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齐地文坛与康熙廿一年孝妇河水难
——以袁藩的诗文为中心

朱丽霞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00)

人类发展历程中，伴随着无数灾难。在种种灾难中，对人类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洪水。人类早期的神话多与洪水相关，《圣经》“诺亚方舟”、《山海经》“海内篇”等所载都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被大洪水毁灭的历史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止水患、大禹呕心沥血治洪水、精卫衔木填沧海等传说，都基于水难对人类的危害，表达了先民战胜洪水的勇气。宋代以来风靡沿海国家的妈祖信仰则基于人类对海洋狂风巨浪的惧怕。水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水既是生命的起源，也对人类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在各种国家及地方史志的《灾祥》篇中都记载了该国家和地区历史上所遭遇的自然灾害，往往多是水灾、旱灾、地震、蝗灾等，其中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则是洪水。每当洪灾爆发，不仅史志中进行春秋笔录，文人学士也用诗歌、日记、书札、小说等方式记录洪灾中的经历和感受。正是基于文学，后世才因此得知历史上洪灾的巨大危害；正是基于文学，人们才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在洪灾面前人类的渺小和无奈；正是基于文学，人们才了解到古代先民战胜洪水的精神和力量。清康熙廿一年(1682)六月中旬持续降雨，暴雨倾盆，多日不止,孝妇河(又名笼水)淄川段河水暴涨，河堤决口，沿岸村庄淹没，农田被毁，洪水滔天。是年自春徂夏，滴雨未降，严重干旱，至此突降暴雨，造成水灾，继而蝗灾，至“秋大无禾”(1)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康熙廿六年(1687)刻本，卷三“灾祥”。，颗粒无收，昔日绿色无边的农田如今一片荒芜。据乾隆《淄川县志》载，这是淄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岁无二灾之例”的灾难，是孝妇河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洪灾。《济南府志》《淄川县志》等史书皆以春秋笔法对这次洪水作了记录。在史书记载中，康熙廿一年(1682)只是一次洪水，与历史上的多次洪灾并无不同，使得我们今日读史并不能藉此了解那次洪灾造成怎样的危害，也不会引起后世人们的关注。可是，被这次洪水夺去家园的诗人袁藩(2)袁藩(1627—1685)，字宣四，号松篱，淄川萌水(今淄博市文昌湖区萌水庵头村)人，毕际有《编次袁孝廉敦好堂集题词》：“(袁藩)般阳之萌水人也。”却详细记载了这次洪水的细节，由此，我们得知，这是孝妇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洪灾。

一

康熙廿一年(1682)六月，持续十余日的暴雨导致南部山区山洪暴发。洪水滚滚北流，孝妇河淄川段因三河(笼水、萌水、般水)汇流，排泄不及，致使河岸决堤，沿岸村庄顿时化为泽国，屋舍被洪水冲毁，家产被吞没，“见说东村同一悲”(3)袁藩：《敦好堂诗集》，卷六，《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30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2页。按：本文中凡是引自袁藩的诗文，诗文后的括号内只标诗文名，不再标作者。(《水难》)。人们背井离乡，逃难他方。遭遇其难的淄川文士袁藩《水难》诗便记录了这次空前的洪灾：

六月一雨雨不休，连日翻盆盈川谷。

廿二之夜一更余，水声倒注银河覆。

火球照耀悬中庭，漫天如漆悲无门。

处处轰雷颓墙屋，逐波跳走几灭顶。

袁藩与蒲松龄(1640-1715)年龄相近，亦为同乡，多有诗词交游，皆少年扬名，科第受挫，中年外出坐馆以糊口。相似的人生遭际使得二人同命相怜。当得知蒲松龄在撰写《聊斋志异》时，袁藩特别致信劝说他要致力于八股文章，不要写旁门小说。尽管未能阻止住蒲留仙“志异”的步伐，却证明了二人非比寻常的情谊。就是这位袁才子，在洪水过后面临生活的绝境时也不得不放弃以往富公子的尊严而出门乞讨，“持橐扣朱门，有意不能吐”(《忧旱纪事》)。袁藩终于鼓起勇气到富人门前乞食，已经走至门口，却无勇气举手敲门。当年杜甫，长安备考，生活困顿，亦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经历。相对于困守长安的杜甫，袁藩仍然难以放弃读书人的羞耻感，最终惭愧地放下了高高举起即将敲门的手，空手而归。

