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随想

凌继尧 王谦

凌继尧教授，1945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62至1968年在北京大学读本科，1978至1981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1981至1994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中文系任教，曾任南京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1992年2月被评为教授，同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调入东南大学，现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任。曾是全国唯一的艺术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5、6届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2-2014），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第7届专家组成员（2009-2015）、艺术学专家评审组召集人（2012-2015）。在凌继尧教授担任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带头人期间，该学科在2012年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在艺术学学科排名第一，在2017年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学科。

王谦：凌老师您好！您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的，您在阔别母校十年后，重新返回母校读研究生，当时一定有很多感受吧？

凌继尧：感受确实很多。我读本科时，北京大学的学制是文科五年、理科六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的学制延长了一年。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年，我考取了北大的研究生。由于研究生停招了十几年，恢复招生时考生人数非常多，那年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考生约有两千人。我们都是在单位所在地参加初试，获得复试资格后再去招生单位参加复试。1978年暑假，我在北大民主楼参加复试，复试科目有两门：美学和英语。上午考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命题，有两道题目，由教务员抄到黑板上，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答题。下午在民主楼二楼朱先生的办公室，由朱先生监考我的英语。一进办公室，我就看到在一副木托架上摊开放着一部巨型的英语辞典，为翻阅方便，辞典出版时在边缘按照字母顺序做成了凹槽。在北大读书六年，我从未见过这么厚重的外语辞典，心中受到强烈的震撼。朱先生让我把英文书《美的哲学》中的几页翻译成中文，不准查字典。我知道这本书，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上卷和下卷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1964年出版，在下卷的参考书目里有《美的哲学》这本书，但是我从没有看到过。估计当时的图书馆里也没有，这是朱先生的藏书。那时我从未在课堂上学过英语，英语仅仅是自学了一点皮毛。由英语一级教授亲自监考，我一个人参加英语考试，这样的阵势我从未想到过，心中的惶恐自不待言。虽然此事已经过去42年，其情其景犹历历在目。

王谦：在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研究领域涉及美学、艺术学理论和设计學，我们的访谈就针对这三个领域依次展开。

一

王谦：您最早涉足的研究领域是美学，这很自然，因为您考取的是我国著名美学家、北大西语系朱光潜先生的研究生。在美学领域，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西方美学史、关学原理和俄苏美学。美学属于哲学学科，然而您是在西语系英语专业学的美学，这样的学习环境对您的治学有什么影响呢？

凌继尧：环境对人有深刻的影响。朱先生虽然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但是他的本职工作却是西语系英语专业的教授，长期给高年级学生讲授翻译课。1978年，西语系英语专业招收四个方向的研究生：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语语言和西方艺术批评史。朱先生招收西方艺术批评史方向的研究生，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美学史方向。所以，从事西方美学史研究应该是我最正宗的专业方向。在英语专业读研究生，自然会特别重视外语的学习，耳濡目染，我对于“怎样才算外语好”的问题，有了全新的认知。

朱先生是当时我国仅有的两位英语一级教授之一（另一位是原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有一次我看到朱先生的履历表，在会何种外语一栏，朱先生只填写了英语，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朱先生根据德语翻译了三卷四册难度极大的黑格尔的《美学》，以及莱辛的《拉奥孔》和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朱先生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八年，其间常常渡海到法国注册听课;朱先生也能阅读俄语美学著作，他在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时，就参考了法译本和俄译本。可是，在会何种外语栏里，他没有填德语和法语，更没有填俄语，真是高标准、严要求。在朱先生面前谈外语修养，简直是班门弄斧。英美文学的研究生用英语写论文，并用英语答辩，当时答辩委员包括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佐良、周珏良，国际关系学院的巫宁坤，还有北大的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他们在一起时，讲的英语是那样纯正、优雅，研究生们听得如痴如醉，我们有的只是赞叹和仰慕，骄傲和自负早被一扫而光。

