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文艺座谈研究述论

蓝 善 康

(1.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2.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桂学研究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文艺座谈是一种话语交互方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现象，其以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直接或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成和流变。目前，学界对文艺座谈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若干重要座谈会上，抗战时期尤其是全面抗战时期发生的纷繁驳杂的文艺座谈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注意，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领域。抗战大后方的各类文学、文化组织，如文协、文工会、文运会、七月社等，都举办过多种类型的座谈，对文艺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探讨。《新华日报》《抗战文艺》等大后方刊物也组织过不少座谈活动，形成了文人聚谈文艺问题的群落。这类“圈内的、自发的”[1]座谈具有一定的协商性质。对抗战时期的文艺座谈进行研究，还需要回到历史现场，理清座谈的内涵，廓清其边界，从文学批评的互动角度考察座谈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中国文学史视野中的座谈研究综述

目前中国文学学术界关于座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且主要聚焦在对一些重要座谈会展开研究，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研究方面，一批标志性和重量级成果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路径。同时也意味着，焦点之外的文艺座谈尚是研究界中比较模糊的风景，关注度还不够。总体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文艺座谈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要座谈的个案研究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学界研究的焦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学界研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首选文本。对《讲话》的阐释与研究经历了尊崇与经典化(1966年以前)、异化与争鸣(“文化大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多元拓展与回归原典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等阶段。对座谈会本身进行研究者，主要表现为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史料梳理、过程考察、因缘探究、决策影响、文艺政策形成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者有陈晓明(2007)[2]、刘忠(2009)[3]、田刚(2011)[4]、朱鸿召(2012)[5]、赵学勇(2012)[6]、高杰(2013)[7]、刘增杰(2013)[8]、杨向荣(2015)[9]、袁盛勇(2016)[10]、程凯(2017)[11]、张炯(2017)[12]、张旭东(2018)[13]、丁国旗(2019)[14]等。近年来，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在对《讲话》进行理论权威/文学体制确立、理论文本解析、文本实践和整体性理论谱系探源等方面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近年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研究的博士论文有：高磊《〈讲话〉的发生学研究》,苏州大学，2009；周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1942—1949)》,山东大学，2009；田韶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论溯源》,福建师范大学，2015；等等。。

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简称北京文艺座谈会)是近年研究新的生长点。这方面主要体现为对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文本的研究。童庆炳的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时代性》(2015)[15]在回顾党的历代领导人文艺讲话中考察习近平文艺讲话的脉承性，指出习近平文艺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时代性。张江(2015)[16]、丁国旗(2015)[17]、张永清(2015)[18]、霍士富和李宁(2016)[19]、董学文(2017)[20]等对习近平讲话及其相关文本的内涵及实践指导意义、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

其他重要文艺座谈会也逐渐为学界关注。在对1942年1月召开的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的研究中，王维国(2004)认为，邓小平讲话等相关成果引导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者眼睛向下看，直接催生了赵树理的大众化文艺创作，该座谈会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召开的、曾经有力地推动解放区文学发展的一次重要的文艺会议[21]。对于1966年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张天荣(1987)较早对该座谈会及其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进行研究[22]。张志忠(2016)通过对《纪要》这一文件的背景进行梳理，理清了文艺领域极“左”思潮的来龙去脉[23]。周景雷和王燕(2013)认为江青等人的《纪要》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窄化、极端化乃至异变，行的是取代《讲话》之实[24]。

(二)创作影响研究

应该说上述所有座谈活动都对文艺产生了影响，而侧重于创作影响研究的相关成果，则体现出更浓厚的文学气息。如蔡丽的著作《传统、政治与文学：解放区小说的叙事转型》(2013)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和揭示了左翼作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和会后的创作异同[25]。李镇在《乍暖还寒犹未定：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之观察》(2015)一文中细致探讨了1981年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对于电影创作及文艺作品创作转向的影响[26]。

还有对抗战大后方文艺界召开的相关座谈与作家、批评家文艺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如陈世澄的文章《萧红与〈七月〉的文学因缘》(2011)对七月社召开的抗战文艺活动展望座谈会与胡风、萧红等人文艺思想的关系进行研究[27]。

