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与王铎书法师古观之比较

邓建民

（闽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璐同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他们三人结为好友，并且相约攻书，时人称他们为“三株树”[1]。在晚明“三株树”中，黄道周与王铎经常进行书法交流，他们书法思想观念相近，书法师古理念有很多的相似性，但在师古对象范围的宽窄和师承着力点的选择等方面却互有差异，因而各自形成了独立性很强的书法个性风格范式。所以，对黄道周、王铎书法师古观念进行比较分析，深入地梳理他们师古观念中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剖析并论证这种相似性、差异性与他们书法创作风格形成的内在因果关系，这对我们当代的书法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应当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一、黄道周与王铎书法师古观念相似性分析

（一）对晋代王羲之书法的推崇

在书法师古观念上，黄道周《与倪鸿宝论书法》说：

“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卫夫人称右军书亦云：‘洞精笔势,遒媚逼人’而已。”[2](P262)

黄道周以上所论，其中心词为“遒媚”二字。何谓“遒媚”？刘正成的解释是：“遒”为“紧密、骏爽、神峻”，“媚”为“媚丽、媚好”[3](P327)。王羲之书风大多为妍美、神骏等风格内涵。根据刘正成阐释，“遒媚”的涵义恰好与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内涵很相似。黄道周借用卫铄评论王羲之书法之语“遒媚逼人”，来阐述自己所说的“遒媚”其实就是特指王羲之的书风。所以，黄道周所言“以遒媚为宗”，其实就是以王羲之法书为宗。

在黄道周的书论中，曾评价王羲之书法云：“草书以欧阳询初集右军《千文》为第一，怀素最下。”[4](P174)我们姑且不论他对草书的评价标准和判断结果是否准确，单从他以欧阳询所集的王羲之草书“为第一”的评判中，就可以推测出黄道周草书的重要师法对象应该就是王羲之。

与黄道周的崇尚大王观念相呼应，王铎在《临阁帖与山水画合卷题后》中说：“予书独宗羲、献。”[5](P485)又在《跋圣教序》中说：“《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6](P卷三十八题跋一)王铎虽说“独宗羲、献”，但从他的书法理论和实践可证，他的观念是以王羲之为主，王献之为辅的。王铎从少年时代就对王羲之书法情有独钟。他在十五岁时就开始临习王羲之法帖《集王圣教序》，而且两年后就字字毕肖，可见其用心之专，用工之勤。王铎跋《集王圣教序》又说：“每遇烦惫一披瞩，辄有清气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风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荡无岸。此中消息,如文如诗。”[7](P656)王铎评《集王圣教序》之语，富于文采，诗意盎然，领悟深邃。可见其临习《集王圣教序》已得其三昧，且悟其清雅、空灵之境。

王铎在成年后，还特为王羲之像题诗曰：“我素师其书，其品信耿肃。为国匡大端，书不晦幽独。”[8](五古卷六)王铎对王羲之的人品、才华和书法推崇备至。他在临王羲之法帖时，常题后称“我家羲之”，可见其对王右军极为崇敬，并以与王羲之同姓而自豪。王铎跋《集王圣教序》还说：“《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7](656)王铎书法学习沉心临摹《淳化》《圣教》与《褚兰亭》。《圣教》与《褚兰亭》虽是唐人集字和临写之作，但也基本可以视为王羲之书法的代表性作品，《圣教》《褚兰亭》是王铎经常临习的对象。《淳化阁帖》中六到八卷俱为王羲之法书，其中的许多法书在王铎的临帖之作里是可以经常看到的。

从王铎以上诸多言论和临帖实践可证：与黄道周的书法师古观念相似，王铎也是以王羲之法书作为最重要的师法对象的。

（二）对唐代书法名家的借力

黄道周《书颜鲁公郭公帖后》说：

“今盛行者，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矜丽，以此两种括诸精妙，即怀素所述笔意具矣。”[9](P344)

尽管黄道周过去曾说过：“颜、柳继之，援戈舞锥，千笔一意。”[2](P262)其对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的评判有过一定的偏激。但从黄道周《书颜鲁公郭公帖后》的措辞和逻辑思维中可以看出，他对颜真卿《中兴颂》《家庙碑》的赞颂，是在对颜鲁公书法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之后所做出的判断。黄道周《书颜鲁公郭公帖后》书评，既纠正了他以前对颜真卿等名家的过激评判，也呈现出他最终对颜真卿书法由衷的折服。黄道周《题自书千字文帖后》又说：

“十年前笔法极嫩，时有稚气,所见法书亦皆随俗依傍。间出己意,坠败甚多。自见率更《千文》及《曼倩碑》后，稍稍有进。”[10](P344)

