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村遗址出土陶埙数量问题简述

□ 李 辉 丁金龙

荆村遗址位于万荣县城正南方的万泉乡荆村，遗址主体为新石器时代。1931年，山西公立图书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和美国弗里尔艺术陈列馆对该遗址进行过联合发掘。这件事，在中国近现代田野考古发掘史上有一定的知名度[1]。荆村遗址出土的陶埙，作为较重要的古代音乐实物资料，也时常出现在有关中国音乐史的书籍中[2]。然而，多年来，宣传介绍荆村遗址的文本中，有关出土陶埙一事，却有着不一样的记述。例如：

1984年运城行署文化局编写的“荆村遗址”资料中，未提及是否出土陶埙一事[3]；1989年吴麦黄先生撰写《荆村遗址和西卓子遗址》一文，记载荆村遗址“早期出土过3枚陶埙，是原始社会相当流行的乐器”[4]。1991年李百勤先生撰写的《孤山脚下史前文化：荆村遗址》文中记载，“荆村遗址就曾出土过一枚陶埙”[5]。1995年出版的《万荣县志》沿用了吴麦黄文中所述，称荆村遗址“早期出土过3枚陶埙，是原始社会相当流行的乐器”[6]。2012年出版的《三晋文明之最》，较为详细的介绍了荆村遗址出土的“单孔陶埙”、“双孔陶埙”和“三孔陶埙”的音乐原理。言下之意，荆村遗址出土了不止一枚，也未明言出土数量[7]。2014年初吴鹏程撰文介绍中国早期考古学家卫聚贤事略时，述及荆村遗址“发现一陶埙”的问题[8]。以上记述的不一致，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可以想到，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应与荆村遗址发掘材料的原始记录和传播有关。

对于早年荆村遗址的发掘情况，笔者搜寻到几种民国时期资料。兹叙述如下：

1931年荆村遗址发掘结束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的董光忠发表《山西万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一文，叙述了荆村遗址发掘经过和主要收获，未提及陶埙出土一事[9]。文中多次言及“行将出版”的荆村遗址发掘报告，不知何故，并未面世。1933年12月荆村遗址发掘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今万荣县皇甫乡北吴村人卫聚贤[10]，撰写的《中国考古小史》一书出版。1955年《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选辑（第一集 原始时代）》收录了该书初版中“荆村遗址”的全部材料，其中并无陶埙；1937年卫聚贤出版《中国考古学史》，书中列有荆村遗址介绍，记录中也没有“陶埙”[11]；1947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考古小史》第三版，“荆村遗址”介绍中，则记录了陶埙，原文为“埙五件，有一孔二孔三孔的，尚可吹响”[12]。至此，“1947年的荆村遗址”，出土有五件陶埙，为言之凿凿的事情。当代各种叙述荆村遗址陶埙的书刊，之所以出现数量不一致或者语焉不详的情形，正是由于阅读到了不同的记载和传播有关。但为什么1933年《中国考古小史》初版和1937年《中国考古学史》中，卫聚贤先生不记录这五件埙呢？而非要到1947年再版的时候作这样的增补记录？

笔者重新检视了上述民国时期的材料：1931—1933年，无论董光忠所作《山西万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一文，还是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中所述的“荆村遗址”，均对出土陶器有一定篇幅的描写，陶埙作为一种重要的实物资料，理应给予重视和介绍，但却没有。1937年卫聚贤在《中国考古学史》序言中写道，“余前有《中国考古小史》之作，但略古而详今。今已出版五年，新事实发生不得不增补，而五年之中考古上并未突飞猛进，材料也增加不了许多。因而另有此《中国考古学史》之作”。由此可见，荆村遗址并没有“新事实发生不得不增补”的陶埙。

1947年《中国考古小史》三版，“荆村遗址”篇目介绍中，不仅突兀的增补了陶埙资料：“五件，有一孔二孔三孔的，尚可吹响”。而且，有关遗物的记录，还有其他一些文字的变化。例如：石器介绍中增加了：“石铲有一孔的，石刀有一孔两孔的，石镞有燧石的，有用花岗岩磨成的各种形式的”；遗骨中增加了：“人骨带回五六幅，又有鸟兽骨鹿角多种，抛弃不少”。以陶器为例，笔者将这“两种版本的叙述”[13]做了详细的对比。