我们那一届北大英语专业招收了19名研究生，只有张隆溪没有读过大学，除张隆溪和我之外，其他17人都是北大、复旦、北外等院校英语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且大部分人是大学英语教师，可是张隆溪的入学考试成绩竟然名列第一，这使大家惊讶不已。研究生期间，张隆溪曾由校方指派，陪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福克玛去拜访钱锺书。回来后，张隆溪用英语给钱锺书写了一封信，钱锺书的英语水平当然很高，可是他反而用中文回信，称张隆溪为“隆溪兄”，并夸张隆溪的英语好。后来张隆溪和钱锺书长期通信，他保存着几十封钱锺书的书信。张隆溪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美国高校的终身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聘他为讲座教授。2003至2004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时，请一位英国的汉学家、剑桥大学博士评价张隆溪的英语水平，他说：“看张隆溪的文章，根本看不出是非母语国家的人写的。就是在母语国家，也只有文化修养深厚的老先生，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才是真正的高水平英语，张隆溪现在也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了。

王谦：叶朗在他的《美学原理》一书中列举“主要参考书目”，共九种，其中西方美学史两种：一种是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另一种就是您的《西方关学史》（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您的著作能够和自己研究生导师的著作列在一起，这是对您的著作的充分肯定。您是在研究生毕业23年后才出版了《西方美学史》，写作酝酿的时间有点长。

凌继尧：确实是的。我原来并没有打算写《西方美学史》，因为独自撰写这样的著作有难度，两千多年的西方美学史中重要人物很多，有的是我熟悉的，有的是不那么熟悉的，而要写通史就不能回避。我撰写《西方美学史》的想法，是在2001年参加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主编的四卷本《西方美学史》的写作后产生的。那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根据汝信的安排，我和徐恒醇撰写第一卷《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美学》，徐恒醇是李泽厚的研究生，我们有过多次合作。在这一卷中，我写古希腊罗马美学，徐恒醇写中世纪美学，该书有61.6万字，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写作过程中，我注重美学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写书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希腊美学思想的演进》《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美学的几个关节点》《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思想的演进》等。古希腊美学经历了早期、过渡期和鼎盛期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三个相互衔接和承续的发展阶段中，古希腊美学思想呈现出某种演进的轨迹。早期的希腊美学是宇宙学美学，把造型明确、几何形体固定的宇宙看作最重要的审美对象。过渡期的希腊美学是人本主义美学，它思考的主要对象不是人的自然环境和宇宙，而是人和人的生活，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问题，从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人和社会的研究。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早期希腊的宇宙学美学和过渡期的人本主义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把希腊美学推向鼎盛期。

希腊美学发展两百年，罗马美学发展八百年。比较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区别，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理解希腊美学和罗马美学的差异。希腊语温柔绵软，适合作抒情诗，希腊人的思维方式显得很轻松，往往很优雅。而拉丁语强硬、刚性，在句法上以力度和逻辑的彻底性令人惊讶，它使人想起能征善战的罗马士兵晒得黝黑的面孔，以及他们高傲、威严的姿态。罗马帝国的庞大，要求思维和言辞的确定不移。

写完希腊罗马美学后，我有了写作的冲动，想接下去写完西方美学史。恰巧此时张隆溪邀请我于2003至2004年去香港城市大学做客座研究员，提供优厚的待遇，不要求我做任何工作，让我一心一意地撰写《西方美学史》，这大大加快了我的写作进度。我的《西方美学史》在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重印，2013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精装本。

王谦：您认为《西方美学史》是自己的代表作，可见您对这本书的重视。我国已经有多种西方美学史著作，您的这部《西方美学史》有什么特色呢？

凌继尧：在撰写《西方美学史》时，我追求的目标是“说清楚”。说清楚是理论深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后人应该在前人基础上，把学术研究引向深入。20世纪初期，德国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P.那托尔卜（P.Natorp）的希腊哲学史著作出版后，德国哲学史家E.策勒尔（E.Zeller） 19世纪末期写的希腊哲学史著作就显得有些幼稚。同样，那托尔卜1914至1921年写的希腊哲学史著作出版后，他本人于1903年出版的希腊哲学史著作就显得有些幼稚。这表明希腊哲学史有很大的阐释空间，较为晚近出版的著作之所以比先前出版的優秀一些，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理论阐述上说得更清楚了，我的《西方美学史》有一些“说清楚”的具体例子。

