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电影往事

叉少

《英雄儿女》中的王成

残酷战场

1952年10月，位于朝鲜中部五圣山南麓的上甘岭爆发激战。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志愿军一三五团九连和一连就把储备的弹药打光了，共发射40万发子弹，投掷手榴弹、手雷近万枚，打坏机枪几十挺。

上甘岭的血战持续了43天，残酷程度世所罕见，也是影响战争全局的關键一战。

战役结束两年后，导演沙蒙带队到上甘岭进行实地考察。他们起先还陶醉在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海里，但走过那个山头一看，就像天堂与地狱的分界线，眼前的景象变得黑乎乎的，没有一棵活着的树。在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的597.9高地主峰上，整个山头都被劈开了，已被填塞的坑道里还有烈士的尸骨。

经过两个月的朝鲜之行、4个月的国内采访，电影《上甘岭》进入剧本创作阶段。21岁的演员张亮将扮演通讯员杨德才，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黄继光。

拍“飞身堵枪眼”那天，导演在收工后把他叫住，说要加一个镜头，即杨德才在扑向敌人机枪口的瞬间，回头喊了一声“连长”。

《上甘岭》中的杨德才

在真实的战斗中，黄继光喊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当时他受伤趴在地上，往前面扔了一颗手榴弹，战友们等手榴弹炸响就准备冲锋，但刚站起来，就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了下去。

这时，黄继光抬起头往后面望了望，爬到敌人的工事旁边，然后朝战友的方向喊了几句话，但机枪声太大，谁都没听见。最后他就用手抓着麻袋，使劲扑上去，堵住了枪眼。

电影中杨德才牺牲时喊的那一声“连长”，让许多观众记忆犹新。

为了贴近真实，导演还请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战士来当军事顾问，其中有坚守坑道14个昼夜，带领连队打退敌人几十次进攻的赵毛臣。但是影片上映后，很多一起蹲守过坑道的战友都问他：“那个坑道就这个样儿？你就没有把真实情况拍出来啊！”

电影里，缺水少粮的战士们在坑道里打牌、下棋，与突然闯入的松鼠嬉戏。而实际情况是，几十乃至上百个战士在坑道里人挨人地站着，还要给伤病员留出半躺的空间。由于排泄物污染了水源，他们长时间没有水喝，渴到要张开嘴贴着四周的凉石头才能稍微缓解的程度，最后只能喝自己的尿。

所以，凡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战士都说，这部电影离真实的战争太远了。可这正是导演沙蒙的坚持，他刻意回避了真实的坑道和近战肉搏的情节，他对不理解的演员说：“我就是要表现和平，不能给观众刺激的镜头，要给他们最美好的镜头，这样观众才能记住你、回忆你。”

除了镜头设计，沙蒙认为这样一部战争片，中间一定要有一首插曲。

一条大河

被请来写插曲的是28岁的词作家乔羽和34岁的作曲家刘炽。从南昌赶到长春的乔羽被已拍出的片段打动，但也犯了难，他和刘炽上一次合作的歌曲是为孩子们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回面对上甘岭这样惨烈的战役，他不知从何处下笔。

乔羽憋了好几天写不出一个字，他一度想放弃，因为整个摄制组停工待料地等他，每天的成本就有3000元。导演沙蒙天天都到他的屋里，也不多说话，坐一会儿就走。

一天，乔羽正苦恼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雨后他走到小河边看到一群孩子在欢笑奔跑，脑子里马上涌出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困扰他两个星期的歌词几分钟就写完了。沙蒙拿着词反复看了半天，说了句：“就它了。”

第二天，沙蒙又来了，问为什么不写“万里长江波浪宽”。乔羽说：“不管你是哪里人，家门口总有一条河，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家乡的那条河，不要说是哪条河，就一条大河吧。”

歌词通过了，犯愁的人换成了刘炽，那几天他在大半夜高声地唱各种歌，吵得别人没法睡觉，他还让同屋的演员张亮给他朗诵乔羽写的词。折腾了半个月，《我的祖国》终于完成了。

《英雄儿女》中的王芳

演唱这首歌的郭兰英当时才二十几岁，她问领导，开头的一条大河是指哪条河，领导也没想过这个问题，随口说：“就你们山西那条河吧。”郭兰英再问山西的哪条河，领导有点儿不耐烦，说：“你想哪条就是哪条。”录音的时候，郭兰英心中想的是母亲河黄河。

在影片中唱起《我的祖国》的角色是卫生员王兰，她的原型叫王清珍，参加上甘岭战役时还不到16岁。当时，她一个人在山下护理20多个伤员，每顿都吃伤员们的剩饭，如果没剩下来的，卫生员们就饿一顿。

