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中日海上交流研究综述与展望*
——以跨国人物为主线

王勇

一、引 言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与中国大陆之间有浩瀚的大海相隔，历史上中日两国人来物往，向北必须跨越渤海或黄海，往南则要横渡东海或南海。从这层意义上讲，中日之间无论“人来”还是“物往”，必须依赖于海上航线，因此均可归为“海上交流”。

无论是“中日关系”还是“中日交流”，在通常的学科目录分类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既不属于中国研究，也算不上日本研究；然而其本质应该是一门交叉学科，不仅外延覆盖中国史和日本史，内涵还涉及思想、宗教、法制、民俗乃至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

中国官方为周边国家书写史传，持续千余年而未曾间断，涉及的国家或民族近百，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体例之完备、内涵之丰赡，堪称世界文明史上一大奇迹。以日本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二十六史”专设日本传凡17篇，时间跨度超过1500年，贯穿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官方视野下的“中日交流史”(1)王勇主编 ：《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5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研究高潮出现在明代。由于东南沿海倭寇猖獗、万历朝鲜战争勃发等原因，一直以来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猛然间以“强敌”姿态登场，令中国官民猝不及防，于是数以百计的各类研究著作竞相问世，如薛俊《日本考略》、郑若曾《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江南经略》、李遂《明代御倭军制》、李言恭等《日本考》、宋应星《经略复国要编》等等。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日本研究高潮，出于海防与御敌的需求，内容偏重于军事、外交、地理等，是自上而下激起的研究热潮。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摇身一变成为东方强国。尤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朝野为之震惊，忧国忧民且具有远见的知识人士毅然呼出“以日为师”口号，于是一批又一批官绅赴日考察，一波又一波学子负笈东渡。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署之后，两国人员往来愈加密集，亲历者撰写的考察记、见闻录以及相关著作、论文，涉及政治、经济、教育、产业、交通、科技诸多层面，形成日本研究的第二波高潮。这波高潮从晚清延续到民国时期，从单纯的“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过渡到对日本历史文化的关照，后者的标志性著作是黄遵宪《日本国志》等。

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般腾飞，尤其是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第三波日本研究高潮骤然而至，其显著特征是全方位、多层次、学术化，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远超越前两波高潮。

本文时间上定位在“近四十年”，基本上与第三波高潮同步。在这个时间段中，我国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日本学界为参照物来看，经历了学习、追赶、创新的多个阶段，在局部的“点”甚至特定的“面”上，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实现了超越。

如前所述，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外延宽广，在一篇论文中包罗万象予以概述，几乎是完不成的任务。然而，“文化交流”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脉络。即文化的创造、传承、流播、接受、模仿、改良、创新诸环节，均离不开“人”的主导作用。基于此，本文以“跨国人物”为线索，概述近40年来中日海上交流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突出中国学界的创新点与前沿性，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

二、赴日中国人研究

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是人类自身创造文化、继承文化、传播文化、摄取文化、创新文化的历史。从时间上讲，人类生生不息使文化得以继承和创新；从空间上讲，人类迁徙不定使文化得以流播和扩散。因此，要研究双边乃至多边的文化交流史，“人”是贯穿其始终的主线。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既有一般文化交流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与理路。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或经由朝鲜半岛、或跨洋过海东渡的中国移民，促使日本文明的跳跃式发展；隋唐时期，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扮演了文化交流的主角；宋元至明代，络绎于海途的商贾、求法巡礼的僧侣成为文化的搬运者；晚清至民初，外交官员、考察官绅、游历文人、教习学子你来我往，文化交流呈现多样化特色。

总体上来说，国内外学术界比较关注来华日本人研究，而赴日中国人的研究相对比较冷门，除了徐福、鉴真、朱舜水、黄遵宪等少数人物的点描，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一)赴日华侨史

沈殿忠、沈殿成、赵玲、何平《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2)沈殿忠、沈殿成、赵玲、何平 ：《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填补了这一空白。全书洋洋洒洒62万字，以24章篇幅叙述秦汉至20世纪后半期中国人东渡日本史及在日华侨社会生态，时间跨度之大、涉及层面之广，可谓是宏大的构图、空前的壮举。

正如沈殿忠在《前言》中坦言“本书依序讨论了古代、近代、现代以至当代旅日华侨的产生和演变，重点是近、现代部分”，该书亮点与缺憾并存。整体印象是“古代”太单薄、“近代”颇厚重、“现代”出新意。

具体而言,第二章《秦汉时期旅日华侨的先驱者》、第三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旅日华侨》、第四章《隋唐时期旅居日本的华侨》、第五章《宋元时期旅居日本的华侨》、第六章《明清时期旅居日本的华侨》，基本上属于四平八稳地归纳汇总前人成果；第七章《近代历史时期旅居日本的华侨》、第八章《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维新志士》、第九章《清朝末期开始渡日的中国留学生》、第十章《辛亥革命时期功勋卓著的旅日华侨》、第十一章《护国讨袁时期重振旗鼓的旅日华侨》、第十二章《“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留日学生》、第十三章《辛亥后至抗战前渡日的中国留学生》、第十四章《辛亥后至抗战前旅日华侨的定居状况》、第十五章《旅日华侨与抗日战争》使用国内部分新资料，涉及日本学者研究的某些盲点；第十六章《二次大战后初期的旅日华侨》、第十七章《旅日华侨与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第十八章《旅日华侨与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政治发展》、第十九章《旅日华侨与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化发展》、第二十章《二十世纪后半期旅日华侨人口、分布、籍贯》、第二十一章《二十世纪后半期日本华侨社会的发展》、第二十二章《二十世纪后半期日本社会发展中的华侨经济》、第二十三章《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新的留日运动》从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考察旅日华侨的生态，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分野。

(二)古代日本的大陆移民

1995年，文津出版社(台北)将厦门大学韩昇的《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列入 “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予以出版。这部博士论文得到韩国磐、池田温两位史学巨擘指导，充分运用中日两国史料，兼具中国学者的宏观视野与日本学者的微观考据，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全书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章《各国移民待遇的比较与伪造谱牒问题》、第三章《中国的乡村社会与日本的大陆移民组织》、第四章《“吴国”“吴人”与吴文化》、第五章《大陆移民社会》、第六章《移民的主要活动事迹》、第七章《早期佛教的传播》考察魏晋以来中国赴日移民的组织、待遇、贡献诸方面，恰好弥补前述《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存在的古代薄弱环节。

