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武氏家族藏书文化探析

文/ 程秀珍

学者对晋商的关注和研究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初期以陈其田、卫聚贤等个人研究为代表。1960年山西财经学院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标志着团体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对晋商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1997年10月，孔祥毅教授在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挖掘历史资料，引申晋商学研究》的讲话，“晋商学”第一次以专有名词出现，标志着晋商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而藏书文化是晋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山西大学图书馆的薛愈先生搜罗了从南北朝到民国初年二百三十多位山西著名的藏书家，出版了《山西藏书家传略》，本书对山西藏书文化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资料的限制，书中只收录有太谷县的两位藏书家，即道光年间的杜瑞联（1831-1891）和近代的赵昌燮（1877-1945）。这对于文化昌明的太谷来说是一个缺憾。笔者就太谷县图书馆收藏的武康年先生的藏书为切入点，剖析一下武氏家族藏书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以及藏书文化对整个太谷县学术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以补太谷藏书文化之憾。

一、太谷武氏家族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太谷县武氏一族于元末明初由陕西迁入太谷，到明清时期已成为太谷县的望族之一。据《武光禄家谱》记载：六世祖武九通，字东泉，号四斋，“勤俭恭恕，贸易起家。”[1]从时间上大略地推测，武家最迟在明中叶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向商业的巅峰前进了。“蕴登公遗像一轴乌纱帽，圆领红袍练雀补服。按明史舆服志，官一品至四品绯袍。绯，红也。……补与今制同，像之袍四品，补则九品，在前明实居何官无据可考。”[2]这些至少说明武氏在明代已经开始走上了商业和政治舞台。据民国二十年《太谷县志》[3]记载，清朝武氏家族有进士三人：雍正朝的武一韩，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的武蔚文，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武人选。武进士二人：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的武大统、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武大勳。举人十八人，武举十人，监生、贡生不可胜数。

武氏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来自于整个家族对人才、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明代武氏家族就有了自己学校——武氏私塾，明嘉靖四十一年的拔贡武国清就曾以受经为业，有“满城桃李”之誉。

武氏家族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独特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观。具体表现在：（1）人尽其才教育理念。“造物与人，大以大成，小以小成”，“能者读书厉行为圣世有用之才，其次力田牵车服贾。”[4]（2）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人无智愚，诗书不可不读。”“读书者黄卷青灯，绳趋尺步，下而问雨课晴，牵车服贾亦自食其力。”[4]这种平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让整个家族的文化积淀愈发深厚，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底蕴是藏书的最直接的根基。

二、武氏家族的藏书文化

家族藏书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经济财富的体现，更是家族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品味的直接表现。一个家族的藏书是经过几辈人甚至若干辈人的不断积累才能呈现出独特的光彩。武氏藏书也是如此，在太谷县图书馆收藏的武氏藏书中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个人——武康年先生。武康年先生是武氏家族中唯一一位有记载的藏书爱好者，同时也是唯一一位在他的藏书中留下大量批注的人，武康年先生是武氏家族藏书的代表性人物。

（一）武康年先生简介

武康年（1884-1955），国学生，山东试用府经历，是家族中的长房长子，武家家境兴旺时曾经掌管过家政，并负责商务事务，民国二十年曾参与《太谷县志》编纂校阅工作。

（二）武康年先生的藏书印及藏书室

武康年先生有六颗藏书印，阳文方印“太谷武氏珍藏书画印”、阴文方印“武氏康年”、“武康年印”和“武”等。此外，还有闲章“读未见书如逢良□，读己见书如遇故人”、“康年过眼”等。

从书上的藏书章来看，武康年先生的藏书室是“黄钟书屋”。

（三）武康年先生的藏书

太谷县图书馆藏有武氏藏书共34 种，237 册，571 卷，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3 种13 册11 卷，史部12 种117 册318 卷，子部10 种26 册43 卷，集部9 种81 册227 卷，分别列于下面：

经部：一、六经图定本不分卷，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六安王氏向山堂刻本，六册；

二、畏斋先生说四书四卷，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刻本，四册；

三、仪礼图六卷，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楚北崇文书局刻本，三册。

史部：一、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陈仁锡刻本，十册，存二十二卷（卷一至卷九，卷十八至卷三十）；

二、圣庙祀典图考五卷首一卷附圣迹图一卷孟子圣迹图一卷，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刻本，六册；

三、文献征存录十卷，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王氏有嘉树轩刻本，十册；

四、皇朝中外一统舆地图三十一卷首一卷，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湖北抚署刻本，十二册；

五、前汉书一百卷，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金陵书局刻本，十六册；

六、国语二十一卷，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五册；

七、历代地理志韻今释二十卷，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合肥李氏刻本，十二册；

八、求阙斋弟子记三十二卷，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都门刻本，十六册；

九、晋政辑要四十卷，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刻本，二十四册，存二十九卷（卷一至卷二十九）；

十、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铅印本，一册；

十一、书目答问四卷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二册；

十二、唐鑑十二卷，清光绪刻本，三册；

子部：一、五知斋琴谱八卷，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红杏山房刻本，六册；

二、集圣孝序，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刻本，四册；

三、庄子因六卷，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白云精舍刻本，四册；

四、福永堂汇钞二卷，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刻本，二册；

五、求阙斋语一卷（属有诸己斋格言丛书），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解梁书院刻本，一册；

