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澳洲的日本移民和排日运动

摘要：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与明治政府的鼓励下，澳大利亚成为日本人向外移民的国家之一。日本移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北部托雷斯海峡和西澳大利亚从事采贝，另一部分在昆士兰州的农场作为合同工。澳大利亞施行“白澳政策”，掀起排日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的是限制日本劳工入境;第二阶段主要是发放白种人劳动补贴，以达到减少境内日本劳工数量的目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培养训练白种人潜水员，迫使日本移民离开澳大利亚。在日本抗议下，澳大利亚才采取安抚与限制并举的移民政策。在澳大利亚移民史中，日本移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族裔群体，移民问题也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影响日澳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日本;澳大利亚;移民

中图分类号：K6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0-0140-03

一、移民历程及原因

日本自古以来就不主张对外进行移民，德川幕府时期由于将军决定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不许国民移居海外，故除开少数渔民之外，日本没有人移民到外国。进入明治政府时期，明治政府明确要施行经济现代化政策，施行地税改革，以牺牲农业和剥削务农者的方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结果大量务农者失去土地或担负巨额税收的压迫。同时，明治时期人口出生率显著抬升，各种矛盾爆发。残酷的社会现实逼迫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务农者不得不向海外寻求生路。[1]整个社会弥漫着“立身出世”的风潮，尤其盛行在海外赚钱从而能够衣锦还乡。而明治政府为了缓和国内人口压力和其他社会矛盾，也鼓励国民向海外移民，于是澳大利亚就成了日本人向外移民的国家之一。

日本向澳大利亚输送移民的历史，开始于明治时期赴澳的先驱者们。日本移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澳大利亚北部托雷斯海峡的星期四岛和西澳大利亚城市布鲁姆从事采贝。另一部分在昆士兰州的甘蔗农场作为合同工。1874年岛根县广濑町出身的野波小次郎作为英国商船的水手从横滨出发，1878年到达悉尼，1879年从新南威尔士出发并到达昆士兰北部托雷斯海峡上的星期四岛，因采贝工作而成为远近闻名的优秀水手，被当地人尊称为ジャパンニーズ·ナト（日本需求），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澳大利亚从事珍珠采集的日本人。1882年和歌山县出身的中村奇流到达星期四岛，因潜水技术高超闻名遐迩，被当地人尊称为ジャパンニーズ·キリス（日本需求·松鼠），白种人经营者竞相雇佣日本潜水员，中村也从和歌山劝诱了很多同乡，因此早期日本移民群体中和歌山县出身者占多数，和歌山县成为放眼日本也屈指可数的移民大县，以和歌山南部沿海的串本、潮峡、大岛村等地为中心出现大量赴澳采贝移民，但这一历史时期日本向澳大利亚移民仍是随意性很强且无计划性。

澳大利亚北部的阿拉弗拉海盛产白蝶贝、高濑贝和海参，可以采取天然珍珠，由白蝶贝贝壳制成的高级纽扣在欧洲供不应求。于是，捕捞船主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招募劳动力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882年，英国人约翰·米勒经由英国领事馆和明治政府交涉，在他的招募下，潜水捕捞业经营者增田万吉派遣来自千叶县的铃木与助等37人成功到达星期四岛。他们是最早的一批签署正规合同的劳动移民。[2]被雇佣的日本移民仅仅必须拥有渔夫或潜水员的经验，并不是特别需要有采集珍珠的经验，因为这项工作伴随着危险，同时需要勇气，这是必须的。

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州盛产甘蔗，甘蔗农场的白种人劳工无法在热带气候忍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更倾向于从事矿山和放牧工作，常常在合同到期前离职，导致农场主损失惨重，急需吃苦耐劳的廉价亚洲工人填补空缺。从1890年开始，澳大利亚北部日本移民开始大量增加。1892年，日本成立了第一家移民公司吉佐会社，应海运集团波恩菲利普的要求，将50名日本移民组织到昆士兰殖民地的甘蔗农场充当合同工，次年又增加日本移民约530名。以澳大利亚西部的城市布鲁姆为例，1885年只有日本移民6人，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成时日本移民总数为870人。

