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川南一战成名的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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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川南一战成名的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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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5-1916年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面临非常困境，一方面对外来说，敌强我弱；另方面对内来说，护国军内部矛盾亦较多，从而给护国战争带来许多困难。而护国川南战役尤为艰苦，朱德指挥棉花坡战斗，艰苦奋战，虽屡濒于危，却能绝处逢生。棉花坡战役的胜利挽救了川南战场，对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朱德一举成名，成为护国名将。川南鏖战，朱德一举成名，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武校元素是其一举成名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朱德 护国战争 川南鏖战 一举成名 武校元素

作为军事家的朱德元帅，成名之战乃是反袁护国战争时期的川南鏖战。川南之战，何以成为朱德一战成名之战？这就需我们对护国战争的相关问题，朱德在护国川南之战的杰出表现，作一番探讨，然后回答朱德一战成名的主要原因。

一、护国之役，面临困境

掌握北洋系军事力量的袁世凯，窃踞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仍不满足，还要爬上皇帝的宝座，复辟帝制。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也包括云南各族人民，除了一小撮死心踏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当时，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袁的一些挚友因不能同意这样的做法（指复辟帝制），也都弃他而去，所有有头脑的中国人对恢复帝制根本是不屑一顾的。”①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澳大利亚籍莫理循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多年，一直是支持袁世凯的，但对袁世凯称帝则极力反对，认为称帝是“愚蠢之极”的。他甚至当面对袁世凯说：对帝制活动，“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②可见，打倒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成了举国一致的目标，从而形成了各党各派联合的空前壮观的反袁联合阵线。

反袁爱国人士不约而同地把反袁发难的基地，放在了云南，即“专恃云南。”③为什么呢？因为云南有其特殊的条件，不仅因为“云南之域，山有点苍耸雪之峻，川有金江澜沧之限，封守险阻，地方广运，而去宛平绝远，藏兵九地之下，则巨奸无所觇视，故能慎固经画，蹶起有劲，比绩武昌，号曰中兴焉。”④而且，云南约有武装力量2万人，是辛亥后国内各省中几乎唯一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不属于北洋系的军队。滇军素质较好，上级军官大多为留日士官生，中下级军官多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受到辛亥革命思潮的熏陶，又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浓郁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良好的军事技术。

正因为如此，当全国各地爱国人士汇聚昆明，特别是1915年12月19日蔡锷冒险来到昆明后，云南反袁气氛迅速提升，并于12月25日爆发了护国反袁武装起义，组织护国军和护国都督府，以蔡锷为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以李烈钧为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以护国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负责留守。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人们知道反袁护国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许多人并不清楚，反袁护国战争过程中，曾面临极端困难，面临非常困境。这种困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来说，敌强我弱，战争打得相当艰难；另方面对内来说，护国军内部诸多矛盾，处境困难。

首先说敌强我弱。从武装力量来说，护国军显然处于弱势。护国云南起义之际，云南全部武装力量仅约2万人。而袁世凯控制全国政权，拥有直属陆军12个师，兵力在25万人以上，并拥有海军。仅袁世凯计划调动的三路反攻云南的武装力量亦达8万人之众（其中第一路计划由湘西经贵州进攻云南的兵力为2.6万人，第二路由四川向云南进攻兵力为4.5万人，第三路由广东经广西进攻云南的兵力近1万人）。再以决定护国战争胜负的川南战场为例。蔡锷所率护国第一军第一、二、三梯团，总兵力约5千人，加上起义的川军及民间武装亦不过七、八千人。而北军压在川南的武装约3万人之多。蔡锷所率第一军主力第二、三梯团及起义川军进攻泸（州）纳（溪）地区约5千人，北军压在这里的武装一开始就有1.5万人。北军武器装备良好，还有援兵不断补充；而护国军武器弹药有限，几乎没有人力财力武器弹药之补充，孤军苦战，所以护国战争打得相当艰苦。在1916年2月下旬最困难的时刻，护国军几乎处于崩溃状态，“屡濒于危”。⑤

