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昌都工作在西藏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荟芹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咸阳712082）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昌都地区的任何一项工作，都会直接向西藏上层传递中共中央对待西藏的态度和政策，昌都工作和西藏工作就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昌都工作必须着眼和服从于西藏工作大局。195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发动昌都战役就是为了打开西藏和平谈判的大门。昌都解放后，考虑到对西藏整个大局的影响，步子不宜迈得过大，还不能直接发动群众，不能即刻推翻旧政权，但也不能承袭旧的政权。鉴于此，最终在昌都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区域性临时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以下简称“昌解”）。这个政权在党内归西藏工委领导，但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政务院（国务院）直接领导，既不属于西藏，也不属于四川，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昌都地区成为解放西藏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西藏工作的后方根据地。《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昌都工作的中心就是支援西藏、落实协议，为此，“昌解”大力发展生产、文教和卫生事业，稳定了社会秩序，确保了昌都地区作为西藏大后方的稳定，为人民解放军能够顺利进藏，为西藏和平解放在粮食、物资、人员运输等后勤保障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昌都战役的实施是为了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中共中央部署昌都战役是为了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1950年10月，昌都战役胜利，昌都成为西藏地方的第一个解放区，也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中心发生转移，打开了和谈的大门。

中共中央指出：“我军进驻西藏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1](P14)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是中央政府在充分考量国内外因素，从西藏实际出发，着眼全局，立足长远，因时、因地、因势做出的伟大决策。为了能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采取藏语广播、书信往来、宗教界人士入藏等方式，对西藏上层进行了全方位、多渠道的争取工作。

入藏和谈历尽艰险，效果却不理想。中共中央曾以多方途径劝西藏地方政府到京和谈，都没有成功，特别是1950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入藏劝和代表格达活佛被毒杀，中央和西南局大为震惊，“入藏劝和”的道路被堵死。昌都军事政治位置特殊，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政府“以其主力7个代本（相当于团长），位于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积极备战企图阻止解放西藏”[2](P65)，关闭了和谈的大门。但是，“甘孜—昌都—拉萨”是中央人民政府为人民解放军选定的进军西藏的路线，昌都是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必经要道，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打促和”，发动昌都战役。“昌都为藏军主力（三分之一）所在，距离拉萨大约一千六百到两千里，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2](P32)9月，在十八军党委会上，军长张国华对实施昌都战役的意图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谈判，甚至派兵阻止我军进藏，不打不足以敲开和平大门时，才施以必要的、有节制的打，这个打也是为了和，这叫先礼后兵，以打促和。”[3]毛泽东乐观估计：“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4](P23)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这对西藏当局震动很大。昌都解放后，毛泽东等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并未决定直接进军拉萨，而是精准地判断了西藏当局对策变化的时机，恰当地掌握了军事打击的力度，给西藏当局留下了回旋的余地，推动了西藏上层人士一步步走向和平谈判。1950年11月17日（藏历10月8日），不到执政年龄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府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噶厦政府采取两手准备：一方面向昌都派代表，试探解放军；另一方面劝导达赖等主要官员避居亚东，见机行事。

在赖喇嘛避走亚东的同时，阿沛·阿旺晋美等四十多名僧俗官员自发联名致信噶厦，试图说服噶厦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解放西藏。送信之人是原阿沛的随从官金中·坚赞平措。昌都战役时，他逃进深山、浑身是伤，最后他觉得还不如回昌都，被杀死也比逃亡好。结果解放军非但没有杀他，还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讲党的政策，他明白了许多道理，决定跟着共产党走。他亲口告诉噶厦的官员：“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纪严明，不住民房，不要老百姓支差，还为群众做好事，受到群众的赞扬。噶厦官员听后发出一片‘啧啧’之声。”[5](P10-11)