1894年日本外务省委派渡边堪十郎写出《濠州探查报告书》，记载星期四岛总人口为3750人，其中日本人456人。1897年，星期四岛上在留日本人超过900人，其中和歌山县出身者占80%以上。他们在船上需要操作鼓风泵和安全锁并进行各项设备的管理。[3]1898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日本移民数量达到巅峰，仅星期四岛就有1865人，各处甘蔗农场有1416人，其中88%分布在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经过半个多世纪，得到许可入澳的日本移民中，大多数是采贝员、海员和甘蔗农场的合同工。其中部分移民会在合同终止后定居澳大利亚，前往城市从事洗涤等服务业。有人赚取大量金钱体面回国，也有因为恶劣天气或潜水病而死亡，当时仅星期四岛上就有四处日本人公墓。

日本政府担心本国移民过多、过快地涌入澳大利亚，将会进一步刺激澳大利亚的排外主义者，于是在1896年2月将首个驻澳日本领事馆设在新南威尔士州，派驻外交官加强对移民的管理。并于1897年暂停日本直通澳大利亚星期四岛的海路客运航班，停止输送移民至澳大利亚。

二、“白澳政策”与澳大利亚排日运动

澳大利亚从联邦创设以来把“白澳政策”作为理念，单一种族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的突出特色，白种人对日本移民充满了偏见，认为日本移民争夺了白人劳工的“饭碗”。1894年日本政府同英国缔结《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国民按条约规定允许自由出入并定居澳大利亚，但此时澳大利亚各地已经开始限制包含日本移民在内的有色人种。澳大利亚排日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的是限制日本劳工入境;第二阶段主要是发放白种人劳动补贴，以达到减少境内日本劳工数量的目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培养训练白种人潜水员，并最终迫使全部日本移民离开澳大利亚。

1895年南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停止将采贝许可证发放给亚洲移民。1896年昆士兰殖民地政府派出汉密尔顿委员会调查星期四岛采贝业。共231艘采贝船中22艘为日本移民所有，46艘为日本人租借经营，岛上日本人超过1000人。由此，1898年12月颁布了《珍珠贝及海参渔业法》，禁止外来移民租借船只参与珍珠贝和海参的采集，同时停止向日本移民发放采集许可证，禁止日本移民独立发展新的产业。同年召开的各殖民地会议上一致通过采用移民限制等相关法案。

由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段，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日本移民大量增加，1896年，澳洲东部五殖民地做出不参加《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决定，因为此条约含有给予两国自由移民权利的条款。上述决定损害了日本的商业利益、伤害了赴澳移民的心情、使贸易中间商和船运大公司利益受损。日本自此以后的外交政策开始反应他们的呼声，日本政府决定将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威信的一部分，而维护国家威信则是正当的。[4]从此，日本各界人士开始怀有“日本人究竟能否继续移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是否公然歧视日本人”的疑问，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开始限制包含日本移民在内的有色人种移民。1896年殖民地会议召开后新南威尔士州、塔斯马尼亚与西澳大利亚州等各殖民地开始导入移民限制法案。但这种政策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有着差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迫切需要依赖亚洲的廉价劳动者，北部的昆士兰州在相关条款中添加了关于有条件的限制移民的自由流入之后，在1897年3月批准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对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来说，“白澳政策”比商业利益还要重要，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也敲响了日本威胁的警报。

由于《邮政电信法案》在制定之初与“白澳政策”的宗旨本无联系，但在1901年6月中旬联邦议会表决时，西澳大利亚州的议员S.史密斯提议将“隶属于澳大利亚的船舶，凡是在澳大利亚境内，船员必须是白种人”的条款增加到其中。9月，这一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条款作为第15款而被列入该法案。

