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的价值取向及理论视阈

太原工业学院设计艺术系 | 谢玮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认为长期处于凝滞状态，内部动力匮乏，长此以往循环，却无以冲击传统框架，经过19 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之后才发生骤变。本着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的态度，我们对此时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中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模式提出挑战。笔者以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为出发点，探析西北民众社会变革的动力及形态结构，从社会内部按照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民生设计的历史推进，力求突破“殖民地史”工业化的局限，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设计历史凌驾于中国设计历史之上，且将中国设计视为其的延续。力图对各种有关论点进行具有思辨色彩的分析，给处于深刻反思中的我国设计学界提供一定的思考素材。其中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恰当考量西方入侵对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产生的一系列冲击作用。它只是一组趋向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因此，笔者对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内在的揭示在不少地方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探索。希望通过这些探索，可以从比较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本质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视中国民生设计发展的某些动向。即使有偏颇之弊，亦可触发思绪，促进探索，不为无助。

一、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工业化的衡量尺度，即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①。它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与世界近代化进程紧密关联，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从局部到普遍的发展态势。虽然早期工业化并未直接产生出近代民生设计，但可视为近代设计一个先行阶段，为其准备了必要的成长条件。探究早期工业化便于我们解读传统设计向现代设计的过渡，我们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与普通民众生活、生产相关的民生设计领域。

早期工业化包含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依旧依托手工工具生产产品且规模不等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等，亦囊括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时期。它虽然相似于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但生产目的为出售商品，具有市场经济的属性。与近代机器工业有共同特征，即商品生产；它还隐含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从经验积累模式的技术向科技提升模式的技术过渡，即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演进的历史条件，既与核心地区有相似之处，也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我们努力勾勒西北传统手工业现代转型的历史继承性和内涵延续性。关于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主要指1840 年代至1949 年的近代工业化，但往前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如此，符合近代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逻辑联系。

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向机器工业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始终在相互交错中进行，机器工业生产方式一定依托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渐进发展，其中手工工场过渡到大工业也在悄然改变中进行。这充分印证了早期工业化在中国演化经历了外来事物的本土化过程。此种情境下，我们如何判断其产品属于传统还是在现代的不同生产方式下进行就显得难以分说。工业化本就是一个系统，脱离现实生产力基础的大工业生产并不存在，否则洋务派也不会从最初以实现军事的现代化而一心搞军工，又扩展到铁路及某些民用生产上。[1]甲午战后之初，清政府先将农业的发展视为工商业发展的基础，并将农业、商业、工业的发展视为一体，并开始重视农学与农业教育，这种层面的认识是以前清朝统治者不曾想过的。[1]其产品结构、农产品的商品化及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依循国际市场的需求进行工业化进程的变化。我国的传统工业也并非与早期工业化的进程完全无关，即使完全从西方引进的企业，在前期建厂的营造、装置和制造零配件，中期的原料整理、机械修配、成品包装等环节中，也通过将一些辅助工序转包给手工业作坊承担以节约资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1]

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渐进中伴有突进的过程，尽管时有高低、时有缓进，但鉴于西北地区本身所涉地域范围广阔，各地区实际的发展变化过程必然存在先后次序及差异性。西北地区的民生设计毕竟只是一个萌发、起步的阶段，因而本研究旨在揭示自晚清至民国以来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其民生设计带来的社会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所呈现的动态情势，使用“工业化”一词也主要是一个描述性词语，而非一种对工业化性质的内在判断。

二、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晚清民国是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动的转折时期，是我国设计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西北地区虽然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滞后许多，但其在开启我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亦作出一定的贡献。这一时期是由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化的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演变亦为中国现代设计变迁的缩影之一。百年来，西北地区民众孜孜以求，辛勤耕耘，成绩斐然。因西北地域的特殊性，在民生设计方面又区别于其他地域。所涉及民生商品领域的传统手工产业与民生设计产业是性质完全不同，彼此又存在一定联系的两种产业形式，介乎其中的设计行为自然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与操作模式，这一问题贯穿本研究的始终，也是探索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所在，是一个完整的、持续的发生、发展状态。

