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河东太守的籍贯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郝 虹，孙彦立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北魏河东地区，随着平城和洛阳先后作为都城，发生了或处于边境或处于京畿的行政区划归属的剧烈转换，对其太守的任命也因该地区政治、军事错综频繁的形势变化而有较大调整。本文先述河东地区行政区划归属之变，再梳理所任用太守的籍贯变化，最后探析其原因。

一、孝文帝迁都前后，河东地区行政区划归属的变化

北魏前期，河东地区先属雍州后属泰州，“后魏，河东郡治蒲坂。神䴥元年，置雍州。延和元年，改秦州（泰州）。”[1](卷4)孝文帝迁都后，泰州建制取消，“太平（太和）迁都，罢州，置河东郡。”[1](卷24)

明元帝泰常三年至太武帝末，河东地区逐步被北魏占据，太武帝在此基础上置雍州，其西部与大夏政权接壤，南部则是与大夏、刘宋两个政权交替争夺的区域。此时期，河东作为北魏的边境地区，主要承担对大夏和刘宋的军事进攻以及防御的作用。例如太武帝西征大夏赫连定时，就派奚斤镇守河东蒲坂，以防御大夏的入侵。“世祖西征赫连定，以斤为卫兵将军，镇蒲坂。”[2]（P711）再如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将领柳元景北侵到河东地区，正是由于镇将何难以蒲坂为据渡河，以及秦州刺史杜道生的进击配合，导致柳元景退走。“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宋将薛安都、柳元景入卢氏，进攻弘农。…… 蒲城镇将何难于风陵堆济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阌乡。元景退走。”[1](卷14)

文成帝初期至孝文帝迁都之前，经过明元帝、太武帝时期的东征西讨，北魏吞并了西部的大夏政权，同时侵占了南部刘宋的淮北地区。此时，河东早已归属泰州，成为北魏的内部地区，其重要性有所下降。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河东地区靠近都城，使其成为了京畿地区的一部分，河东地区的稳定直接影响着京畿的安全，比如“民薛凤贤反、宗人薛修义亦聚众河东，东西连结，以应宝夤。诏都督宗正珍孙讨之”。[3]（P4731）萧宝夤关中叛乱，河东地区薛修义、薛凤贤响应萧宝夤，北魏政府立刻派宗正珍孙前去镇压，以维护京畿地区的安全。同时由于河东地区西南部接近关中地区，又利于防守，在北魏后期政局不稳时，对于中央控制关中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长孙稚针对平定萧宝夤叛乱之事时说道：“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纵曹操更出，亦无所骋奇。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2]（P1282）可知蒲坂的攻占是掌控长安的关键。

总之，河东地区在孝文帝迁都前后，先由边境地区变为一般性的内部辖区，再成为京畿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其重要性的改变，太守的选用也发生了变化。

二、迁都前后河东太守的籍贯变化

（一）迁都前河东太守的籍贯在迁都洛阳之前，北魏中央对河东太守的本籍任用政策较为明显，从现存史料发现，河东太守一职基本由河东薛氏和裴氏担任。

薛谨，史载其父薛辩“字允白。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2]（P941）因此薛谨为河东汾阴人，“辩将归国，密使报谨，遂自彭城来奔。朝廷嘉之，授河东太守。”[2]（P941）“始光中，世宗诏奚斤讨赫连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2]（P942）

薛洪隆，“谨子。皇兴时，河东太守。”[1](卷73)又据《魏书·薛辩传附薛洪隆传》记载“字菩提。解褐阳平王国常侍，稍迁河东太守。”[2]（P944）

薛破胡，“州治中别驾，稍迁河东太守、征仇池都将”。[2]（P944）又据《山西通志·职官》中记载“谨子。显祖皇兴时，任河东太守。”[1](卷73)

薛寿，“河东郡太守，为河北郡太守，转秦州刺史。”[1](卷73)又《北齐书·薛修义传》载“薛修义，字公让，河东汾阴人也。曾祖绍，魏七兵尚书、太子太保。祖寿仁， 河东河北二郡守、秦州刺史、汾阴公。……正光末，天下兵起，……以修义为统军”。[4]（P275）薛寿与薛寿仁的任职履历相似，他们应为同一人。

河东裴氏见于史料的仅裴双虎担任过河东太守一职，据《魏书·裴延俊传》记载“裴延俊，字平子，河东闻喜人，……祖双虎，河东太守。卒，赠平远将军、雍州刺史”。[2]（P1528）裴延俊为北魏中后期人物，据此可推测其祖父裴双虎在北魏前期当过河东太守。

（二）迁都后河东太守的籍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河东太守多由其它地区的世家大族担任，而基本未见本籍任用的情况。

