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诗史

【摘要】曹操的时事诗亦可称为诗史，但和杜甫的诗又不相同。由于阶级的差距，曹操的“史”多是记录统治阶层，朝廷内部的矛盾，而杜甫的“史”则以民间疾苦和自己的遭遇为主。这样一来，曹操的视角就更加宽阔，政治倾向也截然不同。

【关键词】曹操；时事诗；诗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曹操、曹丕、曹植被后人称为“三曹”，以此确立了三人在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地位，“三曹”中又以曹操的四言诗成就与影响最大，代表着文人四言乐府诗的最高成就。除了四言诗外，曹操的五言乐府诗同样闻名遐迩。生于乱世的曹操是“建安风骨”的先行者，他的诗歌不仅记录时事，而且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中关于曹操的时事诗的创作突破了汉乐府诗的规范，加入了个人的感情，表达了自己对战争中百姓的怜悯和对各方诸侯争名夺利的鄙视。看曹操的时事诗会发现，其形象与《三国演义》里那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贼截然不同。诗中，曹操感情细腻、悲天悯人，讽刺了反董联军的“利己主义”和外戚何进的愚蠢，同时，记录了战争中疲惫的士兵和在生死之间游走的百姓。所以，笔者欲借此文讨论曹操时事诗的叙事特点，分析其叙事手法、反映的时事及其中的思想感情。曹操的时事诗较为有代表性的如《薤露行》，记录了何进、董卓欺压君臣，搅乱国家；《蒿里行》记叙了混乱的局势，各怀鬼胎的诸侯，以及自己的悲伤；另外，还有《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冬十月、土不同）等，这些诗均是以时事叙述为基础进行评价和议论的，同时，时事叙述部分又使得曹操的评价更加深刻，让整首诗读起来或有一种凄惨、悲凉的末世感，或有一种忧国忧民的英雄气概。

当代人对于曹操诗歌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上至曹操文学成就的成因，下至曹操诗歌对后世的贡献。张丽锋曾就前者进行研究，认为曹操的诗歌成就在于“时势造英雄”，她在论文中说到：“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它的发展同当时的思想比较解放有直接的关系，更与之前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所指的“思想”是汉安帝后道家思想对儒学的解构。笔者认为，对儒学的解构使得作为“正统”的皇帝以一种被动的、急待被拯救的状态出现在曹操的时事诗歌当中，这也为东汉末年各诸侯拥兵自重提供了理由。同时，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成就了曹操的“诗史”，正是“频繁的战乱直接催生了曹操《薤露行》《蒿里行》这类关注时事的史诗性的实录”。然而，贾名党却提出了与张丽锋相反的看法，他在论文中写道：“曹操渴望先秦儒家所宣倡的‘太平盛世，其诗文作品倾力倾情歌颂儒家理想主义社会图景。”并认为“曹操推尊儒家经典，信守儒家的诗学精神”。筆者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曹操政治家的身份，曹魏政权本就“取之不当”，胁迫天子更不是孔孟之道。贾名党只是借《对酒》《关山度》来论述曹操的“大道之行”，却忽视了曹操的统治地位和对话语权的掌握。此外，关于曹操诗的贡献有张风平的《浅析曹操的诗歌贡献》，他就曹操的四言诗进行研究，认为“曹操的四言诗打破了汉代重骈偶的和每隔八言要叶韵的常格，用韵自由，同时注入时代的重要内容和个人独特的审美情思，使四言诗这种旧体诗再次大放光彩”。曹操时事诗中的四言诗——《土不同》《冬十月》皆如张风平所言，但曹诗中内含时事的诗歌大多为五言，既然是分析曹诗之贡献，对五言诗的讨论也是不可少的。在艺术、思想方面，曹操的时事诗有着“寄托鲜明的现实关怀”“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评价。傅刚曾在《论曹操的乐府诗写作》中以《薤露行》为例，写到，曹操将自身的慷慨之气“通过诗歌形式提炼为鲜明的文学风格，从而形成为建安风骨的主要内容”。因此，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内容，曹操的时事诗都有着很高的造诣。接下来，笔者将运用历史传记式研究方法和叙事学讨论曹操的时事诗，以五言诗《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以及四言诗《土不同》为典型，由外而内地针对曹诗的时事叙事、叙事方法和诗中所体现的时代话语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汉末诗史

