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问题研究
——以三明市为例

（中共三明市委党校，福建 三明 365000）

基层党政干部处在基层矛盾的最前沿，肩负社会改革与建设任务，在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社会心态是否健康以及由其衍生的价值取向、情绪表征等因素必将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关系到个人发展、社会和谐、国家发展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态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调整与变化，“不公感的加剧、安全感的缺失、成就感渴望的落差、幸福感的追求与失落以及对归属感的渴望等，演化成了仇富贱贫、金钱至上、迷惘悲观、绝望自弃等心态问题”[1]。基层党政干部消极心态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结构和变革社会文化的集体行动的动力来源。“严重影响了个人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和谐稳固、社会的和谐进步及国家高效长足发展”[2]。

一、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了解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的基本情况。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三明市、区、县、乡镇的基层党政干部，从调查抽取的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受教育程度以及行政级别来看，528 位被调查者群体分布特征比较全面，调查的样本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当前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的总体情况。根据问卷调查的实际结果，以及结合访谈资料，了解到部分基层党政干部工作任务繁重，招商、扶贫、安全、维稳、综治等，都是基层面临的工作，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是很多基层党政干部工作的常态。在问卷中设计了关于基层党政干部压力因素产生的社会心态问题的排序，结果表明，影响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问题的最主要压力源为工作、环境、以及自身人格素质三个方面。

（一）工作压力产生的心态问题

基层党政干部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他们既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谋划布局地方发展，还要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担负着繁重的领导、管理、服务任务，容易产生焦虑烦躁心态。其次，基层党政干部还面临基层工作环境艰苦、待遇较低、难出工作业绩、个人预期难以实现、工作风险大等叠加性压力，无力应对时导致干部的进取精神减弱，产生职业位倦怠[3]。再次，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人一样承担着家庭角色，因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而忽视了家庭，容易导致夫妻感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等压力，由此产生焦躁无助的心态。

（二）政治环境压力产生的心态问题

基层党政干部求上进的心态与现实中职务岗位有限之间产生的矛盾影响职务上升的空间。升职压力使部分干部工作积极性受到不同程度挫伤，换届考察落选的干部情绪波动较大，甚至出现焦虑、抑郁、强迫等心理问题，在失望中陷入绝望的悲观心态。其次，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反腐力度空前，党政干部作为主要受影响者，无论行为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缚”和“冲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公众自由表达意愿的空间加大，基层党政干部需要关注辖区内民生网上表达，不少市民用论坛、微博等对政府机关不良行为予以“曝光”，基层党政干部的一举一动都被充分关注、放大，无时无刻都要谨言慎行，生怕网络曝光，心理上笼罩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产生安全感严重不足，身份焦虑感慢慢凸显，从而诱发心态问题，影响着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自身素质压力产生的心态问题

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淡薄的干部，信仰迷茫、精神空虚、底线缺失问题比较突出。从政动机目的不纯，未能树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意识，缺少高尚远大的理想，对权力没有敬畏之心，人民情怀不足、责任心不强，认为只要不犯错误就是“干好工作了”，把组织交给的任务敷衍了事，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处心积虑“规划”名利仕途，借助权力攫取非法利益。对工作不思进取，对自己的方向与信念不坚定，被无形的欲望驱使，陷入焦虑和迷茫的状态。

二、影响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问题的客观因素

基层党政干部消极的社会心态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结构和变革社会文化的集体行动的动力来源。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重“私”的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现实中体制与观念的弊端，人性的贪念、欲望以及个人的个性倾向性、受教育程度、人生观、世界观、理想、信念等等问题影响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

（一）政治生态建设体制机制不全

政治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需要健全的体制予以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使基层党政干部在工作上受到严重困扰。基层党政干部任务重、要求高，而权力的优越性不再凸显，在问责机制条件下，对干部的要求和约束多了，行为规范和义务更加明显了。具体管理上还是习惯停留在旧思维、老方法，缺乏科学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的保障制度，致使部分干部在涉及自身利益和权益时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身份优越感开始消退，把自身看作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心态上出现失调，“畏难”情绪的产生导致对工作的麻木或冷漠的消极反应。其次，基层党政干部贪腐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基层党政干部由于手中握有一定权力和资源，对小恩小惠、贪污挤占，人情世故、优亲厚友等诱惑仍有期待，对权力的限制无法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陷入“塔西佗陷阱”，[4]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也影响真正想干事创业的干部的激情和热情。