设计从来都不是自治的概念，而是作为非我而存在的服务型实践。因此，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必然需要权衡社会、文化、科技、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的内容。虽然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应关注物的物质属性，即生产、技术、工艺、材料等显性因素，但涉及生产流通、销售使用等资料的搜集有助于得到更全面、更具逻辑性的解读。除了关注生产环节之外的消费与使用之外，民生设计关注最大群体的普通民众，针对最贴近民众生产、生活事象，从设计、生产、消费、使用等各环节之间架构的动态关系进行解析。[2]

晚清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是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下彰显出的包容，它带有从晚清及更早时期发展而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设计历史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力量持续发挥着作用，如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面对的各类挫折等，这一通常标志着惯性或停滞的连贯性最好能被理解为适应力：它表征出文化的沟通结合调试的复杂过程，以及最终为社会所有阶层民众所接受的象征符号、社会身份和角色的形塑过程，以呈现出活生生的民生设计历史情势。

工业化绝非简单的工业建设，而要将整个文化、整个社会，连同民众自身一起变化过来。着重强调效率和准确，“迅速”表示效率性，“准确”表示精确性，这两样在农业社会不大讲究，而在工业化的社会，却是公共生活的标准。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在思想层面发生变化：人定胜天代替听天由命；以精益求精代替抱残守缺；以进步的、有相应组织模式的、标准的、高效的形式造产建国。[3]显然，价值观的塑造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康有为曾说，“他日必以工立国”，工业乃立国之本，由此可将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追溯至晚清的洋务运动，由重商转为重工。民众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既是对问题的思考走向深入的过程，也是作为后发国家的策略层面的因应。

1949 年以后，政治格局的动荡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更多的讨论停留在具体的技术层面或曰战术层面，战略层面显然要服从国家的宏观战略。沈榆先生提出一个论题“工程技术的溢出效应”，即设计没有被作为主要关注的对象。但是随着工程技术的推进，附带着受到影响和推动，这也是民众务实而快速地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轨道，振兴经济、增强国力的体现。

中国现代设计之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但回溯来路、理清思路始终是继续前行的前提条件。一路走来，中国无论哪个地区借鉴国外的经验和见解，亦或是不同地区的交流，但设计始终要面对我们自身的问题。当我们逐步摆脱追赶的状态，而要自己开辟前路的时候，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文化立场、价值观都是在方法论层面之上亟待讨论的话题。

西北地区在百余年的工业化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工业技术、知识和制度。在此历程中，我们一则可以通过技术的演变来实现对设计的理解，二则可以通过对于工业制造和社会要素配套的思索，对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反思。经历了从模仿、改进、创意的艰难历程后，西北民生设计才得以开花结果，其始于“制造”，但是有制造并不一定意味着有设计思想的发生，当时很多产品的设计主要解决的是批量生产的技术问题。之后，设计思想才渐进贯穿民生设计之中。然而，设计思想作为一种民众对事物的主观与客观认识的系统化之集合体，具有主观性、实践性、历史性、发展性的特点。

西北地区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现代设计发展从微观的角度关注了西北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事件发生、生成、发展的事实和条件，并将其置于影响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各种宏观要素之中进行解释。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回应了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环境提出的问题的过程及其思维特色，更看重行动的过程，针对性地选择相对自成体系的“单元”进行考察。