《曼倩碑》即颜真卿的《东方朔书赞碑》。黄道周的书法从“笔法极嫩”“时有稚气”到“稍稍有进”，给他这种进步的动力是对欧阳询《千文》和颜真卿《曼倩碑》的师法。从黄道周的楷、行、草创作中可以看出，他对欧阳询、颜真卿等名家书风的效仿痕迹是很明显的。虽然黄道周以封建士大夫的儒家理念，认为书法“终是小道，不足留神”，因而其留下来的书法理论显得零散而不系统，但是，他透露出的书法师古观念是非常明晰的：那就是以师承王羲之为主，兼及唐代名家。

与黄道周书法追求相似，王铎对唐代名家法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跋颜鲁公争坐位帖》中，他称赞颜真卿书法说：

“楷之精，行之神，书所造深且如此。呜呼！公书即不深造，独足令人想见忠愤，况艺文又若斯乎。”[11](卷三十九题跋二)

王铎褒赞颜真卿，由书及人，又由人及书，使人想见颜真卿人书合一的崇高艺术境界。从王铎的楷书作品《王维五言诗卷》中可以窥见，他对颜真卿楷书用功至深。王铎在《题杜甫凤林戈未息诗卷后》又说：

“丙戌三月初五，夜二更，带酒微醺，不能醉，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12](P389-392)

有关唐代书法诸名家的评价，王铎的理论观念与黄道周极为相近，也对怀素的草书进行了贬低和排斥，但王铎对柳公权、虞世南的草法却情有独钟。在王铎临书作品中，经常可见他对虞世南《临乐毅论帖》《郑长官帖》、柳公权《圣慈帖》《伏审帖》《奉荣帖》等法书的临习。王铎临写唐代名家法书，除柳、虞之外，较常临摹的还有李世民、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书家，可见王铎对唐代名家书法致力至深。

因此，王铎与黄道周的师古观念颇为相似：也是以王羲之为主要师法对象的同时，兼及唐代名家法书。

（三）对古代书法名家间师承源流的辨析

黄道周和王铎都是古代书法名家间师承源流高明的辨析者。黄道周《书品论》说：

“楷法初带八分，以章草《急就》中端的者为准。《曹孝女碑》有一二处似《急就》……然在法乘中骨相行藏，只有肥瘦。肥者右军之师李卫，瘦者率更之变右军，除此两途，别无正法，不旁及也。”[4](P174)

黄道周以为王羲之的《孝女曹娥碑》带有皇象《急就章》的遗意，并且以“法乘中骨相行藏”的“肥瘦”为线索，把卫铄、王羲之和欧阳询之间的继承中又有创新的师承关系凸显出来。书法名家间师承与创新的问题，通常都是极为深奥而又复杂的问题，然而，黄道周以“肥瘦”二字统摄之，举重若轻，以简驭繁。他在《书颜鲁公郭公帖后》又说：

“今观此帖，遒媚翩然，高者欲齐逸少，卑亦不近米颠，虽有唐室之风，尚宏永和之裔矣。”[9](P344)

颜鲁公《郭家庙碑》艺术特征是：“遒媚翩然”。据前面黄道周所引卫铄之论认为，“遒媚”乃是王羲之书法风格的主要特征，因而，黄道周推论颜鲁公之书“尚宏永和之裔矣”。当然，凸显“唐室之风”是颜真卿独特的个性创造，这种厚重、豪放书风是在王羲之引领的“遒媚”系列之外另开一大书法流派。黄道周的眼力十分犀利，颜鲁公《郭家庙碑》的师承和创新一语中的。

王铎自言“独宗羲、献”，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寻求再现“羲、献”书法神韵的通道，对唐、宋诸名家的学“二王”经验，他更是极力地观察、研究和汲取。

王铎在《临阁帖与山水画合卷题后》说：“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5](P485)他研究颜真卿书法并题跋说：“今观公书法，根本二王，变化如龙。”[11](卷三十九题跋二)在王铎的眼中，以颜真卿为代表的唐、宋书法诸家皆以二王为源头。王铎在观察米芾学“二王”的经验则是最为深入，他多次感悟，屡次题跋，并从米芾身上获益甚多。他在《跋停云馆米帖》中说：“观米海岳书，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去。”[13](P664)又在《跋米元章告梦帖》中说：“予经见内府米真迹书启约千余，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如此。”[14](卷三十八题跋一)“矫矫沉雄”的米海岳之书，是“变化于献之、柳、虞”，“解脱二王”，因而以晋、唐为宗。米芾再现“二王”神韵手段之高，致使书法大家王铎也有了迷幻之感：“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