波埃修是中世纪美学家，他曾被投入监狱，在狱中写下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哲学的安慰》。这样阐述读者自然是清楚的。如果把他这部书和另一位中世纪美学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相比较，进而指出：这两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书都是具有诗意风格的哲学著作，都是人的心灵真诚、坦率的流露。这样讲读者就会更清楚。如果再进一步指出：所不同的是，奥古斯丁寻求灵魂的拯救，而波埃修只对理想的善和实际的恶之间的矛盾进行哲学阐述;《忏悔录》使读者震颤和激动，《哲学的安慰》则使躁动不安的读者获得哲学的宁静。这样的比较研究会使读者更清楚。

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号称“双希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美学和希伯来美学差异明显，我对这两种美学作了比较。希腊美学具有形体性、造型性，希伯来美学则体现内心的冲突和活动。在审美知觉中，希腊人重视“看”，希伯来人重视“听”。希腊人最主要的艺术是建筑和雕塑，他们用庙宇和雕塑安置他们的神;希伯来人最主要的艺术是音乐和诗歌，他们用音乐和诗歌颂扬耶和华。在希腊美学中，“美”的范畴占有重要地位;在希伯来美学中，“光”的范畴占有与之类似的地位，对希伯来人而言，“光”就是美的理想。希腊人欣赏形式和形体本身的美，希伯来人认为形体只是内在性质的表现。希腊的文学艺术描绘事物的外貌，希伯来的文学艺术只转达作者对这些外貌的印象。

王谦：说清楚有时就需要比较，通过比较，读者是否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西方美学的面貌？

凌继尧：确实是这样。希腊罗马美学发展历时一千年，中世纪美学发展历时一千年，文艺复兴美学发展历时三百年，我对它们作了比较。如果说希腊罗马美学是宇宙学的，中世纪美学是神学的，那么文艺复兴美学就是人文主义的。希腊罗马信奉多神教，多神教把自然力量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神化。于是，物质的、感性知觉和肉眼看到的宇宙，即地球和带有星体的苍穹，是存在的最后类型。在这种天文学的世界观中，诸神仅仅是宇宙循环周转的原则和宇宙内部万物的生成模式。因此，希腊罗马美学的基础是宇宙学，它力图解释宇宙的循环周转和存在的永恒往复的正确性。中世纪美学首先服务于绝对个性的理论，绝对个性就是上帝，他高于自然和世界，是一切存在的造物主。中世纪美学与多神教相对立，它论证和表现一神教。因此，其基础不是宇宙学，而是神学。文艺复兴美学中最主要的东西是独立的和普遍的个性，这种个性不在超世界的存在中，而在纯人的现实中是绝对的。这样，文艺复兴美学不是宇宙学的，也不是神学的，而是人文主义的。通过比较，这三个时期的美学呈现出清晰的区别。

