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结友好城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效应研究

潘 琳，黄友星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 文献综述

我国是对外贸易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增势迅猛，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比重为14.1%，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存量占6.4%，较上年提升0.5个百分点，两者皆创历史新高。新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对外工作面临更多风险与考验，外交关系日益复杂，国家间友好关系成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1]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友好城市作为一种正式、长期、综合的友好关系或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次国家政府(Sub-national Government)的角色。[2]

友好城市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在政府的推动下，可以实现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可以促进国际组织、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当地居民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与合作，提高各阶层的参与度。[3]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探讨友好城市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演化过程。[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友好城市已逐渐由最初推动地方交流演变为一个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集聚资本的有力工具。[5]尚未有学者对缔结友好城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检验，而这一研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在分析友好城市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机制的基础上，检验了缔结友好城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现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个视角。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自然禀赋、贸易壁垒、运输与通讯成本、市场需求等。[6-8]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双边政治交往、文化交流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对外直接投资。[9]双边政治关系视角下，一般认为东道国单方面的政治稳定和国家间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促进作用。[10-11]文化因素视角下，大部分学者提出国家间较大的文化距离会阻碍母国对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2-13]，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会使企业在开拓国外市场时遇到诸多文化阻碍，从而降低东道国的吸引力，而文化相似度较大的国家间投资流量则较大。[14-15]

当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领域，外交因素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正式外交方面。友好城市作为国家间非正式外交的重要方式，其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应受到重视。

(二) 理论机制

友好城市对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的直接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赋予双边经贸投资一种优先权，如签订双边经贸协定，使得双边城市在同等条件下，相较非友好城市可获得更多的投资优惠[16]，从而提高双方相互投资的积极性，实现双边投资规模的扩大；其次，双方可进行资源、环境及政策措施等的协调整合，以降低海外投资成本，扩大投资利润空间，引起投资流量的扩大[17-18]。缔结友好城市不仅可以对OFDI的流向产生直接影响，还可通过多种渠道间接对OFDI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友好城市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投资的政治风险来促进OFDI。企业在进行OFDI过程中，需警惕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变化，若企业无法得到东道国政府的背书，那么双边友好城市之间的一些非正式的交流合作，可为其提供相对可靠的保障。

第二，友好城市可以通过缩短制度距离促进OFDI。制度距离会对OFDI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制度距离的扩大会提高母国适应东道制度环境的成本。[19]缔结友好城市恰好可通过双边文化交流降低双方在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及公众信仰等方面的不同，缩小制度差异，降低成本，从而促进OFDI规模的扩大。同时，合作城市会加强在政策、产业等方面的联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第三，友好城市可以通过缩短文化距离来促进OFDI。文化距离会使消费者产生偏见，而友好城市对文化距离具有替代效应，可以削弱文化距离对贸易的负向影响程度。[20]友好城市间民众可通过感受和体验对方文化来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减少沟通成本，促进企业的OFDI。

第四，友好城市可以通过促进双边贸易进而带动OFDI。友好城市的建立，一方面可以连接城市需求实现资源整合，实现规模经济以节省贸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民间商务组织互动，降低沟通成本，进而扩大双边贸易往来。

二、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计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与他国(或地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中国OFDI的影响，为此，研究以中国OFDI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代表中外缔结友好城市水平的四类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并依据已有文献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OFDI选取历年中国对他国(地区)的OFDI存量(OFDIS)和流量(OFDIF)，时间跨度为2002至2016年。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友好城市，具体构建四类指标以衡量中外缔结友好城市的水平，包括中国与东道国某年新增友好城市数量(QSC)、至某年为止累计缔结友好城市数量(AQSC)、在某年是否缔结了友好城市(YSC)以及某年是否已经缔结了友好城市(SSC)。其中，YSC 和 SSC为虚拟变量，YSC：某年是否缔结了友好城市，只在缔结当年值为1，其他年份均为0；SSC：某年是否已经缔结了友好城市，是一个状态变量，缔结年份之前值均为0，缔结年份及之后年份均为1。YSC表征的是缔结友好城市的这一动作，具有突现性；而SSC则表征的是缔结友好城市的状态，具有持续性。

选择上述四个指标共同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是为深入探究友好城市缔结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制。四个指标可分为两类：存在性指标(YSC和SSC)与数量性指标(QSC和AQSC)。其中，存在性指标表示缔结友好城市这一行为存在与否，YSC与SSC分别为这一行为的短期与长期表征；数量性指标则表示缔结友好城市的规模特征，QSC与AQSC分别表示友好城市的存量与增量变化。利用四个变量可以很好地区分不同指标类别对OFDI的影响，从而系统全面地讨论友好城市缔结对OFDI的推动效用，全面探讨缔结友好城市这一行为与其数量特征对OFDI的不同影响，以及对OFDI的长短期效应和存增量效应。

