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器以载道”工艺观念的“互文性”释读

张爱红，董博超

(1.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在我国传统哲学中，“器”或“物”泛指一切事物，“道器正是表示事物与法则、现象与规律、特殊与一般的古代方式”[1](P23)。其建构的是一般事物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具体讲工艺造物，但是不可否认与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器物也在此之列。正是由于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器”因其直观、可拼接、跨时代的文本语言，被视作规矩仪礼的象征物、阐释抽象伦理观念的承载者、处世规则的象征物，“器以载道”也成为中国传统工艺造物的重要准则，引导中国工艺的协调发展，使中国历代社会皆以明确的规范约束造物行为，以理性思维引导造物伦理，保证了工艺始终在服务政治、顺物自然等诉求之下有序发展。器物所载之“道”意义广泛而深刻，自然天地之大道、社会伦理之道、个体为人处世之道。为何器物成为中国观念表达的重要载体？器物如何将隐含的“道理”传达出来？用物者如何感受或体悟这些道理？这些问题成为“器以载道”合理存在的关键，借助“互文性”理论或许能够更好地阐述中国传统造物中“器”对“道”的表达。

“互文性”，也被译为“文本间性”“互文本性”，是发端于当代西方文学评论领域的文本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的辩论中发展起来。1966年，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词、对话、小说》中提到“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镶嵌而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2]，强调了不同文本之间隐性或显性的参照、渗透等各种联系。1967年，在《封闭的文本》中，她明确了“互文性”的概念，指出文本不是封闭的个体，而是由更多的其他文本、引文置换排列而成，不能脱离其他文本单独存在。在进一步解释“文本”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其由纵轴和横轴两个维度决定，横轴是指由作者到读者，纵轴指由文本到文本的社会背景，文本是在作者与读者的沟通、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得以完成和被解读。此后，“互文性”理论在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的论辩中逐渐丰富起来，并与社会环境、历史思潮、时代精神等更宽范围的东西相联系，成为了意义更丰富的载体，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领域。随着后现代主义设计理论的兴起，设计被认为应该作为承载人文、伦理的载体，具有功能之外更丰富的意义，源于文学评论的“互文性”开始应用于设计批评领域，“互文性设计”成为设计发展的新方向。“互文性设计”要求以凝聚设计师或设计团体情感、意念、态度的设计物作为载体，与消费者建立有效沟通的对话语境，形成情感共鸣，这种以设计来叙事的视角和思维，不仅是外来艺术文化理论的输入，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工艺“器以载道”的造物思维的延续和再输出。

首先，从中国社会的政权结构特点来讲，“器以载道”是传达政治观念、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有效途径。古代中国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农业国家，国家、社会体系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家国同构特点，其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是依赖血缘的亲缘性将道德教化、伦理秩序、哲学思考、政治信念融为一体，且尤为重视道德教化对秩序建构、政权稳定的重要性。以何种途径进行直观、广泛的“道德教化”？“乐以载道”“文以载道”“器以载道”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其中“器以载道”，因器物的日常性、普遍性和直观性，成为了强化伦理教化的有效符号。因而在中国历代文献中直言工艺者不多，但在伦理规范及道德教化问题的相关论述中涉及工艺的片段俯仰可见，“器以载道”也具有了存在的需求基础和辨析的理论语境，成为中国传统工艺造物的重要主旨。早在夏商周三代的文字记载中，“物”作为信息传递的符号，其承载的社会功能就已经非常明确。此时期在观念领域，原始巫术崇拜蜕变为以“祖先祭祀”为主的带有明显宗法意识的宗教活动，凡稼蔷、征战、祭祀等诸种活动都要进行占卜，以请示天意，正所谓“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3](P571)。器用可以作为“以承天休”的象征，成为统治者及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禹王九鼎”更是将器物“以承天休”做到了极致。禹建立夏朝后，划天下为九州，取九州之金铸九鼎，以此象征天下。(1)《左传》记载为启制九鼎，启继位后，令九州牧贡金铸九鼎，并将九州山川风貌绘于鼎上，以示对天下的统治。鼎自此成为王权的象征，在商代更有了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天子可用九鼎的严格规制。周武王大败殷商之后，取得王权的标志是荐俘并取殷王鼎，唯“取鼎”才能代表天意。“器以载道”沿“道寓于器”“象事推理”及至“载礼释道”的路径(2)详细论述见张爱红《期待视野下“器以载道”工艺观念的衍生及结构范式研究》一文，发表于《艺术探索》，2019年第5期。，形成了包括具象器物、系统制度、抽象观念在内的层层递进的完整体系，使器物在潜移默化中具有了传递文化信息的社会功能。

“器”以载“道”的政治需求，使中国传统工艺不仅作为满足生活需求的实用物品，同时也是古人日常生活中具有隐喻意义的谏行导言的象征物，通过相应工艺“文本”，启迪、引导人们对道德伦理、社会秩序、仪理精神的思考。器以载道以“物”之色彩结构、形式尺寸、器物规制等“设计文本”语言，承载了社会之伦理观念、自然运转之道理及不同时代对“物”之发展的态度等各种社会信息在内的文本背景，在传统与历史、理想与现实、天工与人工构成的复杂而开放的文本系统中，不同文本的嫁接及拼贴，造就了中国传统造物艺术无与伦比的美。

其次，从用物者体悟与参与来看，器以载道具有实现的可行性。在移情作用的基础上，用物者通过解读色彩、形制等器物文本，将物之文本背景，即“道”内化为自觉遵守的内在意识，使本来作为观念象征物的器物(设计文本)成为了观念(文本背景)本身。器物“文本”，横轴可以理解为由生产到使用过程中，工匠及其依附的生产管理体系与器物日常使用范围中的接受者之间由器物而衍生的沟通与交流，纵轴是指由文本到文本的社会背景，是器物对礼仪、秩序、道德、制度等各类社会文本的承载、转译及解读。

