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对关公戏编创与传播的影响研究*

杜 鹃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所谓“正史”， 是被历朝历代纳为正统的史书。 正史之名始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 至《隋书·经籍志》将《史记》《汉书》等以帝王传记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1]25正史作为被皇权所接受的史书， 其对历史人物的臧否褒贬， 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传播都代表着权威和正统。 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曾经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 惟史学为最发达。 史学在世界各国中， 惟中国为最发达。”[2]56中国有良好的修史传统， 是世界上修史制度最为完善、 考辨史实最为精细、 搜集史料最为久远、 史书种类最为繁多的国度之一。 源远流长的历史情结、 完备优良的历史学科， 不仅反映了我国古往今来素为重史的传统， 还使历史意识渗透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 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社会各阶层。 历代正史与文艺作品互相影响， 彼此借鉴。 历代正史对人物的品评记载， 为文艺作品中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发展提供了原形和事件主体。 文艺作品对历史进行表征， 对历史典籍所记载的故事进行借用与演义； 以此进行高台教化， 也可以表达对历史的判断或者反思， 进行着文艺的解构。[3]疏理载录关羽的正史与表现关羽的戏曲作品， 能充分论证正史与文艺作品的关系。

1 正史载录频次变化与关公戏编创发展的相互衔接

梳理从《三国志》至《清史稿》的22部正史， 记载提及关羽言行、 评价的卷次共有14部83卷104次， 其中《北齐书》 《周书》 《隋书》 《旧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辽史》 《金史》等8部正史中没有涉及关羽， 详细记载情况见表 1。

表 1 历代正史对关羽的记载情况

从《三国志》到《清史稿》， 这14部正史对关羽的载录数量若绘成曲线趋势图， 可以清晰地显现出历代正史对关羽记载的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历代正史对关羽的载录趋势图

1.1 不同朝代的正史对关羽的关注度和传播频次明显不同

由图 1 可知， 曲线趋势图呈现出三个明显的波峰， 即载录在5卷以上的。 对应的正史分别是《三国志》《晋书》《宋书》相连的为第一个阶段， 《魏书》《南史》相连的为第二阶段， 《清史稿》为第三阶段。 由于《宋书》是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 《魏书》是记载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 而《南史》记载南朝宋、 齐、 梁、 陈四国170年史事， 按照载录历史的时间可以将一、 二阶段合为一个时期。 从而判断， 距离关羽生活年代较近的正史， 载录关羽的频次较多； 距离关羽生活年代最远的《清史稿》， 也是高频次地涉及到关羽； 而处在二者之间隋唐至明的正史提及关羽的频次却较低， 甚至是没有涉及。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年代的正史对于关羽的关注度及传播境况有一定的差异。[4]

1.2 对关羽故事的叙述和形象的塑造， 在正史和戏曲二者的发展体系中一出一入逐渐衔接

正如荆学义先生所言：“随着关羽在正史传播系统地位的提高和抽象化， 有关关羽故事的叙述和关羽的形象塑造， 逐步淡出正史传播系统， 进入正史以外的稗官传播系统和民间传播系统。”[4]正史传播体系中， 《新唐书》之前对关羽的记载多为性格和人物评价等具体的历史事件； 而在《新唐书》之后， 对关羽的记载则成为较抽象的祭祀和配享。 民间传播体系中的戏曲， 在宋元后日渐兴盛， 关公戏随之走上了舞台， 受到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喜爱与欢迎， 至明清时期繁盛起来。 金院本有《大刘备》 《赤壁鏖兵》 《骂吕布》 《襄阳会》等剧， 关羽作为蜀国的大将， 刘备身边的重臣， 这些戏中肯定会有关羽这一人物的出现。 元明时期， 则有体现关公的杂剧《关大王单刀会》 《关张双赴西蜀梦》 《关云长千里独行》 《寿亭侯怒斩关平》等。 明清传奇还有《古城记》 《鼎峙春秋》 《三国志》 《荆州记》 《四郡记》 《斩五将》等。 清代后期， 乱弹兴盛后， 各个地方剧种中几乎都有关公戏。

