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签订后宋人的态度及其影响

李彦儒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2004年12月，“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河南省濮阳市举办。学者对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盟约，进行了深入探讨。目前学术界对“澶渊之盟”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产生“澶渊之盟”的原因、背景及其性质研究、关于“澶渊之盟”对宋辽两国的影响探讨、对“澶渊之盟”相关人物的研究、以及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但是对于宋人的态度及其影响的论述较为缺乏，所以本文从宋人的角度论述“澶渊之盟”签订后宋人的态度及其影响。

一、北宋对“澶渊之盟”的态度

“澶渊之盟”签订成功后，宋人“东封西祀，以告太平。”[1]这些行为表现出宋人认可“澶渊之盟”产生的积极作用。王旦就指出：“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可见王旦对于“澶渊之盟”持肯定态度，其认为虽然需要每年给辽朝一定的金钱，但是相比兵费而言其少之又少。富弼也曾评价“澶渊之盟”以后：“自此河湟百姓，凡四十年不识干戈。”[2]苏辙认为：“稍以金帛啖之，虏（辽）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3]他们认为“澶渊之盟”的签订平息了两国持续多年的战火，为宋朝人民提供了和平生产和生活的环境。虽然盟约规定每年需要赠辽以岁币，但是与战争支出的巨额军费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我们能够轻易的从出使辽朝的苏颂写下大量的诗歌中，找到“澶渊之盟”签订之后，两国形成的和平友好的局面。顾奎相在《辽海讲坛》第三讲中，分析了辽宋两国整体军事实力。他认为“澶渊之盟”的实质是双方“共赢”的条约。现代学者芮忠汗在《“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一文中也肯定了澶渊之盟确实在维持宋辽两方的和平、改善民族关系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4]北宋末年，宋采取了联金灭辽的外交政策。在这一政策的确立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者主要认为联金灭辽的政策，破坏了宋辽双方百年以来的友好关系。郑居中以汉朝为例，认为宋每年给予辽的岁币与汉同匈奴和亲、用兵的费用相比较而言，还算是少数。他又提出保持与辽的百年友好关系符合历代圣主明君与少数民族和好的主张等等，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与此同时，也有人持相反观点。在“澶渊之盟”签订后，王钦若认为：“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5]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宋人认为被后晋的石敬瑭割让给辽的幽云十六州，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原的领土，收复幽云十六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宋朝建立初，辽朝凭借军事实力继续占据原属于中原的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主要屏障辽朝占据了这里就相当于控制了中原抵御辽朝的主要防线，由此从有利的地理形势和有力的军事力量两个方面对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确定了宋朝的统一方针“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对于位处北方的辽朝则一直采取牵制的态度，所谓“来则掩杀，去则勿追”。尽量避免宋与辽两国之间发生正面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宋太祖并没有忘记，辽朝掌控着险要的幽云十六州这件事，他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做了赎买和北伐两方面的准备。宋太宗继承太祖遗志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北宋放弃主动进攻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可以看出宋对于幽云六州一直是非常在意的，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夺回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地势险要，属于易守难攻的地形。失去燕云十六州这个北部屏障，将会导致北方少数民族踏足中原如履平地的局面。然而在澶渊之盟的条约里明明白白的写着：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瀛、莫二州。）[6]也就是说幽云十六州这块要地的归属权仍然是辽的，辽朝对宋的威胁依旧存在。到了宋仁宗时期，辽人又乘宋夏交战之际，以出兵收取关南之地相要挟，迫使宋朝增加20万两匹岁。宋朝有不少人认为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州还要向辽朝交纳大量岁币，这是非常耻辱的事情。北宋末年，童贯试图寻找机会收复幽云十六州，立不世之功。当时，有人责问童贯“不守两国盟约”，蔡京回答说：“上厌岁币二（当为五）十万匹两，故有此意。”[7]由此见得，宋徽宗等人对于没有收回幽云十六州并且需向辽朝交纳大量岁币这件事耿耿于怀。现代学者陈峰文也认识到澶渊之盟给北宋带来的消极影响：合约的签订使得宋朝对通过议和来调节两国紧张关系的手段产生依赖，轻视武备建设，在边界防御方面陷入被动的境地。[8]