赵超宗，据《魏书·赵逸传附赵超宗传》载“身长八尺，颇有将略。太和末，为豫州平南府长史，带汝南太守，加建威将军，赐爵寻阳伯。入为骁骑将军。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纳，货赂太傅北海王详。详言之与世宗，除持节、征虏将军、岐州刺史。徙河东太守，卒官。”[2]（P1146）赵超宗和赵逸同属一个家族，“赵逸，字思群，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汉光禄大夫。父昌，石勒黄门郎。”[2]（P1145）可知赵氏为天水的世家大族。

崔振，“字延根。少有学行，居家孝友，为宗族所称。自中书学生为秘书中散，……正始初，除龙骧将军、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绩。还朝，除河东太守。永平中，卒于郡”。[2]（P1275）崔氏是河北博陵的世家大家，据崔振之兄崔挺的传记所载：“崔挺，字双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赞，魏尚书仆射。五世祖洪，晋吏部尚书。父郁，濮阳太守。挺幼居丧尽礼。少敦学业，多所览究。推人爱士，州闾亲附焉。”[2]（P1263）可知崔氏是河北地区的世家大族。

薛怀景，原为河东汾阴人，安家洛阳。据《魏书·薛安都传附薛怀景传》载“征南将军、河东太守、安定男。”[2]（P1358）薛怀景是跟随薛安都一起归降北魏的，“皇兴二年，（薛安都）与毕众敬朝于京师，大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焉，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2]（P1354）可知薛怀景作为其子侄，在归降北魏后，与其他家属一起被安置在洛阳。怀景兄怀吉“好勇有膂力，虽不善书学，亦解达世事。自奉朝请，历直后寝，领大官令。正始初，为骠骑将军，后试守恒农郡。”[2]（P1357）薛怀吉是在正始年间出任恒农太守，薛怀景很有可能也在此时担任河东太守。薛怀景先投刘宋，后又安家洛阳，由京城出任河东太守。其长期脱离乡里的生活，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本籍任用。

杜遇，“字庆期。起家奉朝请。转员外散骑侍郎、尚书起部郎中。窃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论鄙之。迁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出为河东太守。卒”。[2]（P1019）杜遇是杜铨的孙子，“杜遇，铨孙。世宗时，河东太守。”[1](卷73)“杜铨，字士衡，京兆人。晋征南将军预五世孙也，祖胄，苻坚太尉长史。父嶷，慕容垂秘书监，仍侨居赵郡。”[2]（P1017）杜氏为侨居赵郡的世家大族。

崔习，“字贵礼，有世誉。历司徒主簿、彭城王勰开府属。迁幽州长史、博陵太守，吏民爱敬之。在郡九年，转河东太守，卒于郡，年五十一”。[2]（P1106）崔习父崔鉴，“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绰，少孤，学行修明，有名于世。与卢玄、髙允、李灵等俱被征”。[2]（P1103）如前所述，博陵崔氏为河北的世家大族。

崔游，据《魏书·崔挺传传附崔游传》载“字延叔，少有风概。释褐奉朝请，稍迁太尉主簿。……大将军高肇西征，引为统军，除步兵校尉，迁豫州征虏府长史。未几，除征虏将军、北赵郡太守，并有政绩。熙平末，转河东太守。”[2]（P1276）崔游与上文的崔挺同族，也为河北地区的世家大族。

高徽，“齐神武族叔，河东太守。”[1](卷73)据《北齐书·归彦传》记载“父徽，魏末坐事当徙凉州，行至河、渭间，遇贼，以军功得免流，因于河州积年。以解胡言，为西域大使，得胡师子来献，以功得河东守。寻遂死焉。”[4]（P186）又据《魏书·高湖传》记载“者儿弟徽，字荣显，……使于嚈侯，西域诸国莫不敬惮之，破洛侯、乌孙并因之以献名马，还，拜冗从仆射。神龟中，迁射声校尉、左中郎将、游击将军，又假平西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使嚈哒。还至枹罕，属莫折念生反于秦陇。……诏徽仍行河州事。久无援救，力屈城陷，为贼所害。”[2]（P754）两则史料对比，高徽很有可能是在神龟年间担任河东太守一职。高徽与高湖同族，“髙湖，字大渊，渤海修人也。汉太傅裒之后。祖庆，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书。湖少机敏，有器度，与兄韬俱知名于时，雅为乡人崔逞所敬异。”[2]（P751）高氏为渤海郡的世家大族。