晚清民国时期西北的民生设计及产销业态对民众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见证了近现代西北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它从黑暗中探索前行，方向感不甚明确，到商品的设计研发及其所附属的母体产业中，其形式和商业模式才日趋成熟，使西北城市居民和乡村百姓开始养成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文明生活方式（个人卫生习惯、社交礼仪行为、社会公序良俗等）和文明生产方式（机械化操作开始代替手工劳作；标准化批量生产开始代替即兴、无序、零散的作坊店铺式生产；积极主动确有规模的商业营销、物流方式开始逐步代替被动的蹲点式店铺营销模式）。[4]这是社会变革最伟大的成就。因此，西北民生设计也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我们今天珍惜这份文化遗产，探究其产生的内外原由，正是要深刻理解社会变革与新生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设计学研究和设计实践引导航向。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作为围绕民众生计的创造活动，民生设计是整个百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文化缩影，每前行一步，都会留下社会进步、变革的脚印。人类社会的进化衍生出人的目的分化，建构符合民众行为方式及价值导向的物质系统是民生设计的宗旨所在。西北地区所涉设计活动或者设计产物之间的差异都只是一种现象，左右其变化的内在动因要在更广泛的宏观语境下去寻找，这就必然要考察设计活动发生时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关注民众观念、社会结构、经济技术等因素。这番思考借鉴了社会学范式，即找到影响设计发展的各个要素，认定设计发展的动力不取决于设计本身，而是取决于相关要素的综合作用，是通过整合、调控这些要素终可获得一个有利于设计发展的良好环境。

西北地区的民生设计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本身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西北民生设计发展的一大优势，但是西北地处中国内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以及工业发展起点低，这些又成为影响西北早期工业化的不利条件。

西北地区设计理念的深化是民生设计实践的产物，也是在持不同价值观的设计发生碰撞、冲突之后的理性升华，更是民生设计存在的价值的体现。由于多元文化的介入，民生产品被赋予更高的期望，使得外来元素的组合更具有观念的意义。不同的设计观念之间存在的紧张张力，使得民生设计突破了简单迎合民众的浅层立意，转向更高的价值期望，不自觉地提升了设计的价值。在价值建构中，民生设计产品被赋予使命感与民族性，而对外来事物的模仿与横移都无法承载这种期望，只有当设计能够说明一种核心价值时，这种建构才有意义。所以，西北地区的民生设计是商业指向的、技术手段的、形式语言的，也是观念与意识领域的。

西北民生设计的早期工业化是在与西方及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技术文化遭遇、撞击、融合的过程中动态演进的，其进程呈现出阶段性、赓续性、多样复杂等特点。纵观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变革虽受到外来影响，但仍具有内源性的特点，其间隐含着自身设计文化的相沿承传，虽然民生设计文化的发展变化亦出现迅疾性与先进性，呈现出革故鼎新的新气象，亦同步存在着因循沿袭、陈陈相因。两种趋势交织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工业化进程中，表现为“传统手工产业”与“近现代民生设计产业”共存共生的局面，其展现的设计发展结构有分化、有整合，呈现多元格局，民生设计在这一规律的拖曳下不断寻求自身的变革。随着技术、民生产品由国外、中国其他地区向西北地区的转移所带来的新思想，西北地区的消费者用产品解决了问题，进而体会到其设计的妙处，所以民生产品成为设计的有效载体，民生设计通过技术、产品转移进行渗透。设计的参与就是将形成民生商品的各种要素统筹在一个系统下，并取得综合性的平衡，同时在市场传播上逐步取得优势。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具有场域化、情景化特征的具体内容，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映射出对工业化思想的接受和再阐述。民生设计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融合，逐步形成了中性人格，即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中极具强适应性而导向稳定有序生活状态的特征。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它通过百年积累创造出一批涉及社会大众各个生活领域的产品。它曾经引导了无数民众文明新生活的民生必需品、消费商品，凝聚了先辈们对自由、民主、文明、幸福的向往。百年间战争、灾难连绵不断，能积累出如此成就实属艰辛不易，西北社会由此勉强建立起了现代化工商业基础体系，是中国近代丰厚文化遗产之一。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变革发展必然涉及区域研究。探究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发现西北所涉及地区形成了若干成系统的区域，每个系统与其周围地区产生或强或弱的关联。这些区域性的地区系统和按照流域划分的地貌学上的各个单位几乎如出一辙。这里涉及两个主要衡量指数：一是涉及自然资源与距离、地貌等相关的地理环境；二是技术，尤其是与交通运输相关的技术。人与物在交通运输不发达且尚未机械化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甚高，这一切限制了各系统区域的总面积并减少了各种形式的地区间交往。在这种情况下，阻碍流动的自然地理因素由于增加了运输成本，就形成地区间的天然界限；而另一方面，促进流动的自然地理因素由于降低了运输成本，就形成了地区内部的天然核心地带。人口与资源往往集中在这些核心地带，并随着从中心向边缘地带外移而越来越稀落。城市当然总是坐落于各区域的中心地带，或处于通向这些地带的主要交通线上。