其次谈护国军内部矛盾众多，对这方面过去的研究注意不够，尤其是对唐继尧的奇怪表演给护国战争带来的困境更少留意。自唐继尧在1912年率滇军入黔进入贵州，担任贵州都督以后，其政治态度一直倾向袁世凯。1913年底云南辛亥首任都督蔡锷调京，唐继尧回任云南都督，过去认为是蔡锷推荐，实际上是唐继尧自己活动的结果。蔡锷在致友人的电报中就说：“中央决定以唐督继任（云南都督）。某之野心勃发，志在取代，运动所部军官联电陈请”的结果。电文最后说：“此电内容，勿泄为要。”⑥可知早在1913年蔡对唐已有看法，并不完全放心。

唐继尧回任云南都督后，继续支持袁世凯。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后，滇军中酝酿反袁，声势日隆，唐继尧一直采取“敷衍”态度。直到蔡锷到昆前几日，唐继尧见大势所趋，才下决心参加反袁阵营。⑦但其态度却仍摇摆不定。

有人认为，唐继尧反袁早已决定。他在1915年9月11日、10月7日、11月3日召开的三次秘密会议就是证明。这三次会议的真伪有人提出了怀疑。⑧退一步说，即使三次会议召开了，但解读其内容，⑨也是含糊不清的。秘密会议是针对袁世凯，还是针对革命党人，一时说不清楚。正如护国当事人金汉鼎回忆说，当云南反帝制复辟运动已发展到顶点，各方面爱国人士陆续集中于昆明之际，唐继尧深感：“再敷衍将会发生于己最不利的严重后果，于是一方面表示反对帝制，一方面把反对帝制最积极而又最亲信的邓泰中、杨蓁两团部队派去昭通，说是边境有匪，这样做不但可以消除肘腋之患，也是一举两得之事，再便宜不过的。”⑩而过去认为，在护国起义之前，就派出两团以“剿匪”为名向四川进军，证明了唐继尧早有反袁之准备。其实两团的派出乃是唐继尧“一举两得”的“两面手法”而已。

后来，唐继尧完成了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应予肯定。但到1916年2月，护国川南战事十分紧张的危急时刻，蔡锷多次呼吁，请求坐镇后方的唐继尧支援人力、物力。可是唐继尧不仅拒绝理会，还吓破了胆，准备逃亡海外。2月下旬，唐继尧暗中请求英国驻昆领事馆设法让他以“政治难民“身份，流亡英国或英国殖民地，反复交涉。⑪到了3月上旬，川南战事趋于稳定，唐继尧才未继续联系逃亡海外之事。唐要逃亡，哪有心思去考虑支援川南前线呢？

朱德曾与唐继尧共事，对唐的表演心知肚明，因而总体上对唐评价不高。可是，有人却认为，“朱德对护国运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回忆，为扬蔡贬唐的舆论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尽管朱德的回忆与历史的本来面目相距甚远，但由于它是国家领导人，一言九鼎，朱德定了调子，谁还敢越雷池一步？”⑫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更多史料的发掘，证明朱德的回忆是经得起检验的。

还有护国第一军组成后，却没有银子，缺乏经费，迟迟不能开拔。结果由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将“数世积累之产，押之殖边银行，得银12万元”，作为护国第一军军费，第一军主力才得以从昆明向四川开拔。⑬但这已是1916年1月14日，是护国宣布起义后20日了，留给北军以充分准备时间，护国军则错过了最佳作战时机，给后来作战造成了许多困难。再如，在护国军川南战场紧张的时刻，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二支队长杨蓁，与蔡锷意见不一，不是军人下级服从上级，而是突然辞职，返回云南，也给护国军造成不良影响。

上述内外两方面的诸多因素，使护国之役，面临许多困境，需要多少信心和毅力，需要多少志士之努力，加上正义之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啊！

二、川南鏖战，一举成名

朱德于1909年从四川来到云南，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加入同盟会。可以认为，朱德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都是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的。

1911年朱德从讲武堂毕业后，投入滇军，参与了辛亥昆明重九起义、援川战斗和滇南剿匪等军事活动，后率部移驻滇南临安（今建水）、蒙自。云南护国起义前夕，蔡锷从北京返回昆明，派人给分驻各地的滇军将领送去亲笔信，部署讨袁起义事项，朱德在蒙自也接到了蔡锷的亲笔信，蔡锷向朱德等人介绍了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及其前景、云南出师讨袁计划等。然后要朱德积极作好准备，以便在12月25日蒙自能与昆明以及省内其他较大的城市同时发动起义。起义后，蒙自的部队必须立即乘火车前往昆明，预备向四川开拔。25日晨，朱德遵照蔡锷的计划，率领士兵驱逐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并举行了讨袁誓师大会。会后，朱德和他的同事们征用了在蒙自的所有火车皮，率部前往昆明，向蔡锷的司令部报到。蔡锷接见了朱德说：“三天之后（实际后来差不多是二十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兵四川”，扫荡袁世凯的队伍。蔡锷表示，自己身体不好，来日不多，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⑭这对朱德是很大的启示。