(3) 控制变量

众多学者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笔者选取若干东道国单边因素与双边因素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东道国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汇率水平、贸易开放度、技术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双边制度距离、地理距离、伙伴关系及高层互访。[21-23]

表1 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

东道国经济规模：东道国庞大的经济规模是吸引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东道国GDP衡量东道国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潜力均用来表示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东道国经济水平越高，外资吸引力越大；汇率水平：汇率是影响直接投资的货币因素，其对OFDI影响方向尚未有统一定论；贸易开放度：指一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以东道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开放水平越高，吸引外商投资的几率越大；技术密集度、资源禀赋：中国的OFDI具有明显的技术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因此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资源禀赋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制度距离：制度距离增加了企业OFDI的制度适应成本，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地理距离是影响投资成本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两国地理距离越大，投资成本越高，对OFDI产生负向影响；伙伴关系：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的重要表征，本文将中国与东道国国家关系分为四个等级：一般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别赋值为：1、2、3、4 ；高层互访：其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视为国内投资商政治权利由母国向东道国的扩散过程，国家间高层互访越频繁，政治关系越紧密，越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为消除异方差影响，本文对OFDI、GDP及 GDIS变量做自然对数处理。

(二) 模型的构建

OFDIit=λSCit+X′β+ui+Dt+εit

(1)

(1)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ui为国别效应，为控制不可观测的国家个体特征；Dt表示时间效应，为控制不可观测的时间趋势；εit是随机误差项。因变量OFDIit表示中国t年向i国(地区)的投资存量或流量；自变量包括核心变量SCit(表示一系列中国t年与i国(地区)的友好城市测度指标)和X′(其他控制变量)。模型的重点关注系数是λ，若其值显著为正，则说明友好城市的缔结能够促进中国的OFDI。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友好城市对OFDI的直接影响

根据公式(1)构建的计量模型，对全球160个国家(地区)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缔结友好城市对OFDI的影响

续表2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四类测度指标中，只有累计缔结友好城市数(AQSC)对中国OFDI的存量和流量有显著影响，其他三类指标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考虑到友好城市的缔结对OFDI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故进一步采用友好城市的滞后一期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结果可知，友好城市对中国OFDI的影响的确存在滞后性，代表友好城市的四种指标对OFDI存量和流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代表累计缔结友好城市数的指标AQSC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中国OFDI规模越大，说明友好城市的缔结确实可以促进中国的OFDI；表示年新增友好城市的指标QSC系数仅在OFDI流量项下显著，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年新增友好城市能够增加滞后一期的OFDI流量，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笔者认为其可能的原因是，友好城市缔结后，地方政府需花费一定时间搭建双边关系并出台促进OFDI的制度措施，政策落实及发挥效力不是即时发生的，故其对OFDI流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新增友好城市无法对过去的OFDI产生影响，故其对OFDI存量影响不显著，仅能影响未来的OFDI流量。

表示中国与东道国在某年是否缔结了友好城市的指标YSC，在OFDI存量项下，其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中国与东道国某年是否已经缔结了友好城市的指标SSC，在OFDI存量项下，其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OFDI流量项下，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两个指标的计量结果均辅助性地证明了，友好城市的缔结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关于控制变量，由表3中列(1)和列(5)可知，经济规模的系数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是影响中国OFDI的一个显著因素，经济体量越大，越能吸引中国的OFDI；列(1)至(8)显示技术密集度变量的系数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倾向于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为逆技术型的OFDI；同样，由列(1)到(8)可以看出资源禀赋变量的系数也全部显著为正，说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源寻求型的；另外，伙伴关系在OFDI存量项下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友好双边关系可以有效推动OFDI的进行；制度距离在OFDI流量项下的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的OFDI，制度距离越大，OFDI规模越小。

总体来看，实证结果符合预期，缔结友好城市能够有效促进我国OFDI，每年新增的友好城市能够显著促进OFDI流量的增加，且存在滞后性；我国OFDI的类型为资源寻求型，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也会影响我国的OFDI规模；两国之间较小的制度距离和友好的双边关系均可以对我国OFDI产生正向影响。

