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风景园林发展动态分析

戴菲 邱悦 毕世波 陈明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与“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由此迎来国土空间规划的巨大变革时期。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目标为，至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8项制度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应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新需求，在延续一部分原有的法律法规和规划内容的基础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五级三类的规划指南逐步编制完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物质形态规划向资源管控型规划转型的背景下，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生态资源的保护与配置、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等诸多问题亟须解决[1-3]。为了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的部署与实施，新的政策与技术标准密集推出，统筹建立基础数据平台的建设指南，确定规划底线的双评价技术指南，指导省级、市县级规划的编制指南以及其他依据资源本底进行的分区划界指南都逐步送审、试行。此外，2020年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将全面铺开。因此，从风景园林视角思考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管控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热潮下，目前已有较多从不同维度展开的理论或实践研究，但这些成果较为零散，缺乏全面综合的考量。笔者基于国内国土空间规划中与风景园林相关的文献资料与政策标准，从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学术研究2个维度，找出国土空间规划中来自风景园林的热点视角，系统性地梳理这些热点视角的发展动态，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继续探索国土空间规划提供风景园林角度上的贡献。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笔者着重于归纳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风景园林研究动态，以相关政策法规和研究文献为2条主线进行系统的梳理。由于国土空间规划提出后的相关文件及文献主要集中在2010年以后，笔者重点关注2010年至今的发展动态。

政策标准方面，搜集了从2010年至今发布的相关政策法规，重点关注2015年9月颁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之后出台的相关政策与技术规范。尤其针对2019年初开始，密集推出塑造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一系列政策与规范，尤其针对2019年初开始密集推出的塑造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政策与规范。由于国土空间规划的体系仍未成熟，相关政策与技术规范基本属于草案或试行版，主要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空间管控、国家公园体制、评价技术指南等维度的内容，笔者对其中涉及“风景园林”部分的内容进行重点解析。

1 2010—2019年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风景园林研究时间线图Timeline view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an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2010—2019)

文献研究方面，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为了全面搜集相关文献，进行了2轮文献检索：1）以“国土空间”及“风景园林”“景观”2组专业术语进行全文检索，并选择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农业科技、社会科学Ⅱ辑、信息科技6个数据辑作为核心来源，剔除资讯信息、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等相关性不大的数据辑来源，最后经过人工筛选，将其中重复及相关性不大的文献剔除，共得到2010—2019年间1 781篇相关文献；2）将风景园林学科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关键词提炼出来，包括“生态修复”“棕地修复”“国土整治”“土地整理”“景观规划”等，进行专项检索，补充与主题内容相关度高的文献，得到2010—2019年间90篇相关文献。两轮检索共得到1 871篇文献，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

1.2 数据分析方法

结合文献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法，对搜集到的政策标准与文献资料进行分析。首先，面对海量文献资料，借助科学计量工具CiteSpace对文献资料的检索结果进行科学图谱分析。利用CiteSpace将上述文献的关键词频次进行时间序列上的分析，并转化为时间线图（timeline view），结合政策标准的内容，揭示不同时期的关注点。运用关键词频分析，反映当前研究所聚焦的内容，得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风景园林研究热点。其次，依据上述关键词频次分析得到的结果，通过内容分析法，将相关度和被引量前25%的文献进行交叉比对，归纳总结2010—2019年国土空间背景下风景园林领域研究热点的具体成果。

2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风景园林发展整体分析

基于CiteSpace利用关键词进行时间序列上的分析，以时间线图（图1）的形式进行可视化呈现。时间线图展现了各年份出现聚集的关键词概况、各关键词集中出现的年份。通过相关政策标准的梳理，发现关键词的出现与聚集和政策法规的颁布发行有着明显的耦合关系，因此本节内容将文献研究结果与政策法规相结合，梳理2010—2019年间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风景园林政策法规与研究热点的耦合变化。在时段划分上，结合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图2）可以看出，相关文献有3个明显的发展变化时段，相关文献发文量在2010—2013年间，出现了明显增长，2013—2016年间趋于平稳，2016年之后再次出现爆发性的文献量陡增，增长率超过2010—2013年间，并保持持续增速态势。

2016年之后的发展阶段，“多规合一”“生态安全格局”“生态系统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等关键词在文献研究中较为突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评价方法逐渐清晰，并关注更大层面的空间治理，也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工作。梳理同期的相关政策与技术标准可见，在国家颁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之后，相关政策从2016年至今越来越密集地推出，技术标准也于2019年全面颁布，初步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格局（表1）。

表1 近期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文件与技术标准Tab. 1 Recent policy document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related to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是首个国土空间规划的综合战略性文件，指导和管控国土空间的开发、保护和整治。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开启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具体部署，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到2025年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到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随后，自然资源部颁布的《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中指出，抓紧启动编制全国、省级、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规划期至2035年，展望至2050年），今后工作中，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统称为“国土空间规划”。