朱德到昆后先任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后编入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任第六支队（团）支队长。

护国第一军第一梯团所属第一、二支队于1916年1月21日占领川南重镇叙府（今宜宾），取得了入川战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蔡锷所率护国第一军主力第二、三梯团于1916年1月14日从昆明出发，其中朱德支队（第六支队）是1月28日最后离开昆明。这支具有良好纪律的正义之师，沿途受到滇川等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正如朱德所说：“自滇以达蜀地，（群众）无不箪食而迎。”⑮

护国入川之初，战斗较为顺利，不仅1916年1月21日先克叙府，而且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讨袁，响应护国；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亦于1月31日在川南纳溪宣布起义讨袁，护国军攻克纳溪，并准备向川南另一重镇泸州发起进攻。

但是，北军在泸州前线的部队，后援不断跟上，兵员人数由1.5万增至3万，而蔡锷进攻泸州前线的护国军，加上起义的川军，总共也只有5000余人，且无后援，力量悬殊过大，战局随时可能发生变化。2月9日晚，北军旅长熊祥生组织敢死队，化装混在难民队伍中，谎称过长江避难，刘存厚所部陈礼门团派在沙滩渡口的防守队长田伯施受敌欺骗，未予阻止。熊祥生敢死队渡江后，突然向护国军月亮岩阵地冲锋，月亮岩炮兵阵地连同大炮为敌人夺取。这样，北军从沙滩渡口不断涌来，于2月10日占领营盘山、兰田坝等地。陈礼门组织反击，但遭敌人居高临下炮火的强力压制，没有取得进展，陈礼门羞愤开枪自杀。而已渡江逼近泸州城小市的第二梯团董鸿勋第三支队，孤军深入，被迫返回长江以南。

这时蔡锷率护国第一军主力尚未到达前线，只好兼程前进，何海清、禄国藩、朱德支队陆续到达纳溪地区。⑯从2月14日到3月6日双方进行了第二阶段紧张、激烈的拉锯战，为时达三星期之久，战场绵延数百里。朱德回忆说，这时川南地区几乎“全部化为战场。”⑰这三星期之战，是护国军在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辛的战斗，形成叙府得失复失，纳溪三易其手，泸州出现反复拉锯。在最危急的时刻，护国军几乎处于崩溃状态。

蔡锷衡量战局形势，决定强化泸纳（泸州纳溪）地区的保卫战。如果泸纳之战失利，将会影响战争全局。因此，他决定将护国军在叙府前线的五个营（第一梯团第一、二支队共四个营，加上后来支援来叙的刘发良昭通独立营，共五个营），抽调四个营去泸纳前线，只剩下第二支队第二营（田钟谷营）及一个工兵连（刘国成连，由退伍老兵组成）。这样，泸纳前线战局才勉强维持。但因叙府兵力空虚，北军冯玉祥部趁机夺回叙府，叙府得而复失。如果冯玉祥部从叙府直插云南，形势就很危急。而第一梯团第二支队长杨蓁又突然辞职，更加大了危险的分量。不过，由于冯玉祥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与蔡锷暗通声气，危险则未成为事实。蔡锷之所以敢于调动叙府前线四个营去泸纳前线，可能与冯玉祥政治态度变化有关，这也许是杨蓁所不了解的。

泸纳之战打得相当激烈，1916年2月13—15日，护国军在纳溪城下和双合场与北军的激战更是一次重要的恶战，最终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这一仗，敌人伤亡1700余人，其中有营长9 人，旅、团长大部受伤。⑱然而敌人凭借人多械足的优势，占据了与棉花坡相对的朝阳观、菱角塘等阵地，正面强攻纳溪，从2月16日起，敌我两军在泸州纳溪之间，又进行了以棉花坡为中心的另一场艰苦的战斗。