喜出望外，六月十三日，突然天降甘霖，袁藩欣喜不已，遂提笔即兴赋诗《六月十三日得雨》 ：“眼枯半载农夫望，谁信雨师今又来。”(《六月十三日得雨》一)暴雨从天而降，虽然春种已无望，仍不妨夏种秋收，他对秋日的丰收仍充满期待。“空阶雨急似翻盆，大野茫茫水气昏。凉入庭柯收烈暑，声随磵流响孤村。”(《六月十三日得雨》二)伴随倾盆大雨，酷暑收敛，天气凉爽，又听到了村东河流溪涧淙淙的流水声。“抛书坐对檐前瀑，携杖行看溪上云。莫道北来云汉苦，秋原禾黍尽天恩。”(《六月十三日得雨》二)为庆贺渴望已久的甘霖，暂且放下书本，拄着拐杖来到河边，望着那向北流去的滚滚碧浪，注视着天空那飘向远方的朵朵白云，此情此景预示了秋日丰收的前景。“何妨夏尽搜春种，满拟秋成免岁灾。”(《六月十三日得雨》一)展望未来，袁藩欣喜之余，即兴创作了多首描写大雨到来后人们欣喜万分的诗。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场大雨却“一雨雨不休”(《水难》)。从六月十三日骤雨突至，至十五日尚未停息，空前的旱灾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史无前例的水难，“远浦雷声奔电合，长空云影怒涛催”(《水难》)。河水暴涨，孝妇河在淄川北郊与同样发源于南部山区的般水、萌水汇合，排泄不及，河堤决口。乾隆《淄川县志》卷三“灾祥”：“(康熙廿一年)春夏不雨，大无麦，报旱灾。六月十三日始雨，望日大雨，河水泛溢。”至六月二十一日深夜，一更时刻，孝妇河上游的山洪伴随着地动山摇的轰鸣声从天而降。山洪暴发，洪水滚滚而来。“急雨翻空便三日，彷佛银河涨天出”(4)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张履庆《寄讯袁松篱》，《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黑风急雨仍相续，大野滔滔天欲倾”(《水难》)。房舍被冲毁，家产、丝绸及祖传的珍贵古董悉被大水席卷而去。乾隆《淄川县志》卷三“灾祥”：“(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连昼夜大雨，漂没田庐，淹死人畜……继而冰雹大作，遍地虸蚄。”(5)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卷三“灾祥”。村庄皆为淹没，放眼望去，唯有水茫茫。“一无莫保颠溪曲，孑立洄漩势莫当。”(《水难》)为保全性命，孑孓一人在洄漩的洪水中蹒跚向前。狂风骤雨，大浪滔滔，诗人此刻感到末日来临。“泥涂满身芒履穿，惊魂颤掉皮皴瘃”(同上)，惊魂未定的诗人望着暴雨后的家园，唯见洪水滔天。“鱼龙出没居平陆，东方渐白川原腥” (同上)，“百川并沸鱼龙骄，狂涛夜落高村失”(6)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张履庆《寄讯袁松篱》，第20页。。茫茫洪水中龙腾鱼跃，空气中散漫着鱼腥的气味。洪水过后，笼水两岸的村庄化为汪洋，淄川才俊张笃庆也记录了洪水后的满目凄凉：“天苍苍，水茫茫，银河创决翻成殃。千家哭，万家哭，沿河一带葬鱼腹。”(7)张笃庆：《昆仑山房集》，卷一，《太守来 勘水灾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34页。“涛没空村鱼满家，颓墙敝屋委泥沙。”(8)张笃庆：《昆仑山房集》，卷一，《太守来 勘水灾也》，第534页。蒲松龄也亲眼目睹了洪水漫天的场景，其《聊斋志异》卷四《水灾》所写就是淄川这场空前的洪灾：“康熙廿一年，山东旱，自春徂夏，赤地千里。六月十三日小雨，始种粟。十八日大雨后，乃种豆。一日，石门庄有老叟，暮见二羊斗山上，告村人曰：大水至矣！遂携家播迁。村人共笑之。无何，雨暴注，彻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一农人弃其两儿，与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视村中，汇为泽国，并不复念及儿矣。水落归家。一村尽成墟墓，入己门，则一屋仅存，两儿尚并坐床头，嬉笑无恙。咸谓夫妻之孝报云。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9)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蒲松龄用文学的笔法描述了洪水爆发前的诡异迹象，刻画了因孝而免遭水难的农夫形象。当得知袁藩府邸被冲毁后，友人张履庆为作《寄讯袁松篱》：“吁嗟昨日西山头，突见抵触纷如牛。黄发老翁惊且忧，风雷飒飒云烟愁。”(10)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第20页。这首慰藉诗也透露了蒲松龄《水灾》所描写的相关细节，说明洪水爆发前的征兆并非空穴来风，也非蒲留仙的杜撰。尽管小说家所写的怪异事件充满伦理色彩和道德说教，可是，他却真实无误地描写了这次水灾的危害：洪水泛滥，沿岸村庄化为泽国。而洪水中得以出逃的袁藩遥望巨浸中的家园，伤心欲绝。