1933年《中国考古小史》初版中，有关荆村遗址陶器的记录，不计标点符号，全文分三段，依次为61字、45字和47字，共计153字，全文如下：

“（粗陶器）有：鼎、鬲、甗、尊、罐、甕、盆、洗、碗、盘、灯、纺织轮，球，环等。（甕）有高约三尺的，有一种黑陶，光泽甚强。下部为筐印纹，中部为刻纹。上部光滑，盖上刻有如植物叶形。

陶器内外有刻纹的有十余种。有一陶片，刻成龟形。陶上有用鸟头鸮头为耳及装饰的，环球上有各种压纹及刺纹。

彩陶为黑白红三色，黑色最多，白色次之，红色少见。黑色多涂于红底上。其花纹多点，线，三角形。鱼形，蝉形，蛇形的有二块”。

1947年《中国考古小史》三版，有关荆村遗址陶器的记录，不计标点符号，全文分两段，共178字，增加了26字，删去1字，具体如下（黑体带下划线为增加的字）：

“粗陶器有鼎、鬲、甗、尊、罐、甕、盆、洗、碗、盘、灯、纺织轮、球、环等，甕有高约三尺的，有一种黑陶，光泽甚强，下部为筐印纹，中部为刻纹。上部光滑，盖上刻有如植物叶形。陶器内面外面有刻纹的十余种。有一陶片，刻成龟形，但缺其后腿的一部。陶上有用鸟头鸮头为耳及装饰的，环与球上有各种压纹及刺纹。埙五件，有一孔二孔三孔的，尚可吹响。

彩陶：为黑白红三色，黑色最多，白色次之，红色少见；黑色多涂于红底上。其花纹多点，线，三角形，鱼形，蝉形。蛇形的有二块”。

上述对比表明，1947年版的文本叙述，合并了段落，修改了标点符号，删除了“陶器内外有刻纹的有十余种”一句第二个“有”字，增加共26个字（文中黑体带下划线的字），依次为“面”、“面”、“但缺其后腿的一部”、“与”、“埙五件，有一孔二孔三孔的，尚可吹响”；其他153字则完全相同。文本细节修改所呈现的这种情境，绝非编辑所能为、所应为。只能是、也应是该书作者——荆村遗址发掘的重要参与者卫聚贤所为。同理，荆村遗址出土五件陶埙一事，出自卫聚贤所述。在此，笔者也特别强调一个事实：这种丝丝入扣的修改，反证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选辑（第一集）》所引原文为《中国考古小史》1933年初版。

对卫聚贤先生增补记录五件陶埙这件事，笔者曾一度推测，是因为它们出土时间在1937年卫聚贤出版《中国考古学史》之后。而且，有记载显示，1937年之后，荆村遗址至少还有过两次发掘。一次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的“盗掘”，一次是抗战结束后，卫聚贤的再次发掘[14]。但与此推测抵牾的是，如果当年“东运日本”的荆村遗址出土物中有陶埙，或者发表的研究成果里述及陶埙，且被卫聚贤及时获悉，那么《中国考古小史》三版中“遗物现存处：山西太原山西公立图书馆”就应该做出修改，或者对这五件陶埙的存放地点单独做出说明，但是书中没有。所以笔者推测，这五件陶埙，和东运日本的荆村遗址出土材料应无关联。再来说抗战结束后，卫聚贤在荆村遗址的发掘问题。首先，卫聚贤先生至少在1947年再版《中国考古小史》中，没有提及这次发掘。1947年对“荆村遗址”内容修改后，就文本叙述的整体性而言，这五件陶埙，仍被视作1931年的出土品。其次，也没有证据可以否定吴麦黄先生提供呢的信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考古工作者卫聚贤又在此（荆村遗址）挖掘整理”。可以认为，或者是卫聚贤“回避”了五件陶埙出土于抗战胜利后的事实，或者是吴麦黄先生所述材料有误，二者应居其一。

