2002年8月1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西夏珍贵文献文物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宁夏西夏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展出了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平时难以见到的西夏时期、蒙古时期和元代的西夏文文献，以及珍贵西夏文物。

2004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宁夏文化厅联合举办的《大夏寻踪——西夏文物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包括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等国宝级文物和国家一级文物一百余件，从西夏文字、西夏工艺、西夏佛教、西夏建筑等方面展示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后宁夏博物馆利用这一品牌在全国很多省区举办展览，成功地推介了有特色的西夏文化。2018年6月9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省博物馆与宁夏博物馆合作展出西夏文物和当地播州土司文物，创意地推出“对话，西夏与播州”，请西夏学专家和贵州土司遗址考古专家进行别开生面的对话，解读两种文化的交汇与碰撞。

西夏文物展览还曾走出国门到国外展览。1988年3月至8月宁夏博物馆应邀在日本东京等地举办《西夏文物展》，展示了中国这个古代王朝的文化魅力，引起很大轰动。

利用影视手段记录、介绍西夏是西夏学在新阶段的新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宁夏电视台就拍摄了电视纪录片《西夏文物》，首次以影视的手法展示西夏文物，介绍人们不熟悉的西夏王朝，令人耳目一新。不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了电影纪录片《黑水城遗址》，又一次以形象的手法展示黑水城遗址，介绍西夏。20世纪90年代宁夏电视台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贺兰雪》，艺术地再现了西夏前期的历史，使西夏历史受到社会各界关注。2001年中央电视台10频道开播后，《发现与探索》栏目播出的丝绸之路系列节目中有《黑水城》一集。2002年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了科学纪录片《寻找西夏》，同年10频道《科学历程》节目播出了《西夏文字》两集。2004年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连续播出5集电视纪录片《尘封不住的西夏》，总长达200多分钟，利用大量西夏文物、文献并聘请专家分专题解读流光溢彩的西夏历史文化，增强人们了解西夏的热度。2011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第19期，通过介绍西夏学家，展示西夏历史文化和新的研究进展。

2015年中央电视台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部联手推出10集大型历史纪录片《神秘的西夏》，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又一次掀起了西夏热。电视片以现代化手段将多年来丰硕的研究成果用影视手法形象地转化为大众知识，使观众通过鲜活的画面和深入浅出的解说增进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认识，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状况。以上多种类型的西夏影视作品都有西夏学家积极参与，或进行策划，或撰写脚本，或现场解说，或担任顾问。如在电视片《神秘的西夏》有四位西夏学家史金波、李范文、陈育宁、杜建录担任顾问，史金波还在《人民日报》发表影评，进行推介。

用影视片展示西夏，不仅可以向社会介绍、宣传西夏各方面的科学知识，使人们了解西夏、关注西夏，还大量记录西夏的文物、文献，起到积存资料、方便利用、促进科研的重要作用，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发展的必然。通过影视手段使西夏研究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满足了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弘扬了历史文化，扩大了西夏学的话语影响，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丰富内涵，践行了学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四）提炼历史精髓，为中国的繁荣发展和团结统一做贡献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优秀文化遗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1.发掘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

经过专家们研究，西夏在历史上有诸多可圈可点的独特贡献，简介数项于下：

——接受中原地区文化，尊崇儒学，其他王朝尊孔子为“文宣王”，西夏是唯一尊孔子为“文宣帝”的王朝。

——在借鉴和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创制了记录党项民族语言的西夏文字，并遗存有大量丰富多彩的文献。

——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古代继《唐律》《宋刑统》之后流传下来的一部王朝法典，也是唯一保存下当时版本的法典。

——重视王朝内各民族的交往，编纂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双语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

——西夏文字的使用直达基层，存留下大量社会文书，其中的军籍文书是中国最早的军籍实物。

——承续和发展中原印刷事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设刻字司的王朝。西夏开创了少数民族文字印刷，保存有大量珍贵早期木雕版，首创草书雕版印刷。

——继承泥活字印刷，成功实践木活字印刷，保存有多种中国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保存有多种西夏文、汉文写本、刻本、活字本历书，其中有连续八十多年的历书，为历史上罕见。

——崇信佛教，用西夏文翻译汉文佛经，是第一个将汉文大藏经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王朝，还保存着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幅反映译经场面的译经图。

——开创帝师制度，改变了过去认为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是首封帝师的认识。

——西夏陵出土的鎏金大铜牛，重达188公斤，比例匀称，造型逼真，是罕见的艺术珍品，为国宝级文物，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坐落在丝绸之路的凉州感通塔碑、甘州黑水建桥敕碑和肃州达鲁花赤世袭碑，是西夏时期和元代西夏后裔所建，分别用西夏文和汉文、藏文和汉文、回鹘文和汉文镌刻，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和汉文化的主体地位。

