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俗视角的辽西走廊地区多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研究
——以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郝文军 薛雷平（.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辽宁锦州03；.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陕西西安70000）

“民族走廊”是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1]，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过程中，一些连接中原与边疆的地理空间成为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往来迁徙、彼此融合的通道，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而民族走廊的自身区域文化特色也开始引起学界注意。

辽西走廊是中国四大民族走廊之一，历史上担负着沟通中原汉族与东北少数民族的廊道。费孝通先生论述的“民族走廊”就包括中原汉族与东北少数民族往来迁徙的辽西走廊，只是费先生在论述时没有明确走廊的具体名称及走向。此后，邹本涛[2]、王海[3]、崔向东[4]、穆崟臣[5]等一批东北学者将费孝通先生论及的这条沟通中原与东北的民族走廊明确定义为辽西走廊。辽西走廊因地处辽西而得名。辽西是一个区域人文地理学概念，处于游牧、渔猎、农耕文明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就形成独特的文化因素[4]（102-108）。这种文化因素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性,其历史可以上溯至战国时燕国在此立郡县时期。此后，从秦汉至明清，无论是天下一统时期还是群雄割据时期，辽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态势一直没有停滞。地处辽西的喀左县，其居民的生活习俗表现为鲜明的满、蒙、汉等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特点，这与其独特的区位和明清以来族群结构的再造密切关联[6]。

一、饮食习俗上满蒙汉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特点

喀左县居民的饮食习俗表现为以汉人饮食习俗为主，以蒙古族、满族饮食习俗为辅，满蒙汉饮食习俗共生互化的特点。汉人饮食习俗又表现为冀、晋、鲁饮食习俗的融合。

（一）饮食习俗表现出以汉族饮食习俗为主、冀晋鲁习俗融合的特点

饹馇，又称咯扎、搁着、隔着，清香诱人，富有韧性，是喀左县最著名的特色小吃。当地百姓，不分民族，都十分喜欢吃这种美食。饹馇原本是一种发源于河北唐山、流传已久的特色小吃。直到现在，饹馇仍是唐山地区非常流行的民间小吃，同时也是当地百姓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来送往的必备之物。清代之前，在喀左游牧的蒙古族牧民并没有饹馇这种饮食，这种特色小吃是清初由河北唐山等地汉族移民带到喀左的。唐山是喀左饹馇的源头，喀左饹馇的做法也与唐山地区相似，包括烩、炸、醋熘、焦熘、炒、糖醋等做法。碗坨也是喀左特色饮食之一，它是一种用荞麦面加工制作的小吃。这种食品流行于我国北方盛产荞麦的地区，比较知名的包括山西的柳林碗坨、保德碗坨，陕西的榆林碗坨，河北的承德碗坨和天津的蓟州区碗坨等。各地的做法类似，吃法又不尽相同，表现为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喀左碗坨的做法与河北承德的做法相同，即把荞麦同猪血糅合在一起，加热熬成粥状，然后晾凉形成，表明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炉糕子也是喀左的特色饮食，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河北、山西两省，应该是清代河北和山西移民带到喀左的。喀左陈醋是清代喀左旗王府进贡皇宫的贡品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山西逃荒过来的运姓人家在喀左大城子开办的“大城裕”。可见喀左陈醋与山西移民有着密切渊源。喀左百姓平时喜欢吃高粱面或玉米面摊成的煎饼卷大葱，这又体现了典型的山东人的饮食习俗。因为喀左的汉族人多是河北、山东、山西移民的后代，这里的饮食习俗体现为上述地区饮食习俗的融合。

（二）饮食习俗深受蒙古族饮食习惯影响

蒙古族人是喀左居住历史最久的居民，从明正统以后兀良哈三卫蒙古族人迁移到辽西地区游牧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虽然康熙以后因关内汉族移民陆续迁入逐渐改变了这里的生产格局、民族和人口结构，但是直到现在，蒙古族人一直是当地的主要居民，人口数量仅次于汉族。而且，明清时期，蒙古族一直是作为当地的统治民族而存在的，因此在民间饮食特点的塑造上，是具有优势地位的。羊杂汤是喀左县知名的特色小吃，属于典型的蒙古族饮食。据史料记载，早在明代，羊杂汤、蒙古馅饼就已经成为蒙古族上层的风味美食了。后来，这种饮食逐渐从王府传入民间，成为当地各族百姓都喜欢的民间美食。喝着美味的羊杂汤，吃着高粱面、玉米面的煎饼卷大葱或缸炉烧饼，是过去喀左普通百姓最为惬意的事情。除了羊杂汤，喀左民间还流行很多具有蒙古特色的美食，如蒙古馅饼、元宝汤、肉粥、火锅等。此外，喀左人不分民族、不分老少，普遍喝红茶的习惯也来自蒙古族的喝茶习惯。可见，蒙古族的饮食习俗对喀左县民间饮食习惯影响深远。