池田温在《序言》中给予该书积极评价，列举作者指出的日本对各国移民基本一视同仁、奈良中期朝鲜移民地位上升、日本在唐风熏染下并未特殊优待中国移民、在赐姓和任官方面朝鲜移民氏族比中国移民氏族更居于有利地位、在朝鲜移民中存在与中国移民相抗衡的意识，指出“以上诸点，推翻了学界通论的根据，基本上探明了于华北动乱时期逃往乐浪诸郡的汉族在朝鲜半岛定居之后，又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迁徙到日本的经纬，且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该书的最大亮点体现在第三章《中国的乡村社会与日本的大陆移民组织》与第五章《大陆移民社会》，突破日本学者的惯性思维及日本史的窠臼，把中国乡村社会与赴日移民社会连接起来考察，拓展了移民带动文化传播的研究空间。该书另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日本朝廷并非“特殊优待中国移民”，且“在赐姓和任官方面朝鲜移民氏族比中国移民氏族更居于有利地位”，需要从百济与日本的地缘与历史关系、移民群体的数量比、移民的专业特长与任职部门等综合考量，如中国移民多担任博士、医官、图书管理等职，有关中国移民在日的地位与待遇有待进一步深入研判。

韩昇在中国赴日移民领域深耕多年，相关论文还有《司马氏与中国佛教传播日本》《略论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若干事迹》《唐朝到日本的移民及在文化方面的影响》《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社会》，(3)韩昇 ：《司马氏与中国佛教传播日本》，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略论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若干事迹》，载《求索》1992年第5期 ；《唐朝到日本的移民及在文化方面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 ；《唐朝到日本的移民及在文化方面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 ；《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社会》，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可以一并参考。

(三)赴日唐人

2015年，葛继勇著《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列入王勇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新视觉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续日本纪>所载赴日唐人研究》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基础资料来源增加了《日本书纪》及最新考古资料。如果说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涵盖魏晋至隋唐时期的中国移民，那么葛继勇的著作聚焦于7-8世纪(相当于初唐至中唐)，对这一时期赴日唐人资料进行拉网式搜罗，试图在东亚视域下建构赴日唐人研究的体系。

该书正文分为三篇。第一篇《“唐人”用语的内涵以及唐人记事的成立》，绵密剖析日本古代指称异国人的近义词——“唐人”“汉人”“秦人”“吴人”“胡人”“韩人”等异同，确定“唐人”的特殊内涵与跨时空外延；第二篇《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总论》为全书核心，宏观上把控7世纪赴日唐人以百济所献俘虏及外交使节为主、8世纪赴日唐人呈多样化及多渠道的特点，尤其论述赴日唐人与日本内政外交关系颇多新意；第三篇《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个案研究》追踪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唐人事迹，涉及唐俘续守言与薛弘恪、唐人袁晋卿、唐使沈惟岳一行，可谓穷尽史料、刨根问底。

楼正豪称此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研究赴日唐人的专著……不失为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领域的开山力作，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描绘异域唐人风景的壮阔历史画卷”，同时指出不足之处：“作者试图对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进行一番体系化研究的目标似乎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最大的研究障碍就是资料太少，过于零散，因而一些综合性的结论只是通过个别人的考察而得出的，普遍性薄弱。”(4)楼正豪 ：《开创者的缺点——评葛继勇著<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载《博览群书》2016年第9期。应该是比较中肯的评价。

(四)在日宋商

两宋时期，中日海上贸易迅猛发展，涌现出一个以宋人为核心的多国籍、跨区域的海商群体，他们聚居在东亚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日本九州的博多逐渐成为国际化的货物集散地，定居于此的外国人中包括大量的宋人。

浙江省宁波古称明州，唐宋时期是重要的国际港口，也是沟通东亚各国的门户，自古与日本博多津海路相通，因此保留不少中日海上交流的文物与遗址。天一阁博物馆珍藏的三块石碑，便是有力的物证。1985年顾文璧、林士民《宁波现存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华侨刻石之研究》，首次揭开三块被称作“华侨刻石”的神秘面纱。笔者根据该文介绍，三度赴天一阁实地核实，确认三块石碑分别为“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居住弟子丁渊”“日本国太宰府居住弟子张宁”“建州普城县寄日本国孝男张公意”所立，内容均为捐款修路一丈，落款是“乾道三年四月”(5)顾文璧、林士民 ：《宁波现存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华侨刻石之研究》，载《文物》1985年第7期。。

郝杰《日本考》云：“我国海商聚住花旭塔津者多……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6)(明)李言恭、郝杰编，严大中、汪向荣校注 ：《日本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页。捐款人自称“居住”或“寄”日本国者，当是浙江、福建一带的海商移居日本者或其后裔。值得注意的是，立碑之乾道三年(1167)四月三日，两浙路运转使姜诜上奏朝廷：“明州市舶务，每岁夏汛，高丽、日本外国舶船到来。依例，提举市舶官于四月初亲去检察，抽解金、珠等，起发上件(供)。”(7)(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18页。(本文标点与该版本标点有所不同。)由此推断，此三人借着来明州经商的机会，捐款修路、供养先祖。

顾文璧、林士民论文发表后，在中日两国引起轰动。这是宁波市迄今为止发现的宋代明州港最早的文物遗存，也是明州港对日本交通贸易历史最早的文物遗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历史意义。

移居日本、回国经商、顺带捐款的丁渊、张宁、张公意，是众多在日宋商的一个缩影。赵莹波的两部新著《宋日贸易研究》《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8)赵莹波 ：《宋日贸易研究》，台湾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 ；《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则揭示了在日宋商的许多不为国内学者熟知的侧面与细节，探索宋代海商群体产生的国内外背景、中日海上贸易的大宗物品与抽解制度、宋商赴日后的待遇与地位、他们的政治身份与文化影响，包括宋商作为国使向日本传递的国书、宋商国使的易名现象、宋商与武士的关系、在地化过程中的通婚现象等等，作者使用大量珍贵资料、从东亚视角关照宋商的历史意义，并指出在日宋商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是中华文明的移动载体，是中华文明圈的建设者和实践者。

除了前述通史性、群体化、断代史的考察，大多数有新意的成果聚焦于一些个人，比如唐代东渡的鉴真、明清鼎革之际移居日本的朱舜水等，均属中国学界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五)唐僧鉴真

我国的鉴真研究大抵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汪向荣《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9)汪向荣 ：《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王金林《鉴真在日本受到“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打击吗?》(10)王金林 ：《鉴真在日本受到“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打击吗?》，载《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卞孝萱《鉴真东渡五题》(11)卞孝萱 ：《鉴真东渡五题》，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5期。等，面对日本学界厚重的鉴真研究积淀，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勇于创新、敢于挑战，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进入21世纪，《扬州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唐都学刊》等先后刊出多期“鉴真研究”专栏，集中推出中日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兹择要介绍如下。王勇《鉴真东渡动机诸说批判——剖析日本学者的几种观点》《鉴真和上与舍利信仰——高僧传的史实与虚构》(12)王勇 ：《鉴真东渡动机诸说批判——剖析日本学者的几种观点》，载《扬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鉴真和上与舍利信仰——高僧传的史实与虚构》，载《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探讨鉴真东渡之动机，通过剖析与批驳“圣德太子敬慕说”“鉴真间谍说”等日本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舍利信仰与转世信念是促使鉴真东渡的内在动力。葛继勇《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系列论文，(13)葛继勇 ：《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载《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载《唐都学刊》2007年第4期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载《扬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载《扬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围绕跟随鉴真东渡、接替鉴真坐镇东大寺戒坛院的唐僧法进，考证其师承法脉、东渡经纬、在日活动等，首次提出《进记》或为法进所著行紀的新观点。