——西夏陵园占地50多平方公里，各帝陵陵台为密檐式塔形，为西夏独创。西夏陵是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已列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黑水城遗址是西夏王朝另一座大型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物、文献，使西夏研究峰回路转，别开生面。

西夏研究嘉惠学林的贡献远不止上述。继续挖掘西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讲好西夏故事，是服务大众、服务国家的善举。

2.为维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贡献

西夏学专家还在维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实际贡献。中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在11世纪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前些年有的国外专家借口未见到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而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出质疑甚至否定。中国的西夏学家史金波、牛达生、孙寿龄等根据掌握的新资料，挺身而出，展示出经过挖掘和研究的多种西夏活字印本，填补了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的空白。后史金波又与回鹘研究专家联合研究西夏文活字本和回鹘文木活字，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出版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论述活字印刷从中原向西传入到西夏和回鹘地区，并进一步改进、发展，证明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传播与使用是当时中华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融合了中原与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智慧，显示出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了优秀文化，进一步确认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术的地位，为活字印刷术西传欧洲提供了新证据，维护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2000年6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成果座谈会，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联播对该书出版研讨会做了报道。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京时，法国驻北京领事馆官员和伯希和将中国唯一传世的珍贵西夏文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6册趁乱掠往法国，后分藏于法国和德国。此文献具有文献学和版本学的重要价值。查找这些流失海外的国宝级文献，是中国西夏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史金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于2011年专程到法国、德国调查，在法国吉美博物馆找到3册。后中法双方于2018年合作将藏于法国的3册出版，使流失100多年的珍籍魂归故土。后又委托留学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专家继续查找。后在海外华人学者的帮助下，得知原藏于德国的文献有一册藏于波兰时，史金波又于2018年只身飞到波兰，终于在雅盖隆大学图书馆见到此文献，全部拍摄照片带回。

3.总结历史经验，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和团结统一做贡献

西夏也是多民族共居王朝，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建国经历、民族构成等因素，加之统治者对各民族相对比较平和的态度，使其未划分辽、金和元代那样的民族等级、实行明显的民族压迫政策，西夏境内民族关系比较缓和。其法典中规定，在西夏朝中各族官员以职务高低排列，不以民族分等。依据现有的资料看，整个西夏时期没有民族起义的记载。历史经验证明，民族和睦、民族团结对社会的发展，对人民的幸福至关重要。包括西夏在内的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研究有助于拂拭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权衡利弊得失、参酌制定政策。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有全国性的统一时期，也有在中国范围内的政权分立时期。西夏所处的辽宋夏金时期就属于政权分立时期。前期宋朝与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朝、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三足鼎立，后期南宋与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金朝、西夏并立。经过对多种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得知，尽管西夏与宋朝分庭抗礼，但西夏不自外于中国，与宋、辽、金一样认为是继承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叙述佛教发展时，从汉朝叙及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后至五代、宋朝，然后叙及西夏，看来西夏自认承续上述中国各王朝，当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止西夏，当时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有这样认同中国的华夏正统观念。中国历代王朝讲究德运，各王朝以金、木、水、火、土五德传承，是华夏正统观的重要体现。在西夏文《圣立义海》中，有“国属金”的记载。当时辽、宋、夏、金各朝自诩中国正统，德运分别为水、火、土、金，证明当时各朝虽主体民族不同，但都认同中国的帝统，视本朝为其支脉，这是对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共同认知。这些关键的资料对理解中国政权分立时期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回顾70年来中国的西夏学在多数专业领域居于前沿，在研究成果上硕果频出，创作出不少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有7项成果先后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有多种著作荣获国家省部级奖项，在西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显著成就，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西夏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项国际化学问，需要各国专家各展其长，通力合作。但西夏在中国，西夏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的专家在西夏研究中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主体责任是分内之事。当前西夏研究方兴未艾，为更好地推动西夏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厚植为民情怀，争学术之“名”,求国家之“利”，戒骄戒躁，再接再厉，顺应学术发展规律和趋势，瞄准学术发展前沿，开拓新视域，继续打造学术名牌，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成绩面前找差距，在优势面前找弱点，在长项面前找短板，防止只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功利主义，防止避难就易的畏难情绪，防止缺乏宏观考量的碎片化倾向，防止不下功夫的投机取巧行径，防止一味夸大渲染的猎奇做法，防止弄虚作假的抄袭侵权行为。

我们在新时代要继续增强科研工作的历史担当，牢记使命，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踏实苦干，既要夯实基础研究，又要提升宏观视野，为弘扬这份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尽责尽力，在加快、深化、完善西夏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取得更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