早期工业化发展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民众间彼此以互动交流的方式共存，贸易兴衰和文化利益涉及民生设计众多方面，由此带来社会公平的公众意识及对于世界的更深认知，提高了教育水平，提供了更好的医疗设施、增加了劳动生产率，便是这些成果也带来对于传统生活的挑战。

四、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在探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笔者不敢将理论框架的内容拟订得过多过死，而是本着容纳不同地域文化可能具有的不同特点，兼收并蓄，并避免固定成形，强调历史发展中对立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现象。工业化首先是与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工业化重点在“化”，就必然不只局限于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是与技术变革、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经济结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市场化、地区发展、城市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其内涵。[3]51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一方面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这是国门大开之后西方文化与西北本土文化的首次撞击，如此引来一系列复杂问题，涉及外来文化与西北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因此，我们将关注于在此基础上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偏重中国西北本土又理性看待西方的相撞。此外，中国西北地区传统民众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必然交织渗透在“过去”和“近代”、新与旧的彼此对抗中，无论好坏都实实在在地存继于现实中。总之，其在历史的现实中是相渗透、互转化的。传统社会中隐含了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中又呈现了对传统的承继，所以在把握两种互相渗透的状态时，尽量对错综复杂的现状及传统的经验做出动态、灵活的忠实阐释。

我们从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深层驱动原因进行分析，探索其内部推动力。内部因素是推动其设计历史演进的动力来源，西北社会停滞懈怠的“传统”秩序的物体，并非是只被动接受外来冲击，其产生社会历史变化的根源主要来自内部因素。依此主张，西北社会处在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状态的局势中，是一幅活生生的生产生活场域，处在其中的无数民众正竭力通过无数方法尝试解决这种尴尬局势。鉴于这样的主体特点，我们从中国本土问题着手，强调人与社会的不断相互作用。这一界说强调了西北地区地域环境及其文化的重要性，尽管外来的影响在不断增强，但从西北地区社会内部结构形成的各种势力彼此间不断发生的作用来看，叙述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时，不仅需要说明西方如何影响，也要强调说明西北地区社会内部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之下，政治文化思想等多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怎样向前推进。如此，内部因素的作用无形中得到重视，用苏联学者的话总结本论证：“外力入侵倘若不导致未被征服民族为征服者所吞并，则其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必不致中断，其基本方向，亦不致变更。”[5]