王谦：《美学十五讲》可能是您的著作中传播最广，也是您在美学理论研究领域一项重要的成果。从学术研究的普及化方面来说，您在撰写《关学十五讲》时有什么体会？

凌继尧：我的一些美学论文收录在《凌继尧学术代表作》（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中，而我印刷次数最多的著作是《美学十五讲》。它是应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俗称“十五讲丛书”）执行主编、与我同届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温儒敏之约而撰写，《美学十五讲》于2003年出版，2013年第16次印刷，繁体版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于2007年出版，纽约中文书店曾经有售，很快售罄。2008年我访问纽约时，与读者进行座谈，根据读者的购书要求，我从国内向纽约寄去40多本《美学十五讲》。我还应《中国大学教学》之约，写了《我写（美学十五讲）》的文章，刊发在该刊2013年第6期。《美学十五讲》第二版于2014年出版，2019年第8次印刷，累计印刷达25次。《美学十五讲》作为学术研究的普及读物，我在撰写时设的目标有三个：悦读、耐读、践行。悦读指令读者乐于阅读，从阅读中感受到愉快;耐读指通俗中有学术深度，多次阅读而不觉厌;践行指读者能够自觉地运用书中的理论知识，指导生活和实践。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对书系和目标读者群作了准确定位，书系是高品位的学术普及读物，目标读者群是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有兴趣的普通读者。针对这样的读者群，要求每本书都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知识，扩展学术胸襟和眼光，进而提高读者的人格素养。所以，《美学十五讲》要写成有一定的知识体系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的著作，但又不是专业教科书的压缩或简化。

为了使《美学十五讲》能达到悦读的效果，我采用了宗白华关于撰写美学著作的想法，即美学的内容不一定在于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真正理想的美学著作，所应追求的恰恰应该是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统一”（《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4页）。本着这样的宗旨，我以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美学理论为依据，吸纳中外美学研究的成果，阐述美学的基本问题，努力追求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统一。

耐读指文字虽然明白如话，但却不寡淡如水。文字固然通俗，但并不肤浅，不是一览无余。耐读的文字值得反复回味，隔段时间再读，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我把这样的文字称为有深度的通俗，之所以耐读，是因为文字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和知识点，有内在张力和阐释空间。耐读的文字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高品位的学术普及读物应该时不时地出现耐读的文字。

践行指读过美学著作后，能够对一去不复返的生命频频驻足流连，满怀至性深情地去咀嚼、去体味，这是美学修养的最终归宿。否则，一个人读过的美学著作即使汗牛充栋，也仍然是缺乏美学修养的。

王谦：您在英语专业的环境中学习美学，并且西方美学史是您的专业方向，可是您为什么会在研究生期间和之后的一段岁月里，花很多时间研究俄苏美学，并且在研究生期间翻译了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一书呢？

凌继尧：这和李泽厚有很大关系，我翻译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是李泽厚提议的。读研究生初期，我把大量精力花在英语学习上。那时我常去位于蓝旗营的胡经之老师家，胡老师是我本科二年级的文学概论老师，他考虑到我有俄语基础，建议我关注最近苏联美学的进展，因为苏联美学曾对我国影响很大，而我们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苏联美学却一无所知。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把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所有当时出版的苏联美学著作都借来阅读，并做了摘录，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李泽厚主编的美学杂志，文章中提到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一书。李泽厚很快回信，希望我把这本书译成中文。那时出书的门槛很高，出书很难，我觉得李泽厚可能没有能力出版我的译著，因此没把这个提议放在心上。不久，李泽厚又来信，说把《审美价值的本质》列入他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时我才把精力转移到这本书的翻译上来。

我之所以愿意翻译这本书，一是希望出书，二是希望拿些稿费。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条件普遍比较差，稿费可以贴补生活。20世纪50年代，26岁的李泽厚发表一篇文章，稿费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外国的稿费更高，27岁的斯托洛维奇在195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用这篇文章的稿费买了合套户中的一居室。80年代稿费虽然降了很多，但仍然相当可观，我的这本译著25万字，第一次印刷的稿费加上重印的印数费，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

我很感激李泽厚对我的帮助，和他交往中，我发现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容易相信人，他仅凭我的一篇文章，只知道我是朱先生的研究生，其他情况一无所知，甚至没有见过面，就约我译书。二是容易相处，那时李泽厚已名满天下、如日中天，可是他提携后学、平易近人，和他相处没有距离感，他对我有求必应，我可以和他说些私房话，有些话不好意思和朱先生说，却可以和他说。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公布，社会反响很大，哲学组人数不多，但是有两名美学的代表：朱先生和李泽厚。我问李泽厚是怎样进入学科评议组的，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李泽厚的著作中，有一句话很能引起我的共鸣：未名湖畔，那是消逝了我青春的地方。在这里，遥祝90岁高龄的李泽厚先生健康长寿！