此外，卞孝萱《鉴真与天台宗关系新探》(14)卞孝萱 ：《鉴真与天台宗关系新探》，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郭天祥《鉴真大师仅仅是律宗高僧吗？——论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15)郭天祥 ：《鉴真大师仅仅是律宗高僧吗？——论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载《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期。，关注到鉴真与日本天台宗兴起的关联；王勇《唐诗中的鉴真》《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16)王勇 ：《唐诗中的鉴真》，载《唐都学刊》2007年第4期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载《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前者推定《赠鉴上人》系皇甫曾赠别鉴真之作，后者考证鉴真东渡携带的书籍。总体上说，虽然日本的鉴真研究起步较早，但21世纪中国的鉴真研究渐入佳境，呈现引领学界的态势。

(六)朱舜水

文献整理方面，1981年北京大学朱谦之教授整理的《朱舜水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以日本稻叶君山编《朱舜水全集》(1912)为底本，参酌马浮改编《舜水遗书》(1913)、北大馆藏日本刊本《舜水先生文集》(1720)增删而成，堪称当时最为完备的资料集。1992年徐兴庆出版《朱舜水补遗》(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出版《新订朱舜水补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辑入数量可观的新资料，在资料收集与整理方面超越了日本学界；近年来，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的《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I朱舜水文献释读》(2013)、《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Ⅱ德川光国文献释解》(2014)、《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Ⅲ水户藩内外关系文献释解》(2015)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日本德川博物馆联合推出，为朱舜水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

专题研究方面，韩东育《朱舜水在日活动新考》(17)韩东育 ：《朱舜水在日活动新考》，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以诙谐的语言、灵动的思辨提出几个严肃的问题，即朱舜水与日本“华夷变态”思潮、“徂徕学”的兴起、《大日本史》修撰理念的内在逻辑关联，该文可谓振聋发聩，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大致可信。林敏洁《试论朱舜水的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8)林敏洁 ：《试论朱舜水的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立意新颖，从汉语传播史的角度评述朱舜水弘扬传统文化的功绩。竺小恩《朱舜水与明朝服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19)竺小恩 ：《朱舜水与明朝服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载《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钱明《明末浙江大儒朱舜水流寓日本后的主动在地化——以朱氏所赠三尊孔子铜像为主线》(20)钱明 ：《明末浙江大儒朱舜水流寓日本后的主动在地化——以朱氏所赠三尊孔子铜像为主线》，载《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2期。分别从大明衣冠、孔子铜像入手，阐述朱舜水对日本文化的多元影响。

近年，朱舜水与日本学人赖以交流的“笔谈”文献受到关注，这些文献大多以抄本形式传世，未经系统整理与研究，各类全集也基本未见收入，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李心纯、林和生《朱舜水研究的最新史料——<西行手录>的史料价值》(21)林和生 ：《朱舜水研究的最新史料——<西行手录>的史料价值》，载《山西师大学报》2013年第1期。介绍了朱舜水与小宅生顺的笔谈集《西游手录》(作者将“西游”误录为“西行”)，认真比校彰考馆抄本与《朱舜水集》所载笔语内容，颇有真知灼见。王勇、朱子昊《朱舜水笔谈文献研究》(22)王勇、朱子昊 ：《朱舜水笔谈文献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校注、影印朱舜水与小宅生顺及安东守约的两部笔谈集《西游手录》《心丧集语》，并附有《朱舜水的姓名字号》《朱舜水的终焉之地》《朱舜水“笔语”资料》《<西游手录>成书经纬》《<心丧集语>成书经过》诸文，开拓了朱舜水研究的新领域。

(七)其他人物

关涉赴日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中，尚有以下一些专题比较热门：(1)明季遗民，如衷尔钜《陈元赟的事迹及其著作在日本的流传》(23)衷尔钜 ：《陈元赟的事迹及其著作在日本的流传》，载《文献》1988年第1期。、周中坚《明遗民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24)周中坚 ：《明遗民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载《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吕洪年《心越东渡的杰出贡献及其故里家世考》(25)吕洪年 ：《心越东渡的杰出贡献及其故里家世考》，载《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谢孝苹《旅日琴僧东皋心越》(26)谢孝苹 ：《旅日琴僧东皋心越》，载《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胡沧泽《郑成功与隐元禅师关系略论》(27)胡沧泽 ：《郑成功与隐元禅师关系略论》，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任萍《浙江籍侨僧逸然性融与日本》(28)任萍 ：《浙江籍侨僧逸然性融与日本》，载《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廖肇亨《从西湖到富士山：明清之际黄檗宗僧独立性易地景书写之文化义蕴》(29)廖肇亨 ：《从西湖到富士山：明清之际黄檗宗僧独立性易地景书写之文化义蕴》，载《中国文化》2016年第2期。等；(2)外交官员，如陈振濂《“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论杨守敬对日本书法的贡献》(30)陈振濂 ：《“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论杨守敬对日本书法的贡献》，载《文史杂志》1987年第2期。、夏晓虹《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31)夏晓虹 ：《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载《学术界》2000年第1期。、夏日新《杨守敬日本访书成功原因初探》(32)夏日新 ：《杨守敬日本访书成功原因初探》，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王宝平《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33)王宝平 ：《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5期。、龚缨晏《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34)龚缨晏 ：《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载《宁波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戴东阳《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35)戴东阳 ：《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载《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等；(3)留日学生，如彭焕才《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36)彭焕才 ：《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载《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吕顺长《清末浙江籍早期留日学生之译书活动》(37)吕顺长 ：《清末浙江籍早期留日学生之译书活动》，载《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桑兵《留日浙籍学生与近代中国》(38)桑兵 ：《留日浙籍学生与近代中国》，载《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徐志民《明治维新与赴日留学》(39)徐志民 ：《明治维新与赴日留学》，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等。

除此之外，葛继勇、郑屹《隋使遍光高与东亚佛教外交》(40)葛继勇、郑屹 ：《隋使遍光高与东亚佛教外交》，载《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披露《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所载《丈六光铭》新资料，铭文云“岁次戊辰(608)，大随国使主鸿胪寺掌客裴世清、使副尚书祠部主事遍光高登来奉之”“使副尚书祠部主事遍光高”之官职、头衔、姓名不见其他文献，弥足珍贵；黄约瑟《“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41)黄约瑟 ：《“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吴玲《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42)吴玲 ：《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载《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关注遣唐使中止后活跃于东海的贸易商人群，他们以李延孝等唐人为主体，但有时也自称“渤海人”或“新罗人”，总之是一个利益相关的跨国群体，“国籍”反而淡化；朱越利《唐气功师百岁道人赴日考——以〈金液还丹百问诀〉为据》(43)朱越利 ：《唐气功师百岁道人赴日考——以〈金液还丹百问诀〉为据》，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王勇《渤海道士李光玄事迹考略》(44)王勇 ：《渤海道士李光玄事迹考略》，载王宝平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从道教典籍《金液还丹百问诀》中发掘出生渤海而往返东亚诸国的李光玄事迹，引起韩国、日本学界的关注；孙东临《东渡日本的宋元僧侣及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贡献》(45)孙东临 ：《东渡日本的宋元僧侣及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贡献》，载《日本学刊》1987年第1期。、江静《无学祖元<临剑颂>源流考》(46)江静 ：《无学祖元<临剑颂>源流考》，载《文献》2010年第1期。考察宋元时代赴日僧侣的文学素养与贡献。