自古以来，书法艺术的探索者都必须深入研究、辨识各个朝代名家间的师承源流，以此剖析书法艺术继承与创新的规律，并作为自身书法艺术师承与创造的参照。从黄道周与王铎的书法理论和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充满智慧的思辨者和探索者。他们有关历代名家间师承源流的研究与辨析，都是以王羲之法书为中心，这种研究和探索趋向与他们崇尚王右军的思想观念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二、黄道周与王铎书法师古观念差异性分析

（一）师古对象范围、字体选择等方面的差异

黄道周与王铎在书法师古观念上虽有很多相似，并可以看出他们互相影响的迹象，但他们书法师古观念仍有不少的差异。从师古对象范围而言，黄道周显然比王铎要窄。从黄道周的书法理论、书法作品等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其书法师古对象仅呈现在对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名家的临习和研究上。和黄道周相比，王铎的师古对象范围显然要宽了许多。从王铎的书法理论和师古临作上看，其师古对象有张芝、钟繇、王羲之、郗愔、王献之、王徽之、王筠、萧思话、陈达、李世民、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米芾等几十位名家。当然，师古范围的宽窄，师古对象的多寡，并不足以说明孰优孰劣，其中尚存在着师古的理解、消化、提炼等涉及入古深浅的诸多问题。师古，只是学习前代名家的书法技法和艺术创造规律，在掌握其技法和规律之后，还要经过与自己经历、学养、性情、审美等方面的融合、酝酿与升华，再经过自己艺术创作的发挥与创造，才能呈现出艺术境界的等第高低。

即使在同一个师古对象中，黄道周与王铎在对对象的理解、字体及作品的选择上仍有许多不同。例如，他们两人都是推崇王羲之书法，并且对王羲之的草书极力褒赞，黄道周称“草书以欧阳询初集右军《千文》为第一”，王铎称草书“张芝羲献，余铲斜枝”，而且两人都在书法实践中效法王羲之草书。但在师法王羲之其他字体方面，两人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王铎侧重于王羲之的行书，在《集王圣教序》《兰亭集序》等作品上竭力用功；黄道周则在王羲之的楷书上不遗余力地研习。并且，黄道周对王羲之楷书概念的理解又与常人不同，他在书论中说：

“真楷只有右军《宣示》《季直》《墓田》，诸俱不可法，但要得其大意，足汰诸纤靡也。”[4](P174)

根据黄道周以上所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黄道周所言的右军真楷“《宣示》《季直》《墓田》”三帖，其实就是指钟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和《墓田丙舍帖》，以上三帖传世的刻帖作品书法史上传为王羲之所临。“《宣示》《季直》《墓田》”三帖与王羲之传世的楷书刻帖作品《乐毅论》《黄庭经》等相比较，在书风上有着很大的差异：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等作品的用笔已很少存有隶意，而钟繇以上三帖尤其是《宣示表》《荐季直表》的用笔隶意颇多。从黄道周的楷书书风来看，他所崇尚的应该就是钟繇楷书所具有的天然、古朴的隶意。在黄道周的书法观念中，王羲之艺术高超的楷书作品，其实就是特指他所临的钟繇楷书之作，而真正流传有序的王羲之楷书作品，如号称为“天下第一楷书”的《乐毅论》等，在黄道周的眼里都属于“俱不可法”的对象了。黄道周这种书法观念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应该属于非常独特的理论观念。

与黄道周相比，王铎有关钟繇书法、王羲之书法等概念的界定是非常明晰的，并且与书法史上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观念相同，未出现黄道周那种颇具独特性的书法理论观念。

（二）师古实践中关注点的差异

在师古实践的探索中，黄道周与王铎的关注点存在着不小的差异：黄道周往往侧重于师古书写工具的研究，王铎则侧重于师古实践方法的探索。

黄道周在论书中说：

“古者男子四射六御，则弓矢轮辕轻重曲直皆须别察，使其微至。今既舍射御，以专法书，则笔墨研楮势难辍论。”[4](P174)

黄道周以“四射六御”作比，说明讲究“笔墨研楮”的重要性。在《书品论》中，黄道周对笔、墨、纸、砚都各有专论，尤其对古人常用之笔、师古所用之笔等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对虞世南、欧阳询等名家书写工具有过细致的考察：

“笔法极难齐，如初唐人虞、薛、欧、褚，所用异笔，大率不出右军之旧。须圆、健、尖、齐，束胶甚坚，握甚小。”[4](P174)

“虞、薛、欧、褚”都是学王右军的初唐书法名家，所以，“所用异笔，大率不出右军之旧”。王右军的传世法帖都是小字作品，因此，初唐右军一系的书法名家，都学其用“圆、健、尖、齐，束胶甚坚，握甚小”的书写工具。黄道周对晚明人使用白羊毫书写大字手札深感不满：