在这些政策驱动下，2019年国土空间规划从基本分区与用途分类、现状评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到省级、市县级编制指南，再到实施评估、开发边界划定、“一张图”建设等，涉及评价、规划、管理的全过程技术规范都基本推出。

3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风景园林发展热点分析

基于CiteSpace进行关键词频次分析（图3），图中节点大小与出现频次成正比，调整连线透明度并根据出现频次显示关键词，按照词频排序，可将这些高频关键词归纳为三大研究热点：1）生态建设，主要包含“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红线”“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等关键词；2）国家公园，主要包含“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体制”“自然保护区”等关键词；3）空间规划，主要包括“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等关键词。

3.1 生态建设

一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下，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在一系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等的规划中，其应该前置的先导地位受到了忽视[4]，导致国土空间开发建设与所立足的地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面对环境保护与城乡建设在多层面上的冲突和矛盾，“三界四区”、环境功能分区和生态红线等作为有效衔接的突破口，被多方关注并提出探讨[5]46，其中涉及多种技术方法的应用。

2 2010—2019年相关文献发文量Volume of relevant literature (2010—2019)

3 2010—2019年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风景园林研究热点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search hotsp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2010—2019)

3.1.1 生态建设的空间管制

2015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和2017年《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中，确定了划定国土及地方“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区以及在其内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并要求分区划线协调“主体功能区划、四区管控政策”等。为完善用地的规划调整，土地划分由为了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而提出的“三界四区”，转向为推进“多规合一”战略部署而提出的“三区三线”，强调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规划，其中“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是“三区三线”中生态理念践行的重要载体[6]2430，也是风景园林学科中的大地规划与生态修复领域实践与研究的重要载体，对接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渠道。在“三界四区”向“三区三线”发展的过程中，多规冲突是一直存在的矛盾点，在刚提出主体功能区划的阶段，有学者便发现了问题并提出基于环境承载力评价的“三界四区”和环境功能分区衔接办法。而随着空间规划制度改革，“多规合一”被提出并逐步施行，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一张图”成为重要的规划基础。2019年7月自然资源部发布《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指南（试行）》，对于建立基础平台，对接其他业务，监测评估管理等各个环节提出明确的技术要求。有学者便从具体的地理信息技术如何应用切入，探讨城乡规划，环保规划等形成“一张图”的技术手段[7]，以及探讨以“三区三线”为基础的生态环境类单幅总图的研制[8]。为了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生空间”被提出，随着空间规划制度改革，它作为国土空间优化策略的重要措施被再次提及[5]47。“三生空间”和“三区三线”都是构建新型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却在空间系统性层次上难以统筹[9]。有学者梳理了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的衔接逻辑，理清其分区的衔接逻辑，形成“四区”为战略背景，“三区三线”为空间管控核心手段，“三生空间”为空间活动优化载体的国土空间分区优化路径[5]45。至2019年11月《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颁布，对于多规协调解决冲突有了明确的规范要求：1）统一数据基础，形成统一的工作底图；2）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实现3条控制线落地，明确3条控制线制定和管控原则及相关技术方法；3）协调边界矛盾，将保证生态功能的生态保护红线放在优先地位，强调已划入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的区域，并依据对生态功能是否造成明显影响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的退出或补划。

省、市县、城镇级的国土空间规划分别针对生态建设提出具体的分区办法以及管控要求。2018年11月颁布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指南》，针对主导功能分区与管控，提出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分与管控“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经批准的保护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和管控要求”。2019年5月颁布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基本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试行，送审稿）》提出划定生态保护与保留区，包括：1）核心生态保护区，须依据《生态红线划定指南》等管理办法进行管控；2）生态保护修复区，依据各保护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管理；3）自然保留区，简要确定管控措施。为了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完善城镇功能，《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城镇中划定特别用途区，包括生态涵养、休闲游憩、防护隔离、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等地域空间，并单独成节指导方案协调，其中对“三线协调”提出明确要求。

3.1.2 生态建设的技术支撑

国土空间结构优化需要空间的精细化数据支撑，并通过一系列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才能科学地统筹各类空间规划、管制和调控。而被用于国土资源本底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双评价和生态安全格局的相关研究方法。

1）双评价。双评价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前提和基础。其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对于科学统筹划定“三区三线”，分析国土空间开发潜力，确定国土开发保护格局、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安排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定国土空间内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服务功能对人类活动的综合支撑水平，包括四大类资源承载力和两大类环境承载力[10]。在《双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出台前，其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有多样来源和依据，对其研究大多针对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出优化意见。在其出台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有了明确的技术流程与定性、定量方法和评价指标。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指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对某种用途的适宜程度，是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集中于各个阶段背景下的相关评价体系和方法的发展历程以及相关案例的梳理研究。例如基于“多规融合”的背景，提出宏观和微观的评价体系应逐步统一和融合[11]。基于“三生空间”的背景，通过建立城市[12]、乡村[13]、流域[14]等“三生空间”功能评价体系实践得出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框架与评价体系。