阿沛的劝和信在西藏地方政府引起不小的震动。不过噶厦仍寄希望于国外势力的干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联印牵英制美”，此时的印度在中国外交争取下，明确表示不会给西藏提供军事和外交援助，英国在西藏问题上也保持一定距离，美国由于朝鲜战场的挫败而力不从心，西藏地方政府提交给联合国的“遭受中国侵略”的议案被明确拒绝。“从派往国外的各使团汇报的情况看，无论美国、英国以及印度等政府都绝不会诚意帮助西藏”。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如果不能与共产党中国和谈相好，反而趋向更大对立，从力量强弱悬殊的情况看来，无力与其进行较量”[6](P55)。2月12 日，达赖在给拉萨的电报中说：“我方汉藏和谈的代表由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出任较合适，亦符合拉萨与各地民之心愿……和谈地点选在北京。”[6](P57)1951 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

昌都战役打开了和谈的大门，也影响和带动了藏族人民求解放的积极性。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在昌都严格的军纪，使藏族人民亲身体验了“解放军是菩萨心肠”“比喇嘛还好”“没有想到天下还有这样的军队”，由于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昌都战役后，藏官扎桑顿德说“解放军千辛万苦，每顿只吃六两面，让我们吃饭，吃好又发了路费，回家后连父母都要感谢解放军”。藏军军官回家前向解放军表示“我们先回拉萨等着欢迎你们”。[7](P286)这些友好的举动都从昌都传到了拉萨，对西藏的稳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阿沛的姨妹，桑林·次仁央珍回忆说，昌都战役期间，拉萨“谣传越传越多，越说越可怕，弄得人心惶惶。当时谁也没有见过共产党和解放军，更谈不上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我对共产党便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丈夫从昌都回来后，“给我们讲了许多在昌都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和解放军为藏族百姓做的感人的事，我听了以后，对解放军的所作所为感到稀奇，因此，很想早日见到解放军”[8](P131)。

二、昌都的建政是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做的局部尝试

为解决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中共中央经过慎重思考，于1950年1月1日成立了西藏工委。昌都战役胜利后，11 月昌都工委成立。昌都工委是除西藏工委之外，在西藏成立的唯一一个被称为工委而不是分工委的组织，足见中共中央对昌都工作的重视。1951 年7 月，昌都工委工作结束，改称昌都分工委，隶属西藏工委。这也反映了中共中央一开始就是将昌都工作置于整个西藏工作的大局中来进行筹划思考的。

昌都解放后，如何有效地进行管辖就成为中共中央、西南局需要思考的问题。早在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就提出：“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9](P136)人民解放委员会是一种临时政府，是适合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的一种灵活的、临时的政权建设形式，主要是通过群众大会选举或者政治协商的方式产生。

昌都是解放区，不能恢复旧的制度这是肯定的，也不能像内地那样建人民政府，要考虑到对整个西藏的影响。因此，昌都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不反对昌都解放委员会的情况下，原有官员照常供职。”1950年9月8日，十八军明确提出昌都解放后，“我军与当地政府之关系，不论其为原有或者临时建立，一律不用军事管制和军事代表制度。应协同当地领导人物，组成某某地方人民解放委员会，成为当地高级领导机关。但必须坚决维持其原有行政制度不予变更。采取帮助协商办法，解决军队与地方有关事宜，统一工作步调，切忌包办代替滥事干涉。该委员会之建立和人选须经师以上之机关批准，我（方）参加人数不宜多，也不在乎多。”[2](P103)这说明“昌解”是一个不同于军事管制的临时政府，是协同当地领导人一起组建的，具有统战性质的昌都地区高级领导机构。主要成员是昌都的藏族上层，并声明昌都原有的制度和人员都保持不变。9月30日，中共中央再次提出：“对昌都地区旧有一切行政组织及制度，在不反对我们的情况下，原封不动，不予变更。”[2](P113)