六、君鑑录四卷臣鑑录四卷士鑑录四卷女鑑录四卷，清光绪间刻本，四册；

七、朱子语录日钞五卷（属有诸己斋格言丛书），清光绪解梁书院刻本，一册；

八、有诸己斋格言丛书，清光绪年解州解梁书院刻本，一册；

九、儒行集传二卷，清刻本，二册，本书还有阳文长方印“鳌峰贡院藏书”；

十、陆清南松宰嘉训俗一卷，清刻本，一册。

集部：一、韩魏公集三十八卷，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本，十二册；

二、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首一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十五册；

三、白香山诗集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七卷别集一卷补遗二卷附年谱二卷，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一隅草堂刻本，十二册；

四、于清端公政书八卷续集一卷外集一卷，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刻本，十册；

五、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刻本，十六册；

六、权载之文集五十卷，清嘉庆刻本，八册；

七、漪香山馆文集一卷，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石印本，一册；

八、白香山诗后集十七卷别集一卷补遗二卷，清刻本，六册；

九、北江先生诗集四卷，民国十二年铅印本，一册。本书封面有：“用生老先生笑纳癸未仲夏臧绛月谨上”题字。

（四）武康年先生批注过的藏书

武康年先生的藏书上有很多批注，这些批注有些短小精悍，有些有感而发，长篇大论，反映出武康年先生的学识丰富，知识广博而眼光独到，很有特色，是研究武康年先生极其珍贵的资料。

1.《唐鑑》的批注

《唐鑑》书中的批注分为朱墨两种批注，朱笔批注写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墨笔批注写于八年后的1946年，“乙酉二月廿七日又批，与上朱笔计八年矣。”两次批注相差八年。《唐鑑》共四册，批注集中在第一、二册，第一册批注14 处，第二册有17 处。这些批注都有其独到的见解，有的有感而发，有的婉婉道来，有的慨叹而谈，是难能可贵的研究武康年先生的一手资料。

2.《五知斋琴谱》的批注

《五知斋琴谱》是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红杏山房刻本，在这部书中有大量的朱笔批注，这些批注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于武康年先生买古琴的记实，有两处，一处在书衣上：“民国二年，余在仲符处，曾见宋“春雷”，草书两字相连，符不知也。价太昂，不得购。后入京贾手，但其琴内有‘燕南窦世贤下木’八字，至今忆之不忘。康记。癸丑仲夏。”春雷琴是唐琴，是名匠雷威所作，曾被宋徽宗的万琴堂所收藏。如此珍贵之琴难怪武康年先生“忆之不忘”。第二处在卷八结尾处：“康于六年得南宋嘉定五年‘雅化，’外有铭，甚佳，字若鲁公，不知何氏物也。”关于“雅化”琴的相关资料，笔者没有查到，但南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的琴已是很珍贵了。这两处关于买琴的记载可以看出武康年先生是一位爱琴之人。

另一类是关于琴谱曲目的见解，笔者对此无研究，捡一二以飨古琴爱好者。目录四页的“普庵咒”条上有朱笔批注“此武侯空城拒仲达操，后不知如何入于佛门。”卷一的二十八叶“蔡琰”条目上有“胡笳十八拍，为琰女士所作，存辞刻帖中”等等，像这样的批注还有六、七处之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康年先生对琴曲见解独特和涉猎广博。

三、家族藏书的作用

（一）家族藏书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武氏家族明清时期人才辈出，是名副其实的书香世家。教育兴盛，极大地带动了家族藏书活动的繁荣。明清时期太谷城内的孟氏家族、赵氏家族、孙氏家族，都是科名焜耀，人才济济，而各家族都有其藏书楼及藏书，特别是在《云山先生年谱》[6]中记载有为其藏书编书目之事，各个家族的藏书共同构成了整个太谷县的家族藏书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兴盛。

（二）家族藏书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开展

家族藏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育子弟，同时还有推动家族成员以及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推动一个地区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除武氏家族外，其他极负盛名的大家族也是著述极丰，如孟氏家族中孟潜著《负情草》、《登贤书》；孟生蕙著《兰舟诗集》《侍御事实录》等。赵氏家族中赵佃著《读汉书杂咏》、《素味斋文存》、《瀛寰志略考证》等；赵云山著《恬香楼馆文集》、《临池日记》、《无聊语》；赵铁山著《綗斋诗文集》、《读书杂钞》。孙氏家族中乾隆辛丑科进士孙廷夔的《足园诗文稿》；孙阜昌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的钤印本《孙氏养正楼印存》六卷等。

由上可见，太谷县学术研究的昌盛和文化的繁荣是以各大家族的藏书为根基、为依靠、为源泉的，而文化的昌盛又能极大地刺激藏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四、结语

习近平主席说：“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古籍是最典型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命脉，挖掘太谷县的藏书文化，体味武氏家族及整个晋商家族的藏书文化底蕴，并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地提高太谷人民的文化自信，从而铸就太谷文化事业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