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科学家“生死劫”

2020-12-03 11:43吴建伟毛淑杰
南方周末 2020-12-03
关键词:扎德安全部卫队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建伟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法赫里扎德的灵柩在故乡马什哈德下葬。吴建伟供图

2020年法赫里扎德最后一次露面。

吴建伟供图

延伸视频:《伊核项目“灵魂人物”遇刺直击》

★从种种迹象看,法赫里扎德及其保镖陷入精心策划的“刺杀陷阱”,里面既有枪手死士,还有遥控武器。“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利用无线网络遥控袭击变成现代刺杀方式。”

2020年11月27日,伊朗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在重重护卫中被暗杀,让伊朗人的“2020记忆”平添苦涩:1月3日,革命卫队圣城旅长卡西姆·苏莱曼尼因行踪泄露被美军炸死在巴格达;8月7日,伊朗情报安全部“逆向使用”的原“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穆罕默德·马斯里被以色列特工击毙于德黑兰街头;11月29日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加伊姆,革命卫队指挥官穆斯林·沙赫丹被无人机打死……

伊朗情报内卫工作究竟怎么了? 刺杀行动为何屡屡针对伊朗?

“致命三分钟”

“针对如此高价值目标的昼间突袭,除了以色列,还有谁能做呢!”《以色列时报》特约记者尤德·阿里·格罗斯2020年11月29日坦言,“德黑兰向来把所有打击都归因于‘大撒旦(美国)或‘小撒旦(以色列),可特拉维夫的惯常态度是默不作声。但这一回除掉的,是在革命卫队挂名准将的顶级科学家法赫里扎德,他的遇害就在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据信对伊朗可能‘怀柔的拜登团队即将上台之际,伊朗人的愤怒只能投诸犹太人头上。”

综合这几天伊朗媒体的报道,法赫里扎德的命运,仅用三分钟就注定了。“这趟‘地狱之旅是在欢乐气氛中开启的。”伊朗旗帜电视台称,法赫里扎德偕妻乘坐牌号“89-191-77”的防弹轿车,从德黑兰前往北部的图恰勒山区度假。

“多数时间,他是个苦行僧,尽管国家给予丰厚待遇,但其住址在德黑兰南城很不起眼的平民区里,连汽车都无法直达。”全美伊朗人理事会创始人特里塔·帕西称,“过去十多年,他和约400名科学家在伊朗国防部、革命卫队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下属单位从事核物理研究,起居由情报安全部与革命卫队保卫部负责,贴身保镖就来自革命卫队,科学家们习惯称为‘蜡烛(意指形影不离)。”

当时,法赫里扎德的专车前后有三辆警戒车(一说两辆)屏护,沿着双向六车道的国道疾驰。旗帜电视台称,法赫里扎德车队多数时间保持120-150公里的时速,进入离市区60公里的阿卜萨德镇时才逐步降速,那里有个必经的环岛弯道,且路宽降为双车道,常有违章停车出没。

14点32分许,离车队前方20米处的一辆现代圣达菲轿车毫无征兆地以20迈以上的速度倒车,迫使司机紧急减速。紧接着,从环岛旁隐蔽处冲出多名摩托车枪手扫射,车队里头两台车的轮胎均被打穿,行动缓慢。似乎担心防弹轿车“也不安全”,法赫里扎德和保镖竟打开车门撤离,结果落入守株待兔的另一台尼桑车的“火力陷阱”,它距现场150米,配备一挺远程操控机枪,用密集火力把法赫里扎德等人吞没。

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革命卫队媒体“赛帕网”的描述,与之存在差异,那就是车队遭拦截后,受遥控的尼桑车通过自爆摧毁了紧跟法赫里扎德的警卫车,而多名刺客趁机围攻孤立的法赫里扎德,“刺客把科学家从车里抓出来,开枪将其打死”。

从种种迹象看,科学家车队处于精心策划的“圈套”里,或许保镖能应付传统人力狙击,可独独少了对遥控武器的防范。

“之前伊朗科学家遇刺,多半发生于狭窄城区堵车状态,行凶者利用摩托车‘打了就跑,使得路线规划和行驶速度成了伴随警卫的第一追求。”以色列《新消息报》记者伯格曼说,“但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利用无线网络遥控袭击变成现代刺杀方式。”

