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研究综述

毛玮秀 李玉轩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这一特点就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新的时代内容补充进来，其具有宽广的理论视域和深沉的时代意蕴。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朝向未来延展的过程中一定有其开端、起點。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的过程中，需要明确以下几个内容：第一，梳理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上的争论;再次，讲明为什么要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其必要性为何？最后，明确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来科学地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逻辑;起点

[作者简介]毛玮秀（1993-），女，汉族，新疆伊宁人，新疆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哲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毛泽东思想哲学研究。李玉轩（1991-），男，汉族，新疆伊宁人，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A8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11-0050-03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探索和争论，一直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学者各有见解，日益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以独特的视角来研究相同的内容，不仅可以达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并且可以推进对理论问题的纵向深入。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探索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说”“中国共产党创立说”“中共二大说”“八七会议说”“井冈山道路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一系列起点学说。还有学者在“起点”的问题上划得更为细致，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那里，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东方社会理论说”“市民社会说”等等。

“问题与主义之争说”坚持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的立场。“理论上的起点是五四时期关于问题和主义之争;实践上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①这就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做了两个划分，将“起点”分为“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按照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观点的缺陷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为一谈。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事件之一，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之间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其他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潮的一次交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更多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创立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②石仲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③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始了，这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过程，这一提法是学术界主流看法，也是较为客观的看法。

“中共二大说”的依据在于，中共一大制定的党的纲领，不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容;而二大制定的党纲，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因此，“中共二大说”坚持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至于“井冈山道路说”，这似乎与“中国二大说”有异曲同工之处，皆认为是把握了中国的现实实际，由此出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遵义会议说”认为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使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革命从此开始有了崭新的面貌，类似这一观点的还有“八七会议”说等等。简言之，就是放大了历史中重要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仅依据一次会议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这样的提法未免有些单薄和拖沓。按照这一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与“转危为安”相一致，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正是充满艰辛探索的过程吗？遵义会议、八七会议等重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果和正确路径，但不能将其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精髓。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说”认为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会议中的报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④由此可判，此次会议是马克思部分学者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这显然是不太恰当的，有种误将“终点”当作“起点”的嫌疑。以清晰的理论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定下来，不正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实际的方式在实践上行得通、走得稳，故而将其当作方向、视为旗帜。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果实当作花苞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每个视野都有正确的方面，但又不能涵盖每个角度地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进行剖析。

二、确定马克思中国化起点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最初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的，但马克思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局限于西欧，而是放眼世界，立足全人类的未来与发展。在欧洲世界已经进入隆隆的工业化进程时，中国仍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社会。伴随大工业而生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与中国实际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从何而起。

实际上，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就是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何以能”的问题。“起”字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为“能立也”。⑤也就是说，学者不仅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以怎样的方式“立”起来的，更要探究中国有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化”到中国的可能。这种“可能”缘何能成为一种必然，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以及中国实际的特点决定的。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在征途，而它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开始的，学术界众说纷纭，学术界的争论一方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确实是个引人注目并且事关基础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则表明学界对这一重大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实际上，当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时，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能，说到底，是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前提性问题解决不好，科学理论的基础就不牢固，就有被从根本上颠覆的可能”。⑥这就是说，对“起点”的探寻，能稳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起点”内在地要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理论根据以及实践活动的统一，为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更早，甚至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关于决不教条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1890年恩格斯在寄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所言，“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⑦

“龙种”和“跳蚤”之间的天差地别是马克思对那些滥用、肢解他思想的人最绝妙反讽。马克思不仅是这样说的，在时代的变化发展中，他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一个称之为“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被人们无限地使用。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他们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关于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实质是马克思对自己早期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学说”的超越与发展，这为不发达的东方国家有可能走社会主義道路撕开了原有的禁锢，光芒照进落后的东方国家。马克思清醒地看到如果不顾其他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必须走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发展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⑧这就深刻地表明马克思决不会与罔顾自身发展特点而仅求普遍道路的人为伍。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柱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不仅应当遵循其逻辑意蕴，而且也要兼顾历史进程。毕竟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是方向、旗帜性的理论学说，这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了。那么，应该怎么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呢？

三、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斐然，是党一以贯之的路线方针，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生动的表现。这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随着历史、理论、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应当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一重大问题。“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⑨因此，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内在统一性。

当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时，应当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含义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中国的具体实际都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与中国的历史实际。

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有历史要求，更有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鲜活体现，割裂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做法是极为片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刻要求历史地、实际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也就呼之欲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在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时就应当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不能将其做拆分化处理，得出好几个“起点”，拆分“起点”的最大缺陷就是混淆真正的起点。以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这就得出了真正的“起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共二大说”对“中国共产党创立说”最大的诘难就是：“一大”没有根据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提出符合中国革命的纲领，这实际上就是孤立地看待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关注“一大”的纲领内容，而没有注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内在逻辑。应当站在历史整体的高度来看待“起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世界历史潮流与中华民族历史潮流相互交汇的结果，前途多舛的近代中国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理论武器来指导人民群众，改变民族、国家的命运。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觉醒，而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成长由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者开始觉醒，他们有了自己的纲领，有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历史的承担者，这是一个先进的群体，他们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旗帜和方向，由此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重探索。

四、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党走了一段曲折的弯路，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时代的视域下，“中国实际”蕴含着更多的含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新问题，这依旧是个重大的、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将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自身充盈着越来越多的新内涵，值得时刻关注。

[注释]

①刘柳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探寻[J].求索，2011（04）：99.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795.

③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4）：177.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34.

⑤许慎.说文解字[M].九州出版社，2001：84.

⑥陶德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珞珈讲坛（第2辑）.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3.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6.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7]陶德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珞珈讲坛（第2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8]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4）：175-183.

[9]刘柳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探寻[J].求索，2011（04）：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