蒲松龄在洪灾后专门为袁藩填词《一剪梅·戏简袁宣四孝廉》：“西风剪剪雨梭梭。朝也滂沱，暮也滂沱。一庭秋水细生涡。阶下成河，床下成河。”(11)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盛伟整理补订：《蒲松龄全集》第2册《聊斋词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可知，这次洪水给袁藩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朝朝暮暮，大雨滂沱，床下成河。袁藩题和《水龙吟·雨甚慰蒲留仙》：“漫天骤雨狂风，来海气连空黑。前村水涨，野塘芦淹，苍茫一色。乱落红英，摧残绿树，悲伤何极。更华堂曲槛，一时倾倒。无计，堪凄恻。寄语聊斋居士，莫愁思，眉开不得。”(12)袁藩：《敦好堂诗集》，卷六，第670页。农田淹没，无计可施，悲伤无极。更让诗人悲痛欲绝的是祖上留给他的亭台楼阁、回廊曲槛，在疯狂的洪水中倒塌倾圮，漂流而去。此情此景，苍天不应，唯有“凄恻”与哀叹，同时劝慰留仙，莫愁思，蒲家庄在淄城东，“君家山麓，地形高敞，涧分南北。舍清幽，稼禾无恙”(《水龙吟·雨甚慰蒲留仙》)。蒲松龄的居第在淄川城东的山脚下，地势较高，而整个淄川城东皆因地势高而免于水难，诗人为留仙的家园无恙而欣慰，君为我担忧，我为君欣喜，亦可知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不仅蒲松龄表示慰藉，袁藩平日交往的文学友人对这次空前的洪水多有记载。淄川张笃庆、张履庆兄弟闻知袁藩庐室为大水冲毁后，寄诗安慰，正在乡居的官员唐梦赉、韩燕翼、毕际有等皆创作了有关这次洪水的诗文。

“回首家园惟灌木，广厦绮疏沉泥沙。”(《水难》)洪水冲毁家园，袁藩所继承的祖上遗产——宏敞的楼房被洪水冲垮，柔滑的锦缎、绮丽的丝绸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更令诗人伤心欲绝的是其半生心血、耗尽家财所购置的典籍、古董以及未及付梓的文稿皆被洪水席卷而去，“图书万卷殉沟渎”(《水难》)。晚清淄川名士王培荀仍然对二百余年前同乡文士袁藩的遭遇表示同情，其《乡园忆旧录》中多有对袁藩所遭遇水难的追忆。蒲松龄《袁宣四水没居庐，戏而吊之》: “万卷漂流一舍孤，断垣荒址尽榛芜。文君自有春山恨，况并当年四壁无。”(13)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盛伟整理补订：《蒲松龄全集》第2册《聊斋诗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当年回到成都，尽管穷困，但尚有“四面徒壁”。而如今，袁藩连“四面徒壁”亦已不见踪影，只剩下“断垣荒址”。由此可知，大水过后，袁藩所痛惜的不仅仅是其故居的房舍家具衣物珍宝等，更重要的是他多年辛苦积累的万卷藏书。同年冬，在天津友人幕府，袁藩作《听雨》诗：“故园秋老图书没，远浦云开雁阵横。”令他牵肠挂肚不能忘怀的仍然是被冲毁的珍贵藏书。

