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古代历史学中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史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古代“四史”。《汉书》后，中国古代的史书皆是以朝代为界。

那么，班固为何要编撰《汉书》呢？为何说《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呢？《汉书》的编纂对后世又有哪些影响和意义呢？今儿，主讲人就与广大职工朋友们一起聊聊这些历史话题。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汉朝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 共229年的史事。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述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总计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 《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也被列为中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第二位。

提起《汉书》，人们自然会想到该书作者、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于是，有人不禁要问，《汉书》这样一部史学巨著是班固一人编撰成的吗？

子承父业写《汉书》 妹助兄接续《汉书》

话要从班固其父班彪说起。有史学家考究，《汉书》是由班彪、班固、班昭等合著而成，而班彪才是《汉书》的奠基人。

班家为扶风（今陕西咸阳市）一大望族，多出文才武将，德行学问则在当地名盛一时。班家出身于汉代显贵儒学之家，班彪（公元3年～54年）受到的家学影响很大。东汉末年，班彪渐成远近闻名的儒学学者，精专史学，众人都慕名拜其为师或与其探讨学问。随着班彪年龄和学问增长，便试着在《史记》基础上补全汉史。但后来班彪又认为，后续是狗尾续貂，多粗鄙不堪，无法领会《史记》内容，会给《史记》带来不利影响，便决定去续写《史记后传》，于是开始搜集阅读汉朝的典籍。

班彪有两子一女，儿子为班固和班超，女儿为班昭。班固（公元32年～92年），字孟坚，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儒客大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班超（公元32年～102年） 则是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世称“班定远”。而妹妹班昭（约公元45年～117年），字惠班，自幼爱好历史，是东汉时期史学家、文学家，汉和帝即位后多次召班昭入宫，并让皇后和贵人们视为老师，号“大家”。邓太后临朝后，参与政事，其作品存世七篇对后世影响很大。

兄妹们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而且读了不少诗词歌赋以及《左传》等历史著作，特别是班固在9岁时就能写文章和吟诗作赋了。

班彪晚年潜心续写《史记》时，班固受父影响，也开始留意汉事。据史料所记载，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阳游学拜访班彪，对班固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班固随着年龄的增长，便开始不满足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进一步深造，班固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不仅贯通各种经书典籍，而且结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才能出众，故深得同学及士林称道。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后，家里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洛阳迁回扶风安陵老家住。从京城官宦之家降到乡里平民地位，虽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接续其父《史记后传》。班固认为，父亲已撰成的《史记后传》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决定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基础上，正式开始撰写《汉书》生涯。不料，刚着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其“私作国史”，班固蒙冤入狱，书稿也被查抄。后来，班超到京师洛阳上书辩白，朝廷才将他释放。

也许因祸得福，班固的书稿被汉明帝看到。明帝很赏识班固才气，便召他到京城，任以兰台令史之职，随后又迁升为郎，典校秘书，并让他继续完成修史任务。从此，班固正式开始《汉书》的编著。他精心苦思，反复修改，经25年，临终前只剩下“表”和“天文志”尚未定稿，其它基本完成，余下由班昭续写。

其实，班昭在班固在世时就参与全书编写，其兄去逝后得汉和帝恩准接过亡兄工作，也可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得心应手。《汉书》中最棘手的就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和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据说，在班昭续写期间，也得到了同乡马续协助，但班昭都谦逊而大度地冠上班固的名字。

据史学家分析，班昭补续部分与整个《汉书》十分协调，和谐得体，这说明班昭在才学上与班固旗鼓相当。在封建社会，女子修史前无古人，这说明汉和帝时期对人才的重视和对修《汉书》的鼎力支持。班昭参与过史书的编写，被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汉书》完稿后，获得极高评价，学者争相传诵。但因多用古字，相对比较难懂。相当一段时间里，班昭在东观藏书阁讲解《汉书》，当时奉诏听她讲述者不少，包括后来成为东汉经学大师的马融。马融为请求班昭指导，还曾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讲解，“东观门外伏马融”一时传为佳话。那么，《汉书》到底是怎样一部史学巨著？

以朝代为界写史 开创断代史体例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最伟大成就，是开创了“包举一代”断代史体例。

提起“包举一代”，即总括某一时代（朝代） 事件、事迹等，这句话出自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也就是说，《汉书》之前的《史记》，所述范围不止一朝一代，从三皇五帝时代到西汉，但是《汉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班彪遗著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也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都是全文录入，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 《教太子疏》等奏疏。

《汉书》记载时代与《史记》有交叉的，《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刑法志》 《五行志》 《地理志》《艺文志》 《食货志》等，这是中国历史首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则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

古代史学家非常推崇《汉书》中的《百官公卿表》，此表首先讲述秦汉分官设职情况，各种官职权限和俸禄数量，然后分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反映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者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此外，《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这为后人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从《汉书》出台之后，史书皆是以朝代为界，略举史书体例与政治的关系。譬如，《国语》之体乃分国记事，它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的历史状况；而《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体例，则是秦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但《汉书》演而为断代，则是反映封建王朝更替的现实。那么，班固为何能编撰成《汉书》呢？

社会政治环境对史书的需求 促使班固完成《汉书》

每部优秀史书，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其编撰者价值取向、主题思想，有其适合编撰的政治或社会环境，以及所要达到的历史目的。东汉时期社会环境以及对于一本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史书的需求，或是《汉书》的成书基础，而作为正史的《汉书》成书不可避免地会以服务那个时期封建王朝统治为目的。

那么，班固为何要编撰《汉书》呢？

笔者在阅读诸多史学者的观点后，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源于作者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和史学观熏陶。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受家庭价值观的影响，班固和班昭其史学观点与司马迁有所不同，这对于编撰《汉书》思想和目的影响颇深。继承家业，以儒家思想和史学观为指导，重新编撰史书成为当时班固和班昭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二是受当时儒家思想的影响，顺应重编史书意愿。班固兄妹编写史书时期，正是东汉刚刚建立时，而中国儒教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由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时期，已经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些社会现实，正合班固意愿，给予他重编史书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

三是东汉社会氛围和统治思想需要，为编撰提供基础。东汉时，封建思想已发展成为主导统治思想，这就造就班氏父子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与之相比，完成于汉武帝时期的《史记》具有极强个人浪漫主义特色，难以为统治阶级服务，已不能适应当时统治需求，迫切需要新史书证明其王朝的正统。因此，班固奉旨写史，编撰《汉书》自然而然地出现。

《汉书》对后世影响和意义

《汉书》不仅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也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例。《汉书》通过叙述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时代精神风貌。

首先，体现了史学编撰中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班固的《汉书》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有学者认为，《汉书》尽管有篡改《史记》的观点，但《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

其次，创立了一种完备的编纂体例。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不仅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也开创了编纂体例目录学。《汉书》的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汉书·艺文志》中考证了各学术别派的源流，著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它继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体系，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这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体列，后世修史，必设“艺文”“经籍”类，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其三，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汉书》写作语言风格不仅行文简练整饬，详赡严密，而且常常在平铺直叙中寓含褒贬，分寸掌握得相当准确。在文章结构方面，十分注意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交待。南宋史学家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 指出了《史》 《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再从《汉书》里所涉猎的传记文学来看，班固的笔下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

其四，确立书志体，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而《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书”而《汉书》改称“志”。确立的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

此外，《汉书》也记载了少数民族地区和邻国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譬如，在《史记·匈奴列传》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除此之外，《汉书》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这些记载均成为后来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