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非遗+现代设计”探索实践
——以非遗葵艺首饰设计为例

伍柏燃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江门 529000）

引言：

当今在探索非物质文化传承推广方式，谋求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衍生的非遗文创产品经过几年发展产业链初见锥形，同时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大环境助力下非遗文创产业从初期艰辛缓慢发展到如今进入井喷式发展时期，表现出活跃的发展态势。

一、新媒体背景下非遗文创产品现状

（一）传播路径广阔，方式多样

互联网+时代非遗文创产品不再局限于线下实体门店推广，还可以通过各大网络媒体如：网络购物平台、非遗展馆官网、手工艺术网站、手机媒体如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博、APP等，传播形式不再是单一的图文，还有视频，动画，直播，语音交流等多种形式综合运用，形成线下线上双向联动，个人企业行业三位一体的多边立体化传播路径，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大大拉近了民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距离。

（二）收益渠道相对集中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针对非遗文化传承及非遗文创产品销售的手机APP，如智慧非遗、非遗网、绝艺APP等，但与其他游戏类，知识阅读类，生活娱乐类APP占比仍相对薄弱，同时下载次数均不太理想。相反依靠国内知名网络购物平台作为推广渠道收获人气较高，如某宝平台上销售非遗染织刺绣服饰品牌店粉丝数量高达80多万，热卖单品月销量达2千。调查过程中发现效益相对理想的店铺大多是由品牌店与非遗手艺人联合推出的产品，而单纯由非遗手艺人独立运营的店铺则不多，线下非遗文创店铺多集中于旅游街区，乡村旅游区等市场需求仍旧旺盛，品牌效应逐渐增强。

非遗文创产品在新媒体背景下受众面将会更广阔，运用新媒体推广多元的展示效果，内容丰富时尚的非遗文创产品消费者关注度将会更高，非遗文创产品的新媒体多渠道推广有探索发展的空间。

二、新会非遗葵艺艺术特征

2008年新会葵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最出名的是玻璃葵扇。扇面采用玻璃蒲葵叶制成，用特制的火烙铁笔在其上作画，细笔勾线粗笔浑染可达到水墨国画的效果。葵扇外型有满月形、杏仁形、倒放的鸡心形，主体扇面部分为淡黄白色，烙画部分是络铁高温烫焦留下的痕迹与扇面颜色自然融合，绘画主题多反映当地民众质朴的劳动生活，一柄精美的玻璃火画扇是绘画艺术与编织技艺的结合。①

三、非遗葵艺现代设计实践——葵艺首饰套件为例

（一）设计理念

本套设计深入挖掘葵扇元素并融入现代首饰设计当中，力求从整体色彩搭配，纹样细节，局部造型都有葵扇的影子。材质上选用地方特色的台山玉和金属搭配，通过首饰语言承载深厚的葵艺文化。借鉴新媒体产品详情图排版形式，令首饰效果国所表达的内容更丰富，视觉效果更具亲和力和时代感，更好地衔接后期产品新媒体宣传。

（二）款式造型创新

胸针主体部分采用葵扇杏仁造型，编织纹条带和光面条带一上一下叠加穿插还原葵艺编织传统手艺技法。主体物两侧是橘黄色的台山玉，采用金属包镶制作工艺，整体像张开的折纸扇，给人一种扇中扇的效果。设计过程中还注重拓宽功能边界，在胸针背部多加两个活环可以变成一个丝巾扣，多场合佩戴。耳环以珍珠为界分左右两边，左边是台山玉雕刻的云纹代表吉祥，右边是金属装饰葵艺编织的人字纹，远看像农家妇人用竹聂编制的簸箕，巧妙地保留葵扇的生活气息，使人联想起旧时劳动生产作业场景，引起怀念之情，也是非遗文化传承应用于首饰文创作品中的情感价值体现。（图1）

（三）多材质结合

整套首饰主要采用18K金，台山玉，珍珠三种材质结合，无论从材质的硬度质地所代表的对象均不相同。18K金属材质表达葵扇，因为金属表面质感光洁与玻璃葵扇平滑的质感视觉上遥相呼应。台山玉本色为桔红，桔黄，与金属的黄色成同一色系，很好地体现葵扇色彩统一和谐自然的特点，同时台山玉与生俱来有一种历史沉淀之温润美与非遗葵艺朴素的人文情怀相契合，提升本套首饰的文化价值内涵。而天然有机珍珠带有丝绸般的光泽，在款式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可以看出材质运用上作者是经过巧妙构思的。

（四）迎合新媒体传播推广的展示设计

本套设计为了配合后期的新媒体宣传需求，借鉴购物电商平台商品详情的排版格式，内容有首饰效果图、佩戴效果图、灵感元素、工艺图片、产品特色亮点介绍等，尽可能多维度地向受众展示作品，视觉上更具时代感和商业化。从整套首饰作品中抽取最能代表葵扇元素的纹样改良成为品牌LOGO，并配套设计首饰包装盒，有意识地展示品牌设计理念，从而使得整套作品的完成度较高，系列感更强。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技术入侵人们观念转变，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频临停产失传的边缘与我们生活渐行渐远，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不再是一个口号，在新媒体背景下，探索非遗+现代首饰设计的模式以新颖时尚的款式设计吸引消费者购买，借助新媒体多渠道的传播路径拓宽受众面打开销路，把非遗常活跃在人们的身边，也许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注释：

①赵飞,林舒婷.新会蒲葵栽培史考略[J].农业考古,2018(01)：17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