我翻译的《审美价值的本质》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年重印，2007年由该社重新出版。后来，我陆续翻译了六本苏联美学著作：《现实中和艺术中的审美》（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艺术形态学》（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美学：问题和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卡冈美学教程》（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艺术活动的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当时书名为《生活·创作·人——艺术活动的功能》;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我还出版了研究苏联美学的两本著作：《苏联当代美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学和文化学——记苏联著名的16位美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最近，我的《重估俄苏美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将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謙：在苏联美学研究中，您对斯托洛维奇的美学研究最多。东南大学曾经邀请斯托洛维奇访问中国，他在东南大学的讲座反响热烈。

凌继尧：受教育部相关项目资助，斯托洛维奇和夫人应东南大学邀请于2005年10月11日至31日来华访问，我全程陪同。在北京期间，斯托洛维奇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作讲座和座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座由外文所主持，钱中文、吴元迈，以及社科院外文所和文学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参加了讲座。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由童庆炳主持，童庆炳说他曾经组织研究生花一个学期的时间，讨论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北京大学的座谈由叶朗主持。在南京期间，斯托洛维奇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作了讲座，讲座分别由赵宪章和张杰主持。

在东南大学，斯托洛维奇向全校学生作了两场讲座，内容分别涉及美学和犹太幽默，斯托洛维奇是犹太人。我对犹太问题有些了解，因为我和南京大学教授徐新共同主编了世界上第一部非犹太人编的《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季羡林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张岱年题写书名。该书在犹太世界享有很高声誉，编者曾向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以色列前总统威兹曼、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后来也当了总理的佩雷斯面赠该书。

斯托洛维奇在东南大学的讲座获得极大成功，报告厅内济济一堂，一场讲座会响起几十次掌声和笑声。我自己也认为，我为他关于犹太幽默的讲座所做的口译，是我所做会议口译中最成功的一次。在讲座互动阶段，有位听众向斯托洛维奇提了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您作了关于幽默的讲座，请您以幽默的方式回答我的问题，实际上我没有提任何问题。”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斯托洛维奇时，有些担心他难以回答，没想到他脱口而出：“我没有听到您的问题。”全场哄堂大笑，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王谦：您能否谈谈斯托洛维奇美学思想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凌继尧：斯托洛维奇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主要有两点：第一，对实践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践美学或者说“实践观点美学”，是20世纪下半叶对我国影响最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理论。实践美学的核心观点是美的客观社会性说，认为现实的审美属性和审美关系，从来就是社会的东西。审美属性和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并不具有审美属性。审美属性之所以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它们的内容是由那些客观存在并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发展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这些观点是斯托洛维奇首先提出来的，在中国刊物上最早出现的对这些观点的中文表述，也见诸斯托洛维奇有关文章的中译本。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托洛维奇明确提出，他的美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那时，我国的实践美学家坚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反映论，只要有反映论就够了，而不必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后来，实践美学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也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

第二，对我国的艺术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艺术本质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以来对意识形态论的突破，已经为我国大多数文艺理论家所赞同。“审美意识形态论”被我国主流学术界称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它规范着、制约着其他所有艺术理论问题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美学家提出的艺术本质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明显来自苏联美学家的观点，他们首先接受了以斯托洛维奇为代表的审美学派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托洛维奇就提出艺术审美本质论，以代替艺术本质意识形态论。他的观点在苏联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三四十年后我国的美学家接受并发扬了这种观点。童庆炳曾写道：“我认为苏联‘审美学派对艺术的本质的探讨是十分有益的和令人信服的。”“‘审美学派的探讨既肯定了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把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同时又不停留在一般哲学的层次，而是从哲学的层次进入了美学的层次，鲜明地提出并回答了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审美特征问题，这无疑是把对艺术本质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苏联‘审美学派在艺术本质问题上跨出的这关键的一步对我国的文艺学建设是有启迪作用的。”（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而“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自苏联的另一位美学家布罗夫，他在1975年出版的《美学：问题和争论》中使用了这个概念，该书由我翻译后于1987年出版。我国的美学家注意到布罗夫的这部著作，并直接引用了布罗夫关于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