(三)比较研究

还有一类成果主要表现为重要文艺座谈会之间的比较研究。杜忠明(2012)通过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间的比较，认为二者在文化方向、文艺创作问题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前线和后方的一种呼应[28]。张金尧(2015)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与北京文艺座谈会中关于文艺创作的共相与殊相、历时与共时等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问题进行了解析，指出其中既揭示了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活的时代针对性[29]。章玉丽(2015)[30]、李云雷(2017)[31]等对这两次座谈会的一些共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总而言之，对文艺座谈的研究在专题化、史料性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从史料、体制等新的研究视角审视文艺座谈，改变了以往文学研究中对于文学会议研究的忽视或轻视状况。同时，对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座谈会(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的研究成果正与日俱增，渊源探索、史料考辨和历史解读、理论阐释均不断推陈出新。近年对文学会议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史料的发掘、考证和阐释方面。随着史料档案的发掘和解密，对会议的议题、参加人员、会议期间的活动、产生影响、文艺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推出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1949年以后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以后的文学会议研究中(2)见胡慧翼博士论文《第一次文代会研究》，北京大学，2005；王秀涛《文学会议：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载《新文学评论》2018(2):127-131；斯炎伟：《哗变与骚动：历史转折语境下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载《文学评论》2016(1):67-77。。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对抗战时期的文艺座谈研究尚待深入。除前述个别学位论文对七月社的座谈进行了专题梳理外，战时文艺座谈的研究多数比较零散，如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办的座谈的研究在段从学的博士论文《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2006)[32]中做了部分阐释。对七月社座谈的研究在张玲丽的《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2016)[33]中也有所体现，蓝善康和李永东(2018)[34]对七月社座谈的派性及其对胡风问题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论述，等等。大后方文艺座谈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史料进行梳理，在理论阐释方面仍存在不少有待开拓的空间。也就是说，对大后方文艺座谈的研究，还可以在史料发掘、座谈活动形态研究的基础上，打破以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内部解读轻外部研究的格局，进一步辨析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座谈活动所呈现的话语空间进行深层的考察，使得座谈活动对大后方文学产生的动态影响在研究中获得应有的彰显。

二、座谈活动探源及其战时的本体性讨论

事实上，座谈会并非舶来品。古代社会久负盛名的文人雅集活动就可以看作文艺座谈的古代版。所不同的是，文人雅集多是诗文酬唱和品评活动，这种活动重在过程的互动上，并不注重结果是否产生共识。而座谈则是更为纯粹的文艺批评活动，它在强调讨论过程中观点交互的同时，更加注重讨论的结果，期冀通过随性的讨论形成更广泛的共识。现代的文艺座谈承续了“五四”新文学流脉，以聚谈方式介入到对文学现象乃至民族国家现状的关怀之中。1930年1月14日，夏衍(沈端先)、冯乃超等人发起创办的上海艺术剧社召开了国内文艺方面的座谈会[35]，这是国内可见记录的较早的文艺座谈。同年3月在《大众文艺》上发表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参与讨论者为沈端先、冯乃超、许幸之、孟超、郑伯奇、陶晶孙、蒋光慈、洪灵菲、潘汉年、俞怀、邱韵铎等，大部分是大众文艺社同人。座谈会记录的前言认为座谈会是“日本人编辑者发明的”[36]。确切而言，“座谈”一词来源日语“座談する”，属于日语借词[37]。 但座谈会是否为日本人的发明仍值得商榷，因为这一聚谈活动与中国古代文人雅集在形式上非常类似，近代中国出现的茶话会在形式上也与座谈会相近。

七七事变以后，不少人注意到座谈活动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在抗战动员中能够发挥有效的社会作用。这里有4篇文章值得注意，分别是杨慧琳的《关于座谈会》、克非的《关于“座谈会”》、明璋的《关于公开座谈会之刍议》和洁的《关于座谈会》。这4篇抗战初期发表的文章比较集中地对座谈活动进行本体性探讨，内容涵盖了组织形式、动员功能发挥、座谈会危机及其修复途径等，在当时具有代表性。

1938年3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第5卷第9期主要刊载“三八节”纪念及妇女救亡工作，其中杨慧琳的《关于座谈会》一文专论座谈会在抗战救亡中的用途和组织形式。这是较早对座谈会进行专门探究的论文。该文认为座谈会是“组织群众的辅助形式”和“教育群众的好方法”，并提出了座谈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方法[38]。 座谈会在形式上的随意性更便于集合人众，其活泼性、互动性也增加了座谈会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成为群众乐于接受、干部乐于采用的会议组织形式。作者从五个方面论证座谈会在战时动员中仍具有其他团体组织无法替代的存在价值：一是座谈会可以提高群众“对集体生活的兴趣”；二是座谈会为人们提供讨论问题和理清认识的平台；三是当人们不愿加入严肃的团体时，座谈会是组织群众开展救亡工作的有效形式；四是座谈会形式并不固定，其可以随群众需要而调整自己的形式(如茶话会形式)；五是座谈会可以根据其性质和数量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必要时可以转化为或加入正式的团体组织。