(二) 文化距离对OFDI的影响

在理论机制中，分析了友好城市缔结间接影响OFDI的四种作用机制，通过缩短两国文化距离以促进OFDI是其中之一。鉴于目前对影响OFDI文化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距离视角，且文化交流功能是友好城市最突出的功能，故选择文化距离这一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进一步在公式(1)中引入友好城市(SCit)与文化距离(CULi)的交互项，考察友好城市的缔结与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的共同作用，得到公式(2)：

OFDIit=λSCit+X′β+γSCit·CULi+θCULi+ui+Dt+εit(2)

其中友好城市(SCit)本文采用累计缔结友好城市的数量来衡量，文化距离(CULi)采用Hofstede的经典文化六维度指数来进行测算。Hofstede从权力距离(PDI)、个人与集体主义(IDV)、男性度与女性度(MAS)、不确定性规避(UAI)、长短期导向(LTO)、自由度(IND)等六个维度来区分国家之间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各个文化维度数值来自Hofstede官方网站最新公布的数字，中国与各国在六个文化维度的距离(CULi)用各文化距离指数差值的绝对值表示。对公式(2)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由表4和表5可观测到PDI与IDV文化距离对OFDI存量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可知文化距离可抑制对外直接投资；由表4的结果可知，通过对全球86个国家的实证分析，Hofstede的文化六维度中，只有权力距离(PDI)，个人与集体主义(IDV)两个维度与友好城市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5则显示权力距离(PDI)与友好城市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由结果来看，友好城市的缔结可以在文化距离较大的情况下，降低文化距离对OFDI的负面影响，促进OFDI规模的扩大，且主要在权力距离和个人与集体主义两个文化距离的因素下发挥作用。权力距离(PDI)衡量的是社会中地位较低者对于权力在组织和社会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度，相对于欧美国家，亚洲国家更看重权力的约束力；友好城市双边交往侧重于非正式的民间文化、经济等方面交流沟通，可以弱化中国传统体制中权力的约束性，个人才能在双边交流合作中发挥了更大作用。这种权利意识的协调性降低了双边城市在开展对外投资时的政治意识形态阻碍，因此，权利距离(PDI)与友好城市的交互项对OFDI存流量具有显著性影响。个人与集体主义(IDV)指的是一个社会更关注集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衡量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松散程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关系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更紧密，相对牢固的群体关系可以给公民持续的保护，个人也必须对群体更加忠诚。较大的IDV会给OFDI企业带来一种东道国社会关系松散、投资政策不稳定、投资环境不确定性大的感知，通过友好城市的缔结可以减少企业的这种顾虑，进而增加投资额。

研究表明文化距离的增大会对OFDI产生抑制作用[20]，文化距离逐渐增大时，对东道国的隐性知识协调、复制和分析的干扰因素逐渐增多，同时投资国对东道国环境的解释和认知的障碍难度会逐渐增加，且由表4和表5中部分文化距离系数显著为负，可知中国的OFDI与文化距离负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在文化距离负向影响OFDI的情况下，友好城市的缔结可有效降低文化距离负向作用，促进中国OFDI的增加。

综上所述，理论与实证结果均表明，友好城市的缔结可以通过文化距离间接促进中国OFDI，缔结友好城市的数量越多，两国间文化交流活动愈加频繁，国家间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越易理解，愈易降低中国OFDI的认知阻碍和政治形态阻碍。

四、 结语

本文研究了中国与东道国缔结友好城市能否促进中国OFDI的增长，实证结果表明：(1)友好城市能够有效促进中国OFDI的增长，且该效应具有滞后性；(2)在文化距离较大的情况下，友好城市的缔结可有效促进中国OFDI的增加。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1)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城市同其他国家城市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成友好城市的缔结，使友好城市数量稳步增加。在提升友好城市量的基础上更要注重质的提高。既要在量上扩大友好城市的总体规模和友好城市的网络空间布局，还需促进双边友好城市交流效率与频率，避免友好城市“有名无实”。(2)鉴于友好城市在文化距离较大时发挥的特殊作用，在缔结友好城市过程中，要不断评估并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推动友好城市在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及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更大的效用。(3)缔结友好城市后，政府应加快推进双边城市各领域交流政策制度的落地实施，保证时效性，更好地发挥友好城市对OFDI的促进作用。(4)由于我国更倾向于对能源资源丰富及市场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而这些区域一般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环境较为复杂，投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加强对投资对象国的风险调查与评估，仔细甄别投资对象。尤其是没有对外投资经验或应对风险能力较差的企业，在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可以以友好城市为依托，通过政府或相关民间交流平台，全面细致地了解当地情况，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