（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完善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完善是影响干部积极性关键因素之一。跑官买官、关系圈子、排资论辈等选人用人问题导致庸碌怠惰、不作为、不称职的人有市场，而业务突出、工作能力强，有群众基础的干部未能被重用。用人不公产生“逆淘汰”的行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将社会阶层划分为财富、权力、地位三重标准，权力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即使在遇到反对时，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很明显，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韦伯认为，“任何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都有权利存在，而权力分配反映了政治领域的不平等，他认为这种权利不仅取决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他也与科层组织中的管理职位有关。”[5]从当前干部管理角度看，科层制组织中各职位之间以及相应权力之间的关系规定的原则是公职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激励手段过于单一，除了职务晋升这个途径，缺乏其他有效的制度激励手段。在选拔任用过程中仍然缺乏操作性比较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用人机制，用形式反对形式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访谈中干部反映：职务晋升机会有限、困难，缺少公平的晋升机制，有能力还是不如有人脉，不干活的有关系的提拔，干活的没关系提拔不了，这种形式主义使基层党政干部精神懈怠。相当一部分干部对选人用人中存在的不公平、不透明和暗箱操作现象等意见较大，甚至是深恶痛绝。由于组织的高层职位稀缺，加上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完善，用晋升作为激励和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导致大多数干部长期停留在中层或基层，成为‘天花板’干部或‘地板’干部，由此产生压迫感和挫折感。

（三）问责和容错机制不健全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权力的笼子越扎越紧的背景下，一些干部担心把握不准政策尺度而触碰党纪国法的高压线，对于责任追究的恐惧和做事犯过机率的存在，思想困惑较多，认为“不干不出错、越干错越多”,产生了“宁愿少干事，保证不出事”的心态，怕担责不干事成为当前不少基层党政干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干多错多挫伤积极性，单位里一些有过失误的往往是会干事的，因为能力强或领导较为信任，被分配的工作量可能远高于旁人。从概率学而言，确实存在干多错多的矛盾，且容错纠错的大环境未形成，容错免责条件不完善，甄别容错纠错具体情形的标准不易把握，干部一旦被问责追责，就会觉得委屈和不值，感到往前走了一百步抵不上走错一步，反而不如原地踏步，担心辛辛苦苦还被问责。因此，过于强调干部责任考核，各方面限制太多，环境不够宽松，敢担当和严追责矛盾，盲目、宽泛问责影响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因此，问责和容错机制不健全，在责权边界不清、权力约束机制和保护机制都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干部操作起来既有巨大的灵活空间，也有触犯政治和纪律的风险。导致许多干部宁可观望，也不愿意大胆闯、加油干，不作为就成为许多干部规避反腐剑锋的重要选择。

三、影响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问题的主观因素

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上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一些基层党政干部负面心态的产生，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归根结底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偏移，缺乏理想信念的支撑，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缺乏高尚精神的引领。

（一）宗旨观念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

习总书记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现象，强调了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高度概括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于履行党员干部职责的重要意义。因此，缺乏理想信念的支撑，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是基层党政干部消极心态产生的主要因素。价值观是影响个体心态的核心，决定着人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是人面对外部世界压力和自身弱点的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源。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马丁塞利格曼说：“凡是为更多人寻求更大的福祉，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理想信念的人，更容易发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更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6]。

相反的，部分党政干部因价值观扭曲，理想信念缺失，缺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责任担当，缺少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在物欲膨胀、诱惑丛生的当下，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无法体验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幸福感。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较量中痛苦挣扎，便陷入精神紧张、焦虑疲惫的迷茫境况。