从横向角度，“器以载道”强调在工艺实现过程中工匠与受众之间的“对话”性，突出受众在工艺文本构建中的价值和作用。器物成为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审美趣味的社会群体之间沟通及交流的媒介，工艺文本的提取与转换应该置于用物者可以理解的社会文本之内，以避免文本解读的障碍。如中国传统民间器物装饰中的吉祥装饰，其装饰文本来源于民众对幸福的普遍渴望和追求，诸如婚丧嫁娶、生子继嗣、延年益寿、科考中第等人生大事，以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生活图景，这些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愿望，也是人们很容易接受和解读的观念，以此为工艺文本是中国传统工艺器物绵延不绝、异彩纷呈的基础。这些以“福禄寿喜”为主体的吉祥装饰纹样构成了民间工艺“器以载道”的装饰文本，是普通民众希望和理想的艺术形象化的载体，其本质就在于传达吉利祥瑞的理想和意愿，而不在于艺术形象和审美本身，也正是出“道”的传播需求，在不同历史时期吉祥主题装饰形式始终是贯穿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主要装饰文本内容，跨越了地域障碍、语言障碍及文化障碍，这些设计叙事语言处于相同的社会文本中，因而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接受、转译和共鸣。这些装饰文本展现的并不仅仅是纹样本身的形式美，更是与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生活追求紧密结合的富有现实意义的图景和愿望。

“器以载道”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中，侧重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始终将物限定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之下。因而从纵向理解，兼具实用与审美的“器”作为生活的文本，与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时代精神密切相关。器物的“文”或“文本”涉及了时代精神、文化思潮、社会价值导向等与现实世界的各种联系。工匠从众多文本构成的文本系统中进行文本提取与转换，把官方管理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以及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对时代的理解等，以形态、纹样、材料、技术等设计语言转化为凝聚着时代特点与个人情感的工艺器物。器物的形态、纹样、材料、技术等工艺语言正是承载了各种社会信息和观念的“设计文本”，人们可以通过对工艺语言的辨识，完成对工艺文本及文本背景的解读、接受和转译。器物正是在上述文本提取与转译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各种与物有关的礼仪制度、伦理规范、道德教化等社会意识形态内容渗透给使用者，最终器物成为制度或法理本身，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规范和约束，由器物承载的社会伦理观念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普遍意识，“器以载道”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

就纵向文本内容而言，“器”所载之“道”内容繁杂。以儒家所述为例，“道”大量涉及人与物关系问题的论述，因而在文本提取中侧重以“仁”为核心的礼制体系的象征与转译。如《礼记》中曾在器物色彩文本与社会等级秩序之间进行转译:“礼墙,天子丹(朱红色),诸侯翻聖(黑白色),大夫苍(青色),士黄之”，宫室建筑楹柱的色彩与人物的尊卑地位联系在一起。又《周礼·春官·典命》载:“典命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宮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凡诸侯之适子,誓于天，摄其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其中详细规定了人因为身份地位的等级差异及与其等级相应的器物服制及器物，在这里宫室、服制、器物等客体文本成为陈述主体社会身份的符号，承担了对用物主体社会等级的象征与转译功能，最终指向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营造。

对人与物关系的论述中，荀子的相关论断具有代表性，他在肯定“器以载道”的基础上，更重视“物”的象征意义，《荀子·王制》篇中对于器物所载之“道”表述为：“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4](P102)衣服、宫室、械用成为了礼制和法度的文本符号，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伦理等象征观念转译内化为法理本身，成为人自觉遵守的意识。在肯定器物作为仪礼象征性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重己役物”的人、物关系，主张用积极向上的心态来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强调如果在“物”的使用和制作过程中，重视“道”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就能做到物为人用，进而消除人被物限制的影响。相反地，如果过度沉溺于“物性”之中，忽略了“道”对物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就会失去自我，被物所控，甚至最终会丧失自我心志。

区别于儒家以“礼”为主体的器物之道，道家所论器物之“道”则更倾向于天地自然之大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和宇宙运行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述之“道”：一指初始的混沌状态,即天道自然，道即自然；二指天然无饰的自然属性，强调事物的纯朴本性；三指无为的处世态度，强调道不会左右事物的状态，一切要顺从事物本性，讲求无为之为。[5]具体到器物制作中，道家强调“朴散”方能为器，造物之道及其最高境界是顺物自然，“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结”[6](P64)，过于强调技能及技巧，只能有碍人们的行为，与道之实现无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7](P29)。在工艺技巧和器物制作中，强调“技进乎道”，把技术与人的内心统一起来，消除人与物、技术的对立，人是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就文本内容的提取而言，道家之“器”意在表现主客观的统一、心与物的统一，技艺的最高境界是忘却非天然的私心杂念，按符合自然规律与特点的方式设计和制作，无机心，无机事，才能不为外物役。

结语

“器以载道”作为工艺制作的重要准则，规范、约束、引导了中国传统工艺造物行为，使其始终在服务政治、顺物自然等诉求之下有序发展。中国作为家国同构的政权结构，强调伦理教化的制约和引导作用，而“器”的日常性、普遍性和直观性则成为了强化抽象的伦理教化的文本符号，成为传达政治观念、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有效途径。同时，从用物者的体悟与参与来看，用物者通过解读色彩、形制等器物文本，将物之文本背景，即“道”内化为自觉遵守的内在意识，使本来作为观念象征物的器物成为了观念本身，“器以载道”也在这一 文本转译的过程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