1951年1月2日，“昌解”成立，主任和副主任9人中，藏族7名，其中1名是共产党员，另外6位都是当地上层人士。选举的35 名委员中，汉族干部12人，藏族23人。这个实实在在的政治实体让藏族人民看到了共产党政策的真实性，不再只是听说党的民族区域自治，而是可以看见并参与到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临时政权中。藏族代表既代表自己本民族的利益，又能在实际工作中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在军事解放的昌都地区，党中央都保证了各级官员和活佛的权利，并在“昌解”和各“宗解”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恪守承诺，值得信赖的。这对促进西藏和平谈判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事实证明，“昌解”确实是在藏区初步建立政权的适宜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根据解放前藏汉关系（隔阂比较严重）的特点出发的，以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做好了政府的事情，是统战性质的临时政权组织。因该组织不是军管会，很容易被藏族人民接受，能广泛吸收藏族人民参加工作，因此，这个组织中藏族同胞占绝大多数，可以为本民族的利益发声，并保证本民族的权益，这是藏族人民的解放委员会，得到藏族人民的一致拥护，很多人都认为大会选举代表的方式很好，甚至有的宗教界代表说，“我们喇嘛寺的官也要由全体选举才好”。[7](P277)所以，“昌解”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一块试验田，得到了昌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符合西藏人民意愿的，人民解放委员会是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时期比较好的形式。“它是实现西藏族人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组织的雏形。”[10](P10)

对昌都地区的归宿问题，中央将昌都地区划归西藏，但并不是说昌都划归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央是想等西藏高一级的行政机关——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划归西藏军政委员会。后来军政委员会在全国撤销，昌都划归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将昌都作为西藏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将昌都的各项工作都置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大局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昌都作为西藏的一个部分看待的。中央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共同进步的西藏自治区，而不是将昌都与西藏割裂开来单独自治，单独发展的局面。这就是昌都地区曾两次报请中央想单独设立自治区，中央明确指示昌都不能单独成立自治区政府的原因所在。

三、昌都工作的中心完全服从和服务于西藏工作的全局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昌解”工作的口号就是“为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斗争”[7](P81)。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物资补给严重短缺，为保证解放军的运输补给，让解放军在西藏站住脚跟，昌都地区的工作中心是运输、支前、采购、筑路，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我们党在西藏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到1954年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后，西藏的物资补给大大改善，解放军在西藏站稳脚跟，昌都的交通枢纽地位才改变。

昌都战役结束以后，部队准备继续向拉萨等地进军，所需的物资数量很大，昌都是主要的补给后方，支援工作就是昌都分工委的中心工作。“昌解”成立之初就立即成立了以格桑旺堆为主任委员的《和平解放西藏支援（支前运输）委员会》，并陆续在马尼干戈、金通、昌都、索宗组织了4 个办事处，下辖39个兵站，形成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运输线，分北、中、南三条路线，支援解放军和平进军拉萨和各边防要点。昌都人民在支援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所有力量，保证了修路和进藏部队的供应，也有力地推动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

运输需要大量的人力畜力。部队通过实际行动的积极影响，使全区僧俗人民认识到解放军是自己的军队，因此，很多人主动提出愿意帮助解放军参加支援运输工作。到1951年9月，支援先遣队进藏，仅8个月就累计运输物资89000余驮，采购粮食130万斤。由于运输工作给藏族人民带来不小的收入，他们都比较积极地参加运输，因为“反正不出乌拉了，牲口也是闲着”，他们经常问“什么时候开始进军拉萨”“愿意出马拉送你们”。[7](P289)在当时，牦牛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在藏族人民的帮助下，牦牛的采购任务圆满完成。芒康宗半年内卖给部队1100头牦牛，2000只羊，往察雅驮运物资1000多驮。仅52师从1950 年11 月后的九个月中，在昌都各宗就购买了6044头牦牛，8400多只羊。[11](P14)