1.3 元明清三代正史对关羽的记载均为祭祀和配享

正史传播体系关于关羽的记载在清代出现第三个高峰， 然而载录内容已无历史事件的叙述， 仅为抽象的祭祀、 庙宇和配享， 一方面是形象叙述在俗文学特别是戏曲中如火如荼地传播着， 受众已远远超出士人层面， 更为广泛； 另一方面此期的关公信仰得到极大的发展兴盛。 因此， 正史、 戏曲及关公信仰三者之间互相影响又彼此推动。

2 正史为关公戏编创的重要依据

传播实为传播者将传播内容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 正史对关公戏的传播影响首先表现为对传播者的影响。 关公戏的传播者主要包括文人和艺人， 即剧本创作者和舞台上的表演者。 在戏曲形成发展时期， 一些艺人既是表演者又是剧本的编纂者。 正史的载录决定着传播者对关公戏的编创， 使之成为关公戏编创的重要依据。

2.1 正史为关公戏的编创提供了人物和本事

历史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资源。 在戏曲产生之初， 从俯拾即是的历史故事中轻松地掠取叙事对象， 是创作者首选的思路和素材来源。 首先， 正史为关公戏编创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人物。 关羽以及与关羽有关的刘备、 曹操、 张飞、 诸葛亮等都是三国时期的真实人物， 在历代正史典籍中都有相关记载。 关公戏中的各剧目均围绕关羽及其同时代的这些人物展开。 其次， 正史为关公戏编创提供了真实的事迹。 关公戏的情节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正史载录、 民间传说、 通俗艺术的互相借鉴。 其中从正史中撷取本事是一个最主要渠道。 如表 2 所示， 《三国志》中1 100余字的《蜀志·关羽传》就为后世至少7部关公戏剧目的编创提供了本事。

表 2 关公戏剧目史事对照表(1)表 2 所列关公戏剧目均取自京剧， 剧目及简要情节摘自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 中华书局， 2008年版； 《三国志》史事记录摘自(晋)陈寿撰， (宋)裴松之注的《三国志·蜀志·关羽传》， 中华书局， 1999年版。 此外， 正文内所引《三国志》内容， 均出自此版本。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 关公戏传播者首先选择了历史本事作为叙事的母题或核心。 这仅是《三国志·蜀志·关羽传》， 《三国志》及其他正史中的内容都为关公戏剧目的编纂、 内容的创作提供了人物和本事； 关公戏也遵循艺术创作规律， 在正史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 使人物更丰满、 情节更丰富、 结构更吸引人， 符合传播者的意愿和受众的追求。

2.2 传播者依据正史实录对关公戏进行艺术加工

自扬雄、 班固把《史记》的创作特点概括为记事实录中善叙事理后， “实录”逐渐成为历史著述的重要原则， 是中国史官文化和修史传统中坚持培育的编创理念。 李渔曾指出：“若用往事为题， 以一古人出名， 则满场脚色， 皆用古人， 捏一姓名不得； 其人所行之事， 又必本于载籍， 班班可考， 创一事实不得”， 因为往事“传至于今， 则其人其事， 观者烂熟于胸中， 欺之不得， 罔之不能， 所以必求可据， 是谓实则实到底也”[5]21。 因此， 传播者对关公戏的编创不仅是选取了历史人物， 而且还需将历史事件作为创作的本源， 如《斩颜良》 《刮骨疗毒》等戏曲情节就是直录了真实的历史。

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只是要求必须有载籍的依据， 目的是为了防止熟悉历史的人说它不真实， 达不到应有的教化效果， 因此历史题材艺术作品所谓的“实则实到底”， 并不是否定了艺术创作虚构的必要性。 正如钱锺书所言：“史家追叙真人实事， 每须遥体人情， 悬想事势， 设身局中， 潜心腔内， 忖之度之， 以揣以摩， 庶几入情合理。 盖与小说、 院本之臆造人物、 虚构境地， 不尽同而可相通， 记言特其一端。”[6]164关公戏本事虽取自正史， 但其具体细节描写、 曲白连接、 人物刻画等都是在正史记载的基础上进行的想象和虚构， 即特殊的审美化的艺术加工。