他发现,法赫里扎德护卫车队里,没有最基本的电子反武器干扰器(EJAB),“遥控武器原理是将手机作为触发器连到电子点火电路,然后再将电路连接武器,当手机接到信号或短信即被激活,与此同时,电信号也传导到击发装置上,完成攻击,优点是能长久隐蔽,除非收到特定信号或无线电调谐到特定频率,否则难以启动,很适合城市攻击,因为按照手机激活原理,林立地区的手机信号基站是‘天然的司令塔。”

伯格曼指出,革命卫队保卫部更看重速射武器与防弹衣,却对车载干扰系统关注不足,“多数护卫车辆上没有EJAB,它能覆盖20兆赫到3吉赫的频段(大多数手机工作在这一超高频范围),还能干扰在这一频段内工作的无线电台,它的缺失不能不算是巨大的漏洞。”

“伊朗的奥本海默”

伊朗记者穆罕默德·阿瓦兹2020年11月29日援引政府人士的话说,刺杀法赫里扎德的团伙得到“海外安全和情报机构”协助,准确掌握法赫里扎德行踪,将庞大的伊朗内卫体系视为无物。

如此公开的杀戮,让伊朗政府感到尴尬,这表明它无法为关键人物提供保护。

几十年来,法赫里扎德都被西方认定为领导伊朗核武器计划的“导师”,任何关于他的信息都被刻意放大。2007年,逃到土耳其的伊朗前副防长阿斯加里就提到,伊朗于1988年开始实施一项核武器开发计划(美以情报部门称为“AMAD”),并由革命卫队负责,法赫里扎德是技术领头人。这种安排有许多好处,一是革命卫队既可以获得伊朗官方民用核能机构的最新核技术,同时又不必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二是革命卫队掌握着导弹部队,如果武器级核材料集成到小型弹头里,就能迅速交付部队,使革命卫队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军事组织。

阿斯加里曾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被时任革命卫队司令默森·礼萨接见,被要求加快研发核爆炸装置的“中子开关”,阿斯加里还说出两次与默森·礼萨见面的地点及当时在场的伊朗科学家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法赫里扎德。

2003年,伊朗革命卫队将AMAD解散,另行成立“防御性创新与研究组织”(SPND),负责人是哈桑·德黑兰尼·莫加达姆准将,革命卫队地地导弹部队就是他在两伊战争中一手创建的,而莫加达姆的技术搭档正是法赫里扎德(当时法赫里扎德的公开身份为德黑兰伊玛目侯赛因大学物理系教授)。

“在该组织里,法赫里扎德专注于铀浓缩和电子点火部分的研究,尤其对常规爆轰试验数据的分析和运算上具有丰富经验。”阿斯加里称,SPND的任务是将国内顶尖科学家集中起来,为革命卫队开展军事战略和指挥机构升级的相关研究,其权力大到可以接触伊朗全部资源,并能在战时绝对控制伊朗全部军工生产和物资动员。

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SPND在2006年进行重组,将核研究剥离为“27号地下室”项目,其中数字“27”代表伊斯兰革命胜利27周年,工作完全由法赫里扎德主导,受革命卫队监督。

以色列摩萨德对外发布的报告称,在“27号”工作的科学家进出大楼都要穿标准军装,让人感觉他们是参加正式军事活动,只有进入大楼后,他们才可以换上防护服。

无论如何,德黑兰官方在2015年接受了苛刻的全面核协议,将所有能公开的核设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敞开,但以色列捕捉法赫里扎德等关键人物的欲望从未停歇,甚至以官员生造的头衔“伊朗版奥本海默”,也成了法赫里扎德的绰号(奥本海默是二战美国“曼哈顿工程”负责人)。

2014年,一位西方外交官对路透社说:“如果伊朗选择武器化(铀浓缩),法赫里扎德将是不可替代的‘核弹之父。”2018年4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记者招待会上披露了摩萨德利用秘密手段偷出的“伊朗秘密武器文件”,声称伊朗仍致力于为弹道导弹安装核弹头,就在记者会上,内塔尼亚胡直接点出法赫里扎德是伊朗核武器设计者,“请记住这个名字吧”。