通过对该文上述观点的梳理，可以发现，杨慧琳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座谈会是一种比较自由活泼的群众组织形式。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认为只有正式成立的团体如救国会才能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座谈会以其活泼自由的形式和更有乐趣的活动方式，同样可以吸纳群众参与，主导者也可以利用座谈会培养干部、联络感情，更可以借此开展抗战宣传教育。由此看来，作者不是仅仅将座谈会视为一种普通的会议形式，而是发掘了座谈会的组织作用，将其发展成抗战动员的优势。从这个层面而言，座谈会一样可以成为一种社团组织，拥有核心的组织目的和宗旨，只不过这种组织并没有特定的章程和固定的会员。通过对座谈会组织功能的鼓与呼，也凸显了杨慧琳一文的价值所在。

同年11月在中国文艺社创办的《文艺月刊》上发表克非的文章《关于“座谈会”》，也是抗战时期一篇不可多得的讨论座谈会危机的杂文。该文开宗明义就说道：座谈会是“集会的一种好形式”，相对其他会议形式，更能令人产生“好感”。座谈会之所以受欢迎，乃在于其“能于自由发言、自由提供意见的自由时空下得到一般会议席上能得不到的效果”[39]。然而，作者注意到当座谈会被滥用和被利用时，则会产生另外的会议“灾难”。一种是座谈会被“民众运动家”和“掮客们”利用起来，导致座谈会泛滥，人们疲于应付，座谈的结果也仅仅是在报端角落里登条报道即告了结，则座谈会就“变了质”，失去了座谈结论的指导价值；另一种是座谈会被“主催者”作为完成“宣教”任务的工具，成了少数被指定发言者的“宣讲”会，其他人的意见得不到充分的发表，同样也偏离了座谈会本应具有的讨论性质。作者认为，这两种现象都是对座谈会的“误解”“肢解”“曲解”。文章还批评了有些座谈会或“坐而不谈”，或主题不明、议而不决、不予施行等，在“群众掮客”和“宣教徒”的推波助澜之下，将使座谈会“寿终正寝”。该文针对座谈会存在的危机给予剖析，可谓一针见血，也从反面指出了座谈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该文的观点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化界已经注意到了维护座谈会的“纯粹性”显得十分必要。自由活泼、不拘形式、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的特点及其指导实践的价值是座谈会的先天优势，借着座谈的旗号实行“掮客”的言论对于座谈会的话语空间建构显然是极大的损害。该文反映出彼时座谈会的一些乱象，也可以从反面推断出座谈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会议形式，座谈会的组织形式也在日渐成熟，熟习座谈会组织方法的组织者甚至能够“移花接木”，将其他会议的组织形式移植到座谈会中，借“座谈”之名行“宣讲”之实。这种现象恰恰在文艺座谈研究中应当予以注意和辨明，避免将缺乏讨论和观点交集的“座谈”列为研究对象。

1940年在《友讯》第41期上发表的明璋的《关于公开座谈会之刍议》，也是一篇讨论座谈会存在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同学会中的座谈开始参与人数众多，但久而久之就无形消失，这种“昙花一现”的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议题范围宽泛以致资料准备不充分；二是有的参与者不善于发表言论和辩驳致使座谈乏味，三是有的参与者因自身工作时间紧无法参加；四是缺乏导师引导和“系统之结论”。作者认为补救的办法，其一就是《友讯》参照《申报·经济周刊》的做法，开设座谈专栏，采取书面形式进行“座谈”；其二是限定讨论范围在会计、经济、商业和青年修养等方面[40]。该文指出的座谈会存在的四个问题具有典型性，涉及座谈人员及其过程，包括议题、参加人员、结论等座谈会的几个要素。文章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于座谈会组织者和研究者都是一种警醒。但其补救办法，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提出的上述四个问题。该文谈到的书面形式的“座谈”，只是针对某一问题的笔谈，缺少当面座谈时的话语往返和交锋，座谈的话语空间灵动性难以获得充分体现，也就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座谈会”。该文对座谈会讨论范围的设定，仍然界限模糊，失之笼统，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陷入泛泛而谈的困境中。

