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性音乐学者的亲历与思索
——《田野的回声》读书札记

□高韵洁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书是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根据自己多次田野考察经历撰写的一部音乐人类学著作，她详细记录了每次工作的过程与心得，让笔者看到了一位女性人类学者在田野里的辛劳付出与细腻思考。书中涉及诸多不同的地区、民族，可以让读者足不出户便对当地陌生的音乐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其中阐述的一些关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理论问题也能对田野考察有所启发。

一、一种别无选择的生存

这一章作为本书的开篇，主要讲述了田野工作对民族音乐学者的必要性。民族音乐学者只有深入当地，亲临现场，暂时成为语境中的一员，才能够切实体验该地区、该民族的音乐文化，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即使很难彻底地融入，但民族音乐学者也能在这样的过程中，以“局外人”的立场获得田野中的真实，并产生理性思考。作者通过对自己学生时代在山西学习、考察的经历进行简要描述，从而验证了这样的观点。

本章还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界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本体分析与文化阐释的关系。作者认为，民族音乐学并非忽视形态只关注文化背景，它强调还原主流意识所导致的文化误读，从而关注音乐及其语境中的田野实践，进而对音乐形态进行重新描写，可以理解为解构后的重构。如何处理文化与形态“两张皮”的问题，一直是音乐民族志撰写中的难题，尤其对音乐形态的描写，需要借助科学的方法和工具。2019年暑假在星海音乐学院举办的“民族音乐形态学研修班”便系统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赵宋光先生亲自讲解了钻研数十年的理论方法，使参与学习者收获颇丰。

此外，对于历史与共时的关系问题，作者希望能将音乐文化的历史生成、历史叙述与鲜活的存在及经验相结合，以实现学科意义上的人文关照。

二、寻找传承与变迁中的文化主题——一次纳西祭天仪式的叙事与引申

所谓“文化主题”（cultural theme）是指在族群文化内公开或隐藏地控制社会行为的基本假定、要求或价值态度，它力图阐明文化模式的形成、联想态度及合理化内因，并在文化主题的性质表现相互关系中找到文化特征、结构和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

目前，面对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急剧变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历史特征如何被重构，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老传统”发生涵化，逐渐演变成“新传统”，其中蕴含的动态发展过程也为音乐民族志的书写增添了新材料。例如，什么因素被保留？什么发生了变化？什么使得一种文化被同化？什么使得一种文化对外来文明吸收或消化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固有魅力？

作者通过观察与记录当代语境中的祭天仪式，发现其较传统仪式产生了变化。在阐释的过程中，作者结合纳西族、东巴族的文化习俗、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来进行分析，认为观念的变化是祭天仪式产生变化的根本因素，而这种流动性和变异性也为后学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空间。正如黄翔鹏先生强调的，传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变化不是研究者可以左右的，我们能做的是敏锐地发现、全面地描述、理性地阐释，以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

三、森林的启示——鄂伦春、鄂温克民间音乐考察

鄂伦春、鄂温克与达斡尔族有黑龙江“三小民族”的称谓，其处于黑龙江省境内，大兴安岭曾是共同的家园，所以，其音乐“同与不同”的问题是作者重点关注。如果说对纳西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侧重于历时性角度的研究，那么本章则更侧重于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挖掘同地域、同族源的三个民族音乐的相似、差异及形成的内在原因。

这与三地在语言风俗、心理特质、审美兴趣上的差异密不可分。这就对民族音乐学提出微观研究的要求，即以村落、氏族联盟、音乐会为调查起点，以此观察与描写某地音乐现象的流变、传播与传承脉络，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挖掘内部的深层原因。

此外，作者对鄂伦春与鄂温克两族所在的文化生态环境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少数民族音乐于城市艺术音乐最大的区别是它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习惯与生活、生产以及各种功用的仪式融合在一起，并不是仅以审美艺术形式而存在的。因此，在研究、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音乐的过程中，相关工作者要重视精神家园的重要性。仅把外在形式分离出来，虽可满足大众欣赏的需求，有利于少数民族音乐的普及，但也易使原本的生成语境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其中包含的问题及措施值得每位文化研究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