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优势与新时代西藏提速发展的对策研究
——基于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思考

于少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89）

导 论

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深受影响。很多专家预测，新冠肺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或世界旧有矛盾累积性爆发的触发机制，将会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委顿。与此同时，西藏地缘安全属性凸显，逆势展现出强劲提速发展潜力。这与西藏独特的高寒属性有很大关系，也符合疫情在不同地区表现的“疾病梯度”①。在此背景下，2020年8月党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成功召开，并为西藏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与战略部署。新时期新形势下，西藏如何利用其独特区位优势，在世界经济发展持续放缓预估下，实现自身提速发展，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一、新时期世界经济趋势研判与西藏区位优势的凸显

新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尽显疲态、复苏乏力，这种周期性发展伸缩既受经济发展自身规律影响，也有特定时期时代背景制约。近些年来，整体而言，世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比较大，新冠肺炎暴发与持续弥漫性影响使得各国境况雪上加霜，以致各国经济快速下行趋势已在所难免。②“除经济层面，全球疫情风险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都会波及到中国。”[1]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世界日益成为一个风险共同体，全球命运休戚与共。伴随着对世界经济相关性联系认知不断加深，新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将会更加注重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因为风险通常是一个“威胁乘数”，在面临冲击时，人类和经济都是非常脆弱的，而这些风险往往相互交织。③总之，新时代经济发展将会更加注重人的生存与气候、环境、生态承载力之间的韧性，会更加凸显可持续发展的人为关怀。

西藏由于其独特的高海拔因素，与外部世界联系相对较少，因此其与外部地区经济依赖程度也比较低。一方面，西藏相对封闭，当地经济受疫情影响程度比较小，同时受世界经济大潮波动影响程度也较小，这使得西藏经济能够在不利的世界大势中独善其身；另一方面，西藏生态环境特殊，有自己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系统，致使其在遭受诸如新冠肺炎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比较安全。除此之外，国家政策对西藏的大力扶植与倾斜，“一带一路”愿景及国家宏观战略中西藏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毗邻南亚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有利于西藏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相比较而言，新时代西藏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影响的可能性不大，这使得西藏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自己搭建难得的提速发展契机，西藏区位优势在新时代新的经济背景下得以凸显。

二、西藏提速发展的战略机遇

由于西藏发展长期滞后国内的其他省区，属于不发达省区。新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大势给西藏利用自身区位和后发优势追赶国内其他省区发展契机。西藏发展对外贸易，首先得益于中央的大力支持，其次得益于中国与南亚国家友好往来的大背景，以及在此基础上西藏与毗邻国家发展外贸的良性互动。

（一）国内政策为西藏发展酝酿新契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对西藏赋予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对西藏的发展与建设进行了很多整体性规划。2013年，中国首先提出“一带一路”愿景，并于2015年明确把西藏定位为：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行动》指出要大力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旅游、文化等合作。2015 年8 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建设好重要世界旅游目的地，搞活商贸流通业，加强对南亚地区的开放力度”。[2]2020 年8 月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对新时期西藏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与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快推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西藏发展的一系列战略规划的出台，为新时期西藏提速发展指明了方向。

具体政策之外，交通设施不断完善为新时代西藏提速发展提供累积性契机。“截至2017 年，西藏已形成集公路、铁路、航空为一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拥有G214 线（滇藏公路）、G109 线（青藏公路）和G219线（新藏公路）、G317线（川藏北线）和G318线（川藏南线）为主的公路交通网。”[4]（P22）“西藏还建成拉萨贡嘎机场、日喀则和平机场、昌都邦达机场、林芝米林机场、阿里昆莎机场等航空港，航线直达国内外，大大缩短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距离，推动西藏从传统的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带动西藏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政治文化的转变。”[5]2016年，格尔木—拉萨高速公路、川藏铁路编写进国家“十三五”规划，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积极打造以拉萨市为中心的“3小时综合交通圈”和“两小时经济圈”，努力实现国道高等化、农村公路网络化、边防公路畅通化。[6]以上这些交通设施的改善都为新时代西藏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新时代中尼印良性互动与竞相发展态势