棉花坡是纳溪城东郊一系列山岗中的制高点，距纳溪县城约5公里，是泸州通往纳溪大道的必经之地，也是军事上必争之地。在战斗危急、紧张之际，蔡锷调任第六支队长朱德接替指挥失宜的董鸿勋，出任第三支队长，紧急赶赴棉花坡，亲自指挥战斗。朱德的指挥部设在棉花坡陶家大院。朱德率第三支队进入棉花坡时，棉花坡的松林几乎全部被炮火轰毁。朱德支队一到，立即投入战斗，奋不顾身，勇猛还击，突破敌人中央防线，迫使敌人撤退数里。

在战事紧张之际，朱德指挥，连续打了三天三夜，毫无间歇，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而出了名，立下了战功。⑲朱德支队坚守棉花坡正面陶大院背后高地，与据守红庙高地之敌，仅隔水田一片，战斗十分激烈。护国军营长曹之骅、雷淦光先后壮烈牺牲，伤亡官兵不少。

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深入前线，指挥朱德等部从2月19日到22日，连续发动四次强大攻势，终于顶住了敌人的压力，使棉花坡鏖战取得了初步胜利，使泸纳之战转入“攻势防御”。

今天，棉花坡百年前战场遗址、护国军战壕遗址仍清晰可见。战壕遗址占地约100 亩，战壕纵横交错，分布在朱坪山、五顶山及周边险要山顶上。壕沟深浅不一，宽窄不一，长短不一，总体上宽下窄，呈梯形状，总长2600多米，共有机关枪火力点3个，步枪掩体100多个。⑳从战壕密布及其若干掩体的分布来看，当年护国战争在这里打得相当艰苦、激烈。

尽管敌人后来又发动多次进攻棉花战斗，但护国军棉花坡阵地岿然不动。直到3月6日，护国军实行战略转移，朱德支队才离开棉花坡。朱德在这里战斗了几十个日日夜夜，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名声，成为护国战争中蔡锷的“四大金刚”之一，见过他在棉花坡作战的人说，朱德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似乎有无穷的精力。㉑朱德正是在护国川南鏖战中一举成名。

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保卫战（泸纳之战），鏖战月余，敌军被打死打伤三四千人，而护国军伤亡及失踪亦不下一千人，蔡锷回忆说，在那艰苦的战斗日子里，尽管力量悬殊，护国军人数有限，武器弹药不足，以劳攻逸，地势不利，但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得安息，风餐露宿，不为所阻。“我军士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㉒因此，我军虽“屡濒于危，皆能绝处逢生，”㉓化险为夷。“此三星期之巨战，实吾国有枪炮后第一战也。”㉔

棉花坡战斗是护国战争的缩影，它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川南战场护国军攻泸保纳战斗的最重要阶段。因为，第一，此阶段激战的时间最长，近一个月之久，影响全国也最久。第二，此阶段双方阵地战斗，所起的作用号召最大。第三，敌顿挫于护国军阵地前，损耗最大。因此，可以认为，川南战场是护国各个战场中具有决定胜败的关键战场，而棉花坡战斗的最终胜利，又促进了护国川南战场最终胜利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棉花坡战斗挽救了护国川南战场，护国川南战场的胜利又决定了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其作用不可低估。朱德因川南鏖战，一举成名，成为护国名将、滇军名将，为其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武校元素，成名之由

朱德在护国川南鏖战中，何以一举成名，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却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武校元素是不可分割的。与武校元素的不可分割，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云南讲武堂师生主导了反袁护国战争。

反袁护国战争爆发，组织了护国军三个军。在护国三军中，有营长以上官佐72 人（重复兼职未计入），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和学员人数达61 人，占营以上官佐总人数的85%。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护国三军总司令，都是讲武堂的教官（蔡锷是兼职教官，李烈钧、唐继尧都曾任专职教官），说明护国军的指挥权事实上掌握在云南讲武堂师生手中。而在关键的川南战场上，护国军第一军第一、二、三梯团营以上官佐的25 人中，除刘云峰（第一梯团长、也是国民党员）1 人外，全是讲武堂师生出身，换言之这几乎是清一色的讲武堂师生指挥的一支坚强滇军。护国战争事实上是讲武堂师生对敌之战，其最终的胜利，使云南陆军讲武堂声名鹊起，功震环宇。㉕在这种背景下，朱德作为讲武堂出身的护国军支队长，得到了讲武堂师生们的支持和配合，从而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二，朱德出身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锻炼，使其在护国战争中大显身手。