对于万荣荆村遗址出土陶埙一事，还应注意到一个情况：不止一种书籍，记载1930年万荣县西杜村阎子疙瘩“汉汾阴后土祠遗址”（以下简称西杜村遗址）出土陶埙。对于这个问题，吴鹏程考查调研卫聚贤考古事略时，给予了澄清和较为详细的说明。需要补充的是，《万荣县志》第36卷“人物传·卫聚贤”篇（812页）记录：1933年卫聚贤受上海暨南大学委托，再次到西杜村遗址发掘，出土文物很多。“在该地曾发现一件原始社会的瓦制乐器‘陶埙’（现存山西省博物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乐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733页记录此事）。”经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733页，记录了1930年西杜村遗址的发掘，但只字未提1933年卫聚贤再次到西杜村遗址发掘，和陶埙出土的事情。前述卫聚贤先生撰写的《中国考古学史》（127页）和《中国考古小史》第三版（71—73页）中，也记载着1930年的西杜村遗址发掘，但同样未提及1933年卫聚贤的考古发掘活动和陶埙出土之事。西杜村遗址出土陶埙，应为荆村遗址出土陶埙一事的误传。

行文结束之际，要说的是，卫聚贤先生作古多年，笔者手头资料也很有限，《中国考古小史》第三版中，似乎“从天而降”的这五件陶埙，应为卫聚贤修改初版文本所造成。但究竟依凭什么做这样的修改？笔者寻觅资料、思考推敲，终归无果，踌躇遗憾之余，草拟此文，以待博识之士斧正。

[1]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1版，书后“中国考古学年表”（733页），就记录有此次发掘。再例：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84页。

[2]例如吴钊、刘东升编著《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北京 1版，1990年7月北京4印，8页。

[3]运城行署文化局编印《河东文物》，1984年5月，第72页。

[4]吴麦黄《荆村遗址和西卓子遗址》，《河东名胜大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5～7页。

[5]李百勤《孤山脚下 史前文化：荆村遗址》，《河东文物览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0～122页。

[6]山西省万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万荣县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12月，624页。

[7]杨子荣编著《三晋文明之最》，三晋出版社，2012年3月2版1印，第27、177页；资料来源未作说明。这种对出土数量语焉不详的情况，可再举一例：屈殿奎《荆村遗址曾出土过埙》，《英雄的稷王山》，长征出版社，2005年9月，73页。

[8]吴鹏程《回乡访贤读孤山——重走卫聚贤先生考古之地》，《文物世界》2014年 1期，50～52页。

[9]董光忠《山西万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原文刊载于民国时期《师大月刊》，转引自杨福斗主编《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330—337页。前述《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84页记载该文发表时间为《师大月刊》1933年第3期；荆村（瓦渣斜）遗址发掘报告最终并未出版，原因未详。文中董光忠述“北平女子师范学院”为“本校”。

[10]卫聚贤在荆村遗址发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参阅前述吴鹏程文章。下述1947年第三版《中国考古小史》（58页），卫聚贤自述为北平女子师范学院代表，董光忠则为美国福利尔美术馆代表。

[11]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出版，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出版，124页。仅简略荆村遗址所得遗物，具体内容为：“有石斧石刀石钅矍石锛石鑿石铲石镞石环石球，骨锥骨针骨簪骨镞贝镞，彩陶有黑白红三种，粗陶有鼎鬲甗尊灯杯洗甕纺织轮等”。

[12]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2月3版，57～61页，60页。201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但没有影印版权页。根据书中对荆村遗址和陶埙的记录可判断，其所依据的底本正是1947年《中国考古小史》第三版。

[13]两种版本的叙述原文，来自前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选辑（第一集 原始时代）》”和1947年第3版《中国考古小史》。

[14]前述吴麦黄《荆村遗址和西卓子遗址》”一文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再次对荆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大量珍贵文物被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考古工作者卫聚贤又在此挖掘整理”。文中没有提供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