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四个自信”的理论根基

摘要：文章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的三种形态的思想、股份制思想和剩余价值理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繁荣，阐述了“始终坚持”“四个自信”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消灭剥削；“四个自信”

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来向共产主义的经济过渡，无需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

有的人之所以担心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将来是否还要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这主要是受原有的旧观念的束缚，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彻底消灭非公有制，不停顿地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程度。以过去僵化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作为参考系，在这个预先设定的不变的前提下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从来就没有对这个“前提”进行思考和质疑，正是这些“前提”使他们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那么为什么现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時还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将来又不需要再进行一次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历史发展的制高点，把坚持公有制经济放在马克思关于人类经济形式发展的大视野下进行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经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商品经济得以产生和存在是由于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还没有充分发展所带来的两个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显然目前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处在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处于市场经济形式这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将来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像喷泉一样从地下涌现出来，社会分工消失了，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全社会所有，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商品和货币交换没有存在的必要，经济形式就从市场经济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产品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市场经济是经济主体多元化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多种市场经济主体，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这个方针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要贯彻执行，一直到市场经济走到它的尽头，即到产品经济开始为止。因此，从整个人类三种经济形式发展的大视野来看问题，我们就会“始终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会改变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方向，而且是市场经济向产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必然。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股份制是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桥梁和中介，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通过股份制的充分发展，实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过渡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和公有制经济一样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将来又不需要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公有制的“纯净性”被打破后，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制度上来说将来怎样向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过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是否还“始终坚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决定，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个复杂的所有制方程解。

股份制虽然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开始局限于资本家之间的联合，但是它顺应了社会生产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不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即雇佣劳动和剥削性质）的反映，相反它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否定，是作为单个资本家个人占有制的对立物出现的。虽然当时它的出现还只是对资本主义否定的开始，但“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使股份制必然冲破资本家之间联合的局限，孕育着未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的萌芽。股份制的出现已经表征着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并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途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写道：“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质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2]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所有制”性质的萌芽和雏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股份公司已经开始出现，而真正完全实现“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则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显然股份制是以共有的形式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桥梁或中介。而社会主义又是从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因此股份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马克思还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3]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做出的“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的实现形式”决定，不仅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原理的论述，而且在实践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因此我们“始终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根据马克思揭示剥削秘密的逻辑，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改造也能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不是说消灭私有制就消灭了剥削。我们阅读《共产党宣言》后就可以知道，这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的根源，特别是在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时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资产阶级采取各种对付经济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4]私有制是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角度，提出消灭制私有制，科学地阐述了“两个必然”，并没有认为消灭了私有制就消灭了剥削，更没有说要消灭剥削就要消灭私有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因为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还不能够履行劳动力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权力，那么就还存在着剥削。虽然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剥削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而资本主义则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出消灭剥削的目的和历史任务。现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马丁·魏茨曼虽然提出“分享工资理论”，但这充其量只能表明资本家减轻了对工人的剥削，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因为它不可能做到让工人劳动力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它永远还是个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则不同，它提出了消灭剥削的目的和诉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目前虽然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还不能够履行劳动力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权力，还存在剥削现象，但它不是剥削制度。

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从英语的时态来说“消灭”是进行时态，“消灭了”是完成时态。从消灭剥削来说，社会主义是进行时态，共产主义是完成时态。这里的进行时态的含义，从中国现阶段来说，就是正在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行社会所有制，实现消灭剥削的最美好的社会作准备。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消灭剥削，这是从社会主义的任务、发展目的和发展归宿来说的，社会主义的建立为消灭剥削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并非是在社会主义实行了公有制就已经可以宣称消灭了剥削现象。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前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途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向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制度过渡的社会形态，因此，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作为过渡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就是逐步消灭剥削的过程。但并不是实现公有制，剥削马上就消灭了。但是，社会主义实现了公有制以后，必须继续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为逐步消灭剥削创造条件，在经济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以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把消灭剥削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才能实行劳动力资本按资本总投入的比例分享利润，做到消灭剥削。这样发展下去才可能逐步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剥削还能否最终被消灭的问题。这是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成中国先进文化，它不仅在国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在国际社会愈来愈有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的自信，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它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孕育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成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建设中，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习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6]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思想根基和深刻底蕴，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内在要求。“明确提出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功能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基本领域更加坚固，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相互作用、相互强化。”[7]

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撑难以自立，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自强。弘扬和光大中华文化，坚守本民族的血脉相连的精神追求、精神脉络，才会获得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指明了正确道路，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正确航向。我们只有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谛，才能全面深刻理解、深入贯彻落實习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讲话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373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6，278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8，60，304

[7]颜晓峰.从“四个自信”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J].前线，2018（05）.

注：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坚定“四个自信”的理论探源及其实现路径研究》（2017SJB1920）；宿迁学院道德文化研究院课题。

（作者简介：高飞，硕士，江苏省宿迁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