对于昌都工作对西藏和平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通过数据来进行说明。1952 年底共前运物资约23 万驮，每驮以100 斤计算，共2300 万斤，其中包括前运拉萨及本地区机关部队食用两部分。采购青稞240万斤，酥油11211斤，牦牛约8000头，羊约10000 支，基本上保证了进藏及修路部队的供给。[7](P90)到1953 年10 月底，昌都地区共完成运输任务427377 驮，其中波密各宗人民完成1 万驮，三十九族中、北线各完成100030驮，直属各宗完成运往拉萨及支援工区任务共317340驮。保证了国防前线部队的军需供应。支援运输中，死亡的牛马及公路占用的耕地，军队和政府亦进行赔偿。波密三宗仅11000多人，1953年11月先后开始运输，1954年7 月结束，共运了62000 余驮，基本完成了任务。工布地区1954年四五月间动员了近1000名民工参加西线修路，9月完成了任务。10月份又担负起了东线的运输任务。[7](P149)

同时，昌都地区在支援修路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波密地区，“我（苗丕一）去听了修路方面的许多指示，得知1954 年2 月将通车松宗，然后经达兴、索卡、通麦、东久、林芝到达太昭以东。物资运输任务为18万驮。……10月28日，分工委作出关于支援修路的决议。在此同时，各宗由骡马、牦牛组成的运输队，开始在波密区内的倾多、曲宗等地运物资。11月24日至29日，再次召开全区支援运输会议，给各地分配运输任务，倾多和曲宗各为3万驮、易贡6千驮。”[12](P11)为川藏公路早日修通，1954年3月14日，觉贡宗头人、昌都地区支援运输委员会觉贡宗分会主任邦达本·根洛，接受了一批跨界运输重要物资的任务，在宗军代表处干部刘平修的协助下，带领200多人，赶着500多头牦牛和骡马，在从觉贡到波密宗松宗兵站的高山峻岭间，往返12趟，费时8个月，终于将6000驮物资安全地运到目的地。[13](P33-34)

截至1954 年4 月15 日，在昌都地区三条运输线上共5530华里的运距内，动员了106900头畜力，共驮运了524665 驮物资；采购了粮食380 万斤，牦牛9000 多头，羊23000 多头，酥油20 余万斤，菜蔬442796斤，柴草数百万斤，马2146匹。三年来参加支援的人力约5000余人，其中约2000人参加修路，3000人背运物资（未计赶牦牛的人）。[14](P47)

可以肯定地说，昌都工作为人民解放军西进国防要地和边防重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我们党在西藏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四、昌都的建设和发展是为了确保西藏大后方的稳固

和平解放之初，为了保证西藏大后方的稳定，确保昌都地区更好地支援西藏，昌都地区大力发展生产，取得了一定成就，促进了昌都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亦推动了整个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解放后“昌解”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出了“生荒五年、熟荒三年不纳粮”的决议，在政府不断号召、扶植和机关部队带头生产的影响下，提高了群众开荒生产的积极性。“昌解”成立8 个月，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遵照党中央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修建了部分桥梁和台站，新修、补修住房170 余间，修建礼堂1 座，开荒203 亩，全区军民植树2万多株。

根据西藏工委的指示，昌都地区要争取早日做到全部自给。在“昌解”的安排和督促下，1953年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机关部队共开荒4000 余亩，1952年和1953年共生产粮食203077斤，菜蔬51506斤。1953年江达宗代表处生产粮食11200斤，菜蔬30514斤，可自给两年，八宿宗代表处生产的粮食、菜蔬可自给一年半。全区人民共开荒8235亩，兴修和整修了一部分小型农田水利，政府发放无息贷种314865斤，低利农具贷款6万元，并提倡私人自由借贷，解决了群众生产中的部分困难。[7](P144)

畜牧生产方面，牧民虽然缺乏先进的放牧方法和防疫技术，但他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昌解”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牧区贷粮贷工具和重点建立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决议。1952年春季西南局派来兽疫防治大队后，两年来共检疫和治疗牲畜114700余头，有力防治和扑灭了牲畜的疫病，并以带徒弟方式培养了藏族初级兽防员35名。各宗解委会也调解了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草场纠纷，如硕督宗与波密、宁静与盐井的草场纠纷等。

