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改造

温新民 夏邦鑫

摘要：宁都起义在我党革命号召力的影响下，以及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一次近乎完美的兵运杰作;起义成功后，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对其进行一系列改造，使其由一支旧式军队脱胎换骨，成长为一支红色劲旅——红五军团。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改造对中国革命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宁都会议;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红五军团改造

基金项目：2020年度赣州市社会科学文化类研究课题“宁都苏区贡献研究”，编号：20200589。

1931年12月14日，驻扎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原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党、季振同、黄中岳等爱国将领的率领下，宣布抗日反蒋，加入红军，史称“宁都起义”。宁都起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企图灭亡中国的紧急关头，由中国共产党策动、组织、领导的一次重要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这支部队后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通过一系列改造，迅速成长为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红色劲旅。

关于宁都起义的过程，前人多有著述，史料也较为翔实;但起义的原因及改造情况，论述极少。一些参与起义的当事人的回忆，大多到起义成功即止，偶有涉及改造工作，也语焉不详。本文的目的，旨在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宁都起义的原因及红五军团的改造。

一、 震天霹雳，宁都起义的原因

宁都起义是近乎完美的兵运杰作、兵运史上的奇观。1931年5月下旬， 3名共产党员打入26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后秘密发展了26名党员，并建立起一个特支和两个支部，到兵暴成功，仅用半年时间。以26人撬动1.7万人的部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惊人的革命号召力，以及在兵运工作中对重要关节点的精准把握。但是也必须承认，宁都起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是宁都起义成功的根本保证。26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劲旅，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刘景桂（刘志丹）等在西北军中工作，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刘伯坚对26路军部队官兵影响至深，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季振同就说，“一是相信毛主席，一是相信刘伯坚” 。26路军开赴江西“剿共”后，党中央派王超、袁血卒、李肃打入该军，开始有目的、有计划的兵运活动，成立中共特支和两个支部。中共特支在起义前的分化、策动、争取，起义中的联络、组织、指挥等方面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对宁都起义进行了精心指导和周密的部署，多次就起义的事项给予明确指示，并安排部队前往策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起义成功的根本与关键。

2.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外，宁都起义还有26路军内部的深刻矛盾。

（1）避害趋利。26路军在宁都起义，除了不愿意兄弟相残、希望回北方抗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本身已陷入绝境。

孤悬宁都。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西北军投降蒋介石，被改编为26路军。但蒋介石不信任他们，将他们调往江西“剿共”，驱狼御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各路“围剿”军纷纷退却，唯独26路军被留在宁都，处于红军三面包围中。朱绍良部驻守的广昌是他们唯一的安全退路和后勤补给线，时时受到红军袭扰。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曾试图借保家卫国、打击日寇的名义，将部队拉回北方，甚至没等批准就直接将队伍开拔。但是蒋介石严令朱绍良部堵住其退路，孙连仲无奈，只好把部队又开回宁都。

军需困顿。26路军被蒋介石视为杂牌军，待遇比嫡系部队差一大截，改编了几个月，直到进入江西，才第一次发饷，也只发了65% 。入赣后，后勤补给不及时，加上军官克扣，士兵生活极度困苦。“当官的任意克扣军饷，几个月也不给士兵发饷。钱都被他们揣进了自己的腰包，用之于生活挥霍，搞投机生意和放高利贷……” “四周尽是赤色区域，米菜都买不到，每天由兵站发一点坏糟米，又没有菜吃大部分以盐水下饭，加上官长无限度的剥削，医药费完全不发，以致士兵有病无药吃，每天死数十人，甚至死了的士兵的棺木费亦被官长吃了……在宁都三个月士兵自杀的就有十几个。所以此时士兵在生活上、精神上痛苦到了极点。” 军需困顿造成军心极度不稳。

疟疾流行。26路军驻守宁都，为了“防共剿赤”，不许老百姓随便进出，甚至不准外人进城倒马桶，导致街头巷尾粪便遍地，蚊蝇滋生，霍乱、痢疾、疟疾泛滥。加上26路军是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又粮食药品紧缺，士兵生病死亡的很多。“闹痢疾、打摆子、生芥疮的十有七八。国民党军队虽有军医，但药品严重不足，仅有的那么一点药品又都被当官的贪污了。士兵们有病得不到治疗，眼巴巴在看着在呻吟中死去。”“饥饿、疾病、死亡袭击着整个26路军，宁都西城外埋遍了士兵的尸体，部队死了几千人，坑里成群饿狼般的野狗噬咬着士兵们的尸体”。 据郭如岳的回忆，在宁都病死了6000多人。