（三）饮食习俗带有满族饮食特点

喀左的饮食习俗也带有满族饮食特点。满族是喀左的少数民族之一，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因为清代喀左的满族具有身份上的优势，满族饮食习俗也对当地饮食习俗产生较大影响。喀左的满族主要是下嫁公主、格格的随行人员后裔。有清一代，喀喇沁部是与清朝皇室联姻最多的部落之一。这种联姻从康熙年间一直延续到光绪时期。这些公主、格格下嫁带来的仆从定居喀左，后裔为今天当地满族的主要来源。基于地位上的优势，满族饮食首先进入喀左旗蒙古王公贵族家庭，然后逐渐扩散到民间，影响着当地百姓的日常饮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就是各种黏食，包括黏豆包、黏饼子等。在过去物质贫乏年代，啃冻豆包是孩子们冬天少有的美食。火锅也是喀左人喜爱的美食，尤其是在天气较冷的秋冬季节。喀左的火锅体现出满、蒙、汉饮食习俗的融合，主料既有牛羊肉，也有猪肉、鸡鸭肉、血肠、酸菜、各种菌类和绿色蔬菜，菜品丰富。

清代以来，满、蒙、汉三族人民在喀左旗交错杂居，共同的生活和长期的文化交流塑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反映在民间饮食习俗上，具有满蒙汉杂糅共生的特点。

二、居住习俗上满蒙汉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特点

喀左县居民的居住习俗也表现为满蒙汉等民族文化融合互化特点，尤以蒙古族百姓居住的传统住房最有代表性。在喀左县蒙古族聚居的营屯，至今还保留很多被称为海青平房的民居。海青平房是当地蒙古族从游牧转为农耕后舍弃蒙古包建造的定居住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而从布局、结构和房顶样式等方面分析，喀左蒙古族的海青平房体现出满蒙汉居住文化的融合互化特点。布局上，海青平房与当地汉族人住房相同，通常是三合院，正房为三间（以前有五间的），坐北朝南，用于居住；东西两侧是厢房，用于放置生产生活用品；前面是院墙、大门。海青平房布局结构特点说明其居住文化深受汉族移民影响。喀左的汉族人多是清代从山东、河北迁来的，因此住房布局与山东、河北等地具有相似性。屋内设有火炕则是吸收满族住房特点适应寒冷气候。喀左蒙古族的海清平房也体现出蒙古民族特色。海青平房的房顶呈现为中间高、前后低、两侧房山耸立的特点。这种房顶不仅与当地常年干旱少雨有关，据说还有文化象征意义。据当地老人说，海青是草原上的一种雄鹰，是蒙古族人游猎时的重要帮手。海青平房两侧耸立的房山，象征着大鹰的两个翅膀。笔者推断，当地老人所说的海青指的是海东青，一种产于我国东北地区的猛禽。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族贵族都有利用海东青捕猎的习俗。到了清代，有专门负责捕捉、训练海东青以供皇帝和随臣打围捕猎的专职人员。喀左蒙古族人用草原的雄鹰命名自己的房子，不仅体现了对曾经的游猎生活的怀念，也体现了崇尚勇敢的民族精神。也有当地老人说，海青平房两侧耸立的房山，象征蒙古族游牧时代使用的勒勒车车轮，这是对蒙古族的游牧文化纪念。据实地考察，海青平房不仅存在于喀左县蒙古族聚居的营屯，凌源市、建昌县蒙古族聚居的营屯也有分布，上述市县都属清代喀左旗管辖范围。蒙古族海青平房特点生动反映了满蒙汉民族居住文化的融合互化。