不过,伊朗官方对这一切的回应是“无稽之谈”。2020年4月15日,革命卫队发言人拉梅赞·沙里夫宣布,自己的科研机构开发出实时检测新冠病毒感染的设备,而项目带头人正是“受人尊敬的法赫里扎德教授”。

以色列记者格罗斯指出,为便于动员革命卫队及其经营企业,法赫里扎德曾享有二级准将军衔。根据伊朗武装力量军衔设置,最高军衔分为少将、一级准将和二级准将,二级准将以上为将军,少将军衔只授予总参谋长、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和极个别的军队重要领导,其余高级将领为一、二级准将。

“毫无疑问,他是整个伊朗核项目的权力、知识和象征。”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艾曼)负责人阿莫斯·亚德林表示,“他的能力、思路及组织管理的方法,真的找不到替代者。”作为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期间(2006-2009年)的情报负责人,亚德林强调针对法赫里扎德的绑架或刺杀从2007年就开始了,“确实有人策划了在叙利亚东部刺杀法赫里扎德的计划,因为当时有迹象表明伊朗和朝鲜共同帮助叙利亚安装铀浓缩设施,但因伊朗安全系统提前知晓而落空。”

亚德林没有透露更多详情,但《新消息报》记者伯格曼补叙了一些细节,摩萨德和艾曼依托强大的“PROMIS”数据库,能存储、提取、比对和汇总浩瀚的目标数据,通过梳理线索和碎片化信息,将严格保密的法赫里扎德等人物挖掘出来,并循迹接近与监视,直到“最终处理”。

以2018年内塔尼亚胡公开指认法赫里扎德为例,伯格曼在以色列电视台第10频道做节目时说:“奥尔默特政府的那次失败,让我们更加清晰认识了伊朗‘核掌门,也让我们策划下一次行动减少了几分危险。”

据悉,摩萨德直接或间接地和伊朗反政府武装“人民圣战者”“阿瓦士全国抵抗运动”“自由生命党”等都有联系,尽管这些派别政治立场各异,甚至相互敌对,但长袖善舞的犹太人总能“求同存异”,拿到自己想要的情报,乃至让这些炮灰为其“火中取栗”。

伊朗任何一项武器进展,“悲剧”会迅速发生

全美伊朗人理事会负责人帕西强调,现代伊朗国家安全部门的滥觞,要追溯到一战期间英国在波斯(伊朗旧称)开办的石油公司保安队,是同德国间谍瓦斯穆斯领导的游击队对抗的机构。

1921年,伊朗军官礼萨·汗建立王权后,成立直属自己的情报机关宪兵队,还在多座城市设立负责安保的“稽查局”,角色模仿当时苏俄的肃反委员会(契卡),不过这些机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只效忠国王本人,铲除政敌。到了礼萨·汗之子巴列维继位后,推出“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波斯文缩写“萨瓦克”),在“维护国家安全”名义下,以“颠覆罪”“煽动罪”“泄密罪”等打压异己,制造冤狱,而萨瓦克的宗师,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

物极必反,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夺权的宗教人士和基层愤青以百般仇恨清算原宪兵队、萨瓦克成员。据统计,1980年伊拉克入侵时,冲击后的伊朗武装力量从45万锐减至24万,90%的军舰无法出海;70%的飞机无法起飞,国家情报机构更是彻底摧毁。

▶下转第6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建伟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车间。 吴建伟供图

◀上接第5版

但微妙的是,这一刺杀更可能暗算“露出新苗”的美伊互动。美国民主党外交政策代言人、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在推特上抱怨:“如果杀害法赫里扎德的目的,是让重启伊朗核协议变得困难,那么这次暗杀并不能使美国、以色列或世界更安全。”他形容这次暗杀是“企图破坏外交”。

在血与火的教训中,当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不得不建立“国家动员组织”,他以一种“基层公社”方式组织、培训确信追随革命的志愿者,这后来演变成有百万之众的巴斯基民兵组织,并诞生出第一代效忠革命的安全干部,1984年由他们组建起情报安全部,管理16个不同的机构,与此同时,革命卫队也有自己的保卫部。

情报安全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内调查、侦讯,对外渗透、刺探,以各种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保卫部主要侧重政治、军事以及革命卫队海外资产的安全。