军心浮动，人心思变， 74旅“2团1营的一个建制班，在班长的带领下，集体携械开小差” 。联合红军，成为现实的选项。

（2）将校不和。为加强对部队的控制，蒋介石在26路军中不断进行分化拉拢，造成将领间尖锐的矛盾。

整编芥蒂。1930年底，蒋介石命令西北军余部移驻荷泽、济宁一带改编，把高树勋12师、董振堂13师、季振同14师、李松昆15师以及原38师曹金声旅四个半步兵师宿编成两个师，另将原西北军骑兵第四师张华堂、祝常德两旅编成骑兵第4师。这四个半步兵师中，12師是孙连仲的嫡系旧部，但14师是冯玉祥手枪旅和炮兵旅之一部发展起来，战力最强，在中原大战中几无损失，董振堂13师也强过12师。孙连仲在改编中把旧部12师改编为27师，以高树勋为师长;将另外三师一旅改编为25师，自已兼任师长。季振同一向骄傲，对自己部队划归孙连仲管不满，“常说我是总司令的手枪旅，哪能听你孙肉头的指挥，孙连仲亦觉得无法指挥他” ，被改编为旅后，更是愤恨。

孙高反目。孙连仲和高树勋先后任过12师师长，改编时孙又特别看顾，两人关系原本亲密。但蒋介石长袖善舞，将25、27编成17军，委任高树勋为军长，使孙连仲无法兼任5师师长。这是孙连仲所无法忍受的，旧时军阀，为牢牢抓住实权，往往兼任下级主力部队首长。孙连仲于是以方便作战名义，将部队分成两个纵队，由董振堂、李松昆分别指挥，把高树勋的部队调给两个纵队，给高委任了个光杆前敌总指挥。高树勋不但没法指挥25师，连27师也无法掌握，只好称病到南昌养病，“坐到南昌骂孙连仲贪得无厌……孙就骂他没有良心” 。

骨牌效应。孙连仲无法兼任25师师长，于是让老实听话但能力、战功和资历都最差的李松昆担任25师师长，季董二人反弹强烈。李松昆就职宴请，季拒绝出席，连表面的礼节都懒得维持;董振堂也以请假省亲名义消极怠工;79旅旅长池峰城又借机挑拨孙吃掉董旅，以图渔利。内部一团乱麻，孙连仲毫无办法，干脆以看病的名义请假去上海，把李松昆升为26路军代理总指挥。李松昆知道自己难以服众，也不想过多招惹其它将领，一直没有真正履行代理总指挥职权，实际军务就落到了参谋长赵博生手中。

高级将领矛盾尖锐，主要领导人纷纷出走，给兵运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3）“曲线革命”。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失败后，接受蒋的改编时，对部属宣传是“走曲线革命” 。这支具有浓郁封建色彩带私家军性质的旧式军队，虽然名义上脱离了冯玉祥，但仍与其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冯玉祥多次秘密联络孙连仲和季振同，希望他们将队伍拉回北方。冯玉祥对季振同有知遇之恩，提拔他为警卫师师长，还将侄女嫁与他。26路军入赣后，冯玉祥把季振同当成拉回队伍的倚重，给季振同下达的机密指令，利用苏区，绕道广东，相机回北方。

二、浴火重生，红五军团的改造

厘清26路军宁都起义的基本史实后，不难看出，起义虽然成功，但部队仍不稳定，改造工作迫在眉睫。部队起义后仅休整一天，1931年12月1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开往秋溪等处整编，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改造，一支旧式军队从此脱胎换骨，浴火涅槃。

1.安抚与团结。宁都起义是自上而下组织发动的，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起义时并没有和部队官兵说明目的，只以北上抗日名义鼓动。大部分官兵直到进入苏区，才知道是加入红军。受国民党长期歪曲宣传的影响，官兵对于加入红军，抵触情绪较大，稳定军心，成为首要任务。

（1）改善部队生活。对于旧军队士兵来说，参军并没有特别高尚的目的，就是当兵吃粮。26路军军驻宁都时，军需非常困难，“赵鸿志设法试探，在厨房里借故发作，最后大发牢骚说：‘老子当红军去，人家红军一个礼拜可能吃两次肉” ，稳定起义部队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改善生活。“没想到进入革命根据地的第一顿饭是这样丰盛，有鱼有肉，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我们边吃边称赞，这是我们进入江西以来，从没吃过的最香最美的一顿晚餐。” 除了较为充足的供给外，为了解决起义部队吃不惯南方食物的问题，中革军委还从其它部队抽调一部分有经验的北方司务长和炊事员来帮忙改善伙食。起义部队因疟疾流行，病号很多，苏区方面就将伤病员分散到红军医院和老百姓家里治病，还在秋溪、大由一带办起五个临时医院，对比以前26军中出现病人活埋的情况，起义官兵真切感受到被关心的温暖。

（2）开展劳军慰问。除了物质上保障，苏区方面还特别重视起义官兵精神生活的改善，开展各种形式慰问，营造气氛，激发起义官兵对加入红军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中革軍委为起义部队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还派出了代表团、文工团进行慰问活动，并将其常态化，起义部队自身也成立了文工团。“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表演，使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多年的士兵既感到新鲜，又有意义。” 苏区方面还非常重视营造群众气氛，群众的劳军慰问从最前沿的村庄开始，“起义部队向苏区开进时，从老溪坝、长岭脑就有许多老百姓写着‘欢迎26路军当红军的标语夹道欢迎我们，大家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兴奋极了。”“沿途受到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送茶送水的，送米送柴的，还有唱歌的、跳舞的，随处可以看到。”“村里的空场上堆满了鸡、鸭、鱼、肉、蔬菜等慰劳品，比办喜事、过年还红火。” 依靠人民群众，不但最大限度动员了战争资源，而且对起义部队思想改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部队也学着红军的样子，帮助群众打水，扫院子，征询意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