三、来华日本人研究

日本航海而来进入中国人视野，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初期。公元前109-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而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史传“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47)《汉书》)卷28，“地理志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8页。《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倭》亦云：“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20页。。东汉时有“倭奴国”、曹魏时有“卑弥呼”、两晋南北朝时有“倭五王”梯航朝贡；至隋唐时期，日本遣使来华渐成定制，随行的有求法巡礼的留学僧、问学解惑的学问生等；五代、两宋至元明，日本僧侣不绝于途，或为朝圣祖庭，或为奉命出使，或为磨砺技艺；清代至民国时期，来华日本人鱼龙混杂，有外交官、贸易商、探险家乃至文人墨客、间谍军人等。

日本人来华的历史不仅时间跨度大，涉及的阶层与人物也非常庞杂，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比较分散零星，在一篇文章中包罗万象予以评述不太现实。基于此，我们选择处于学界前沿的几个热点。

(一)遣唐使

本世纪80年代出版的几部遣唐使著作——如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48)池步洲 ：《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姚嶂剑《遣唐使》(49)姚嶂剑 ：《遣唐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武安隆《遣唐使》(50)武安隆 ：《遣唐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多属于介绍性、普及化的书籍，史料、论据、观点基本不出森克己《遣唐使》(51)[日]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56年。范围。

然而，还是有少数论文具有真知灼见，如胡锡年《唐代的日本留学生》(52)胡锡年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载《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主要探讨赴华留学僧俗人数比例悬殊的问题，根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53)[日]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所列留学僧俗约120人，其中僧侣是学生三倍半以上，日本学者多归结为经济原因(僧侣比俗人省钱)，作者比较日本朝廷支出、在唐期间花销，指出“学问僧入唐，与留学生相比，不但未能省钱，代价可能更昂贵”，进而推导自己的结论，即(1)唐国子监名额有限；(2)当权者担忧留学生回国后形成威胁；(3)举国信仰佛教。此文一发影响甚大，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发表《对<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一文的补充意见》(54)谭汝谦 ：《对<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一文的补充意见》，载《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虽然是一封私信的节略，提出颇有建设性意见，足显谭氏学术功底。

宋锡民、宋百川《日本遣唐使者小考》(55)宋锡民、宋百川 ：《日本遣唐使者小考》，载《文史哲》1980年第3期。提出新见解，认为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咸亨元年(670)及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认为这三次遣使中有两次不见日本史载，故推定为“非正式使节”；两年后戴禾发表《高宗、睿宗朝日使来唐事考》(56)戴禾 ：《高宗、睿宗朝日使来唐事考》，载《文史哲》1982年第6期。商榷，仔细考订《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相关朝贡记事，指出总章二年、咸亨元年系同一批遣唐使，景云二年应该是开元五年(717)之误录，因而不存在所谓的“非正式使节”之说。日本派出遣唐使，从任命大使等官员、建造船只、选拔人员、等待信风、跨海航行、抵达唐土、护送入京、正式朝拜、辞行南下、扬帆归国、回京述职、论功行赏等等，时间跨度长达数年，中国史书在相近时段多次记录并无不妥，所以戴禾的考证及结论是可信的。

我们从数量众多的遣唐使研究论文中，选取两组具有代表性的争鸣论文，是有所用意的。首先，争鸣的焦点起因于对日本学界所谓“定论”的质疑，说明中国学者敢于挑战权威，有急起直追的勇气，胡锡年便是在翻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基础上，吸收其成果而有所扬弃，才把自己的观点撰写成文的；其次，谭汝谦、戴禾的商榷之文，不仅以日本史籍为据，更以中国文献为证，最后往往靠国学功底一锤定音，这是中国学者的擅场，也是走向世界的底气。

(二)井真成

如前所述，上世纪80年代已有中国学者在遣唐使领域崭露头角、显出峥嵘，但那毕竟是局部突破、偶发现象。本世纪初，西安出土一合毫不起眼的墓志，在中日两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学者积蓄的能力终于井喷，成建制地与日本学界最权威学者平等对话。

2004年10月，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西北大学从民间收购一合唐代墓志。这块方形墓志貌不惊人，上下石料既不统一，墓石的尺寸也偏小，在现存的唐代墓志中规格不算很高。志主名叫“井真成”，是日本遣唐使成员。墓志铭共171字，因含“国号日本”“皇上哀伤……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给”“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等内容，引起中日两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

井真成墓志发现当年，《西北大学学报》第6期刊发该校学者撰写的一组论文：(1)贾麦明《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介绍了墓志形制、墓志铭文，并云“通过对墓志铭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日本国名第一次出现在石质文物上，日本人井真成死后所赠官职也应与宫廷侍卫有关”，从玄宗皇帝追赠“尚衣奉御”而推测其生前担任过“宫廷侍卫”，似嫌武断；(2)王建新《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考释》对墓志铭文进行断句、释读以及用典考证，首次提出井真成入唐时间为开元五年(717)的见解；(3)王建新《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考察了与井真成同批入唐的玄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留学僧俗事迹，并推测井真成原名或为“井上真成”。

上述3篇论文先声夺人，引起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兴趣，日本学者随即召开研讨会，提出一些新见解，由此形成中日学者的争鸣。次年《西北大学学报》继续刊发相关论文：(1)王维坤《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2005年第2期)讨论争议较大的井真成的改名问题、日本国号确立的最早年代、浐水东原墓地、墓志的书写格式以及残缺字等问题，据《唐六典》考定“尚衣奉御”为五品官，认为“井真成的名字……很可能是他来到长安之后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姓氏”；(2)贾麦明、葛继勇《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再探》(2005年第2期)精心校勘墓志铭文，如“闻道未终”之“闻”改定为“问”，同时对缺字、残字做了重新认定；(3)荣新江《从<井真成墓志>看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礼遇》(2005年第4期)指出井真成墓志并非最早出现“日本”国号的实物资料，先天二年(713)《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载有“皇明远被，日本来庭”，基于志文未述及任官经历推断其入唐时间在去世前一年的开元二十一年(733)，进而根据35岁入唐的年龄排除留学生的可能性而推测其身份为“请益生”，其姓或许“葛井”。