我们尽量采取本土的、内部的，而非西方的标准来研究中国早期工业化，鉴别并剖析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哪些情境象征具有早期工业化的历史价值。为此将西北地区按横向分为各自独立的区域，并将民生设计与地方历史整合进行研究，强调设计中历史的重要性；同时将西北地区按纵向划分出不同时间段，以推动设计历史的撰写。把西北地区按“纵向”与“横向”加以分解的做法是为了对该地区民生设计与早期工业化做出比较精细的描绘。因此，强调时间“区分”在设计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区分才能对该地区民生设计现实取得一幅纹路细密、轮廓分明的画面，这种倾向重视历史动力的多样性。如果只研究西北地区社会中很有局限性的若干方面，而忽视整个体制的演变，即民众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物质性经验的领域同时受到地区性特有形态和整个时代文化总体的陶染，那这样的分析将有失偏颇。当然，如若将时代文化过度化约成一组其他文化无法体现的特殊价值或特征，当我们试图解读跨文化下另一类民众时，常因将关注点放在文化的差异上，而被该民众群体思想、行为中所反映出的跨文化内在特质而遮蔽，如此使解读该文化中多样复杂以致存有相互矛盾的元素更加困难，被遮蔽的是本地区与其他地区民众交叠且产生共鸣的思想与行为。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呈现的早期工业化是经历过长期转变的，我们能连缀起一个记录着社会架构之纹理与变化模式的历史文本。民生设计的历史本身包含了与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相似的演化痕迹，如高识字率，商业化、货币化、都市化和中国本身具备生机的技术传统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同样也经历了农业生产率不断增长、人口增加、交通改善等社会与经济演变过程。从晚清启，中国的思想革新与各种为此付诸的活动固然愈来愈受西方的感导，但同时拥有传统沿革的血脉，这个传统体现于在涉及民生设计的源流、风格及生产生活的实践内容上依旧离不开传统的实践经验。我们将西北地区民生物质实践与经验的体系对照于设计学的理论，以探讨意识形态与世俗信念的相互渗透，但要想创造性地解读这个庞大、丰富的文本，我们必须尝试超越传统。

五、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1.启迪之一：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影响下的民生商品消费出现了新的特点

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中国国门，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涌现，取代旧有的生产生活程式，并逐渐向内地渗透。它导致这个时期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发生进一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新的意识和新的技术引起生产生活的全面变化，引发社会生产分工环节和生活单元成员之间的相互教化，进而引发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深层次变化。西北民生类型趋于多样，而民众消费也呈现出农业社会特征向城市社会特征的转变。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呈现，西北社会民众生活、生产也有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带来对生活、生产方式新的需求。随着西北社会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增多，其生产生活均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作用。因此，西北地区一切的发展均显现出旧有因素的影响、约束和新的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萌芽，表面上看是各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特征的企业活动和社会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左右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之一是世俗化、大众化和公共化。中国现代设计观念的形成，无不与这种核心内容相关联。[3]65

西北地区逐渐发展为以制造为基础、批量生产为目标并扩展到更广泛领域的现代设计模式，所涉民生产品是在多重限制因素的制约协调下被塑造出被理解的人造物，设计过程复杂，物品的内在的意义通过设计传达。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及产销业态与中国广大地区民生设计及产销业态相同，均是建立在西方式的大众消费观念和社会商品经济生产模式之上的现代化产物。虽然它与以手工劳作为主的传统生产模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有着天壤之别。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及产销业态的发生、发展、延传过程中，作为工业化最基本特征的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逐渐扎根、立足；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化最基本特征的以“公民消费意识（市民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秩序的社会，也得以在西北地区初见端倪。从这个层面上可见，近现代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及产销业态的形成和发展，亦是百年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基本动力来源之一，其作用力和影响力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位民众，以及民众每时每刻的生产行为和生活状态。[4]508

首先，消费阶层出现变化。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无论是涉及民生商业领域的产业结构、设计方式、消费模式和时尚标准，这百年间都随之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形成以大众消费为经销目的的民生商品，这个商业模式其实是观念模式的转变。以大众消费为主体的产销业态新观念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西北社会观念变革的意义已超越民生日用消费品使用价值本身。其次，消费内容出现变化。民生商品覆盖范围囊括了每一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普适性”逐渐废止了传统产销业态始终强调拉开消费群体阶级差异、争取高端消费牟利的陈旧观念。民生商品所争取的消费主体围绕大众消费领域，因而无论在规模上、总量上、批次上，都与以往相异。最后，消费取向出现新变化。西北地区民生设计逐步实现标准化、机械化、规模化的工业化产业模式，其外在原因是百年社会变革所促成的市场分化、消费观念变化和大众消费审美观的形成。