2010年2月23日,反政府武装“真主旅”头目里吉被伊朗情报安全部掌握,将其乘坐的阿联酋客机迫降于伊朗布什尔机场,旋即处以绞刑,而这次行动的负责人马哈茂德·阿拉维是现任情报安全部长。

以色列《新消息报》记者伯格曼透露,拉夫桑贾尼主政伊朗时期,受保护官员对安全工作要求很高,加之负责警卫的人员来源单纯,国家社会结构保守,使当时警卫工作达成“亲民”与“安全”的平衡。当改革派的哈塔米担任总统后,对情报安全部团队的行政体系及相关工作也能予以尊重和支持。

到了内贾德上台后,却将议会推荐的情报安全部主官人选弃之不用,改为起用原革命卫队同事,至此伊朗国安部门追求“警卫万全”的理念逐渐被“讲关系,求同利”的文化所取代。

更棘手的是,从内贾德时代起,情报安全部同革命卫队抢夺预算、低质量作业竞争、情报资源封锁,种种弊端日益显现,像革命卫队保卫部承担的要人警卫,就很少得到情报安全部的预警情报服务,使得安保工作往往“挂一漏万”,让敌人钻了空子。

伯格曼曾统计,摩萨德特工执行的特定刺杀超过2300次,尤其针对伊朗人士的暗杀在新世纪里成了主线,这恰恰是内贾德影响伊朗国家安全系统的时代。每到伊朗核问题升级的时候,一系列充满“罗生门”色彩的袭击和“事故”都让德黑兰饱受打击。伊朗前外长穆塔基曾向联合国提交一份正式申诉,称仅在2008-2010年,以色列不择手段地使13名伊朗核科学家“神秘失踪”。

2007年1月15日,44岁的伊朗核科学家哈桑普尔死于煤气中毒,他曾于2004年获得伊朗军事研究最高奖,2006年还获得伊朗“哈拉兹米”国际科学节大奖,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寒冷,哈桑普尔家门窗紧闭,用煤气取暖器取暖,发生煤气中毒也不奇怪,但伊朗掌握“可靠证据”,证明是以色列特工投毒。

2010年1月12日,德黑兰大学核物理学家马苏德·阿里·穆罕默迪在自家门口遭摩托车炸弹袭击身亡,十个月后,萨伊德比赫什蒂大学核工程部物理学教授马吉德·阿里西亚在专车等红灯时,被摩托车手扔出的磁性炸弹送上黄泉。

2012年1月11日早晨,纳坦兹铀浓缩工厂副主任穆斯塔法·艾哈迈迪·鲁珊再度重复悲剧,他的标致405专车在古尔纳比大街拐弯处被刺客贴上磁性炸弹,连车带人炸得面目全非……

而在2011年11月11日中午12时50分许,一场神秘的大爆炸震撼了整个德黑兰,原来是北郊的彼得格尼(Bidganeh)军事基地发生爆炸,爆炸产生的烟雾呈白色圆锥状,同普通弹药爆炸产生的深灰色烟雾完全不同,更类似弹道导弹固体推进剂点燃的景象,罹难者几乎全是革命卫队导弹及核研究领域的精英。仅过了几周,11月28日14点40分,伊朗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传出爆炸声,冲击波伤及核工厂,那里出产的“黄饼”能加工成六氟化铀气体,并被送到纳坦兹和库姆的核设施内。

吊诡的是,伊朗任何一项战略武器出现重大进展,类似的“悲剧”就会迅速发生。

2010年9月22日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伊朗国防部在马利克·阿什塔尔工业大学揭开了国产最新式“卡拉尔”无人喷气轰炸机的面纱,其最大航程1000公里,能充当巡航导弹使用,可覆盖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及以色列全部领土。但就在“卡拉尔”公开的前几天,伊朗军用无人机之父,也是“卡拉尔”项目带头人之一的礼萨·巴鲁尼却死于一场离奇的爆炸。

据伊朗《麦赫迪新闻》披露,爆炸发生在巴鲁尼位于伊朗胡齐斯坦省的别墅里,那里得到伊朗军方的严密保护。据刑事专家现场勘察,凶手在巴鲁尼的住所内部安放了至少三颗大威力炸弹,当炸弹被引爆后,整块天花板就压在巴鲁尼所睡的床上,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