在《西北大学学报》的引领下，其他学术期刊也相继加入争鸣。(1)王义康、管宁《唐代来华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考辨》(57)王义康、管宁 ：《唐代来华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考辨》，载《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认为井真成开元五年(717)入唐，曾入国子监学习，墓志由著作局撰写志文，甄官署镌刻而成；(2)马一虹《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入唐时间与在唐身份考》(58)马一虹 ：《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入唐时间与在唐身份考》，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补强荣新江“733年入唐说”，指出井真成在唐身份是具有专门技能的请益生，玄宗追赠的官职与其专长有关；(3)王勇《井真成墓志与唐国子监》(59)王勇 ：《井真成墓志与唐国子监》，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2期。从国子监的入学年龄限定、四门学入学的身份资格考量，认为井真成717年入唐时19岁，入唐之初曾从四门学助教赵玄默学习，因此是进入国子监的四门学(而非国子学、太学)学习；(4)惠瑛《从入唐蕃人的姓名汉化看井真成其人姓名》(60)惠瑛 ：《从入唐蕃人的姓名汉化看井真成其人姓名》，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认为志文开首“公姓井，字真成”，称“字”不称“名”是汉化姓名特征，“井”非“井上”或“藤井”之略，而是入唐后自取汉姓。

2004年井真成墓志发现之后，众说纷纭、百花齐放，这场中日之间史无前例的学术争鸣，整整3年间高潮迭起、久盛不衰。在此之后尚有余响，后续研究如韩昇《<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61)韩昇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大胆推测井真成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入唐的准判官；傅清音、韩钊《从<万叶集>看<井真成墓志>中志文的共性与个性》(62)傅清音、韩钊 ：《从<万叶集>看<井真成墓志>中志文的共性与个性》，载《文博》2011年第1期。通过对读《万叶集》中遣唐使相关和歌，指出墓志铭的“序”是对遣唐使群体的共性描述，“铭”叙述井真成的个性遭遇。

(三)圆仁

日本遣唐使成员中，另一位引起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是入唐僧圆仁，他用汉文撰写行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与唐僧玄奘《大唐西域记》、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齐名，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历史意义。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长期以抄本传世，最早的排印本是《续群书类丛》收录本(国书刊行会，1907)；随后《四明余霞》本(天台宗务厅文书课，1914)、《大日本佛教全书》本(佛书刊行会，1915)陆续问世，因而进入公众视野。

1936年中国发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石印本，翌年上海佛教净业社的一卷本(仅第一卷)出版，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问世。

关于这部行纪最富创意的研究成果，当推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63)董志翘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该书着眼于晚唐时期是汉语史上“文言由盛而衰，白话由微而显”的转折时期，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作为晚唐词汇的珍贵语料，甄别受日语影响词汇、受文言影响词汇、代表当时实际使用的口语化新词，既拓宽了中古汉语研究的范围，同时也解决了在日语语境中无法诠释的疑难问题，指出了一条或可称作“汉词之路”的中日交流研究新通道。

专题研究涉及面极广，如赵丽、阚绪良《<汉语大词典>新词补议——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例》(64)赵丽、阚绪良 ：《<汉语大词典>新词补议——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例》，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属于在董志翘成果基础上的延伸研究，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新词与《汉语大词典》进行比对，找出其失收或晚收的新词，以订补《汉语大词典》在释义和书证方面的疏漏；王丽萍《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65)王丽萍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指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名最早见于入宋僧成寻的行纪《参天台五台山记》，当时是来华巡礼圣地祖庭的僧侣将其作为旅行指南与历史资料随身携带；王福昌《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66)王福昌 ：《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以行纪作者耳闻目见的道路交通、旅行设施、社会组织、饮食习俗、宗教信仰、道德风尚、交往礼节、风土人情等，丰富、深化对唐代乡村社会的认知；张学锋《圆仁<入唐记>所见晚唐新罗移民在江苏地域的活动》(67)张学锋 ：《圆仁<入唐记>所见晚唐新罗移民在江苏地域的活动》，载《淮阴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整理行纪中记载的扬州、淮安、涟水、连云港地区新罗人的活动，认为新罗人在这些地区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移民社会，拥有发达的社会网络，并推测今连云港地区的“土墩石室”遗存或为唐代海州新罗移民墓葬；李海英《张保皋商团与9世纪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例》(68)李海英 ：《张保皋商团与9世纪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例》，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依据行纪对以新罗清海镇为据点的张保皋海上王国以及生活在山东、江淮沿岸的在唐新罗人的分布、活动进行整理和阐述；褚良才《日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唐代俗讲》(69)褚良才 ：《日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唐代俗讲》，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以行纪的记载结合敦煌出土资料等，尝试复原唐代俗讲的流程与内容。

(四)入宋僧

日本遣唐使的派遣止于公元894年，经唐末至五代，两宋时期以日本入宋僧为主体的中日文化交流再次出现一个高潮，下面主要介绍奝然、成寻、道元三位入宋僧的相关研究成果。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日本东大寺僧奝然率领弟子成算、祚一、嘉因等搭乘宋商陈仁爽船抵达台州，开启入宋僧之先河。

郝祥满《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70)郝祥满 ：《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是国内目前唯一的一部专题研究奝然的扛鼎之作，第一章《奝然来宋求法的文化背景》梳理北宋统一天下后力图恢复朝贡体系、日本朝野重新审视对华关系之历史脉络；第二章《奝然在佛教东传史中的地位和影响》突出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第三章《来宋日僧“求法”与“巡礼”目的之辨》剖析奝然行前所云“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的真意，批驳日本学者的错误观点，论证奝然巡礼圣地、参拜祖庭之心态(71)有关这个论题，王宇《求法与巡礼——从圆仁到奝然的历史转变》(载《佛教文化》2008年第5期)也有论述，笔者也认为唐宋两代日本僧侣来华目的出现推移，这是经隋唐五代佛教趋于日本化的必然进程。；第四章《来宋日僧与宋日政治关系》求证入宋僧具有的政治外交功能。书后另附有《奝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并瑞像造立记》与《奝然年表》，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奝然入宋时携来《王年代纪》1卷，在中国人面前首次展示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谱系，引起朝野巨大轰动，《宋史》《新唐书》均予采录。马云超《<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真实与虚构——以<王年代纪>的加工创作为线索》(72)马云超 ：《<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真实与虚构——以<王年代纪>的加工创作为线索》，载《古代文明》2019年第4期。指出，《宋史·日本国传》转录《王年代纪》基本反映原貌，《新唐书·日本传》则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创作，如在时代选取上以唐朝灭亡作为下限，删去了唐朝以后的内容，又将僧人来华求法的内容置换为遣唐使入贡记事，故从史实角度当以《宋史》为优。