山洪将袁藩毕生的诗文手稿和典藏席卷一空，一生心血付诸东流。“老夫倚杖河边哭”(14)袁藩：《敦好堂诗集》，卷六，第652页。，望着滔滔洪水，他悲慨呼号：“破家露处几千族，仰天长叹天不问。”(15)袁藩：《敦好堂诗集》，卷六，第652页。

二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载: “先生(袁藩)去余家仅二十余里，余别墅即在其处，下临大河，岸高水远，不知何以漂没其庐。当年，秋夏水涨必有非寻常可及也。”(16)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一，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第42页。他认为，袁藩故第并未濒临大河，况且孝妇河“岸高水远”，袁藩的广屋大厦为什么会被洪水冲毁？王培荀甚感疑惑。据袁藩友人淄川张笃庆《晚归循孝河西岸》：“南循孝水之古岸，岸高十丈惊涛翻。”(17)张笃庆：《昆仑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87页。可知，孝妇河淄川段河岸高达十余丈，即使洪水滔天也不会溢出河岸。困惑之余，王培荀反思，“当年，秋夏水涨，必有非寻常可及者”(同上)。他意识到，康熙廿一年(1682)的那场洪水必定是历史上非比寻常的特大洪水。

“般阳城下水潺潺”(《放生矶八首》其一)。淄川，在古代可谓水城，乾隆《淄川县志》：“淄邑，当万山之中，孝水与般、萌会之。”群山环绕，河流纵横，是孝水与般水、萌水交汇之处。孝水(古称泷水、笼水)，即孝妇河，发源于博山凤凰山南麓，北流至淄川城南，与般水交汇。般阳河发源于淄川东南薛家峪，西北流至淄川城南注入孝妇河。交汇后的孝妇河水量骤增，继续北流，至黄土崖(今张店河崖头)与范阳河(古萌水)交汇。范阳河发源于博山大峪口，北流注入孝妇河。唐梦赉云：“淄之巨浸有若孝妇、范阳诸水，而黝折惟有般河。”(18)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序文》，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别集类》第21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76页。在流经淄川的三条大河中，般水河道最为复杂曲折，般水、萌水分别从东西两侧的大山中流向淄川，注入孝水。河道纵横，流水汤汤，绿柳成荫，瀑布、山川，风光旖旎。可知，孝水不仅是流经淄川的大河，也是齐地著名的大河，也是今日淄博的母亲河，从发源到注入小清河，孝妇河全程在齐地(今淄博)境内。袁藩(1627-1685)生活于明末清初，卒于康熙廿四年(1685)，王培荀(1783-1859)生活于晚清，卒于咸丰九年(1859)，袁藩较王培荀早二百余年，期间，由于环境的变化，笼水改道，而萌水与笼水交汇之地也发生改变，因而在袁藩的时代，其故居濒临笼水，而二百余年之后，至王培荀的时代，袁藩故里所在之处已经远离笼水，这即是王培荀感到疑惑的原因。袁藩祖上在明初由河北枣强迁移定居于此，后世繁衍成为一方豪门，与淄川高氏、孙氏等名门望族，共同成为一方文化的奠定者。笼水、萌水交汇之地，高埠崖岸，绿柳成荫，是达官显贵所衷情的风景名胜，张笃庆《新城郎令君勘灾淄邑歌》：“般阳城边千万树，曾是使君旧游处。”(19)张笃庆：《昆仑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95页。“千万树”的“般阳城边”即指此处。三河交汇后的孝妇河在黄土崖由北转西，构成巨大的急转弯，这一地理特征也使得河水流通不畅。每当雨季到来，三河流量暴涨，交汇于淄川，河流转弯，泥沙沉积，河床狭窄，排泄不及，至决堤成灾。侯仁之《淄博市主要城市的起源和发展》谓：“(孝妇河)雨季流量猛增，枯水季节又常出现断流现象。在历史上，两河 (按：笼水与般水)都没有航行之利，反而常闹水灾。”(20)侯仁之：《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淄博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印(内部资料)，1977年，第2页。其所言河水“断流”是指民国时期的水文状况，而至迟至明清，汇集淄川的孝妇河雨季都水量充足，某些河段可以通航。袁藩的出行，多选择水路，而其宅第建于水岸，是基于淄川独特的地理特点。乾隆《淄川县志》：“淄邑，环山抱水，居民错处栖岩溯涧者半之。”(21)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卷二下《序》。袁藩故里濒临河岸，他的出行首选乘舟，其故居所在即近孝水渡口。康熙廿一年(1682)初秋，袁藩赴天津，其《舟夜》诗云：“相逢凉雨急，投策复登舟…… 水喧两岸阔，人静一灯幽。”《至天津》：“曾记停舟处，重来几十年。”《过旧沧州》：“几处断桥平野渡，一湾流水抱空城。”“登舟”“停舟”“野渡”，可知，他从离家起程一路北上，皆走水路，极少选择陆路。其《敦好堂诗集》，“乘舟”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