（二）缺乏学习意识，自身能力素质不足

学识和才能是人格素质的重要内容。知识广博，才学过人，有与职位相称的个人素养和能力，才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磁场。在新形势下，部分基层党政干部由于自身能力的欠缺，素质不高又疏于学习，执政理念和能力与实践脱节，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偏差，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面对新环境、新任务，存在比较严重的“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以下四种情况比较突出：一是忙于事务性工作，不能集中精力学习，造成“书到用时方觉少”，遇到工作难题，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拿不出有创造性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建议；二是不注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习惯于应付了事，得过且过，影响工作的创新与深化；三是知识不全面，创新招法不多，缺乏主见，不能有针对性地将上级政策与实际工作有效结合，照抄照搬；四是思维不开拓，创新意识不强，视野不开阔，工作不够大胆，创新魄力欠缺。这些因素体现了基层党政干部对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产生了脱离时代的节奏，导致“挫败感”。

（三）自我期待过高，抗压能力不足

“美国应激理论代表人物拉扎勒斯认为压力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7]。是由于内外需求与机体应对资源的不匹配破坏了个体的内稳态所致。压力源是外因，压力反应是内因，外因是通过内因产生作用的。基层党政干部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和抗压能力不足是内因，是影响社会心态的主要原因。在现实面前，大多数干部的欲望不可能全部实现，当这种不断膨胀的欲望得不到完全满足的时候，便产生了焦虑情绪，是由担心、害怕、紧张、焦躁等许多感受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加上自我管理和调节能力不足，无法保持心理平衡。比较典型的两种现象：一是由于自身的完美型人格特质加剧了在工作上的高标准、严要求，过分苛求自己，因工作完不了、做不好感觉压力很大，产生焦虑；二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和低估社会对自己的回报，认为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为个人私利所困，心态也相应地不平衡。这种类型的干部把个人荣辱看得过重，没有自觉的“大局”意识，不能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强盛和整体的发展去考虑，心胸狭窄，由此而衍生出一种悲观失意的厌世心态。因此，干部要学会不断地自我调适，调整心态、调整角色、调顺关系，从容应对压力。

四、基层党政干部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路径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是我国公民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目标，同样也是基层党政干部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目标。影响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培育其健康社会心态的路径，相应地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来探讨。外部因素中，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环境，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内部因素中，加强学习，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加强人格修炼和自我调适能力的提升。

（一）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

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加强干部的理想信念，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强化必须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强化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防止理想信念之“钙”缺失，让党政干部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作为基层党政干部，离人民群众最近，身在群众中、干在群众中，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直接者，也是担当使命的时代先锋。基层党政干部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终生追求，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使命意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获得党和人民群众的认可，在奋斗中不断实现自我价值。

（二）加强干部文化建设，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英国人类学家弗斯思说：“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8]。我们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就要重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和无需提醒的自觉”的文化素养的感召、浸润来建构理性精神，引领心态的良性发展。基层党政干部经常直接与群众打交道，要有凝聚人心的亲和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游刃有余地协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还须具备非权力因素的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这些能力需要通过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来形成和造就。“学习”！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实现文化自觉的过程。基层党政干部要善于学习，注重文化素养的熏陶，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升个人的人格魅力，实现内心的平和淡定。还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以文化力量担当培育自身的综合能力，才能让自己的工作方法更为科学，更能认识到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更好地远离低俗和庸常的生活，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价值观的抵御和纠偏功效，从而更好地推动做好基层工作。

（三）健全干部考核机制，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完善的制度能够较好地促进党政干部之间的良性竞争，是保持党政机关活力，造就高素质、高效率的党政干部队伍的制度保障。基层党政干部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是提高干部综合能力和工作信心以及缓解其压力的有效措施。一要持续深化一线导向，为基层干部增资减负。中央提出，对广大干部既要严管，也要关心。为了保证基层治理的高效持续，防止基层工作疲于应付，对基层工作适当减压减负。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明确要求第二批主题教育做到“四个注重”，“注重减轻基层负担”是其中重要一条。“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抓学习、抓落实、抓整改，有更多的精力用于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二要健全干部选拔和考核机制，营造公开公平的选人用人环境。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开度和透明度，让选人用人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让多干事、干实事、责任心强的干部优先晋级，树立职级晋升择优导向，形成风正气顺的用人环境，消解干部的不满和怨气。

狄更斯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都更有力量。”基层党政干部健康的社会心态关系到个人福祉，影响个人形象和事业进步，是促进个人发展的精神手段，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本文对基层党政干部社会心态失衡的原因进行探讨，对规避由于消极心态产生的风险，对提高社会文明水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