2）生态安全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曾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推动城市化、农业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主体功能区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生态安全格局成为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战略部署和总体方案，适应了国土空间规划对于连通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诉求。2019年10月最新颁布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中对于生态安全格局，明确提出要建立“绿色空间网络与山水格局”“充分利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等资源”“构建完整连续的生态网络体系”。而基于土地利用优化、生态红线划定等视角，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经历了从定性、定量格局分析规划，到空间数据演算、静态格局优化、动态格局模拟以及状态趋势分析等，相关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生态适宜性/敏感性分析、景观格局分析等[15]。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管控国土空间的重要抓手，对于保障国家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6]2433。生态红线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指明了方向。通过生态红线框架，现有环境管理手段和制度落实有了“落脚点”。生态红线体系涵盖的要素较广，现有的研究包括湿地、山林、海洋、海岛等相关的生态红线划定办法。综合其研究内涵，生态红线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多要素 、多分级、多指标、全覆盖”等方面[16]。

3.1.3 生态保护与修复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工作，但其工作焦点大多为单一目标或特定环境，而生态系统是一个综合而整体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统筹规划的零散修复，往往投入巨大而效果甚微。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随后颁布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指南》对于水、森林、耕地、草原、海洋、矿产等自然资源，提出明确的保护利用要求，针对突出对象，例如水污染和矿山恢复提出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的要求，并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生态环境综合修复的目标单元。《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进一步明确提出统筹确定陆海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的目标和任务，针对海岸、矿山、水体、废弃地等对象，提出具体的目标和布局安排。自此，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一体化统筹的全域性生态修复全面铺开。

3.2 国家公园体制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可以在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强化自然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填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严格保护与利用之间自然资源保护管理模式的空缺[17]24。在2018年颁布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指南》中，对于3条控制线的划定重点，首先提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森林公园生态保育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优先划入生态保护红线”，2019年颁布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基本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试行，送审稿）》中将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各个单元划入生态保护与保留区的各个层级，并提出相应的管控要求。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被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优先级。

3.2.1 国家公园体制的内涵辨析

国家公园的提出是在资源趋紧，生态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更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资源，探索实施的区域保护重大举措，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制度创新[18]。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便开始尝试风景名胜区体系建设，并将国家级风景明胜区诠释为国际上通行的国家公园，之后各部门陆续推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项目，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体系制度和管理部门，国家公园的定义、归属不清，衍生出多样的政策管理方案，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冲突加剧，出现多种问题，因此，对于国家公园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家公园体制的内涵辨析，和结合上位规划大背景下提出完善发展的建议。

3.2.2 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手段

3.4 护士的主观幸福感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表5显示，护士及其配偶的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婚姻质量总分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婚姻质量各因子中，除了信仰一致性外，其他都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正相关。主观幸福感各因子中，除了松弛与紧张外，其他都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关于信仰的一致性分值较低，大量数据缺失。这可能与中国国情有别于西方国家有关，因此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量。

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手段与外部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上位国家政策的结合密不可分，同时其长远稳健的发展也需要强有力的内部优化体系。

1）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相结合。由于保护对象、保护方式、管理目标、土地权属、管理主体等不同，通过保护地体系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使用的普遍方式[19]20。但是由于机制体制等原因，中国的自然保护地间重复交叉、多头管理冲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20]1。为了更高效地统筹保护国土资源，中国的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保护地的关系成为国家公园体制的外部结合中最为受到关注的内容。因此国家公园应该放在保护地体系中定位，通过整合和优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将其纳入国家层面进行管理[19]21。

2）与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相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作为重要的措施一并提出，这是国家公园体制优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将国家公园的区域划定与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空间规划相结合，科学地将国家公园落实到国土空间，并在管理机制上与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相结合，理顺管理体制，成为健全自然资源产权的重要部分[17]24。最终得以更加严格高效地保护国土空间范围内的自然文化遗产。

3）建立分类评估体系。针对国家公园所提出的分类评估体系较为多样，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梦君等从资源禀赋、建设适宜性、管理可行性3个层面提出的指标中筛选国家公园[21]。唐小平等以保护管理效能为划分标准，以期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而更多的学者则是从自然保护地的分类体系入手，通过借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来完善重构自然保护地体系，继而完善国家公园的分类评估标准。