淄川历史上的水灾最早有记载的是东魏，乾隆《淄川县志》：“东魏元象元年淄州大水，蛤蟆鸣于树上。齐武平四年淄州饥，六月、八月大水。”(22)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卷三“灾祥”。可知，东魏元象元年(538)的孝妇河洪水不仅淹没村庄，而且淹没树梢，以致于青蛙可以停留在树枝上歌唱。其后，从唐代至清代，记载得越来越详细。而清代“灾祥”记录中，孝妇河的洪灾日益增多，令人关注的是范阳河的洪水开始出现，如“顺治五年大水，坏六龙桥，孝水两岸，树皆拔去。六月二十九日，范阳河溢，坏城北尚家庄，房屋一时俱尽”(23)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卷三“灾祥”。。康熙廿一年(1682)，“(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连昼夜大雨，漂没田庐，淹死人畜，西关重修，石桥垂成，复圮。又倒塌城垣三处，继而冰雹大作，遍地虸蚄，郡守勘灾，报上。止准旱灾免粮二分三厘，谓一岁无二灾之例也。秋大无禾，宦户免加增银两”(24)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卷三“灾祥”。。在有关乾隆前的孝妇河洪灾记录中，康熙廿一年(1682)的洪灾是描述最为详细、字数最多的一段记录，由此可知，至乾隆间《淄川县志》修纂的时间止，孝水水灾史上，康熙廿一年(1682)是水灾最严重的一次。

据《清实录》载，康熙廿一年(1826)，全国普遍发生水灾，吉林水灾，福建水灾，湖广水灾。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鞑靼旅行记》中记录了康熙廿一年(1682)随康熙皇帝东巡，从吉林回京途中，连降大雨，桥梁冲毁，溪谷顿成滔滔激流。在低洼之地，洪水弥漫，肥沃富饶的田野化为泥泞。在齐地，不仅范阳河、孝妇河洪水泛滥，淹没两岸，村庄房屋被冲毁(25)张笃庆：《昆仑山房集》，第695页。，而且孝水向北，部分河段发生更为严重的决口，“孝妇河黄土崖决口，新城被淹”(26)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卷三“灾祥”。，整个新城全县被淹，而此时，今日张店属于新城县，也就是说，张店南部、西部靠近孝妇河之地也多被淹。在这次遍及全国的水灾中，孝妇河因暴涨而泛滥，所经区域一片汪洋。

三

“荡涤瓶盎无半菽”(《水难》)，水难后，家产荡尽，而“八口皇皇栖息艰”(《水难》)。为养家糊口，不得已袁藩走向了异地他乡的游幕之途。而一介书生，官场之外最好的谋生途径便是进入幕府作幕僚。康熙廿一年(1628)，友人韩燕翼起补天津海防道。得知袁藩的困境，韩燕翼临行便邀请袁藩同赴天津。于是，袁藩登上韩燕翼的官船启程，“八月客津门”(《偶感》)，达到天津。