二、宋人对“澶渊之盟”意义的认识及影响

（一）宋人对“澶渊之盟”意义的认识

欧阳修在其诗歌《边户》中描述了“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的场面。从诗歌中足以看出“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边境和平且稳定[9]。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销巨浪，轻吹集隹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10]北宋真宗虽然也赋诗以表其喜悦之情，但是不久又“下诏罪己，中书、密院待罪。”〔10〕上文提到曾评价“澶渊之盟”：“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的富弼，在“庆历增币”（重熙增币）时强调“为朝廷之大耻”[10]不难看出，北宋方面对于“澶渊之盟”意义的认识是复杂的。宋太宗第二次北伐时，太宗以来“重武轻文”的治国理念被动摇、放弃。太宗后期也多次主动同辽尝试议和。“澶渊之盟”虽然起到了避免辽宋大战的作用，但一定程度上引导宋朝统治者依赖这种比战争代价更小、花费更少的解决争端的手段。南宋高宗赵构在面临来自金朝的攻击时，武力回击已经不是他考虑的第一个手段。他甚至将自己向金求和的行为看作是效仿真宗“澶渊之盟”：“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唯以和好为念。”[11]过分依赖议和来换取边境和平的方法，使宋朝轻视武装防备，放松国防建设。此后的“绍兴和议”、“兴隆合议”、“嘉定和议”看似采用“澶渊模式”，却因没有强大的国防武力支撑而效力大不如前。南迁后的宋人对于故国故土有着深厚的情感：“……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2]岳飞等抗金爱国志士最终也没能实现收复北方的愿望。

（二）“澶渊之盟”的影响

“战、守、和”是宋朝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派别的分类，纵观宋朝发展史，对外战争贯穿于宋朝的整个历史。自从宋朝建立后，一直都是以中原统治为主，并且宋朝企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而“澶渊之盟”的签署更加阻碍了燕云十六州的收回策略。但是其却将宋朝从连年征战的环境中带了出来，寇准的澶渊定策之功，也受到诸多政治上的晚辈的赞誉，如王安石有诗云：“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可见和平是宋朝人民的期望，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为宋辽双方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澶渊议和之前，边疆人民生活比较艰苦，尤其是双边的经济贸易集市断断续续。不可否认虽然宋辽每年都会战争，但是对于边疆百姓而言其必须要通过相互交易而获得必要的生活品。但是常年战争导致交易存在很大的不稳定因素。而“澶渊之盟”签署之后对于边疆百姓而言有巨大的促进影响：一方面稳定的边疆关系，促进了交易的稳定性，为百姓提供了相互交换生活用品的机会。另一方面“澶渊之盟”的签订也进一步扩大了双方交易的种类，密切了宋辽百姓的关系。例如在“澶渊之盟”签署之后，双方开设了新的榷场，比如雄州、霸县等。最重要的是通过该协会有效地解决了双方的急需生活用品。例如宋朝当时规定禁止交易牛羊等物品，但是通过私人贸易可以为当地百姓提供。这样一来增加了宋辽百姓之间的交易、促进了民间私人交易的发展。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京师的牛羊多有私贩而来，而辽国的铜钱则多是通过私人贸易而来。

虽然澶渊之盟为实现和平提供了重要的转折契机。但是置于宋朝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宋朝统治阶层对于澶渊之盟则存在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没有统一大业，甚至后期出现了非议澶渊之盟的声音。而后宋高宗对于澶渊之盟的“求和”精神比较肯定，因此在公元1141年在秦桧等人的力促下，宋高宗与金达成“绍兴合议”，也就是南宋向金称臣，可见二者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澶渊之盟中宋与金是平等的关系，而“绍兴合议”则是不平等的关系，澶渊模式之所以被宋人肯定是因为该协议是建立在要有能战、且能战胜的把握，这样才能让对手不能小觑，才能把战胜的实力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可见，“澶渊之盟”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其虽然为辽宋人们带来了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促进了双边的经济交易往来，但是“澶渊之盟”的实施给宋人造成一种不思进取、忽视安全防范的苟安心理，尤其是其中的“求和精神”被南宋统治者所效仿，最终带来了“绍兴和议”，推进了宋朝的瓦解速度。但是突破历史局限，立足于中华民族统一大业视角分析，“澶渊之盟”使宋辽停止了多年的战争，促进了文化交流、经济贸易以及人文风俗的互通等，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发展事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