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民间信仰的建构
——以台州地区胡公信仰为例

2020-12-08 06:31
魅力中国 2020年28期
关键词:方山信众台州

(台州技师学院(筹),浙江 台州 318000)

胡公,民间称胡相公、胡公大帝,是金、衢、严、台等地民间信仰的区域性神祇,在浙东地区影响尤深。胡公原名胡则(963—1039),北宋前期婺州(明清金华府)永康县胡库村人,宋代婺州第一个进士。他曾在睦州、温州、信州、福州、杭州、池州等地任地方官,“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节”,[1]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宋史》称胡则“果敢有材气”。[2]范仲淹为其作墓志铭,称赞他“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后。”[3]胡则以奏免衢婺两州身丁钱(人头税)而为百姓深切感念,后在民间和朝廷共同推动下,变成屡显灵迹、“若水若旱,若疫若疠,有求无不应,有祷无不答”的万能神。

胡公信仰延续千年,至今仍有较大影响。金华永康作为胡则家乡,是胡公信仰的核心区。台州是胡公信仰的辐射区,同胡公信仰核心区永康相比有独特之处。台州用自己的方式,结合地域特色,在中心之外构建了包括信仰标志、信仰心理和信仰行动在内的区域性信仰综合体系,这也是台州地区胡公信仰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一、建庙立祠,另一种“在场”——胡公信仰的标志化

胡公信仰是台州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明显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史载九个县(市、区)皆建有胡公庙(殿)。时至今日,除玉环胡公殿被毁无存外,其他各县(市、区)皆存胡公庙(殿)。仅天台一县,见诸统战部门所编《一庙一故事》的胡公庙(殿),就有7 处之多。台州现存规模最大的胡公庙,是天台方山胡公庙,庙中刻碑题壁,对胡公事迹、胡公与方山关系记述较详。据《方山胡公庙简史》载,该庙建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若记录属实,此庙当为台州最早的胡公庙。仙居皤滩胡公殿也有碑记,说此处庙宇建于南宋期间,具体时间无考。据此两处胡公庙(殿)推断,台州的胡公信仰最迟从南宋开始。

学者陆敏珍认为,胡公庙最早出现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绍兴年间(1131-1162)延伸到方岩以外临近地区,逐渐扩展到衢、婺。[4]元明清时期,胡公信仰继续扩散,到清朝达到鼎盛,“浙东千里,几无一邑一乡无公庙”[5]。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的《台州府志》卷五十四如此记载黄岩胡公庙:胡公庙,俗名方山寺。在县西南永宁山上,祀宋永康胡则。康熙己巳重建,乾隆辛卯重修,咸丰辛酉寇毁,同治初重建。[6]《台州府志》卷五十五对仙居胡公庙有记载:胡公庙,在县西四十里皤滩镇,祀宋侍郎永康胡则,各乡皆有庙祀,不能尽志。[7]

胡公信仰以胡则家乡金华永康为中心,逐渐辐射临近地区,遍及浙东、杭州等地,特别是胡则曾经任职的地区,其信仰尤盛。胡则生前并无在台州为官,其政绩也并无福泽台州百姓,但胡公信仰却对台州民间影响很深。胡公信仰在台州形成乃至繁盛的标志,就是胡公庙(殿)的建立。胡公庙建成后,祈福、祭祷、求签等信仰活动便有了固定场所,民众对胡公的信仰便成了一种社会宣示。作为精神内容的意义如果不转换为具有一定物质形式的符号,是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传播和保存的。[8]在这其中,庙(殿)及其中的高大胡公塑像,便以一种虚拟的“在场”代替了胡公神的“不在场”,增加了“一切都在胡公神视界”的庄严感。法国著名诗人马拉美说,“如果冥思默想却不留痕迹,那它总归会逐渐消逝的。”[9]“由于保留了痕迹,才使个体的记忆客观化,具体表现出它的社会性,并在不同的个体中体现出来。”[10]