在天津幕府仅数月，即岁暮来临，袁藩奉命赴上谷边塞。友人谭元素辞别京师归里度岁，二人京师话别，彼此送行，袁藩随有《将赴山海关留赠谭元素还里》：“前溪北渡又天津，岁暮匆匆别故人。我去三韩耐冰雪，君归千里苦风尘。”(27)袁藩：《敦好堂诗集》，卷六，第654页。虽然并未直言思乡怀远，二人南辕北辙的行程却流露出诗人故园难归的伤感。临行之际，友人杨公为举酒饯行。袁藩赋《津门留别杨松谷予将有上谷之行》：“翩翩裘马出长安，落日风高驿路寒。……岁暮离忧那可说，愁予西去渡桑乾。”(28)袁藩：《敦好堂诗集》，卷六，第654页。在严冬的落日黄昏，袁藩辞别京师友人，沿着官方驿路走向长城边塞。可以推知，在天津幕府，韩燕翼给予袁藩极好的待遇，袁藩可以着“貂裘、骑高马”，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冲风冒雪到达永平府，投宿永平驿站。游览永平学院，墙壁上无意中发现“沈宫詹”的题壁诗，遂题和诗《永平学院和沈宫詹壁上韵》二首，其一有“无端马足困经年，又迫残冬逐驿传”(29)袁藩：《敦好堂诗集》，卷六，第654页。。回首辞别故乡已经年，去冬至今，仍然故园空望路漫漫，残冬时节，踏马长城脚下，一关又一驿，一程又一程，穿行在山川村驿之中，风尘仆仆赴边关。

在上谷，公事余暇，袁藩登临怀古：“故园嗟板荡，寒风吹敝庐。”(《偶感》)家园板荡后，瑟瑟寒风吹拂着家乡破败的故园，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莫把茱萸望高处，故园愁说尽沧桑。”(《九日客河间》二首其二)重阳佳节，切莫登高望远，家园已尽沧海桑田。“眉陵烟月空回首”(《杂感》其一)，在河间眉陵，夜不能寐，孤独的诗人与空中孤月相呼应，遂作《杂感》三首，其二云：“失意半生甘落寞，可怜弹铗竟无归。”挥之不去的乡关之痛，弹铗归去，可如今乡园板荡，已无家可归。“无复谈诗兴，呻吟只自知……只愁萌水月，空自下荒陂。”(《自遣》)身在异地他乡，夜深人静之时，故乡“萌水”的明月孤独地月落荒坡，“我”不能仰望故乡的明月。辞别故乡后，再无心情论诗书。萌水上空的那轮明月孤独的映照着洪水冲毁的荒陂。“萌水怒涛人黯黯，敬亭秋思雁飞飞。”(《寄赠梅耦长》)即使乡关板荡，想起怒涛翻滚的萌水，依然心向神往。在其游幕征途中，委婉地传递出思乡的情愫。事实上，袁藩的游幕诗就是他怀乡情的记录。终于，被苦苦折磨的情感不可遏制地表达出来，《有感》：

殊方驿使杂蛮语，别馆弦歌咽寒笳。

回首白云萌水上，那能游子不思家。

上谷(30)李泰《括地志》：“上谷故城在妫州怀戎县东北二十里，燕上谷，秦不改，汉为沮阳县。”北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清夷水又西经沮阳城北，秦上谷郡治此。”春秋战国时期，今怀来县地属燕国，为上谷郡。其间，怀来一带曾由北方少数民族东胡所据。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贤将秦开击退东胡，疆域向东北扩展，置上谷、渔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筑长城以拒东胡南侵。，古代军事重镇，胡汉杂处，是边疆繁荣的商贸城市。直到清代，上谷仍驻重兵，以防蒙古入侵，人口则以满蒙为多，故云“殊方驿使杂蛮语”(《有感》)，各方语言交流、贸易物产，秦楼笙歌，酒旗飘扬，在繁华的闹市中，胡笳笛韵，绵绵悠扬。在风景迥异的塞外，诗人顿然生起一种巨大的疏离感，他难以融入到充满异族风情的娱乐中，这种孤独感更加催生了内心深处的思乡。