1909年朱德从四川来到云南，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他非常高兴地回忆说：“这是我寻找多年的地方！”所以“我一心一意投入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㉖朱德在讲武堂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教育，成为朱德军事生涯的起点；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参加了同盟会，这又成为他参加民主革命的起点。讲武堂是朱德显赫军事生涯和革命生涯的关键一步，使他能够在护国战争中大显身手。

第三，讲武堂的两位老师、教官蔡锷与李根源，对朱德影响深远，成为他在护国战争中崇敬的对象。

作为近代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又是朱德老师的蔡锷，对朱德有很深的影响。朱德把蔡锷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北斗星”，不止一次以敬仰的口吻谈到蔡锷。朱德说，辛亥革命时期，蔡锷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他对云南“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㉗而朱德还成为蔡锷与同盟会云南讲武堂支部负责人、新军第37协74标标统（团长）罗佩金之间的联络员。㉘蔡锷“思想敏捷、知识丰富，见识精辟，坚韧和无私”。那时，“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得上蔡锷的才华。”㉙

李根源在讲武堂更是朱德的恩师，曾两次保护朱德，使他得以在讲武堂完成学业。㉚李根源称朱德是“有志青年”，不可拒之门外；㉛而且朱德还是“朝气蓬勃，跅驰不羁之才”，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㉜对朱德亦有很大的影响。在随后的年代，李根源和朱德虽然走着不完全相同的道路，但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

川南战功卓著，与朱德本人的坚持奋斗、刻苦精神分不开。在讲武堂“坚忍刻苦”校训的培育下，朱德把坚忍刻苦的拼命精神运用到了极致，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坚持到底，夺取胜利。

这些与武校联系在一起的元素，构成朱德鏖战川南，一举成名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方激编译：《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下册第482页，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

②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第551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又见汤伏祥：《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第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全国政协编《回忆护国讨袁》第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④章太炎：《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序》，《章太炎选集》第6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戴戡王文华电》，《湖南历史资料》1988年第1期。

⑥蔡锷：1913年9月20日致友人电，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湖南邵阳蔡锷故居陈列馆刘沛提供。

⑦参见蔡锷《致梁启超函》（1916年1月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第125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烈钧《自传》，见《李烈钧自述》第35—36页，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年版。

⑧李开林：《评唐继尧护国》第129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⑨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4—16页，《护国运动文献史料汇编》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⑩金汉鼎：《护国军入川与北军作战经过》，《回忆护国讨袁》第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⑪最新披露的英国档案材料，见唐启华著：《洪宪帝制外交》第2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⑫杜奎昌：《唐继尧护国是耶非耶》，会泽《唐继尧研究》第二集第10—11页，1985年8月印刷，曲靖文准印字第35号。

⑬李根源：《曲石文录》卷三《罗佩金事状》；又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2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⑭（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31—13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⑮《朱德寄自护国讨袁前线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又见《护国运动》（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第22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⑯纳溪是泸州隔长江以南的县城，是由南向北通往泸州的必经之道。

⑰（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34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⑱邓锡候、田颂尧：《四川护国战争始末》，《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7页。

⑲（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⑳谢本书：《川南护国战场考察记》，《云南文史》2019年第1期第83页。

㉑（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3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㉒《蔡松坡家书》，《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㉓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戴戡王文华电》，《湖南历史资料》1988年第1期。

㉔参见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10页，云南省图书馆1917年版。

㉕谢本书：《功震环宇：云南讲武堂师生主导反袁护国战争》，《学术探索》2018年第11期。

㉖朱敏：《我的父亲朱德》第5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㉗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页，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㉘邹之峄口述、邹硕儒整理：《云南辛亥革命中的学生爱国运动》，《云南文史》2011年第1期第50页。

㉙（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39、14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㉚第一次是朱德报考讲武堂时谎报籍贯，有人主张开除；第二次是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曾与教官顾品珍发生冲突，顾要求开除朱德，但这两次都被主持讲武堂工作的李根源，化解了矛盾，保护了朱德。

㉛李希泌：《忆朱德委员长》，见《健行斋文集》第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㉜李希泌：《我的父亲李根源》，见《新编曲石文录》第9—1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