清代康熙朝以后，随着内地汉族移民不断进入喀左旗从事农耕生产，越来越多的草原被开垦为耕地，能够放牧的优质草场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喀左旗的蒙古族人也逐渐放弃游牧生活，选择单位面积土地收益更高的农耕生产。蒙古族人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促使居住方式从流动的蒙古包转变为固定房屋。当然，这种转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时间上从康熙时期延续到清末民国，空间上从最早开垦的草场向周边渐次拓展。由于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喀左旗内的满蒙汉各民族互助互爱，文化上也相互借鉴融合，蒙古族海青平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规模产生并延续到今天的。

三、节庆娱乐习俗上满蒙汉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特点

喀左县的传统节庆习俗也体现出满蒙汉民族文化融合互化的的特点。官大海是清初喀左旗刚设立时的札萨克衙门所在地，是喀左旗早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官大海黄河灯会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现被列入朝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2008年恢复以来，每年都吸引省内外数万人前来观看。当地人相传，早在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衙门初设官大海时，便有黄河灯会活动了。到乾隆年间官大海吉祥寺建成后，每逢元宵节，都要在庙前的田野上举办黄河灯会。黄河灯会曾是传统时代我国北方黄河流域普遍流行的一种节庆娱乐活动。各地有关黄河灯会的起源时间和缘起说法不一，娱乐形式亦大同小异。这反映了黄河灯会在形成发展中因为吸纳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人们社会生活、民众心理的结果。当地人传说官大海的黄河灯会是喀左旗札萨克衙门初设时期由兀良哈蒙古族人带来，到乾隆时期吉祥寺建成后在寺前空地举办的。兀良哈蒙古族人是明正统时期从嫩江、洮河迁来的，无论从民族还是地域文化来源看，都不符合黄河灯会文化载体。笔者更倾向认为，将黄河灯会传入官大海的不应该是兀良哈蒙古族人，应该是康乾时期迁入喀左旗的河北、山西、山东移民。上述移民来源于黄河灯会流行地。移民作为载体，将移出地文化带到迁入地形成当地文化的现象在历史上不断重演。随着喀左旗民族结构和族群结构的不断丰富，官大海灯会内容也不断丰富发展，增加了舞龙、舞狮、秧歌、灯谜等活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黄河灯会能在官大海的吉祥寺持续举行，说明已经成为当地满蒙汉各族人们的固定娱乐活动。

“天成观皇会”也是清代喀左旗重要的民间节庆娱乐活动之一，距今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天成观皇会”最初是为纪念药王孙思邈诞辰举行的大型庙会，选在药王诞辰日（阴历四月二十八）举行。乾隆年间圣上恩准，改为皇会。几经传承，“天成观皇会”逐渐演变成蒙汉满各民族共同参演，集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武术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表演艺术活动。皇会在汉民族艺术特色的基础上，糅进了蒙古族、满族等北方民族豪放的表演风格。“天成观皇会”特色鲜明，形式独特，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内容丰富，编排有序。据记载，每次“天成观皇会”举办之时，四方游客云集，于是关内关外的商贾也会在四月初就云集于大城子镇，趁此时机大赚一笔。“天成观皇会”是喀左旗满、蒙、汉民族共同的娱乐节庆活动，是各民族的狂欢盛会，皇会的内容体现了满、蒙、汉三个民族娱乐文化的融合。

四、语言习俗上满蒙汉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特点

喀左的语言习俗也反映了满、蒙、汉三族互通互融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汉语成为喀左民间百姓日常交流的通用语言。喀左的满族人现在大多已经不会说满语了，完全采用汉语交流。蒙古族人绝大多数都能用汉语进行交流。此外，当地蒙古族人说话时习惯蒙古语和汉语结合起来，这是喀左县蒙汉民族文化融合在语言上的反映。另外，在喀左民间故事中，即便是用汉语进行叙述，但是遇到表达人的称谓时还习惯于用蒙古语的音译词。如把姑娘称作“呼恨”，把小伙子称作“扎鲁”，把富人称作“白音”，把老翁称作“额布根”等。