相比上述3篇文章，对座谈会的改进问题提出更具价值观点的是洁的《关于座谈会》。该文于1941年在上海孤岛的《大地女儿》杂志上发表，从座谈会的内容和形式方面讨论了如何改进座谈会，使之重新焕发活力，形成“团体的力量”。作者把“一般性的集体讨论会”都纳入“座谈会”的名下，认为座谈会的作用在于“适应青年的个性，养成合群和自我教育的性能”[41]。相比前述几篇文章的泛泛而论，该文直截了当、切中肯綮地给出了纠正座谈会的方法。在内容方面，作者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扩大座谈讨论的范围，从国际形势、经济社会文化到个人生活，均可以成为座谈的素材，作者提醒每次座谈应“掌握住一个中心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因座谈材料的广泛而缺失了内容的焦点；第二步，即座谈可以从与会者“切身关系的问题”开始，从座谈者的兴趣点开始，避免高深理论先入为主，使得参与者产生隔膜感和怯意；第三步，在充分调动参与者兴趣之后，进一步做理论探讨，使理论与实际“精密地配合”。针对座谈会形式方面的问题，作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是要找到部分参加者“听而不谈”缺少参与深度讨论的原因，并想办法给予解决；二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实行轮换制，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在轮值主持中主动参与；三是发挥导师在座谈中的引导作用，但不能依赖导师或变为导师一言堂的“演讲会”；四是座谈会的气氛应“活泼轻松些”，在轻松的氛围中各尽其言，集思广益。这篇文章虽然未在大后方见刊，但其中的见解，却切中了座谈会问题的要害，尤其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剖析座谈会的问题及其破解措施，其方法论在战时有关会议组织方法讨论的文章中实为难得。

“五四”前后，座谈在国内出现，这一会议组织形式为大众所普遍接受，而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大量的座谈涌现，甚至出现了上述克非文中所出现的“泛滥”情况。座谈在战时宣传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尤为文化界广泛采用。在为数众多的座谈中，文艺性质的座谈显出其特有的分量。

三、文艺座谈：一种文学批评方式

广义上讲，文艺座谈指的是文艺工作者及相关人士聚集在较正式的场合围绕特定的文艺议题进行的讨论活动。针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四点需要注意。一是具有讨论、互动性质的研讨聚集活动都可以归为座谈活动。讨论性、互动性是座谈活动区别于其他会议的重要特征。按照这一特征划分，除会议名称明确为座谈之外，茶话会、茶会、漫谈会、讨论会、研讨会、交流会、文艺聚会，都可以划入本题研究范围之内。二是文艺座谈参加的主角应是文艺工作者。这里的文艺工作者，主要指文艺创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三是座谈活动的场合应是较为正式的。这种场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质，主动邀集同行参与或允许其他人介入，一般意义上只有当人员规模达到3人及以上时，观点经过多方呈现、交锋、讨论、协商并形成基本共识，座谈才具有聚众讨论的性质和意义。四是讨论应围绕文艺性质的话题展开，而且讨论的重点内容也应是文艺议题。显然，一群作家围绕经济问题却丝毫未触及文学层面而召开的讨论会议不能归为文艺座谈。以往对文学会议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文学会议与文学体制、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等方面的关系，注重体系化学术建构，但较少注意对会议内涵的界定。对文艺座谈进行概念性辨析，廓清其内涵和外延，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精准深入。

文艺座谈在现代中国文学进程中，有多种变体形式，包括文艺谈话会、文艺(文学)漫谈会、文艺茶话会等。而论及同类者，则属文学沙龙为人所瞩目。

文学沙龙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公共聚谈和知识建构的文化空间，以其民主自由、优雅精致的氛围而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推崇。据学者考证，这一具有舶来品性质的文学交际方式，最早出现在晚清。时值1897年末，留法归国的陈季同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学堂，并以倡导女学、师法西方为目的召开了中西女子大会，参会者达122人之多，大会由陈季同的夫人赖妈懿主持，这一具有法式沙龙性质的大会开一时风气之先[42]。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沙龙则有曾朴父子的“马斯南路寓所”、邵洵美的“花厅”、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朱光潜的“读诗会”等。关于中国文学沙龙的研究，费冬梅的《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一书较有代表性。作者对沙龙在中国的历史形态、传入与流播过程进行了梳理，重点研究了沙龙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与特定文学方式及主题之间的关系、沙龙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及时代思潮之间的关系等，并着力挖掘沙龙这一特定的时尚文化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