（三）任职人员籍贯分析通过梳理现存史料，可以看出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有5 人曾担任河东太守一职，其中1 人为河东裴氏，其余全为河东薛氏。说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河东地区地方官本籍任用比例较高，甚至出现“兄弟并为本郡，当世荣之”[5]（P1332）的情况。在孝文帝迁都后，担任河东太守的崔振、杜遇、崔习、赵超宗、崔游、高徽均出自其它地区的世家大族，并且多有才干，例如崔习，“迁幽州长史、博陵太守，吏民爱敬之。在郡九年，转河东太守”。[2]（P1106）崔游，“除征虏将军、北赵郡太守，并有政绩。熙平末，转河东太守。郡有盐户，常供州郡为兵，子孙见丁从役，游矜其劳苦，乃表闻请听更代，郡内感之。太学旧在城内，游乃移置城南闲敞之处，亲自说经，当时学者莫不劝慕，号为良守。以本将军迁凉州刺史”[2]（P1276）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迁都后，北魏中央对作为京畿重要部分的河东地区的重视。

在迁都之后，河东地区的世家大族极少有担任河东太守的情况，甚至代理河东事务的情况也比较少见，见于史料的只有裴佗一人，“裴佗，字元化，河东闻喜人也。六世祖诜，仕晋，位太常卿。因晋乱，避地凉州。苻坚平河西，东归，因居解县。世以文学显”。[5]（P1387）可知裴佗是河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入为尚书仓部郎中，行河东郡事，所在有称绩。还，拜尚书考功郎中、河东邑中正。世宗亲临朝堂，拜员外散骑常侍”。[2]（P1906）即主管过河东郡的事务，但并没有被中央正式授予河东太守一职。

三、迁都前后河东太守的籍贯变化原因

（一）迁都前河东太守任用本籍的原因在北魏前期，河东为边境地区时，中央通过任命河东薛氏为太守，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当地豪族势力的积极性，“始光中，世祖诏奚斤讨赫连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2]（P942）即北魏占领蒲坂，继续任用河东薛氏担任太守以维护当地统治。同时北魏中央又多次派将领镇守河东地区甚至直接担任该地的镇将，前引奚斤的材料，说明拓跋焘攻打大夏的赫连定时，曾派奚斤镇守河东的蒲坂。在平定大夏统万都城后，北魏中央又派于栗磾担任镇将镇守蒲坂，“平统万，迁蒲坂镇将。时弘农、河内、上党三郡贼起，栗磾讨之。”[2]（P736）在战乱的情况下，中央通过设置镇将以及派遣将领镇守河东，可能对本籍任用的河东太守既有协助其治理，又预防其叛乱的双重作用。

在太武帝之后，河东地区逐渐变成内部区域，但献文帝皇兴年间继续存在本籍任用情况，可能与北魏当时的整体环境有关。皇兴之后的延兴三年下诏曰：“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2]（P138）可见在北魏前期，地方官比较缺乏，但又需要维护对当地的治理。此时，继续沿用之前的本籍任用政策，用当地豪族管理当地，虽然容易形成地方势力，但却是无奈之举。

（二）迁都后河东太守不任用本籍的原因

1.维护中央安全的需要。迁都后，河东成为京畿地区的一部分。河东薛氏多为胡族血统，“河东蜀薛榆、氐帅苻兴，各率其种内附。”[2]（P32）并且薛氏时有叛乱，北魏前期有薛安都的叛乱，“真君五年，与东雍州刺史沮渠康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2]（P1353）北魏后期有薛修义叛乱，“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阪。”[2]（P648）薛氏等豪族本身对于中央就是不安定因素，为保障中央安全，北魏更加注重河东太守的非本地化。因此，迁都之后，河东太守的本籍任用政策发生了改变，原因之一即是本籍任用不利于中央的安全。

2.文化因素。河东薛氏许多为部族首领，薛辩，“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2]（P941）周一良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一文中认为薛辩为蜀种人的一支。[6]（P174）除薛谨（辩子）一支后来重视儒学之外，[2]（P941）其它薛氏豪族文化程度并不高，例如薛修义，“少而奸侠，轻财重义”。[5]（P1918）孝文帝迁都之后，更注重儒学传统，众多薛氏受教育程度低等条件的限制，不再让其担任河东太守。

3.财政因素。河东地区的盐税是北魏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对于维系中央军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尚书右仆射长孙稚在奏折中谈道：“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保）而护之，均赡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蔵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 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阪。蒲阪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2]（P648）蒲坂的盐税对北魏尤为关键，在河东太守的任职人选上，中央变得更为慎重，以保证盐税收入的稳定。

综上所述，在文成帝之前，河东地区隶属于边境的泰州，军事作用是中央考虑的主要因素，北魏中央通过本籍任用的方式来调动当地较有影响力的家族防御外敌的积极性。后来随着北魏的扩张，河东地区逐渐变成内部区域，军事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由于地方官比较缺乏，所以本籍任用的现象继续存在。随着孝文帝的迁都，河东地区成为京畿地区的一部分，其安全与财政收入对中央比较重要，河东太守任职人员尽可能从其它地区中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