奝然入宋从根本上颠覆了宋人的日本观，回国则在日本引发文明冲击波。胡莉蓉《奝然来华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传播的影响》(73)胡莉蓉 ：《奝然来华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传播的影响》，载《中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提到在奝然师徒努力下在日本移建五台山， 郝祥满《宋初佛画的输入日本及其影响》(74)郝祥满 ：《宋初佛画的输入日本及其影响》，载《兰州学刊》2006年第12期。介绍奝然带回的宋朝佛画促进了密教的流播，金申《日僧奝然在台州模刻的旃檀佛像》(75)金申 ：《日僧奝然在台州模刻的旃檀佛像》，载《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3期。叙述旃檀佛像从印度、中国、日本的流转路径， 杨成鉴《千年绢绣改写了医学史——海上丝路的物证》(76)杨成鉴 ：《千年绢绣改写了医学史——海上丝路的物证》，载《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指出旃檀释迦佛像内的绢绣五脏图及104片平绢断片堪称千年海上丝路的物证。

继奝然之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大云寺僧成寻乘宋船到中国，先后游历天台山、五台山等佛教圣地，著有巡礼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八卷，从熙宁五年(1072)三月十五日至翌年六月十二日，几乎每日勤记不辍，共计468篇。

这部汉文行纪诞生以来，近千年间以抄本、刊本传世，1959年始有岛津草子校点本，1978年平林文雄校点本问世。中国最早的校点本出自白化文、李鼎霞之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是以东福寺抄本为底本，参照岛津草子校点本、平林文雄校点本及《大日本佛教全书》刊本，校点者坦言“绝大多数是参照岛津氏、平林氏的校勘成果的；或者说，就是择善而从地照抄”，所以重在介绍资料，而非学术研究。

2009年，王丽萍《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作者以东福寺抄本为底本，参酌其他十余种抄本、刊本、校点本，使用“判读”“本校”“他校”诸方式，逐字逐句辨异同、去讹字、定正本，超越了先行的岛津草子本、平林文雄本，被认为是目前最善的合校本。

王丽萍专注研究《参天台五台山记》多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载宋人陈咏轶事考》《<参天台五台山记>语词初探》《日僧成寻随从一行在宋活动考》《日僧成寻入宋巡礼途中所见道教》《日僧成寻在宋追寻先人足迹考》等(77)王丽萍 ：《<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载宋人陈咏轶事考》，载《文献》2005年第3期 ；《<参天台五台山记>语词初探》，载《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 ；《日僧成寻随从一行在宋活动考》，载《法音》2014年第5期 ；《日僧成寻入宋巡礼途中所见道教》，载《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2期 ；《日僧成寻在宋追寻先人足迹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78)王丽萍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该书重点在“分论”部分，又细分为“人物篇”“文书篇”“典籍篇”“行旅篇”“交流篇”四部。第一部“人物篇”凡三章，聚焦成寻与宋神宗、宋商陈咏、译经僧官惠询的交集；第二部“文书篇”合四章，分述行纪所载宋廷公函、杭州公移、公凭种类、文书格式、发行官司、特殊术语、涉外功能等；第三部“典籍篇”共三章，涉及成寻携带入宋的书籍、倾力收集的书籍、宋朝下赐的宋版一切经等；第四部“行旅篇”亦三章，叙述成寻天台忆念祖师、苏州缅怀寂照、汴京思寻前辈、扬州参拜圆仁以及沿途住宿之客店、国清寺、廨院、传法院、馆驿、真容院等设施；第五部“交流篇”计三章，围绕成寻与道教的邂逅、入宋僧影像与真赞、宋日工艺品交流展开论述。

此外，还有几篇论文值得一提：曹家齐《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79)曹家齐 ：《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载《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根据成寻被视为朝贡使而享受引伴、护送、朝觐、车舆、馆驿等待遇，尝试复原宋朝对外国使节接待制度的细节；陈少丰《<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印度史料介读》(80)陈少丰 ：《<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印度史料介读》，载《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从《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析出北宋时期关于印度僧侣、交通、佛教、器物的史料，认为可补国内资料之不足，亦与现有僧史文献相印证；康健《成寻中国之行之因考辨》(81)康健 ：《成寻中国之行之因考辨》，载《求索》2010年第11期。从成寻自云“见贤思齐”“见贤欲齐”“参学交互”等语切入，探究其入宋的根本目的；周琦、王佐才《成寻与天台山文化》(82)周琦、王佐才 ：《成寻与天台山文化》，载《佛学研究》，2002年。关注成寻在天台山的活动，认为他最早向日本介绍寒山子事迹、天台山石梁“罗汉供茶”的“分茶”技艺、保存了今已散佚的宋代台州部分珍贵史料。

继北宋时期奝然、成寻等来华巡礼之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建仁寺僧道元与偕其师明全等乘坐宋人商船从博多出发，同年四月抵达明州，开启一段充满传奇的求学之旅。

抵达明州港的道元因未携带戒牒，未被允许上岸，在船上逗留期间，阿育王山一老典座上船购买蘑菇，二人就“何为文字，何为办道”笔谈良久，道元深受启发，明白了日常作务的重要性。三个月后道元终于获准上岸，遂登天童山挂锡景德禅寺，师事临济宗大慧宗杲法孙无际了派。无际了派去世后，道元踏上参访名山古寺旅途，先后拜访了杭州径山万寿寺浙翁如琰、台州小翠岩盘山寺卓、天台山平田万年寺住持元鼎等，其间闻高僧如净出任天童山景德寺住持，于是折回明州，拜入如净门下习禅两年，遂至大悟。南宋宝庆三年(1227)，道元尽得如净衣钵，归国后开创日本曹洞宗。

宁俊伟《道元禅师与<永平元和尚颂古>》(83)宁俊伟 ：《道元禅师与<永平元和尚颂古>》，载《五台山研究》2003年第3期。介绍道元的重要著作之一《永平元和尚颂古》，该书以“身心脱落，脱落身心”为核心，显示道元的禅宗史观及禅学思想；郭万平《日僧道元及其<宝庆记>》(84)郭万平 ：《日僧道元及其<宝庆记>》，载《文献》2006年第3期。介绍道元以问答形式记录在天童山参禅的实录《宝庆记》，认为该行纪反映出道元入宋求法的思想历程、道元与如净深厚的思想渊源、以如净禅师为代表的中国曹洞禅思想的内涵；王颂《道元与曹洞宗：禅的本土化发展》(85)王颂 ：《道元与曹洞宗：禅的本土化发展》，载《佛学研究》，2013年。通过对道元与日本曹洞宗的历史性考索，阐述了道元传禅的时代背景、道元教团与日本达磨宗的关系、道元之后曹洞宗的转型、道元教团与曹洞宗的差异等问题，指出道元禅虽取范于中国，但日本曹洞宗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宋立道《如净、道元曹洞禅法蠡测》(86)宋立道 ：《如净、道元曹洞禅法蠡测》，载《佛学研究》，2014年。、高留成《日本曹洞宗始祖——道元与中日佛教交流述略》(87)高留成 ：《日本曹洞宗始祖——道元与中日佛教交流述略》，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等。