首先， 传播者根据正史中真实历史记载事件进行虚构化的细节描写。 正史典籍中的一句话都可以被敷演成一折戏或一部曲。 如《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中描写关羽斩颜良仅用一句话“羽望见良麾盖， 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 斩其首还”， 而在朱有燉的《义勇辞金》中则进行虚构化的细节描述：

关将军见了， 忽地生嗔， 氲地发怒， 揣地心焦， 烘地面热。 紧紧地扣了雕鞍， 急慌忙把衣袍束结。 我子见金凤盔， 明如雪。 金锁甲， 玲珑结。 红锦袍， 染猩血。 昆吾剑， 秋霜掣。 鹊桦弓， 丝弦赭。 雕翎箭， 纯钢铁。 青龙刀， 偃新月。 赤兔马， 乖龙劣。 子见他长伸虎臂捋髭髯， 蚕眉凤目红腮颊。 他是个天官位下正真神， 人间万古真豪杰!(末唱)[金蕉叶]把这柄青龙刀连忙便举。 撞入那七里围中军帐去。 吼一声威风似虎。 将一个血淋淋人头便取。[7]22

其次， 传播者对部分历史事件做“张冠李戴”的处理。 如《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中提到“先主之袭杀徐州刺史车胄， 使羽守下邳， 行太守事， 而身还小沛”。 戏曲编撰时， 为了塑造关羽的形象， 特意改为“关羽乃背刘备， 乘夜假作张辽人马， 赚车胄出城， 将其杀死”， 成为《(关羽)斩车胄》一出经典戏曲。

再次， 传播者将历史事件做了延展性虚构。 如《三国志》记载关羽“尽封曹操所赐， 拜书告辞， 奔先主于袁军”之说， 事件到此为止。 然而， 戏曲为了进一步刻画关羽的忠义仁勇， 不仅有杂剧《义勇辞金》， 更有之后编创的生动的《五关斩将》和著名的《古城聚义》等戏曲剧目。

3 正史影响了关公戏中的关羽形象

就关羽一生来说， 其表现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是关羽跟随刘备南征北战， 屡立战功， 威风显赫。 此期史官对关羽多是颂扬和褒奖； 后期即关羽镇守荆州时期， 就如何镇守以及是否应该北攻襄阳、 时机是否成熟等问题， 历史上留下了诸多争议， 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对关羽形象的评价， 历史各个时期也就有了不同的认识， 从而也影响着关羽的形象， 产生了不同的传播效果。

3.1 正史评价关羽的方法

正史对关羽的评价主要有四种方法： 一是直接评价， 在载录中直接评价关羽的事迹和形象。 如《三国志·魏志·程昱传》“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 《三国志·魏志·温恢传》“关羽骁锐”等， 都是通过具体的言词直接评价。 二是叙事式评价， 通过叙事可反映对关羽形象的评价。 如《三国志·蜀志·关羽传》的“羽尝为流矢所中， 贯其左臂， 后创虽愈， 每至阴雨， 骨常疼痛， 医曰： ‘矢镞有毒， 毒入于骨， 当破臂作创， 刮骨去毒， 然后此患乃除耳。 ’羽便伸臂令医劈之。 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 臂血流离， 盈于盘器， 而羽割炙引酒， 言笑自若”等。 通过对关羽医治左臂箭伤事件的具体描写， 侧面反映出关羽英勇无畏、 临危不惧、 谈笑自若的大将风度。 三是横比式评价， 将关羽与同时期的其他将士进行比较评价， 如《三国志·蜀志·张飞传》中“飞雄壮威猛， 亚于关羽”“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 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以及《三国志·蜀志·卷六》最后部分对关羽、 张飞的评价“然羽刚而自矜， 飞暴而无恩”等， 通过对关羽、 张飞二人为人处世的比较， 凸显关羽的某些性格特征和表现。 四是纵比式评价， 主要是通过不同时代人的比较， 在比较中评价关羽， 如《宋书·檀道济传》的“薛彤、 进之并道济腹心， 有勇力， 时以比张飞， 关羽”， 《魏书·崔延伯传》的“崔公， 古之关张也。 今年何患不制贼”， 《南史·齐武帝诸子传》的“武人略阳垣历生、 襄阳蔡道贵， 拳勇秀出， 当时以比关羽、 张飞”等， 都是通过不同时期的人物与关羽比较， 一方面说明现时人物的勇武， 另一方面也传递出对关羽骁勇善战的评价。 无论史书使用何种描述和评价方式， 都无形地传递着关羽的形象特征。