西藏发展对外贸易，首先面向南亚国家。中国处理好与南亚国家关系，为西藏同这些国家发展对外贸易提供前提。新世纪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总体向好，虽有边界争端存在，但基本可控。相关各国发展经济的强烈意愿促使周边国家形成了一种加强各方面友好往来的良性互动：2018 年4月，莫迪总理访华，成果丰硕影响深远；2017 年9月，杨洁篪与尼泊尔副总理马哈拉会见，双方深入商讨中尼跨境铁路，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等区域联合发展动议；2019 年3 月，习近平主席相继会见尼泊尔总理和总统，双方一致提出：“尼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加快构建中尼自由贸易区，继续推动建设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7]继中国提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以来，印度提出“印度梦”；尼泊尔也积极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加强与中国全方位合作；不丹虽然未与中国建交，但双方民间往来与高层互访日益频繁。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愿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等区域合作倡议与规划，有利于地缘经济一体化构建，实现区域内国家间合作，从而冲淡南亚地区传统地缘格局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实现区域发展良性互动。

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愿景的重要区域。2019年10月，应印度与尼泊尔邀请，习近平主席对印度和尼泊尔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首次。“事实上，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国家一直进展缓慢，困难重重。因此，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有利于破除这些困境，与印度、尼泊尔在‘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合作精神引领下，谋划‘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合作之路和重构跨越喜马拉雅繁荣之路、友谊之桥。”[7]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首先将拓宽中国与包括印度和尼泊尔在内的南亚国家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桥头堡”的西藏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提速发展机遇；其次将为中尼印文明古国未来发展与深化合作开辟一片新天地。

新时期西藏将成为中尼印三国合作与交流的前沿阵地。近些年来，中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不断提升，经济合作成果丰硕、潜力巨大，文化交流频繁。各种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西藏必将成为实施中印尼全面战略合作的新高地。

三、西藏提速发展的对策分析

新时期，西藏要实现提速发展，离不开其累积性传统发展路径。既有合作模式，“一带一路”愿景的总体布局给西藏提供的主要契机，不断完善的边境地区治理，实现边疆稳定，加强民族融合等，都会成为支撑西藏提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一）继续深化西藏与南亚国家的多元化合作模式

西藏传统以来的累积性贸易格局，由于自身区位特性与贸易特点，在新时代受到世界下行性压力影响将比较小。只要坚实立足新时期西藏在“一带一路”愿景下经济特殊定位，持续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西藏提速发展将会有一个好的预期。

1、“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快建设开放的南亚重要通道

西藏境内共有21个边境县104个边境乡，其中国家一级陆路口岸有樟木、普兰、吉隆、日屋、亚东等，这些陆路口岸在西藏与南亚国家之间经贸与人文交往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从现实的边境贸易及互市贸易中，西藏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南亚重要通道。”[4]但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区发展封闭，始终是制约西藏与南亚地区深化合作的重要因素。在中央大力扶持下，为切实提升区域服务能力与开放程度，可以从交通条件和重点口岸建设两个方面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构筑西藏立体交通网，加强南亚通道建设，逐渐形成以拉萨为核心的区内和面向祖国内地与面向南亚国家的进出西藏的高速大通道。其中包括：要对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铁路交通建设做到科学规划，并尽早打通“泛南亚铁路线”；“逐步扩建拉萨贡嘎机场、林芝米林机场、日喀则机场、阿里昆莎机场，加快城镇中心区域至机场的高等高速公路建设，提升西藏区域范围内的航运能力，主推西藏面向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4]（P22）