1901年，联邦会议就以英语作为会议语言宣告澳大利亚联邦成立，100多年的殖民地时代寿终正寝，它标志着澳大利亚的社会形态已从公民殖民地转型为民族国家。会议通过了联邦成立以来最初的重要联邦法《1901年移民限制法》，贯彻并明确了“白澳政策”作为联邦国家建设的理念。以法律规定入境审查官可以要求移民听写50个欧陆语言单词，目的是禁止所有非白种移民入境。[5]很明显，这种移植于南非的规定①只是对付有色人种申请者的，而不是针对白种人申请者的。由于联邦政府担心它触怒欧洲某些国家，因而对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将原测试语种由原限定的英语改为任何一种欧洲语言。

《邮政电信法案》和《1901年移民限制法》均于1901年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并于1902年1月得到英国女王的批准。从此，“白澳政策”作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也因此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种族主义猖獗的国家之一，连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都无不为此惊诧。1902年《联邦选举条例》规定，在澳大利亚，任何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岛国（新西兰除外）的移民和澳洲土著居民不得列入居民名册。当时，有3554名日本人（包括男性3143名，女性411名）在澳大利亚国内，其中在昆士兰州与西澳大利亚州的日本移民最多。从此之后，在半个世纪之中，只有于少数从事珍珠采集的契约潜水员、得到短期入国许可的商人或观光客以及学生准许踏上澳大利亚的国土。从1902年以后，在澳珍珠采集者需要缴纳相当高额的保证金，在澳大利亚全境有大约4000名有色人被视为需要缴纳的从业对象，假若其逃亡的话保证金就会被没收。

1903年通过《入籍法》，规定亚洲移民入籍无法领取养老金，非白种人移民的自由和权利大幅减小，并明确要建立一个贯彻白澳主义的新国家，同年议会通过了《甘蔗产业赞助法》，甘蔗行业从业者每雇佣一个白种人，生产一吨蔗糖可以获得两英镑的补贴，法案颁布后，澳联邦内甘蔗农场的有色人种劳工从1905年的8952人剧减到1912年1383人，同时期白种人劳工的数量从2万跃升为4万。日本移民几乎全部被白种人劳工替代，经过1911年的国家统计，从事甘蔗种植的日本移民仅剩约360人。

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将大量有色人种雇佣劳工驱逐出甘蔗农场，另一方面仍在星期四岛、布鲁姆等地继续雇佣以日本人为中心的有色人种劳工。这种违反“白澳政策”的状态受到澳大利亚政府持续施加的压力，1905年，遵从“白澳政策”的劳动党所属的西澳大利亚州上院议员乔治·福斯特发起拒绝有色人种担任潜水员的议案，设立白种人潜水学校，预计5年内将全部非白種人潜水员驱逐。1908年《残废抚恤金和养老金条例》中规定上述有色人种无权享受残废抚恤金和养老金。澳大利亚的工会组织也明文规定，不准有色人种入会。[6]470从工会的讨论可以看出澳洲白种人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恐惧心，即使是反对限制法案的民众也表达出深深的对有色人种的疑惧心理。

三、安抚与限制并举的移民政策

澳大利亚为了不使白种人为中心的社会体制崩溃，一方面将白种人的范围狭隘化，一方面肆意强调人种区别。从1901年之后的30年中，澳大利亚人口增速放缓了两倍，持续施行鼓励英国及欧美移民的政策以确保人种同质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亚洲移民在全体国民中的占比由7%降低到3%，在实质上禁止有色人种移民。

1902年日本与英国缔结的《英日同盟》也没有使“白澳政策”动摇，英国政府驻悉尼领事馆对澳大利亚政府就针对日本的“白澳政策”进行抗议。澳大利亚既需要一定数量的高技术日本移民，又需要确保羊毛销售的路径，考虑到日本方面的施压，于是做出了对日本采取特例的政治判断。1904年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护照协议》，持有日本护照的日本商人、学生、游客入境时免除语言测试且允许再次入境。除此之外的日本人，不仅需要考察其持有财产和技术水平，还要考虑其品德修养。