康熙廿三年(1684),袁藩因病辞幕，《留别天津诸友》：“此地留三载，迢迢问客程。”在天津幕府，前后三年，获得不菲的幕府修资，故乡家人得以度过洪灾后的艰难。康熙廿四年(1685)，应毕际有邀请，参与康熙《淄川县志》的编纂。唐梦赉《淄川县志序》：“是役也，成于毕刺史载积与已故袁孝廉松篱者十之七，续于张明经孔绣者十之三，张明府监其事，高司寇先生总其成。”(31)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别集类》第21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卷首。该《志》由淄川名士唐梦赉、张绂、毕际有、袁藩纂辑，高珩总纂。五人小组中，除了袁藩，高珩等都是有品级的官员，都是淄川著名的在籍乡绅：高珩官至吏部左侍郎，唐梦赉翰林院检讨，毕际有官至扬州刺史，张绂则是明崇祯朝首辅张至发的孙子，入清为拔贡。可知，袁藩在淄川地区拥有崇高的文化声望。而据《序》可知，袁藩一人在重病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淄川县志》三分之二的内容。这说明，袁藩已经预知生命的余辉，他十分珍惜这唯一证实自己文化价值的机会，也说明他希望在生命垂危之际使得自己的生命放出光芒，同时，也可藉此获得一笔润笔资金。当《县志》修纂事竣，未数日，袁藩便辞别人世，终年59岁。毕际有《编次袁孝廉敦好堂集题词》记录了袁藩生命最后闪光的时刻：“当忆乙丑夏，余方有校刻先集(按：《石隐园集》)之役。松篱力疾，来践宿诺。时往时来，茶铛药鼎声相集也。逾中秋来，甫一日，而病不可复支，遂以肩舆送归。临别之顷，呻吟呜咽，同时并作，便以录存其诗为嘱，似已作诀语矣。别才逾月，遽赴修文，余往哭之。”(32)袁藩：《敦好堂诗集》，卷首。毕际有亲为吊唁并撰悼伤诗，同时着手编纂袁藩遗集。蒲松龄一气呵成多首纪念诗词，“回首河山非是”，昨日尚且举杯共饮，转瞬间，游魂漂移，茫茫黑夜，何处栖止。催人泪下的抒情已经不是在写词，而是在抒写痛失挚友的心灵巨痛。张笃庆《本邑八哀诗》所咏淄川八位名人中其一即袁藩。蒲松龄、唐梦赉、高珩、孙蕙、王渔洋等齐地文人纷纷写悼怀诗。为纪念友人袁藩，为表达对袁藩修志的感激，毕际有着手搜集袁藩的诗词作品。两年后，康熙廿六年(1687)，毕际有为袁藩编次《敦好堂诗集》付梓，同年袁藩主笔的《淄川县志》也得以顺利出版。

蒲松龄最终凭藉《聊斋志异》赢得文学史的重要席位，而袁藩尽管诗文创作丰富，成就卓异，但因其为人为文的正统性，文学史上未能赢得蒲松龄般的声望。明清易代之际，袁藩参与齐地的抗清组织，活动于长白山区，也曾南下金陵，联络江南的抗清组织，创作了大量有关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对研究这一时期齐地的抗清情况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由于洪水，这些诗歌全被损毁，而今日所存世的毕际有为袁藩所辑的《敦好堂诗集》总六卷中缺少第四、第五两卷。这说明，即使经毕际有努力，《敦好堂诗集》得以问世，但在其后的传播中亦多有散佚，今所仅见的四卷中无一涉及抗清事宜。袁藩抗清的这段最光辉的经历就成为难解的谜案。这影响了人们对袁藩的认知，甚至后世极少有知其声名者。

然而在其当代，较之于蒲松龄，袁藩更为声名远扬。(道光)《济南府志》卷七十二：“般阳邑乘之役，(袁藩)删定独多。”这说明袁藩在当日文坛的极高声望，以至于《府志》也特别肯定他的功绩。在明清之际的文坛上，袁藩是和高珩、蒲松龄、孙廷铨、王渔洋并驾齐驱的文学家。

历史上，许多事件是依靠文学的记载而为后世所知。四千多年前，地球上曾爆发过一场特大洪水。洪水淹没了海拔600米以下所有陆地，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地球上的远古文明，悉被大洪水毁灭，中国因此有《山海经》，西方因此有《圣经》。《山海经·海内》载“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许多传说与洪水密切相关，而经由文学记载下来。正因为有文学的记载，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古代先民与洪水斗争的历史；正因为有文学的承载，我们才得知古人与洪水抗争的勇气与精神。康熙廿一年(1628)的孝妇河水难，不仅正史、方志、野史进行记载，齐地文坛普遍地对这次洪灾付以关注，没有谁可以忽略这场从天而降的水难。由此，文学保存了历史最真实、最生动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