从研究对象上看，文艺沙龙与文艺座谈虽有某些交叉点和相似之处，但二者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一，沙龙是西洋舶来品，带有西方主义的浓重色彩。沙龙为“Salon”的音译，本意为“客厅”，“指有知识、有身份的男女人物以言谈和娱乐为目的的经常性的非正式聚会活动”[43]。沙龙一般由女主人邀请和主持会谈。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则指的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聚一处，以核心主持者的住所、客厅、书店为主要活动空间，举行的自由探讨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话题的社交活动”[44]。不论使用西方沙龙的本意还是转化为中国沙龙的特定含义，沙龙所体现的贵族特征(优雅言行、精英意识)等，实质上仍浸透着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打着女性文化的标签。而座谈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雅集和清谈的现代演变，尽管由日本介绍而来，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融合了本土文化的产物。座谈中的性别意识并不明显，座谈的参与者可以是文学创作和理论界的各种代表，而不限于是否具有文化精英身份的人员。

其二，文学沙龙重视相同趣味者的聚合，而文艺座谈则可以邀集不同文学倾向或思想倾向者参与讨论。《现代行业语词典》指出：“文学沙龙是指文学界情投意合的人士定期或不定期在某主要人物家中或某个地点，讨论文学作品或其他文学现象的聚会。”[45]“情投意合”是文学沙龙组织的基本前提，离开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思想趣味，沙龙的聚谈就无法展开。事实上，也正因为“情投意合”，沙龙的愉悦融洽、雅致和谐的氛围才能显现出来。而文艺座谈则对聚谈者的思想倾向一致性没有特别要求，甚而有的座谈有意安排思想趣味、理念倾向不同甚至迥异的各方参与，这也就导致座谈讨论中的火药味更浓。

其三，文学沙龙聚谈的内容主要为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注重的是趣味性和文学品评。比如有研究者在分析古代类似沙龙的唐代科举士子聚谈时，认为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尚谈奇闻、爱话异情和好议怪事等”[46]。而文艺座谈则侧重于谈论文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注重理论评述，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

其四，文学沙龙的组织形式较为松散和随性。文学沙龙并非一种严密的组织，其文学主张也是不鲜明的，虽然对文学流派的形成有一定作用，但却不属于文学流派。文学沙龙的举办地点可以是主持者的家中(这更符合“沙龙”的原意)、咖啡馆、茶馆或其他场所，这些场所呈现出的空间特征是民间性的，非官方的。座谈的内容则是在一定的主题框架内进行，其目的在于促进文艺创作或理论的发展进步，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性。座谈的公共空间属性更加显著，其举办者往往选择会议室、办公室等具有官方意味的正式场合。会谈内容多有专人记录。从现有史料看，座谈内容多数可以发表在报纸杂志上，主办者也有意通过内容的发表来获得社会更为广泛的认同。

此外，沙龙是都市文化语境下的社交活动，而座谈则是知识分子进行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沙龙是借文化之名进行社会交往，其参与者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圈子意识和精英意识，并试图通过沙龙这一社交小圈子推动社会大革新。比如邵洵美的“花厅”就对“文艺大众化”提供了具有沙龙性质的方案：“我总觉得要文学大众化，最好从男女的交际着手。”“交际场中的领袖便应当是提倡文学的第一人。”[47]试图通过在沙龙中培养文艺风气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学风气。即使像曾朴这样曾被新文学家批判的旧文学代表人物，其沙龙成员也大都是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或西学训练，无论其文艺作品还是其为人都表现出明显的精英意识。其聚谈内容也表现出对欧美文学情有独钟。文艺座谈虽然也是文人交往的方式，但其重点和目的不在社交，而是将具有表达意愿者集中在一起对某一问题进行讨论，座谈的最终目的是解决文艺问题，排除杂音，形成一致的声音。

上述重点并不在于将文艺座谈与文学沙龙进行对立比较，其目的乃在于明确文艺座谈的独特性，试图在特征界定上将文艺座谈与文学沙龙进行辨析，避免二者混为一谈。同样的，上述辨析还可以为我们在研究中面对星罗棋布、鱼目混珠的各种座谈进行学理上的甄别提供参照。

四、结语

座谈活动往往能形成集体语境，成为公众表达的一种方式。文艺座谈所产生的集体语境也能够构筑出一个公众表达文艺意见的话语空间，文艺观点的碰撞、交锋乃至协商、融合，都可以通过这一话语空间完成，成为一种文艺批评中的互动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座谈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成为抗战文艺运动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观。其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七月社等战时团体所组织的一系列座谈，直接参与了文艺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文艺的民族形式、各体文学的改进等影响中国文学走向的历史实践，通过集体语境对文艺的抗战动员功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这些座谈所关注的一些议题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为什么人”“普及与提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等议题有着一定的联系。总体而言，大后方文艺座谈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能力虽然有限，但其价值和影响却不能忽视，有待于以更广的视野和更新的观念展开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