3.2 正史对关羽形象的客观评价

正史各卷次中载录关羽事迹， 有对关羽的正面直接评价， 也有通过字里行间对关羽进行间接评价， 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如表 3 所示)。

表 3 正史中涉及关羽评价的情况

首先， 正史载录中出现频次最多、 也是关羽最为突出的形象特点是“骁勇善战”。 在一些正史中这样评价： 《三国志·蜀志·关张马黄赵传》“关羽、 张飞皆称万人之敌， 为世虎臣”； 《晋书·苻生传》“骁勇多权略， 攻必取， 战必胜， 关张之流， 万人之敌者”； 《宋书·檀道济传》“薛彤、 进之并道济腹心， 有勇力， 时以比张飞， 关羽”。 作为武将的关羽，武艺高超、勇猛善战是他最原始、淳朴，也是最本质的形象特征。

其次， “忠肝义胆”是仅次于“骁勇善战”的载录频次， 是在正史中对关羽的另一个正面评价。 在正史中， 对关羽“忠肝义胆”的塑造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反映的。 一方面， 通过关羽与刘备的君臣关系， “而稠人广坐， 侍立终日， 随先主周旋， 不避艰险”， “然吾受刘将军厚恩， 誓以共死， 不可背之”。 另一方面， 对关羽“辞曹归刘”这一历史事件的礼赞， “曹公知其必去， 重加赏赐。 羽尽封其所赐， 拜书告辞， 而奔先主于袁军”。 《晋书·秃发傉檀传》中曰：“臣子逃归君父， 振古通义， 故魏武善关羽之奔， 秦昭恕顷襄之逝。”[8]1908关羽形象的“忠肝义胆”内涵， 恰恰迎合历朝历代宣扬君主统治的需求， 因而受到了历代君王和臣子的赞誉和推崇。 历代皇帝对关羽的封号中也有“忠肝义胆”的体现， 如明神宗加封关羽的“协天护国忠义大帝”、 清世祖封关羽的“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等。 “忠肝义胆”体现了统治政权和正史修撰者反复记录、 描述关羽的形象和理念。

“骁勇善战”和“忠肝义胆”是关羽出现在正史中频次最多的记载， 也是正史塑造的关公形象最为显著的特征。 在三国以后很长的一段历史事件里， 关羽为人称道之处仍在于其骁勇善战， 成为行伍中心向往之、 体力行之的赋有勇敢与力量的英雄象征。 宋代开始， 儒学复兴的封建文化善于塑造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 加上与三国时期局势相近的宋、 金、 元对峙的历史现状， 使得亦人亦神的关羽又被赋予了忠义的时代精神， 成为了统治阶层和普通百姓赞颂的守家护国的精神力量。 就这样， 在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崇下， 关羽由最初的“侯”升为“公”， 再成“王”称“帝”， 最终成为“圣人”， 成为儒、 道、 佛三教唯一共同敬奉的神灵。 究其原因， 仍是正史所渲染、 美化、 塑造出的“骁勇善战”和“忠肝义胆”形象。

