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063210）

一、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女权主义也被称为“性别平等”。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并非是为了突出女性地位在各方面高于男性，而是为了争取全人类男女平等。即便在人类历史中，人权主义的提出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但权利也只是针对男性而设定，对于女权的设定和保护则是微乎其微。

女权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 1971 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妇女领袖奥林匹亚·德·高格斯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认为妇女生而自由，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之后，女性主义掀起了男女同工同酬运动，女性参政权，女性教育权等一系列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经过千千万万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得到了较为长足的发展。

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首先得益于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于引荐西方先锋理论，并利用这些理论对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进行解读。但就目前效果而言，套用更多，真正研究出来的内容很少。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与传统翻译观的对比与研究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作者及其文章思想、语言结构等，应将原文完整地以另外一种语言“复刻”出来，形成译文。在此过程中，译文是隶属于原文的，不能同原文有任何的出入。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时也只是充当了“语言的媒介”，简单地将一种语言转换为了另外一种语言，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添加属于自己的思想，不存在译者主体性。在传统翻译观中，译作对于原作就如同旧社会时女性对于男性，在社会中，男性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男性掌握着旧社会的话语权，而女性只能听从于男性，没有权利表达她们的思想。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主义运动与翻译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质是女性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反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和社会特征。通过翻译，强调妇女的政治权利和地位，突出妇女在社会中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获得属于妇女和自己的话语权，消除由性别带来的不平等现象。谢莉·西蒙、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廖七一、葛校琴等代表人物都为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从女性主义翻译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认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互补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原文的第一读者，受社会文化、受众文化水平、翻译目的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可以对译文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在对原文进行改写和再创造后形成译文。此时，译者在译文中有了自己的见解与思想。

在此过程中，许多女性翻译家开始采用新的翻译策略来进行翻译。其中，弗洛托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三种翻译策略：补充、引言、注脚和劫持。

补充就是译者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缺失进行技术补充，从而使译语接受者能够更好地接受源语中所传达的思想。这一翻译策略的运用主要是补充原文词语暗含的意思，增加原文背景说明的词语以及通过联想或想象增加词语。此策略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译者将可能出现女性歧视、女性物化思想等原文进行一定的技术补充，使之表述更加能够揭露并讽刺社会女性歧视现象或使其更倾向于男女平等。例如：张爱玲在翻译“周家小孩可能很害怕自己小时短命，所以他穿了耳朵眼，带着银耳环”这句话时，便采用了补充法，增补了“like a girl”以及“deceive the jealous gods ”这两个短语。因为当时旧中国家长认为男孩是上天送与家庭的礼物。因此，当一些男孩体弱之时，父母便会为其穿耳眼戴耳环，打扮得像个姑娘，从而骗过神灵让其不会被带走。张爱玲通过此翻译，便很好的讽刺了当时社会男女不公的情况，揭露了女性地位低下的现象。

引言和脚注主要是为了体现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意愿，以及翻译过程中可能的翻译策略，以便使译者在阅读过程中对译文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使译者对译文有更深的理解，参与翻译文本的感觉更加强烈。例如：张爱玲在翻译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前言中对《怨女》这一题目的解释时说到中国经常使用“embittered”，“sullen”，“rancorous”这类的词来形容女性，表现出作者以及译者对于中国底层女性弱势和悲惨的不满和愤恨，从而呼吁大众关注女性人物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劫持”就是一种不转变原文内容，但又可以让读者明白到一种新的含意的方法。此策略在女性主义中，可以体现为根据自己的想法意志或者目的重新改写文本。例如：法语中的老师 un professeur 只有阳性没有阴性,这其实就属于对女性的一种偏见和歧视，那么女译者在翻译女老师时便可以写为 une femme professeur，以此来凸显女性身份。

同时，女性翻译家还将女性的思想活动与表达方式---“女性化语言”融入到译文中去，从而区别于男性翻译家，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例如，1976 年，加拿大几位女性主义作家合写了一部剧本，其中有这样一句台词：Ce soir,Je entre dans le historire sans releverer ma jupe。男性译者大卫·埃里斯将其译为：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今晚，我不撩裙子就进入历史)。由此体现出女性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于男性。但女性译者Landa Caborian 却认为，上述翻译并没有将女性在走出强加在身上的长期压迫和屈辱后的悲壮心情表现出来，因此便将其改译为了：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my legs.由此，翻译便不再只是意义上的传送，而是在意义上进行了再加工，从而体现出了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价值。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意义与局限性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意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推翻了传统的翻译观，以“性别差异”作为起点，将女性主义的思维纳入到了翻译理论钻研与实践中去，拓宽了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增强了翻译实践中的多样性。除此之外，该翻译理论否认了翻译中的性别隐喻，颠覆了作者与译者的对立模式，倡导译者主动性，原文与译文是同等互补的关系，从而显现其男女平权的思想。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不断地受到法律权利、法律地位、社会待遇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各国各地的女性主义为达到其目的而做出了不同的措施，产生了不同的路线，从而造成了女性主义流派的诞生。这些流派体现在翻译理论中，有些女性译者过度强调女性权利，使用一些激进性的词汇，从而在翻译时往往矫枉过正。还有一些女性译者过度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译文进行了大量改写，使译文与原文过度脱节，从而违反了翻译最基本的底线。

五、结语

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首次从“性别差异”方面引出译者主动性，通过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传播男女平等的新思想，从而为女性的权利地位与其社会各方面话语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同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为翻译理论的多样性注入了一抹活力。尽管该理论有时可能会过度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整体上来说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具有十分重要的研讨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