（3）团结各级军官。对于刚起义的旧军队来说，残留着浓郁的封建气息，中上层军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团结好中上层军官，是稳定军心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中共明确要求各级政工干部，要特别做好军官的团结工作，“要尊重他们，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不揭短，不提他们在起义前做的错事，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特别注意发挥起义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作用”，并以赵、董、季为核心，团结一批进步军官。

2. 建党与整军。1931年12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肖劲光为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从红军部队和红校中派出大量的政治工作人员，开始了“以建立红军制度，按照红军面貌改造这支部队，使之成为工农武装力量”的建党与整军。

（1）建立政治制度。毛泽东对这支部队的改造非常重视，“他（毛泽东）曾对我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中共在五军团设立了完整的党组织和政治机构，军团和军、师一级设立政治部，团一级设立政治处;并明确规定，军队在政治委员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央军委向红五军团派出了肖劲光、刘伯坚、何长工等200多名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领导工作。考虑到这支部队迷信黄埔生、保定生和日本士官生等因素，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的政治工作人员基本具有上述背景。同时在部队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小组、连设党支部、团设党总支、师以上设党务委员会，健全了五军团的各级组织系统，使党的政策指令，不折不扣地传达、执行。

（2）组织政治学习。在红五军团中开展军事政治培训班，“讲红军宗旨、性质、任务，也讲红军的管理教育工作，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也讲马克思、列宁，讲十月革命，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革命理论” 。军团各部也将政治学习作为常规性工作，上自军团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下至连党代表，经常给部队上课，组织战士进行讨论，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并编写政治宣传小册子发至各连，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以班、排、连为单位开展阶级教育，开展忆比活动，召开诉苦会，组织官兵控诉受压迫、受剥削之苦，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肃清了旧军队的思想残余。

（3）进行民主改造。彻底废除旧军队封建军阀制度，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建立新型官兵关系。组织官兵轮流去党政机关、红军院校及部队驻地参观学习，让他们亲眼看红军的工作、学习、生活方式，体验红军不一样的军队制度和官兵关系。在连以下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官兵平等，士兵有权批评监督干部，甚至有对干部的缺点错误提出處分建议的权力;经济上也实行民主，成立经济委员会，定期公布账目，待遇平等，如有节余，则大家发一样的伙食尾子。“原来26路军中团以上军官生活特殊，不管士兵死活，现在官兵一致，每人每天供给食油二两、猪肉四两，大米不定量……生活改善了，且官兵平等，对迅速转变部队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旧军队中，士兵和长官是从属关系，士兵从来不敢奢望和官长平起平坐，被打骂、被剥削是普遍状态，“我连一个甘肃古浪县的列兵，资质稍笨……便横加体罚……不几天就把这位可怜的青年人活活折磨死了” ，红军的新型官兵关系，对起义部队士兵有着颠覆性的吸引力，对红五军团的改造起了卓有成效和决定性的作用。

3.剥离和遣散。首先，对旧军官采取去留自愿的政策，毛泽东说“第一，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的，我们表示欢迎;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里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对于宁暴过程中起过阻挠作用的，或者不积极响应的团级以上军官，在赵博生主持的宴会上即被控制。这部分人，除了后来主动参与起义的李锦亭，一共有十几人，均发给大洋300元，礼送出境。对于其它中下级军官，如果有意愿要离开的，也进行造册统计，每人发给10元资遣回家，但 “军需书记、军医人员，特别欢留，暂不能走” 。

其次，对旧军队的习气根深蒂固、没有完成思想转变，又不愿自行离去的旧军官，进行劝离。时任军委主席的项英就红五军团的编组、人事和整理问题，提出了四条意见，其中之一即是“对该军团之动摇分子，应迅速调整，由肖劲光、刘伯坚，会同赵博生、董振堂负责办理。” 董振堂对此虽然不理解，但仍然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动员一些人回老家”。

4.混编和重编。根据中革军委1931年12月16日的命令，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下辖13、14、15军，分别以原73旅、原27师、1原74旅为核心进行改编，由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任军长，基本没有打乱原26军建制。部分旧军官就在改造工作中表现出来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与对抗性。

1932年2月2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在红五军团内部进行混编，各军之间师与师对调，各师之间团与团对调，各团之间营与营对调，以打破封建军阀体制。据肖劲光的回忆，“由于思想工作做得好，混编进展顺利，不到一周就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起义官兵愉快地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

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重编第一、三、五军团问题的训令》，对一、三、五军团进行重编：原五军团的十五军调给一军团;十四军调给三军团;十三军和原属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五军团 。这次重编意义重大，它“对于打破小团体主义和地方观念，增强部队团结，促进指战员相互间学习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五军团残存的封建制度被完全打破。

至此，红五军团完成了凤凰涅槃，开始成长为信仰坚定、纪律严明的工农红军铁军，在中央苏区革命以及后来的长征中立下赫赫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