二

王谦：在艺术学理论领域，您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是我国第一部艺术批评史著作，该书于2015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又被列入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选题。您写这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什么？

凌继尧：我写这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中国艺术批评史是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发展史，而绝不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思想（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书法批评、戏剧批评、设计批评等）的发展史集合。如果要写一本研究水果特性的书，就不能把它写成苹果特性、香蕉特性、葡萄特性、芒果特性等的集合，而是要写苹果、香蕉、葡萄、芒果等的共同特性，写水果不同于蔬菜、花卉的独有特性。

我邀请张爱红、张晓刚、黄桂娥参加这本书的写作，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后来又由辽宁美术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中国艺术批评史》以中国朝代更迭的通常分期为经，以特定朝代的艺术批评现象（艺术批评命题，如“澄怀味象”

“气韵生动”;相关著作，如《乐记》《周易》）和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为纬，对艺术批评“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从历代绘画批评、音乐批评、书法批评等批评中、从诸子百家的著述和两汉儒生的注经中，抽取、提炼出适合艺术批评的命题、概念、观点和思想加以系统阐述。季欣成功申报了该书的英译项目，她和刘须明、陈月红正在把该书译成英语在海外出版。

王谦：自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定位一直有很多争论。究竟什么样的论文才是艺术学理论论文？它和门类艺术学如美术学、设计学的论文有什么区别？由于研究生论文盲审越来越严格，论文选题的问题很突出，常常使研究生担惊受怕、手足无措。如果对整体艺术、至少对两门艺术进行综合研究，才算得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话，说实在的，这个要求太高，实际上大部分老师和研究生都做不到。怎样才能找到可以得到普遍认可、有学理依据又易于操作的標准呢？

凌继尧：对于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深有同感。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我写过一系列论文，如《艺术学：诞生与形成》《我国艺术学研究的先驱者——读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美学，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论我国早期的艺术学研究》《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的设置》等，有的文章被用作海外艺术学经典文库的代序。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基于中西艺术理论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定位研究》，还没有发表，文章不从概念出发，而从中西艺术理论史的事实和案例出发，试图找到区分艺术学理论研究和门类艺术学研究的易于操作的标准。

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视为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著作。《诗学》的书名并不是艺术学理论的，它主要研究悲剧，应该是戏剧学著作，为什么把它视为艺术学理论著作呢？虽然《诗学》主要研究的是悲剧，但它通过悲剧研究了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所谓普适性艺术理论问题，就是其他艺术门类也会研究的问题，《诗学》研究的普适性艺术理论问题包括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功能、艺术典型等。《诗学》也有研究专属性艺术理论问题的内容，所谓专属性艺术理论，就是本门类艺术学感兴趣而其他门类艺术学不大关注的那些艺术理论，例如它研究了悲剧中的歌曲问题。《诗学》主要研究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所以它是艺术学理论著作。

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和专属性的艺术理论问题。任何一种艺术理论著作，即使它只研究一种艺术，比如只研究绘画，或者只研究音乐，但是它通过这种艺术，主要研究了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而专属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在研究中仅仅处于次要地位，那么这种研究就是艺术学理论研究。不妨以这种原则尝试判断历史上的艺术理论著作究竟是艺术学理论著作，还是门类艺术学著作。

蔡邕是汉代书法集大成者，他的《九势》《笔论》是书法理论著作，同时也是艺术学理论著作。因为它们既研究了专属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又研究了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并且后者比前者的价值更大。《九势》从艺术模仿论出发，提出“书肇于自然”的观点，说明汉字和书法象形的特征。“书肇于自然”表明，书法是对自然物象的模仿。