曹操的时事诗亦可称为诗史，但和杜甫的诗又不相同。由于阶级的差距，曹操的“史”多是记录统治阶层，朝廷内部的矛盾，而杜甫的“史”则以民间疾苦和自己的遭遇为主。这样一来，曹操的视角就更加宽阔，政治倾向也截然不同。

曹诗《蒿里行》中有“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这一段便揭示了反董联军内部何进心怀鬼胎。此诗做于献帝初年，董卓挟持皇帝迁都长安，焚烧洛阳皇宫，引起各地诸侯不满，他们聚集起来商讨讨伐董卓的事。曹操认为应该“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是，各路诸侯因自身利益瞻前顾后，拒绝和曹操一同前往，最后曹操遭遇董卓部将徐荣，战败。这首诗包含了作者对各路诸侯的愤怒。《蒿里行》前两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道出了诸侯集结的原因，然而，各位义士的心却盯着“咸阳”，这里的“咸阳”代指长安，可理解为对权力的渴望。各方势力均有自己的私心，袁绍、韩馥试图立刘虞为皇帝，淮南袁术称帝，刘岱、乔瑁自相残杀，因此便有了“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而最后曹操结尾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道出民间的疾苦，社会的分崩离析。将百姓悲惨的景况与诸侯们“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相比，大有“天上一日，地下一年”之感。

董卓焚烧洛阳皇宫后，曹操行军路过看到了洛阳城惨状后写下了《薤露行》。诗中“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均为对时事的描写，其中夹杂了曹操对何进和董卓的评价，讲述了外戚何进妄图诛杀十常侍，结果反被杀害，后董卓进京祸国殃民、迁都长安、焚烧洛阳皇宫。《薤露》最后后两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则为作者个人情感的流露。

另外，《苦寒行》也是曹操具有代表性的时事诗。诗中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来表达其率军亲征高干时的行军之苦。诗里呈现出的恶劣环境侧面的反映了战争给士兵带来的苦难。有趣的是，这首诗不但反映了历史，同时，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曹操本人。

除了上述三首诗外，《步出夏门行》也是曹操有名的时事诗。《步出夏门行》由五首诗构成，其中《冬十月》和《土不同》记录了中国北方的农村生活情况。因此，将曹操的时事诗称为汉末诗史十分合理，甚至可以认为，曹操所反映的“史”相比杜甫的“史”，视角更宽阔，更全面。不过就文学手法和感情表达上，曹操便无法和杜甫相提并论。

二、叙事手法

（一）恻隐之情的表达

曹操的时事诗不仅有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且包含着个人情感，这也是与传统的汉乐府诗歌的不同之处。傅炜莉认为，曹魏乐府诗歌仍然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抒情特色，且进一步注入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入世热情”。曹操擅长使用比喻来表示自己对权力的渴望或是“入世热情”，但是他的时事诗中仅有《苦寒行》表达了“入世热情”。《苦寒行》最后两句“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表面是表达自己对士兵的同情，而实际却暗含自己的野心。曹操在亲征高干时创作了这首诗，诗中出现了《东山》这一意象，《东山》讲述了周公东征，战士们对家乡的思念。周公曾在周成王时期摄政七年，掌握大权，巩固周朝统治，而此时的曹操正“奉天子以令不臣”，他将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对建功立业的心态通过“《东山》诗”表现了出来。然而，在曹操的时事诗中，表现最多的还是自己对士兵和百姓的恻隐。

《蒿里行》中有“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通过“生民”数量的变化凸显了战争的残酷，这样的景象使得自己念之断肠。《薤露行》的最后两句写到“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将自己比作微子，微子是纣王的兄弟，微子之哀伤由纣而起，此处将董卓比作纣，表现其惨无人道。再看《步出夏门行》中的《土不同》有“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士隐者”指有识之士，“勇侠”则指有暴力倾向的人，这句话意为，有才华的人穷困潦倒，而好斗的人却无视法律，之后抒发了自己对人才的爱惜、怜悯，还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曹操的所有时事诗均是带有现实主义性的，在此基础上以恻隐之情作为诗歌中的主要情感，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战乱、民不聊生的末世景象。当然，我们并不能以诗中的情感来定义曹操本人，毕竟除了是文学家以外，他还是一名军阀和政治家，因此，这些诗的出现是刻意还是有感而发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侧面描写