其次，进一步完善边境口岸建设，持续推动不同地区间的融合发展。尼泊尔2015年遭遇大地震破坏后，吉隆、樟木等沿边口岸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此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这些重点通商口岸的恢复性建设；一方面需要把位于吉隆口岸的“中尼自由贸易示范区”建设持续向前推进，争取早日把吉隆口岸建设成为西藏面向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国家的先头堡。通过中尼两国合作示范效应，发挥西藏与南亚国家友好往来、共同发展的良性带动作用，并最终形成地区国家间的良性互动与机制化合作模式。

2、积极推进“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与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

新时期对外开放格局下，2015 年西藏自治区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首次引入以樟木、吉隆、普兰、亚东、日屋口岸为窗口，以拉萨为腹地，以日喀则为桥头堡的“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这一关联性经济概念。要实现“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需要以区内外、境内外产业体系为支撑，尽量发挥重点城市产业园区的区域示范与先导作用，各个边境通商口岸的桥头堡作用，以及位于境外的产业园区的机制创新与模式互鉴，并最终引领西藏与南亚国家之间区域通道的国际产业体系转型升级。

西藏与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除边境贸易与旅游两大先行领域外，金融、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也都是合作重点。如何进一步打造中尼印经济走廊，化解争端，构建三方共同体，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需要进一步增强双方或者三方政治磋商。政治互信与安定和睦的边界秩序是推进中尼印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继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来，印度提出了“季风计划”“香料之路”。从两国筑梦战略定位与区域发展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和“季风之路”“香料之路”都是符合中印两国和相关各国利益的战略举措，也是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推动力量。双方在相互交往中，需要不断增信释疑，减少对彼此的战略误判，不断夯实合作基础。尼泊尔在中印之间一直推崇“外交平衡战略”，希望成为连接中印的重要缓冲地和交涉中心，以凸显自身的地缘战略价值。新世纪以来，三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的多方战略契合时代。

其次，大力开展中尼印边境旅游合作。“中国西藏和尼泊尔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边境旅游潜力是最大的。”[8]（P125）西藏自古以来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里有着神秘的传说、丰厚的文化底蕴，分布着不少丝路遗址，具有开展旅游业的先天优势。而且，中国与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南亚邻国之间的旅游资源具有互补性，因此，加强双边合作，开展边境旅游合作，协调双方政府间的决策机制，以使双方旅游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与开发也就成为加强双方区域合作的题中之意。除此之外，充分利用一些宗教圣地，以宗教文化做牵引吸引更多南亚（如印度、尼泊尔）朝圣者，最终形成国际跨境旅游区。

最后，提升西藏外贸中转能力，加强现代物流基地建设。历史上西藏就是内地与南亚国家贸易的中转地，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与南亚陆路连接。现代物流业对于经济发展作用巨大，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等产品在南亚国家有很大市场。新时期，西藏需要加快区内物流建设，争取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和辐射性的工业园区，并依托不断完善的交通运输网，提升西藏区域运送能力与整合能力。

（二）完善边境治理、实现边界稳定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边境管理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民族性和地缘性。良好的边境秩序，有助于西藏发展同相邻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减少地缘阻碍，为自身经济社会提速发展铺垫良好的政治环境。“当前，西藏边境地区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其边境管理向来复杂艰巨，必须既注重对当前突出问题的有效应对，又着眼长远注重对西藏边境管理的长效机制建设，才能维护西藏边境的安全与稳定。”[9]（P120）

1、促进民族融合、强化国家认同

由于边疆地区历史、民族、宗教、地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需努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10]如何促进民族融合，强化国家认同与内地形成良性双向互动机制是西藏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有学者曾指出：“中央政府实施‘一带一路’愿景之初衷，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发展与金融扩展的需要，还有外交战略考量；但对于边疆省区而言，它往往以实际经济利益作为自身追逐目标。”[11]因此，在把握时代契机，加速西藏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紧紧抓住西藏的特殊矛盾，坚决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作斗争。“在整体上意识到自身的定位与功能，西藏应该自觉服从国家利益与战略安排。”[12]