判断一种艺术理论研究是否属于艺术学理论研究，不在于它研究了一种艺术还是多种艺术，而在于它主要是研究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还是研究专属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只要它以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研究为主，就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这种标准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三

王谦：您写了较多的设计学著作，前几年又担任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大学堂·设计学专业规划教材”的执行主编。在这个领域，您主持了几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成果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能否介绍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著作和项目等情况？

凌继尧：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张相轮合著的《科学技术之光——科技美学概论》，书的第八章是“艺术设计”。那时我国几乎没有人使用“艺术设计”概念，使用的多是产品造型设计、工艺美术、图案等概念。我是国内最早使用“艺术设计”概念并系统阐述这个概念发生、发展的作者之一。这本书的繁体版以《科技美学》为名由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2000年，我和徐恒醇合著的《艺术设计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时系统阐述艺术设计的著作还很少，这本书被一些学校用作教材和考研参考书，它于2005年第四次印刷，2006年重新出版。后来，由于艺术设计专业本科大量招生，艺术设计的著作也骤然增多。我和已经毕业的一些博士合著的《艺术设计十五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它的繁体版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于2015年出版。应北京大学出版社要求，《艺术设计十五讲》适当修订后，改名为《艺术设计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它被评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在它出版的同时，《艺术设计十五讲》也仍然出版，并被一些高校用作教材和考研参考书。我单独撰写的《设计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这三本书都重印过多次，现在仍然在印。

与设计学相关的项目，我连续主持过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经济审美化现状及对策研究”和“我国经济转型期企业美学管理研究”，这两个项目都是在哲学美学学科申报的。前一项的最终成果《经济审美化研究》（与张晓刚合著，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于2013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江南大学的《创意与设计》分多期转载了《经济审美化研究》一书的内容。后一个项目中的“企业美学管理”概念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施密特（Bernd Schmitt）提出的，他在多个国家就这个问题作过演讲，并在多家著名企业进行过企业美学管理的实践操作。作为美学研究者，我觉得应该对经济学家涉足美学研究作出积极回应。

关于艺术设计，我发表过一些文章，如《艺术设计与我国的经济转型》《企业转型的艺术学诊断》《审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物的意义的生成》《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反思》《大审美经济形态中的艺术设计教育》《世界艺术设计的若干模式》《工业设计概念的衍变》《企业的美学管理——兼与柳冠中（美化？造型？还是设计？）一文商榷》《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我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新路径——从中国瓷器的海外传播谈起》《器物的文化传播功能》等，最后一篇文章曾被《新华文摘》201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你提到的我担任执行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大学堂·设计学专业规划教材”，已經出版了一二十种，计划出版五六十种。

王谦：您在设计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关注经济审美化问题，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您的一种研究特色呢？

凌继尧：可以这样看吧。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弗恩特（Eduardo de Fuente）在2000年5月号的《欧洲社会理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献综述《社会学与美学》中提出来的。“全球审美化”“经济基础审美化”“物质审美化”是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在论文集《重构美学》中使用的概念，他认为：“审美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首要策略”（[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我对经济审美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指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是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他们写道：“人类社会都必须面临和解决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无论它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一个中央计划型的经济体，还是一个孤立的部落社会。每个社会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我认为，所谓经济审美化，指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时，审美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不仅生产功能性产品，而且生产功能与审美相结合的产品;不仅以技术主导生产，而且做到技术和艺术的统一;不仅为理性消费者生产，而且为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消费者生产。

经济审美化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能够推动我国的经济转型。同时，经济审美化也为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空间，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重要原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能力，解释为人的无所不在的能动性。马克思强调的是“处处”，即在所有活动中表现出来，而不仅仅在艺术活动中表现出来。经济审美化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这一桌越思想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王谦：谢谢您接受此次访谈，您的谈话使我深受启发，祝老师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