曹操在时事诗的创作上善于运用侧面描写和夹叙夹议的叙事手法。在《蒿里行》当中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三种意象突出战争的漫长，士兵的疲惫，百姓死伤无数。其中，生了寄生虫的盔甲所见证的正是一场拖垮士兵和国家的战争，接着曹操通过视觉与听觉刻画了一个尸横遍野、寂静的恐怖环境。可见曹操不直接写战争与死亡，而是把握时代的细节，通过一些不起眼的事物突出社会的混乱和黑暗，并以此强调自己“念之断人肠”的情感。《蒿里行》有一段是曹操的评论——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含在时事叙述内，其中“不齐”与“雁行”建立在“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等时事上，而这些时事又大大强化了评论部分，两者在结构中相辅相成。

在《薤露行》中，曹操通过“白虹为贯日”的迷信说法，暗示皇帝灾难降临，乱臣成祸，直指何进和董卓，以侧面描写展现出朝廷内部混乱。诗中前幾句讲述了何进与十常侍的博弈，以“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代表外戚何进，之后因为其“犹豫不敢断”导致皇帝被十常侍的张让挟走。在“外戚乱汉”的叙述中也包含了曹操对何进的看法，曹操将其比作“沐猴而冠带”，认为他不自量力“知小而谋强”。这些评价同样因曹操的时事叙述而强化。

《苦寒行》中以“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侧面描写行军路上的艰难，士兵们的辛苦。而本诗的评论部分则为“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土不同》中的侧面描写有“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蘴藾深奥”。描写黄河以南地区，冬天冰冻的河水变得坚硬，难以渡河。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土不同》中曹操的议论部分源于触景生情，因艰苦的环境而想到穷困潦倒的有才之士——“士隐者贫，勇侠轻非”。

因此，可以认为曹操的时事诗在结构上可以分为时事叙述、对时事的评价以及表达对社会的恻隐之情。在叙事方法上则采用大量的侧面描写，以此衬托时局动荡，朝廷和诸侯昏庸软弱，诗中的时事叙事夹杂着议论，不但强化了文本中的形象，也使其具有极强的导向性；最后曹操将个人情感注入诗歌当中，这也是与前人的作品相比较为特别的一点，其在继承汉乐府诗歌的同时，又有所突破，打造了自己的风格，为“建安风骨”的辉煌创下了基础。

三、曹操时事诗中的“灭汉”话语

诚然，曹操的时事诗充满了对民间疾苦的怜悯，但是仔细观察不免在诗中发现端倪。曹操的时事诗话语表面是“复汉”，而实际则为“灭汉”。诗中的时事叙事将汉末群雄塑造为唯一的救世主，而皇帝则是被拯救的一方，这就使群雄割据的格局变得合理，使得“挟天子以令诸侯”变为“奉天子以令不臣”。按照儒家传统，帝王为正统，而手握重兵的诸侯则是一不小心就会变为反贼的社会不安定分子，因此曹操的时事诗创造出来的话语结构美化了各军阀拥兵自重的状况。

在《蒿里行》中第一句便有“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将袁绍、袁术、公孙瓒等，包括自己在内称为义士，即便他们“乃心在咸阳”但仍不能改变他们义士的身份，因为开头便阐明了诸侯们聚集的目的——“讨群凶”。这样一来，不但将自己举兵的行为合理化，还与控制朝廷的董卓势力二元对立，将挟天子、令不臣的人定义为“凶”。然后，曹操又将“义士”分为了三六九等，以批判其他诸侯来凸显自己的“正义”。

《薤露行》中的“灭汉”话语则更加明显。开篇第一句便称，因汉帝不辨是非，任命了何进，接着就开始“山河破碎风飘絮”，这样就在叙事结构上创造了一种因果关系，因汉帝所任不良，导致了“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在这样的话语下，代表正统的汉帝成了被动、昏庸的弱者，却又赋予了自己起兵造反的理由。《薤露行》的最后一句“微子为哀伤”将自己比成纣王之兄的同时，更将当时的社会书写为商朝末年，“革命”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大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意。

同理，在《苦寒行》中，曹操将自己比作了周公，结合我上文所提到的“商纣”比喻，曹操作为“周公”就必然是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虽然诗是描写战士们的行军之苦的，但作为解放者，越苦便显得越“正义”。

因此，可以看出曹操的诗歌在恻隐之心的包装下，潜移默化地将正统“边缘化”，而将拥兵自重，起兵反抗“中心化”，这样的话语结构也与他后期盘踞中国北方独揽国家大权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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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铭泽（1997-），男，汉族，广东省深圳市，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