药材、兽皮、羊毛等土特产是昌都农、牧民重要的副业生产，解放前为少数人所垄断，他们低价收购，限制了商业发展。解放以后，特别是康藏公路通车以后的1953 年，政府适当地提高了土特产的价格，与内地工业区得到了合理的交换。如以昌都市场1951 年价格为一百，则1953 年内货平均指数仅为59.1%，外货为85.18%，而土特产为137.7%，这说明了内地工业品价格的减低和土特产价格相对的提高。在中央关怀下，昌都地区12 种主要土特产免了税。1953年度西藏经昌都输出的土特产价值人民币15 亿5000 余万元。昌都市区1953 年各业商户较解放前增加六倍半，资金增加近五倍。1953年度进入昌都市场的内地货物价值一千零四万四百元大洋，占市场货物总什90.97%，国外货值959715 元，占百分之9.03%，改变了解放前昌都市场外国货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从经济上密切了与祖国的联系。[7](P145)

文教工作方面，两年来开办小学14 所，学生500 余人，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1 所，学生150 名（其中送内地学习者100 名）。培养吸收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者223 人。解委会处长以上负责人下乡宣传访问10次以上，被宣传群众约5万余人。在团结爱国公约上签名者约25000人。组织了2次去内地参观，参观代表54 人。[7](P90)另外，通过节日的群众大会、座谈会，组织头人学习，放映电影、表演戏剧、舞蹈等形式，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另外，为了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培养地方和国家的建设人才，各宗都争取办了一所到两所小学。

解放后，免费医疗工作获得了上层和下层一致好评。根据155 团156 团及师卫生队不完全统计，1951 年1-3 月，共医治509 人，痊愈者448 人，154团元月份统计共医治100 余人，其中有喇嘛10 余人。很多人认为“神还不如解放军的药好”“以后有病再不找喇嘛”。1952 年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医院，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派来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充实扩大了人民医院的机构、设备。1953年昌都的医药卫生事业有很重要的发展，组织了三个卫生中队和丁青、波密两个医疗队到全区各地巡回医疗，进行一般卫生常识和妇幼卫生常识的宣传。自1月到10月共诊断和治疗94600余人次，接种牛痘7800 余人，并团结和帮助了本地医生，开办训练班，培养藏族卫生人员和接生员。三十九族、波密办事处门诊所诊治了23400余人次，接种牛痘6300人。[7](P110)由于他们用科学的治疗方法和耐心和气的工作态度，成效很好，深受人民欢迎。如宗教参观团的兑烔活佛到昌都时患很严重的吐血症，经卫生大队十余天的治疗就痊愈出院，他亲写信给毛主席，感谢伟大领袖对藏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并向卫生大队献旗，向工作人员送哈达。

另外，稳定了昌都的社会治安。第二届昌都人民代表会议订的爱国团结守法公约，人民踊跃地在公约上签名，据不完全统计达47952 人，在爱国团结的号召下，社会秩序逐渐安定。到1953年初，各级解委会受理的刑民事案件共987件，处理手续简便及时，群众也满意。政府与当地头人协同安置了流亡户数百余户，加强了生产，也相应地安定了社会秩序。

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文教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工作，确保了昌都地区的稳定、建设和一定规模的发展。藏族人民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普遍唱起了《东方红》《解放区的天》，儿童学习了扭秧歌、打腰鼓，昌都人民从各方面表现出了解放后的愉快心情，人们的普遍反映是“不但人解放了，牛马都解放了”“原来牛背三年不见太阳，现在是旧毛换新毛”。[7](P289)昌都的稳定发展，保证了西藏大后方的稳定，也客观上促进了对西藏地方的支援和帮助。

综上，中共中央部署昌都战役、安排昌都工作都是着眼于西藏工作的大局。中共中央在昌都地区的任何一项工作，都会直接向西藏上层传递中共中央对待西藏的态度和政策，昌都工作和西藏的工作就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共产党昌都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有力地推动的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人民解放军执行协议和维护协议的坚强后盾，对西藏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以后推进西藏地方工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