西藏提速发展的前提是稳定，只有不断加强民族融合，深化国家认同，才能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南亚大通道从“有形联通”到“无形链接”的升级转变。

2、进一步提高边境管理主体的维稳防控能力

“基于西藏治安与社会特点，构建以解放军边防部队、公安边防部队为主力，各职能部门、人民群众齐抓共管的大联防格局。”[9]首先，加强各治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通过互通边境地区情况，综合分析边境地区治理形势，各部门协商制定管控措施，持续提高各部门协同处理各类边境事件的能力和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其次，实现边境治理法制化。法制化最基本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加强边境地区立法工作，同时加强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运用法律法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与意识。最后，依托爱民固边战略。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边民群众由于世代生活于此，对任何地方都比较熟悉，且有着强烈的爱国爱家情怀，是维护边境安全加强边境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

3、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优化边境地区社会与生态环境

在西藏与南亚国家毗邻的边界地带，不仅有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如中印面临的边界争端，亦有各种非传统性安全因子的潜在挑战。新时代以来，西藏地区受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增加，地区防范形势严峻。

首先，加强与相关各方合作，共同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由非传统安全特点决定，其威胁来源往往具有多元性和应对上的复杂性。为了有效地实施防范与应对，相关方需共同面对威胁联防联治，而非单打独斗。西藏的提速发展有赖于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和平安宁的地区局势。“如与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与尼泊尔在管控藏人潜入潜出、与印度在边界争端区建立互信措施等方面的合作；与新疆在涉恐偷渡，与云南在毒品，与甘青蜀三省在涉藏方面的合作。”[13]“同时，针对非传统安全频发性、跨国性和多样性，开展相关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不仅能为化解西藏边境管理困境找到合理切入点，还能增进周边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传统安全问题。”[14]

其次，减少贫困，共享发展成果，营造共富的社会环境。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有助于消除地区贫困，铲除滋生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社会土壤。2019 年底，西藏最后一批19 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标志着西藏全区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但西藏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返贫风险依然存在。西藏提速发展一定要秉持公平正义的分配理念，做到经济收益成果为边境地区民众所共享；同时要做好精准扶贫，确保西藏边境地区与全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伴随着边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滋生地区社会动荡的因子也会相应减少，边境安全风险也会降低，祖国的戍边能力也会更加强大。

最后，保护好边疆环境，建设生态宜居西藏。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提出了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战略部署，为西藏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新时期，西藏欲实现提速发展，要牢牢记住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的嘱托：“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10]只有真正建立起了西藏人民共享美好生活的良性循环长效机制，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才能真正为西藏的提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与探讨

总之，新时代的西藏因其地缘与区位优势，相对独立与安全的生存环境，将使其避免世界经济下行明显的周期性影响。西藏将面临重大战略机遇期追赶其他地区。西藏要实现快速发展，离不开其累积性的传统发展路径。通过国内政策持续大力支持，充实既有合作模式，抓住“一带一路”总体布局给西藏提供的战略契机，不断完善边境地区治理，实现边界稳定，加强民族融合等等，都会成为西藏快速发展的先决性新条件。

尽管新时代的西藏已经凸显出明显的发展契机，国内战略与政策对西藏提速发展是有利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也对新时期西藏的发展进行了全新的整体部署，但要实现提速发展，西藏仍然面临不少潜在挑战。首先是西藏持续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有序是西藏提速发展的基本前提。其次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尽管与西藏毗邻的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环境整体向好，但因中印之间的领土分歧、边界争端而发生局部冲突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南亚地区相对脆弱的安全隐患，也是制约西藏提速发展的潜在因素。最后是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以及2020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等，时刻考验着西藏的治理结构。

[注 释]

①即感染的多样性和频率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增加而增加，参见[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7页。

②参见刘尚希：《后疫情时代，如何快速恢复经济，应对外围冲突？》，中国财经报，2020年3月30日。

③参见马尼希·巴布纳：《后疫情时代，人类如何可持续发展？》，光明日报，202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