“黄平倩而下，至米友石，皆用白羊毫。王百谷用白羊毫，间以麻苧。董宗伯时亦用之。此皆大书，寸咫而上。古人天子书与群公，一札十行。如此笔墨，岂足贵乎！”[4](P174)

黄道周推崇“古人天子书与群公，一札十行”这样的小字。因为字小而精到，所以显得庄重、珍贵。黄道周《书品论》又说：

“陈雪滩书，仿赵松雪，笔亦用白羊毫，殊不称也。近湖州有大、小纯毫，皆栽狐免，俱佳，但难多致耳。”[4](P174-175)

“狐免”应为“狐兔”之误。赵松雪为王右军一系的元代名家，其书风大多源于右军。陈雪滩仿赵松雪，也应该用“束胶甚坚，握甚小”的狐兔之笔，但其“亦用白羊毫”，因而“殊不称也”。黄道周研究“虞、薛、欧、褚”师承王羲之和陈雪滩临仿赵松雪所用之笔等，探求师古使用书写工具之道。他倾向于用“圆、健、尖、齐，束胶甚坚，握甚小”的狐兔之笔临仿古人书法，才能再现古人法书神韵。也许正是由于有以上这种师古使用何种书写工具的认识倾向，致使他的传世书法作品大多为小楷、小行书之类。也正是由于黄道周对师古书写工具的讲究，才使他的书法作品的线条显得古厚、刚劲。

与黄道周不同，王铎的书论对文房四宝极少涉及。在师古的过程中，王铎侧重于师古临帖方法的研究。钱谦益《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说：

“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15](卷三十墓志铭二)

在钱谦益对王铎背临法帖的生动描述中，王铎能做到“如灯取影，不失毫发”，从形似到神似一点也不差错，而且是在“趣举一字，矢口立应”的情况下。可见王铎在师古的过程中对古法帖极为熟悉，而且临帖入古功力深厚。王铎分析柳公权的学古方法说：

“柳诚悬用《曹娥》《黄庭》小楷法拓为大，力劲气完。”[16](卷三十八题跋一)

王铎在对柳公权楷书的观赏中，悟出其楷法是在王右军《曹娥》《黄庭》的小楷法基础上“拓为大”。所谓“拓为大”，就是柳公权对王右军楷法的放大和强化，放大其字径并强化其笔意和笔势。“拓为大”在王铎的行书和草书的创作中经常运用。王铎又在《跋米芾吴江舟中诗卷》中说：

“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余为焚香寝卧其下。”[17](P656)

“不规规摹拟”是王铎在研究米芾的书法作品之后所悟出的一种临书方法，即在师古的临帖中，不求形似和神似，并以我神统摄临书中的笔法、结体和章法等表现形式。“不规规摹拟”是王铎师古过程中的一种出帖方法，他经常在轴类的临古作品中运用。王铎这些轴类书法作品虽称临古，但实质上可以视同于书法创作。

“如灯取影，不失毫发”“拓为大”和“不规规摹拟”，是王铎在师古探索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几种临帖方法，从入帖到出帖，带有完整的系统性。王铎的“如灯取影，不失毫发”“拓为大”和“不规规摹拟”的临帖方法与黄道周在师古书写工具上的研究探索殊途同归，使他们在临帖的过程中能够入其三昧，因而在黄道周、王铎的师古实践中功用至大。

黄道周与王铎书法师古观念有很多的相似性：他们都崇尚王羲之法书，并且在书法临摹和创作实践中竭力践行；他们对唐代书法名家做过深入的研究，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对唐代书法名家有着诸多的借鉴；同时，他们还是古代书法名家间师承源流辨析的高手，在书法追求历程中，这种师承源流辨析所获得的规律性认识，给予他们书法艺术创造增添了许多助力。以上这些师古观念内涵在他们书法思想中的叠加与交融，使他们在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实践中，创造了与二王系列中的大多数书法名家相一致的雅致、优美、骏爽等审美风格，而且也拥有了唐代书法名家时常呈现的豪肆、质朴、劲健等个性风范。

黄道周与王铎书法师古观念也有着不少的差异性：黄道周在师古对象的范围上稍显狭窄，他沉心于对钟繇法书的研究和师承，而且专注于对古代书法名家所用之笔的考察等，以上这些师古观念要素的影响，使黄道周在书法艺术创作实践中，个性风格较为稳定、单一，在楷书和行书的创作审美上较多呈现古朴的隶书笔意，并且幅式较小的书法作品居多；王铎的师古对象范围较为宽广，师承的书法名家众多，而且对师古临摹方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以上这些师古观念因素的渗透，使王铎在楷书、行书和草书的艺术创作中，审美风格内涵丰富、多变，并且在行书和草书的创作中大幅式的作品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