因为地处华北向东北的过渡地带，喀左的汉语也具有过渡性特点。据学者研究，喀左方言属于北京官话朝峰片。从语音特征上，与北京官话较一致；而在方言词汇的构成特点上，则更具有东北官话的特点[2]（119-122）。喀左方言中有一部分形容词和少数动词可以儿化后加“的”构成表达状态的词。如“慢→慢儿慢儿的，悄→悄儿悄儿的，精神→精神儿的，稳当→稳当儿的，白净→白白净净儿的，板正→板板正正儿的”等。这些都属于东北汉语方言具有的特点。因为清朝兴起于东北，统治中国近300年，因此对东北方言影响很大。东北方言中有不少是源自于满语词汇的，如埋汰、疙瘩、恩那、膈应、磨蹭、嘞嘞、咋呼、挺、嘚瑟等，不胜枚举。

五、满蒙汉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的历史渊源

当前位于辽西走廊的喀左县，其民族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满、蒙、汉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特点，这与元末以来当地的历史发展及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元末明初，富庶的辽西地区在战争的冲击下萧条下来。红巾军和元朝军队、明朝军队和北元士兵先后在这一区域展开激烈争夺。连年的战乱给当地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居民因战乱流离失所。明朝初年，出于战略考虑，朱元璋在辽西纳入统治版图后并没有采取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政策，而是采取瓦解性移民[7]政策，将辽西地区的居民大量迁徙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安置。之后辽西曾短暂设立都司卫所，又因靖难之役被再次迁往内地。于是在明初辽西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州县设置、军队驻屯，也没有耕田的农民和游牧的牧民，呈现千里无人烟的荒凉景象。

明中期以后，原游牧于嫩江、松花江流域的兀良哈三卫部族几经迁徙进入今辽西游牧。16世纪40年代，察哈尔部领主巴雅思哈勒率察哈尔部、喀喇沁部、土默特部向东拓展到兀良哈三卫游牧区，三卫的主体融入了喀喇沁部，剩下的融入土默特部和察哈尔部。这一时期，当地居民以单一的游牧蒙古族人为主，文化上表现为单纯的游牧文化特色。

明朝末年，辽西成为明朝与后金（清）政权激烈争夺的地区。后金天聪三年（1629），随着喀喇沁首领和其他漠南蒙古诸部首领一起归附后金政权，辽西被纳入后金政权的版图。天聪九年（1635），努尔哈赤分别封色棱和固鲁斯齐布为喀喇沁左右翼旗扎萨克，让其统领所部继续在辽西游牧。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了防止桀骜不驯的蒙古族和内地汉族联系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对蒙古族实行严格的封禁隔离政策，禁止蒙古各旗越界游牧，禁止蒙汉百姓相互交流。同时，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又采取联姻的方式笼络蒙古贵族、巩固满蒙军政同盟。有清一代，喀喇沁部与清朝皇室联姻次数达100 多次，时间跨度长达260 多年[8]。嫁到喀喇沁的清朝宗室公主、格格也把满族文化带到喀喇沁。满族文化首先影响着喀喇沁各旗王公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然后又逐渐从贵族家庭扩散到民间，当地居民的日常习俗出现满蒙文化融合趋向[5]（54-57）。

康熙朝以后，随着内地汉人陆续迁入，汉族文化也传入喀喇沁各旗并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习俗文化。康熙朝以后，由于内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可耕土地开辟殆尽，一部分汉族人不顾朝廷封禁，冒险到山海关外蒙古族游牧区讨生活。尤其是遇到灾荒之年，更有大批灾民涌出关外，进入临近的蒙古盟旗。朝廷在无法提供更好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也会暂时放松控制。雍正时期，实行借地养民政策，允许内地无地的汉族百姓到蒙古旗地从事垦耕，只需向盟旗札萨克缴纳一定租税。拥有大片草原支配权的蒙古族官员，也愿意划出一部分草原让汉族人耕种，收取粮食、租税，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地缘优势，进入辽西蒙旗的汉族人以河北、山东、山西为主。清末民国时期的移民放垦政策使更多的内地汉人进入辽西蒙古族游牧地，并最终形成今天当地的民族和人口结构。人口和民族结构的改变，促进满、蒙、汉各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反映在习俗与日常生活上，表现为鲜明的多民族融合互化的特点。

结 语

地处辽西走廊的喀左县，其居民的饮食习俗、民间文化习俗和语言习俗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满、蒙、汉三个民族文化融合互化的特点，这与其独特的区位和明清以来族群结构从单一蒙古族转为蒙古、满、汉三个民族共生共荣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