3.3 空间规划的实践与管理

3.3.1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是促进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重要手段，孙心如等针对农村土地整治与环境保护的耦合关系进行了数据计算，结果表明土地整治与环境保护的耦合关系不明显，与和谐共生的耦合度有待提高[22]。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到2020年，通过土地整治的国土面积将超过5%，可见将生态建设融入土地整治优化国土空间而言意义重大。金晓斌等提出一系列监测管理方法，重点把控土地整治的前馈、过程、后期全过程，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土地整治的全过程中[23]，才能有效避免土地整治过程中带来的环境衰退、生态破坏等问题。土地整治随着时代发展，从最开始的针对农村土地资源整治到逐步纳入生态环境整治的功能。2018年颁布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指南》将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合并，提出源头控制、隔离缓冲、土壤改良等针对污染修复的措施。

棕地修复是风景园林学科应用于国土空间土地整治的有效手段。如今中国新增建设用地量逐年下降，挖掘存量更新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棕地作为极具更新潜力的土地类型备受关注[24]59。对于棕地修复，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无序的工业矿产开发等造成的大面积土壤水源等自然资源的污染、破坏和废弃，学者多从环境工程和风景园林等专业视角提出修复治理和再利用的措施，以及梳理国外棕地修复的政策和案例，而近年来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背景，有学者提出将修复后的棕地利用于保障性住房以及绿化空间的建设等可能[24]59。

3.3.2 生态补偿机制

3.3.3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为着力解决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自然资源部，之后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等职责都归属于自然资源部。而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又须与“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进行有效衔接，因此此次自然资源管理改革的一大亮点和难点便是对各类自然资源实施统一的资产化管理[27]。随后，自然资源部颁布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中，在山水林田湖草矿保护利用章节中也对“自然资源专用管理”提出明确要求，要求“落实自然资源的统一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和用途转用审批制度，以严格控制各类开发利用活动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占用和扰动”。而学术上，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与风景园林，探讨最多的是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包含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探讨[28]，以及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现状辨析[29]。

4 总结与展望

笔者从文献资料与政策、技术标准2个视角梳理了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风景园林发展动态。整体分析结果来看，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评价方法逐渐清晰，并关注更大层面的空间治理。省、市、县级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以及一张图、双评价等评价技术指南在2019年密集推出，这些与国土空间规划紧密相关的政策与技术标准用于指导后续的规划实践。从发展热点来看，生态建设作为风景园林关注的重点之一，也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处于重要地位，包括生态建设的空间衔接、生态保护与修复、评价技术。国家公园体系的合理构建可实现自然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的建设手段。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与管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学术研究与技术标准均关注土地整治、生态补偿机制与自然资源管理方法。

由于相关研究或技术标准的制定还未成熟，仍需要动态调整不断完善，因此从风景园林的角度，还可有以下的发展趋势。

1）统一协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历史，但是由于体系建立过程中，权属不清、多头管理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导致矛盾冲突逐渐激烈。而为了更高效地统筹保护国土资源，党的十九大已经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但是国家公园体制仍处于摸索阶段，内部体系不够健全，外部结合也不够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统一协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应明确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内涵和构成，建立统一的法定管理机构，与上位规划多层次衔接，严格实施管制措施，并纳入公众参与机制。理顺统一协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能与国家公园体制互为依托，协同调整，更好地保护区域自然文化资源。

2）多尺度生态空间、资源的整合。国土空间规划涉及“五级（国家、省、市、县、乡镇）三类（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等多种规划尺度[30]。五级体系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次的规划内容和管控体系都在融合统一的探索阶段，前文也论述了并行的“三区三线”和“三生空间”在空间层次上难以统筹，针对这样体系多、层次多、类型多等问题，应强化底线和反规划的思维，简化优化整合规划体系，在全域尺度下分级管理，分类指导，同时强化一体化的传导机制。三类体系不但在总体规划含有绿地系统、景观风貌等风景园林专业内容，而且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专项规划中，风景园林专业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专项规划既包括诸如海岸带、自然保护地等跨流域或区域的规划类型，也包括涉及空间利用某一领域的规划，如绿地、水系、林业草原等。

3）基于数据支撑的科学理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一直以来存在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多样来源、冲突矛盾的情况。随着《双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的提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有了统一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分析地区开发利用的限制条件，而从生态安全格局的演变和优化出发，运用诸如景观格局分析、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等量化方法进行生态骨架的优化与生态要素的修复评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4）风景园林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法定化对接。已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涉及多层次、多机关、多法律关系，各种法律规范之间缺乏协同性[31]，导致多规冲突不断，国土空间规划推进缓慢，法律法规的衔接上容易出现空缺和模糊，导致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各方利益，责任权属不清，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破坏。未来的风景园林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法定化对接应梳理完整的对接框架，以此建立完整统一的法规体系。健全高位阶法律，给予风景园林规划实施国家一级的立法保障，提升风景园林规划的法律地位，以此来提高风景园林规划权威性和执行力。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