2.启迪之二：对现代设计活动的推动作用

从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可见，对设计活动的重要性理解远远超出人们的所知，尤其在经济和观念方面。设计活动常被遮蔽在单纯的视觉角度，而不自觉地忽略与思想和经济的联系，这种单一性局限了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对设计及其历史的解读。实际上，设计是在早期工业化历史的特殊阶段应运而生的，它在工业财富的创造中扮演重要角色。设计如果被视作纯艺术活动，就会显得微不足道，落为文化附属品。设计对于思维方式而言，远非中性、温和的艺术活动，它拥有持久的影响力，因为设计能将我们对自我和行为的认知铸造成具体而永久的形式。民生设计的目的不仅是使用，还有流通，即销售路径及具体情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围绕这些环节展开分析离不开两个语境：技术和人文。技术主要涉及材料、工具、工艺这些基本问题；人文则需要考察设计物主体的个人或群体，以及更宏观一些的时代、地域、习俗。对流通的关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可能性。

我们常为了规避问题，将设计变化视为某种进化过程，设计中的变化被描述成产品生产中的变异，向完美形式进化的各个阶段。但是产品本身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一种自然或机械选择的法则在推动它们演进。决定商品设计的并非某种内在的基因结构，而是制造者和制造业，以及在商品社会中这二者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语境”或“社会背景”，故我们不能将设计活动剥离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而单独考量。释读设计历史的变迁是理解设计与经济进程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必然要放在社会的历史中进行参照。设计赋予了时代持久而坚固的实体形式，使之变得真实。设计的特殊使命便是将概念和可行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合理化的工厂生产方法、富于创造力的营销技巧，以及尤为重要的对产品的关注等，使得设计改变了人们看待产品的方式。纵观西北地区不同时期产品目录中所涉及的各类产品，就相当于审视社会的表征。透过适合不同时期、不同民众的设计，我们便能获知民生设计的社会形态，进而了解社会的面貌。

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民生设计，在服务产业、提升民众生活品质作用方面上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这是因为：首先，西北地区此时期工业生产体系的尚未健全，绝大部分民众还在为温饱而努力，因此对设计消费的需求上有还不高。其次，产品设计大部分停留在以手工业为基础的产品之中，这与民生设计在西北本身的局限有关，也与专业分工角色的缺位有关。最后，自抗日战争始，长期的战争以及政权的更迭带来的文化断裂，老一辈设计者只能被动适应。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以大型民用、军工装备为代表的产品自有其工程技术的逻辑，更何况当时这些技术均从国外引进，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消化技术，而不是照顾使用者的感受和审美。因此，纵然从理论讲设计可以涵盖之，但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设计在西北地区依旧被边缘化。[3]123

六、结语

概言之，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4]550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笔者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不可否认，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在工业化进程中，脚步显得匆忙慌张，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与中国同时期其他地区相较，工业化进程的脚步相差甚远。但无论如何，即便是今天来评价其民生设计产业的成就和它对中国消费社会形成的文化影响，依然是利大于弊。也就是说，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其民生设计仍然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是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①《设计与百年民生》中对工业化界定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其基本定义是由西洋人发明的、全世界统一适用的工业化实现的衡量尺度：标准化（按消费的不同需求，以批量化方式按各批次统一标准进行生产；而非传统是手工产品那样即兴式、无统一规格的任一标准）、规模化（按市场占有率、利润率为经营目标的产业规划和商业规划，以规模最大化的制造、销售方式组织生产和经营；而非无规划的、短期的、临时性的传统是手工产业）、机械化（材料采选、动能来源、劳动操作、物流运输等所有生产制造环节尽可能采用机械装置与设备，最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非基本靠手工劳作完成生产流程的传统手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