当时有一位伤员需要锯腿，看她年纪小，就问她怕不怕，王清珍说：“你们不怕，我也不怕！”这位战士很乐观，忍着痛对她说：“给我唱首歌吧。”王清珍戴着口罩不方便唱，但一想到伤员的痛苦，就一边包扎一边哼起了陕北民歌《南泥湾》。

向我开炮

在上甘岭战役结束的1952年冬天，作家巴金来到朝鲜，他在采访中听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失散多年的父女在朝鲜战场重逢了，父亲王文清是政治部主任，女儿王芳是部队的宣传干事。

1961年，巴金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取名《团圆》。两年后，导演武兆堤把它搬上银幕。武兆堤出生在美国匹兹堡，5岁跟父母回到中国，19岁那年去延安当了文艺兵，拍《英雄儿女》之前，他已经和苏里联合执导了著名电影《平原游击队》。

在原著里，巴金对王芳哥哥王成的描写只有一句话：“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武兆堤对编剧毛烽说：“你在朝鲜战场待了3年，要把王成这个人物立起来。”于是就有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经典一幕。

王成的形象来自多位战斗英雄，有抱起炸药包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但他没有说过“向我开炮”的话，武兆堤和毛烽是在战地记者洪炉的一篇报道里发现了说过“向我开炮”的两个原型，蒋庆泉和于树昌。

这两个人都是部队的步话机员，肩负着指引炮兵打击敌人的任务。

词作家乔羽

据蒋庆泉回忆，那场战斗他们连只剩下十几个人，最后退到碉堡里，他想冲出去拼命，被战友拦了下来，让他呼叫炮火。50米、30米、10米，敌人越来越近，最后蒋庆泉对着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开炮！我们不撤了，就战死在这吧。”蒋庆泉没有战死，他让炮弹震晕后被敌人俘虏。

两个月后，在另一个山头传来同样的声音。这位步话机员叫于树昌，那次战役成功阻挡住敌人最后一次猛烈进攻。不久后《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于树昌的名字也开始在全国传播。

挑选演王成的演员时，武兆堤力排众议地选择了个头不高、形象普通的刘世龙，他看重的是这个小伙子的当兵经历。刘世龙9岁就跟着父亲、姐姐参加新四军，从小就在文工团长大，1949年还在四川、贵州剿匪一年多，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兵。共和国成立后，刘世龙被推荐到北京电影学院，扮演过《董存瑞》里的通讯员。看了《英雄儿女》的剧本，虽然王成在影片开始17分钟就牺牲了，但刘世龙做梦都想演好，为此他回到部队历练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这部电影的外景地选在沈阳至丹东的路上。王成牺牲的阵地是在本溪南芬找到的，那是一片老乡的高粱地，剧组把地炸了一遍，挖战壕，修工事，埋了108个炸点。实拍的时候，刘世龙端着十几斤重的苏式机枪在火海中穿行。“向我开炮”那场戏一次就过了，回去的时候，刘世龙一身黑灰，脸上有灼烧的痕迹，头发、眉毛都有烧焦的地方，军装也烧出几个大洞，他不想弄脏剧组的车，就爬上道具车返回招待所。

电影上映后，刘世龙扮演的王成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代表。在朝鲜战场上，有太多和他一样其貌不扬的小个子战士，就像影片插曲《英雄赞歌》里的那段朗诵，“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

为了抒发更多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英雄儿女》也同样需要一首插曲，《英雄赞歌》就这样诞生了。在电影里唱响它的是文工团团员王芳，她的扮演者刘尚娴是武兆堤委托谢晋导演在电影学院找到的，当时她刚毕业。

作曲家刘炽

1994年12月，刘世龙、刘尚娴一块儿到医院探望病重的巴金。看到自己笔下的“王成”“王芳”兄妹，巴金挥着双手不停地招呼。刘世龙含着眼泪贴着巴金的耳朵说：“巴老，我是王成。”他还说了电影中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刘尚娴也说：“我是王芳。”

巴金缓缓地说：“《英雄儿女》拍得好，我很喜欢，我看过好几遍。我没有把作品写好，是电影改编得好，导演导得好，你们演得好。我只是提供一个故事，电影把它的内容变丰富了。”

遇水架桥

《上甘岭》《英雄儿女》里的美国兵都是战士们贴着纸壳做的假鼻子演的，但演员手里的武器都是真枪。有一回越南电影代表团来长春电影制片厂参观，看到道具仓库分门别类摆放的武器，感到很惊讶。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终于等来了又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大片——《金刚川》。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后阶段的金城战役中，为了守住一座至关重要的桥，志愿军同美军展开了生死较量。

影片结尾，再次响起了《我的祖國》和《英雄赞歌》的旋律，在金刚川那座用生命筑起的浮桥上，完成了对“一条大河”和“向我开炮”最激昂与深情的致敬。

（画堂深摘自微信公众号“往事叉烧”，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