最后， 虽然正史中对关羽自傲骄横、 任偏同弊的性格缺陷也进行了描述， 但其出现的频次则远远低于“骁勇善战”。 一方面， 正史客观评价人物， 对关羽存在的缺点进行叙述是必然的， 且这些缺点也是导致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关羽的“居功自傲、 待人骄横”的性格缺点，《三国志》中有这样描写， 刘备“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会“不悦”； 关羽知马超来降， 问诸葛亮“超人才可比谁类”？诸葛亮了解关羽性格， 有意回答“当与翼德并驱争先， 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关羽看到大悦， 以示宾客； 刘备“欲用忠为后将军”， 诸葛亮担心“关遥闻之， 恐必不悦”， 而关羽在听说黄忠为后将军后， 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魏志·董昭传》中董昭分析“羽为人强梁， 自恃二城守固”， 结果最终导致丢失二城， “羽乃破败”。 对关羽的放任偏执,《宋书·江夏文献王刘义恭传》与《南史·江夏文献王义恭传》同有一条历史记载， 指出“关羽、 张飞， 任偏同弊”， 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另一方面， 关羽的失败和性格缺点是让后人遗憾的挥之不去的悲剧， 是历代霸权传播系统即统治阶层编撰的正史有意回避的话题。 即使是客观性写实评价， 在正史中有所涉及的也是距三国最近的《晋书》和《宋书》， 且持谨慎态度的简介式记述， 没有任何语气和修饰的成分， 如“羽遂为蒙所获” “关羽新破”等。 尤其宋元时期关公信仰得到大发展， 关羽在上流社会的位置崇祀不断提升。 因此， “骁勇善战”和“忠肝义胆”成为后朝各代官方传播体系中的主要推崇， 且是不断加封的基础； 为教化臣民、 推关为神， 关羽的性格缺点和失败被有意回避， 在官修正史中逐渐不见踪迹。

3.3 正史提供了关羽的核心形象

在正史的修撰中， 塑造了关羽“骁勇善战”和“忠肝义胆”形象， 关羽也逐渐从“人”转变为了“神”， 地位不断提升， 为戏曲中的关羽提供了核心形象。 如《温酒斩华雄》 《寿亭侯五关斩将》等戏曲都表现了关羽的骁勇善战， 《义勇辞金》 《古城记》等表现了关羽对刘备的忠义。

关公戏中所有的细节刻画， 甚至其外形都被刻上了忠义神勇的印记， 唱词对白、 表情动作、 脸谱道具都是紧紧围绕忠义神勇的， 成为了关羽的类型特征。 关公戏曲中的关羽形象从宋元始， 经艺人不断地演化完善， 至元代末基本上定型为一种基本造型。 根据《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后面所附抄自“内府本”的“穿关”， 可知关羽当时的穿戴扮相大概为： 渗青巾、 莽衣、 曳撒、 红袍、 项帕、 直缠、 搭膊、 带剑、 三缕髯。 这种扮相与关羽的肖貌相互映衬： 青巾衬黑髯、 红袍衬红脸， 更见其伟岸、 儒雅、 忠义的英雄形象， 使外在的相貌与内在的神韵达到完美的统一， 流传至今。 如元杂剧《关大王单刀会》“[金盏儿]上阵处三绺美须飘， 将九尺虎躯摇， 五百个爪关西簇捧定个活神道。 敌军见了， 唬得七魄散， 五魂消”[9]67， 不仅将关羽外形的潇洒与武艺的高强紧密结合， 而且此形象由他人(乔国老)嘴中讲述出来， 且描述得形象具体， 给观众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关公神勇形象呼之欲出。 明代朱有燉的杂剧《义勇辞金》中关羽唱到“我子是守诚心思故主， 怕甚么受虚位在朝堂。 好教我叹孤忠随日落， 悲离恨与天长”、 “子俺生死之交不可忘。 盟誓在， 难虚诳。 空教我望断愁云故乡， 都撮在双眉上”[7]10， 这些表达关羽内心想法的唱词塑造了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刘备一生忠义的忠肝义胆形象。

4 正史推动关公戏在受众中的传播

正史不仅对关公戏的传播者、 戏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影响， 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关公戏的受众。 受众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 是传播效果的构成要素和反馈者。 关公戏的受众在阅读关公戏文本、 欣赏关公戏演出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历史的熏染。