除了上述三位标志性的入宋僧，涉及其他重要入宋僧的论文还有：(1)围绕寂照的，如廖志豪《苏州普门禅寺碑与日僧寂照》(88)廖志豪 ：《苏州普门禅寺碑与日僧寂照》，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龚凯歌《入宋日僧寂照、成寻的实像与虚像——以“飞钵受斋传”与“粉坛祈雨传”为中心》(89)龚凯歌 ：《入宋日僧寂照、成寻的实像与虚像——以“飞钵受斋传”与“粉坛祈雨传”为中心》，载《邵阳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2)涉及戒觉的，如王勇、半田晴久《一部鲜为人知的日本人宋僧巡礼记——戒觉<渡宋记>解题并校录》(90)王勇、[日]半田晴久 ：《一部鲜为人知的日本入宋僧巡礼记——戒觉<渡宋记>解题并校录》，载《文献》2004年第3期。，郭万平《日本僧戒觉及其入宋日记——<渡宋记>》(91)郭万平 ：《日本僧戒觉及其入宋日记——<渡宋记>》，载《佛学研究》，2004年。；(3)论述圆尔辩圆的，如法缘《日僧圆尔辩圆的入宋求法及其对日本禅宗的贡献与影响》(92)法缘 ：《日僧圆尔辩圆的入宋求法及其对日本禅宗的贡献与影响》，载《法音》2008年第2期。，夏广兴《宋文化的传播者——日本入宋僧圆尔辩圆》(93)夏广兴 ：《宋文化的传播者——日本入宋僧圆尔辩圆》，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五)遣明使

朱元璋于1368年在金陵(今南京)即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曰“洪武”。同年遣使分赴日本、安南、占城、高丽等国宣告王朝更替，敦促周边诸国前来朝贡，以图重新构建昔日的东亚秩序。

日本自1336年处于南北朝分裂状态，1392年足利尊氏统一南北朝，开启室町时代新纪元。室町幕府积极寻求与明朝恢复邦交、重开贸易的机缘，于是明永乐帝册封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继唐朝之后再次把日本纳入朝贡体系。从1401-1549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出19次遣明使。伴随着巨大商业特性的遣明船，进入中国指定港口时需交验明朝发给的勘合符(护照)，所以也称作“勘合贸易”。

既有“朝贡”名义的保障，又有商业利益的驱使，遣明使船一时成为这一时期中日海上交流的最大载体。担任正使、副使清一色为禅宗僧侣，他们不仅是外交使节、贸易代表，而且还是文化交流的主角，涌现出不少名留青史的著名人物。

最后一次遣明使的正使策彦周良，以日记体裁记录两次入明的经历《初渡记》《再渡记》(合称《策彦和尚入明记》，或略作《入明记》)，是继唐代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宋代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之后，又一部内涵丰富、见闻广博、价值甚高的汉文行纪华章。

夏应元、夏琅《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94)夏应元、夏琅 ：《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是一部实地考察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风格独特的研究著作。第一编《策彦周良入明的背景及<策彦和尚入明记>的历史地位》介绍策彦周良两次入明的背景，探讨《入明记》的历史地位；第二编《策彦入明史迹考察记》是该书的最大特色，作者沿着当年策彦周良旅行路线，实地踏查宁波、杭州、平望、吴江、苏州、无锡、镇江、扬州、邵伯、高邮、淮阴、宿迁、古邳、徐州、沛县、济宁、聊城、临清、沧州、通州、北京等地史迹，记录下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第三编《专题研究》以实地踏查结果印证于历史文献所取得的研究心得，具体涉及策彦入明后的水路交通与京杭大运河、策彦两度入明中的朝贡及交涉活动、中日勘合贸易的阶段划分及策彦两次入明的地位、策彦在明中的文学活动、策彦两次入明中的宗教活动诸问题。

作者以现场探查数据为依据，又遍查中日两国的相关文献，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践行者，全面复原了《入明记》的诸多细节，使其成为一部接地气的行纪，这部呕心沥血的劳作注定是一座超越前人、国际领先的学术丰碑。

朱莉丽《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95)朱莉丽 ：《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是一部精心解读策彦周良《初渡集》的专著。第一章《<初渡集>的产生背景——16世纪中叶的日明通交概况》概述遣明使团的发展轨迹、策彦周良出使背景、日本方面的筹备程序；第二章《<初渡集>所见之遣明使朝贡路线》叙述从博多到昌国、经宁波至京城的朝贡路线；第三章《由<初渡集>所见明代朝贡制度之一侧面——以嘉靖年间对日本贡使的接待为例》探讨宁波登陆、上京途中、京城朝贡各阶段的手续、待遇、应对问题；第四章《策彦笔下的宁波城市和城市生活》叙述策彦周良在宁波的所见所闻所做；第五章《<初渡集>中的明代宗教与民间信仰》论述嘉靖年间道教、城隍信仰、天妃信仰、先贤崇拜等。

遣明使以及入明僧包含诸多热点人物与事件，兹据管见所及，例举若干论文篇名。

(1)入明僧：韦立新、任萍《日本初期入明僧的目的考辨——以绝海中津为例》(96)韦立新、任萍 ：《日本初期入明僧的目的考辨——以绝海中津为例》，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陈小法《洪武七年的日本入明僧研究》(97)陈小法 ：《洪武七年的日本入明僧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王叔武《明初旅滇的日本僧人》(98)王叔武 ：《明初旅滇的日本僧人》，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孙太初《明初流寓云南的日本僧人》(99)孙太初 ：《明初流寓云南的日本僧人》，载《思想战线》1980年第3期。，古永继《明初的中日关系与寓滇日僧》(100)古永继 ：《明初的中日关系与寓滇日僧》，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

(2)策彦周良：范金民的《明代嘉靖年间日本贡使的经营活动——以策彦周良<初渡集><再渡集>为中心的考察》《从<入明记>看明代嘉靖年间日本使者与浙江士人的交游活动》(101)范金民 ：《明代嘉靖年间日本贡使的经营活动——以策彦周良《初渡集》《再渡集》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 ；《从<入明记>看明代嘉靖年间日本使者与浙江士人的交游活动》，载《史林》2013年第3期。，陈小法的《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汉语词汇在域外的传承与创新——以中世日僧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例》(102)陈小法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汉语词汇在域外的传承与创新——以中世日僧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例》，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3)雪舟等杨：赵忠华、郭玲玲《雪舟的来华游历和北宗山水——兼论明代的中日绘画交流》(103)赵忠华、郭玲玲 ：《雪舟的来华游历和北宗山水——兼论明代的中日绘画交流》，载《中国书画》2016年第3期。，孙丹《简析雪舟访明前后的山水之变》(104)孙丹 ：《简析雪舟访明前后的山水之变》，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马欢《明代浙派绘画对日本室町时代绘画影响——以雪舟为例》(105)马欢 ：《明代浙派绘画对日本室町时代绘画影响——以雪舟为例》，载《美术大观》2019年第6期。，华永明、杨树文《论雪舟绘画的自然观》(106)华永明、杨树文 ：《论雪舟绘画的自然观》，载《赤峰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四、结 语