“或许你会觉得摩萨德很凶悍,但这首先是伊朗自身露出破绽。”伯格曼指出,长期的惰性和运动式反谍工作,让伊朗情报界招架乏术。“特别是情报安全部长期被旧官僚‘接管,为保证队伍‘根正苗红,情报安全部一度只从成员亲属中招募新人。另外,情报安全部与革命卫队、警察旗下的情报机构龃龉不断,而情报安全部各部门间的内讧亦遭外界诟病。”

法赫里扎德事件后,伊朗安全内卫系统的大改组恐怕不可避免。

为什么是现在?

不管怎样,把伊朗核计划看得生死攸关的以色列,与法赫里扎德之死脱不开干系。近期以色列还空袭叙利亚的伊朗军事设施,策划网络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前者近期为何如此积极地攻击伊朗呢?

全美伊朗人理事会负责人帕西分析,这很大程度上与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以色列希望抓住美国支持对伊军事打击的“机会之窗”。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转而采取极限制裁,特朗普在2020年11月22日就用推特多次发布突袭伊朗的声音;另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计划重回伊朗核协议,并推进双方进一步谈判,这是以色列高层不愿看到的。

11月27日,美国民主党外交政策代言人、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杀害法赫里扎德的目的,是让重启伊朗核协议变得困难,那么这次暗杀并不能使美国、以色列或世界更安全。”他形容这次暗杀是“企图破坏外交”。

然而,亲保守派的美国国防民主基金会负责人马克·杜博维茨却认为,刺杀起到“杠杆作用”,意味着候任的拜登政府可利用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威胁,和伊朗谈判达成一项更有力的协议,“离拜登上任还有将近两个月,”这位为特朗普制定对伊制裁细则出谋划策的专家说,“我们和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来给伊朗政权造成严重破坏,并为拜登政府积累筹码。”

伊朗除了指责以色列对刺杀行为负责,伊朗保守派报纸《世界报》(Kayhan)发表署名萨多拉·扎雷(Sadollah Zarei)的文章,呼吁革命卫队动用导弹摧毁以色列北部港口海法,伊朗应树立这样的标准,任何对伊朗科学家的暗杀,都将以袭击策源地的“大规模毁灭”为终结,“瘫痪以色列航运门户海法,肯定会导致威慑,因为美以政权及其特工不敢同我们军事摊牌”。

《世界报》在伊朗是发行量很小的报纸,但总编辑侯赛因·谢里亚塔里(Hosse-in Shariatmadri)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的。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被怀疑对伊朗核科学家进行有计划的杀戮,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伊朗2021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侯赛因·德拉甘已发誓要为杀戮复仇:“我们将像雷电一样严惩那些杀害法赫里扎德烈士的人,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不过,以色列预计伊朗将采取某种报复,但不太可能直接来自德黑兰,因为德黑兰希望与美国新政府缓和关系,直接攻击以色列这样一个美国盟友,将使谈判更加困难。

事实上,伊朗不必因公开攻击这个犹太国家而牵连自己,过去40年,伊朗已在中东建立绵密的代理人网络,2010-2012年,以色列曾涉嫌暗杀至少四名伊朗核科学家,结果2012年全年发生一系列针对以色列境内及海外目标的袭击,从印度新德里一直波及泰国曼谷,其中新德里爆炸导致以色列驻印武官的妻子受伤,而一名真主党特工在准备袭击以色列游客时被塞浦路斯警方逮捕。2012年7月18日,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保加利亚布尔加斯港摧毁以色列游客巴士,造成六人死亡。

帕西强调,身为“中东地缘支轴”的伊朗,即便深受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之苦,但仍是战略潜力充沛的“准金砖国家”。“2017年,美国皮尤公司对中东十国精英层进行民调,绝大多数人回答,五到十年内,伊朗必成中东最有影响的地区大国。”他呼吁拜登团队应从美国利益出发,不受以色列干扰,“华盛顿与德黑兰哪怕成不了伙伴,但接触至少能将双方不正常的关系转变成更务实的关系,就像基辛格说的,‘美国理想的地位,是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比别国之间的关系要亲密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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