4.1 历史意识促进受众对戏曲的接受

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农为本， 农业经济注重实践和经验的积累， 因此， 重视历史成为由来已久的传统， 历史的地位不断上升。 文字产生以来， 人们更加重视历史的记载和对历史资料的保存。 给前朝修撰历史是历代统治阶层不变的传统， 成为了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修史， 不仅仅是统治阶层为了实录前朝的史迹， 更是其要从前朝的兴衰得失中寻得前车之鉴。 秉笔直书， 更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不仅能使乱臣贼子心生畏惧， 也能让帝皇君主心存敬畏。 《尚书·召诰》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殷。”[10]181随着修史制度的发展， 史学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兴盛起来， 官修正史和稗传野史汗牛充栋,自先秦至清代见于著录的史籍达十几万卷， 社会上下考史修史听史说史蔚然成风， 史学人才层出不穷， 形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史官文化。[11]

在史官文化的不断影响下， 社会各阶层都形成了浓浓的历史情结。 文人士大夫在考史编史修史中自然地追随历史， 而布衣百姓自觉不自觉地向文人学习， 主要途径就是从通俗艺术中汲取所需， 听讲观赏历史故事成为了下层民众接受历史文化的重要方式。 正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诉说：“传奇不比文章。 文章做与读书人看， 故不怪其深； 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 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 故贵浅不贵深。”[6]72戏曲的通俗性恰好迎合了民众布衣的文化需求和娱乐需要， 也切合了君主士大夫借史化民的政治用意， 成为了各阶层人都喜闻乐见的曲唱娱乐活动和文化接受形式。 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以历史人物本事为题材编创剧目成为了戏曲传播者很自然的一种文化选择。 以各种正史纪传及野史杂录记载的故事题材创作的历史剧目层见迭出， 极其繁多。

4.2 关公戏的历史性和教化性促进其在受众中的传播

重史修史的文化传统， 使得布衣百姓也形成了浓浓的历史意识。 而识字知书较少的民众百姓在观赏戏曲表演中了解中国历史。 统治阶层通过戏曲进行惩劝善恶、 教化百姓， 远远超过了朝廷其他宣经讲义方式进行道德教化和性情陶冶的力量。 戏曲直录历史、 曲唱娱人和劝惩化民的政治、 道德用意的功能， 直接决定着戏曲传播的效果。

关公戏以正史中的历史人物关羽和三国本事为基础进行编创、 演出， 为百姓提供了了解魏、 蜀、 吴、 三国历史的平台。 《水淹七军》 《灞桥挑袍》 《斩颜良》 《刮骨疗毒》等戏曲基本还原了关羽的历史形象。 正史所塑造的关羽“忠义”“神勇”形象， 在关公戏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完全符合了儒家倡导的“忠、 孝、 节、 义”等思想。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关云长义勇辞金》 《关云长千里独行》体现出的是关羽矢志不渝的忠义； 《秉烛待旦》表现的是关羽对刘备夫人的尚礼； 《华容释曹》里尽显关羽对曹操的信义； 《夜看春秋》一以贯之地延续了关羽的精神信仰……在过去那个传播尚不发达的时代， 关公戏自身的可感性， 摆脱了受众知识水平的限制， 为受众接受提供了保障； 而统治阶层将关羽由人升为神的推崇， 使得关公戏也承载起忠义精神， 让“妇人孺子、 牧竖贩夫， 无不震其名而钦其德”， 为大多数人的接受提供了保证； 目不识丁的百姓对历史的渴求、 追崇和戏曲艺术的虚构和表演， 使得关公戏在受众中得到广泛传播。

5 结 语

关羽形象的初始传播，始于陈寿的私修正史《三国志》。 自此， 后世通过复述、 增饰、 筛选、 强化和评价等传播着关羽的形象。 正史对历史人物的臧否褒贬、 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代表着权威和正统。 随着时间的发展， 关羽故事性日渐淡化， 史传传播的权威性和抽象性逐渐增强， 稗官小说、 民间曲艺的传播逐步兴盛。 而正史为关公戏曲的编创与传播提供了人物、 本事与核心形象。 其历史性和教化性亦推动关公戏在受众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