驻英国大使加藤高明对此回应说：“希望消除澳洲白种人对日本移民的侮辱，同时不要将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等同而视。”严重伤害日澳关系的焦点不是禁止了大量日本移民赴澳，而是公布了正式的法律文件暗示日本与中国和其他落后的亚洲国家处于同一文明道德水平。《护照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澳大利亚修订移民方针的成功。首先该协议达到了对日缓和的直接目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日本放开以上三种群体的约束并不影响“白澳政策”的施行。这三种群体都是暂住人口，该协议并不包含永久性移民，因此长期内不会有增添日本移民数量的危险。[7]

结语

从1870年后半段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开始向澳大利亚北部输入雇佣合同工采集珍珠，尽管规模很小，距离人口集中的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很遥远，但是却给澳大利亚白种人居民敲响了警钟。一方面，1890年在澳大利亚北部从事珍珠采集的日本人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在昆士兰州甘蔗农场工作的日本砂糖工人也开始增加。之后，英国和日本缔结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因为担忧日本移民或许可能进一步输入澳大利亚，制定了针对有色人种的移民限制法，给日澳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北部昆士兰地区的农业发展需要廉价的日本劳工，昆士兰殖民地政府一方面认识到日本移民是不可缺少的并批准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另一方面，其中附带了各种限制包含日本人在内的外籍有色人种的条款，尝试尽力压制日本移民在澳的影响力。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白澳政策”被全方位导入到澳大利亚全境，首先联邦政府用补助金的方式使白种人劳工在砂糖产业取代了有色人种劳工。其次，以“竞争共存”的名义导入白人潜水员，以证明白种人优越性的尝试却失败了，因此在排日運动最高涨的时期，仍有一定数量的日本移民在澳大利亚北部从事采贝工作。因此，作为国策的“白澳政策”限制了有色人种的移民，保障了白种人的劳资环境的同时，作为国家统一的行动形成了具有白人国家的连带意识。而日俄战争时发生在美国西部各州以及澳大利亚的日本移民排斥运动的高涨，正说明了世界各国对日本的警戒。

可能去探究谁是首位移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但恐怕已经不再重要了。野波也好，中村也罢，抑或是星期四岛的潜水员，还是甘蔗农场的合同工，他们都向人们展示了日本这样一个不管文化还是地理上都有很强封闭性的民族开始逐渐走出他们狭小的国土，勇敢地打破有形或无形的束缚，来到异国生活、定居，这种勇气与开拓精神是难能可贵的。[8]

注 释：

①1897年，南非纳塔尔殖民地当局曾采取这样的法规来限制有色人种移民的进入。

参考文献：

[1]祝曙光，张建伟.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问题与日美关系[J].世界历史，2011（6）.

[2]（日）村上雄一.19世紀末から20世紀初頭の白豪主義と北部豪州の日本人労働者[J].行政社会論集，2015（3）.

[3]（日）铃木明美.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日本人移民史：初期移民 柏木坦の事例をもとに[J].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人間文化研究科，2008（6）.

[4]（日）陶山宣明.オーストラリア，日本そして人種平等：ヴェルサイユでの日本の人種平等案とそれに対する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反応[J].追手門学院大学オーストラリア研究所，1984（3）.

[5]（日）遠山嘉博.白豪主義の台頭·拡大と日本人契約労働者[D].追手門学院大学経済学会，2005.

[6]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第一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7]杜欣.试析一战前后澳大利亚的对日政策[D].苏州：苏州科技学院，2010.

[8]张建伟.近代在美日本移民与美国排日运动[D].苏州：苏州科技大学，2009.

作者简介：姜力炀（1994—），男，汉族，辽宁丹东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