台州尽管不是胡则生前任职所在地,但也经民间选择而成为胡公信仰区,以建庙立祠方式参与了胡公信仰的构建,成为浙东胡公信仰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沾亲带故,与“我”相关——胡公信仰的心理认同

杭州、严州、温州等地,利用胡则曾在这些地方任过地方官的经历,杜撰出了胡则在任期间,曾给当地百姓带去恩惠的传说。至于那些与生前胡则扯不上关系的地区,如缙云、海宁等地,其信仰可能是受产生于婺州的胡则信仰的影响而出现的。[11]在台州,民间以各种传说构建了胡公的形象,实现了胡公神的本土化。

一种为“友谊说”。《方山胡公庙简史》载:方山下胡崷村季氏祖先季孟宾与胡则同朝为官,前者为吏部侍郎,后者为兵部侍郎,互相倾慕。卸任后,胡则与季孟宾同游方山,胡深为方山美景吸引,表示死后愿长伴方山。胡则去世后,季孟宾嘱咐子孙为胡塑像立庙,后季氏第八世孙季斯可完成祖先遗命,独资建成胡公庙。胡崷村季氏宗谱里,也有这个记载。第二种为“亲眷说”。仙居皤滩古镇胡公殿内碑文记载:“胡公之妻陈氏思兰是皤滩人士,对胡公具有敬爱之心。之所以在南宋期间建造胡公殿。”范仲淹作《胡公夫人陈氏墓志铭》,说陈思兰出身“金华郡之令族”。[12]目前尚无证据证明陈思兰是皤滩人。第三种为“祖先说”。黄岩高桥街道高桥头村,流传着胡则为村民老祖宗的传说,村里建灵福庙就是祭祀他。据历代《黄岩县志》,灵福庙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13]第四种为“断案说”。天台白鹤天宫自然村村民说,胡公为官时曾路过天宫村,断案时无案桌可用,就拿一块石板代替,这块石板至今还保留在天宫庙。

上述各说是胡公信仰在台州传播的主观因素,它们拉近了信众与胡公神的心理距离,让胡公信仰获得了传播的心理基础。这与胡公在宁波等地变成水神是同样的道理,即胡公神借此实现了本土化。“改变或重新编撰传说,使胡则的生前义行、死后灵异传说与各个地区挂上钩,由此这些地区也有了祭拜胡公的理由。”[14]

三、庙会兴盛,神人共娱——胡公信仰的行动体现

胡公崇拜对民间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表现,就是庙会的举办。以天台为例,“每年农历八月十三胡公寿诞之际,各庙均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和庙会活动。”[15]天台方山胡公庙会始于1723 年,胡公寿日之时,从农历八月十一晚上开始演戏,八月十二演出通宵达旦,八月十三结束。时至今日,天台方山胡公庙会、白鹤天宫自然村胡公庙会依然盛行。仙居朱溪悬空寺也举办庙会,只是没有演出,信众活动以祈福为主。

胡公庙会既为信众提供了互相交流、沟通感情、自我净化的机会,也增加了集体拜祭的庄严感,将个体活动上升为集体一致行动,更能增加神灵崇拜的同理心。民间信仰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对自身系统内个体与群体的能动作用:民间信仰对信徒个体(群体)具有个体社会化功能、心理调适功能、交往交流功能。[16]每逢庙会活动举行时,许多村民借机聚在一起唠起了家常,同时一些出外打工的村民也加入了进来,胡公信仰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村落领域交流的难得机会。[17]藉由庙会,信众实现了自我认同、群体认同,达到了内外和谐,其积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宗教通过某种特定的仪式把社会价值观念神圣化,使人们按照既定的社会秩序来约束自己,使行动规范有序,从而对社会起控制作用。这种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对人们的心理具有调节作用。[18]一种说法认为,举办庙会是为了取悦胡公神,如果胡公庙所在村并没请戏,那么胡公自己也要化身为老者以村民名义请戏。但从实际功能来看,娱神根本上也是出于信众的主观需求,毕竟个人愿望的满足是靠神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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