浙江大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团队，数十年来做了一些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在国内外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利用本文的最后篇幅，简要介绍这个团队在“中日人物往来”方面的部分成果。

1996年，由中西进、王勇策划并发起，周一良、严绍璗、王勇共同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卷问世(浙江人民出版社)，同时日本大修馆书店推出日本版，该丛书当年获得亚太出版者协会学术类金奖，在中日两国乃至西方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丛书在策划阶段，王勇提议加入“人物卷”与“典籍卷”，这在中日以往的同类丛书中是未曾有之事，所以最后编委会决定由提案者担任主编。

王勇、中西进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由6名中国学者、4名日本学者联合执笔，王勇在序论《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者》中道出该卷的立意与结构：

我们将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人物”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围，列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的一卷。这种卷次的分类方法共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可资比照的同类成果甚少，因而也很难形成完整的体例。在撰写本卷的过程中，我们大胆采用了“点描”与群体描述相结合的手法，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长卷中，选择具有时代持色的人物群体加以介绍，并从中撷取几个形象丰满的人物片断，为读者考求、铺叙或发人深省，或引人入胜的事迹。……

选择什么样的人物来加以描述，是颇费斟酌的。……考虑再三，最后采用折衷方案。一是将人物以类相聚，着眼于不同类型的群体，如吴越移民、遣唐使、不归之客、混血儿、近代先驱等，在作出整体描述和评价的前提下，集中刻画几位重要人物，以期达到点、面结合的效果；二是基本按照时代排序，顺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从各个历史时期中概括出反映时代风貌的人物群体，如六朝以前的越人和吴人，唐宋之际的遺唐使、入华僧及混血儿、宋元明之交避乱东渡的禅僧、儒士，近代西学东渐之时的时代先觉等。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使读者能够观赏到一幅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人物画卷。(107)王勇、[日]中西进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具体而言，第一章《渡来人的源流》追踪汉人移民东渡轨迹与倭族的人种起源；第二章《东渡日本的吴越移民》介绍倭人自称“吴太伯后裔”的经纬、吴越移民以及后裔在日本的贡献；第三章《遣唐使与吉备真备》点描两度入唐的吉备真备的事迹；第四章《不归之客》描述思托、灵仙、真如、宽建、寂照等埋骨异乡之士的人物像；第五章《遣唐使与混血儿》讲述中日混血儿源流、唐日通婚现象及数位混血儿的悲喜剧；第六章《乱世的文化传播者》聚焦无学祖元、一山一宁、隐元隆琦、朱舜水、陈元赟等杰出人物；第七章《在近代化的大潮中》涉及日本的维新志士、来华教习，晚晴东渡避险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留日学生鲁迅等；第八章《超越时空的传说》叙述南岳慧思、源义经等转世传说，杨贵妃、白乐天、韩志和等渡海逸闻。

笔者在浙江大学招收博士生是有“私心”或“野心”的，即隋唐时代、两宋时期、元代、明代、清代各招1-2名，这个梯队相互衔接、自成体系，专业上涵盖中日文化交流史全领域。这些博士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高校，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崭露头角。2011年笔者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策划了一套“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收入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兹按王朝年代排序如下：

(1)葛继勇《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2015)，内容如前述；(2)郝祥满《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2012)，概要已如前述；(3)江静《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2011)，无学祖元虽然以“宋人”自称，但他赴日的1279年，事在元朝建元之后8年、南宋都城沦陷之后3年，所以归入元代；(4)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2011)，以策彦周良等遣明使为主要研究对象；(5)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2011)，涉及清代赴日商人、日本乞师志士等；(6)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2012)，以清末赴日留学生为叙述主线。此外，王勇《唐代中日混血儿研究》、半田晴久《日本入宋僧研究》待刊。

2013年，中国书籍出版社推出王勇主编的“东亚坐标”系列三部曲，即《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共分四编，第一编《历史足迹》收录葛继勇《倭国使“司马曹达”的姓氏与出自》，王勇《遣唐使时代的中日混血儿》，鹿毛敏夫《日本战国大名大友义镇的遣明船》，郝祥满《一山一宁出使日本经过及其影响》，梅田善美《连结中日的世界语者长谷川照——国际主义女性勇敢的一生》；第二编《意象传播》收录叶国良《唐宋诗人的“日本想象”》，王勇《中国史料描绘的遣唐使形象》，柴田就平《漂洋过海的李白形象——从中国到日本》，中谷伸生《东传日本的中国禅僧绘画——以永井重良的顶相画为中心》，桑野梓《长崎中国佛像雕刻师与唐样十八罗汉雕像——以万福寺为例》，松浦章《江户时代漂抵日本的清人图像》，冯赫阳《清代中国日本莳绘的受容》；第三编《信息互动》收录王勇《遣唐使与“唐消息”》，边明江《山上忆良与“任征君”》，中谷伸生《东西交错中的冈仓天心——日本近代绘画史研究的方法与东亚》，松浦章《清朝帆船带来日本的鸦片战争情报》，董科《从胡秉枢著<棉砂糖大利之要论>看近代中日农业技术交流》，修斌、陈琳琳《王国维与日本京都学派的学术互动》，张允起《<译书汇编>与清末留日学生》，陈赟《仓石武四郎的现代汉语教育观——从其汉语发音标记法的方针变化》；第四编《以文会友》收录任萍《宋濂与日僧交往二三事》，陈小法《入明僧与径山寺》，薄培林《中村敬宇与清末的官僚文人》，吴念圣《吴朗西和饭森正芳——近代中日知识分子交流一例》，齐珮《近代日本文人与中国文化——大正文人的上海体验》。笔者在这部书的《后记》里写道：

以“人物”作为聚焦点，并非个人兴致使然，而与我的学术理念及研究思路密切相关。回顾自身的学术历程，受先师石田一良影响甚多，最初从圣德太子入手，延伸到鉴真、最澄，扩展至遣唐使、中日混血儿等，走的是为人物立传的路子。(108)王勇主编 ：《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后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沿着这条道路走了几十年，越发觉得以“人物”为线书写中日文化交流史，有血有肉、鲜活灵动；同时也愈加感到任重道远，尤其在日本寻访祖先的足迹，心情非常沉重。笔者在大阪每年例行的游行队伍中邂逅“裴世清”，这是隋炀帝派往日本的首位大使；在九州每年一度的节庆中看到南宋杭州人塑像，背书“大楠菩萨谢国明”；在京都民居屋顶发现数以百计的唐代传入的钟馗像，如今成为日本人的守护神；在奈良参观了“汉国神社”祭祀的杭州人林净因，他被奉为“馒头之祖”。这些在海外被奉为神灵、传颂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华人，大多被中国人遗忘而成“孤儿”，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临之际，我们要追寻这些失落的“故事”，不能让“孤儿”再沦落为“弃儿”，我想着大概是我们以后努力的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