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繁荣与“编剧困境”

本报特约记者 董铭 ●牛小曼

在《演员请就位2》中频频引发争议的郭敬明最近又触怒了编剧们——在他的短片结尾字幕中赫然出现“副编剧”一职。知名编剧汪海林调侃，“副编剧是本世纪最大发明”。之所以会造成很大争议，在于编剧这个职业作为创造性劳动，通常只有“总编剧”“联合编剧”的区分，但没有“副编剧”这种职位高低上的差别。在郭敬明的作品中，“副编剧”到底是参与撰写业务，还是作为“编剧助理”负责周边事务工作，外界不得而知。从业者更为关心的是：屈居郭敬明之下的“副编剧们”对这些作品有没有署名权和著作权？近年来在国内影视产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也爆出编剧欠薪、被剥夺署名权等争议事件，国内编剧遭遇的困境并非个例。好莱坞工业体系虽相对成熟，但多年来也是在编剧从业者的不断争取中逐步完善。

日常酬劳仅几万美元

作为剧本的作者，编剧早在电影发明之前就已存在，他们要用文字的形式为影视剧创作蓝本——不只是讲故事，还要编台词、描绘场景、塑造人物，最终满足导演在银幕上的呈现效果。从“投稿剧本”到“拍摄剧本”，再到最后成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编剧创作对于影视剧很重要，但从业者却不像导演、演员那么突出，即便在好莱坞，编剧的收入相对于票房来说也并不算高，且竞争激烈，最后能站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手握小金人者屈指可数。在好莱坞，每年大约有5万部不同类型的剧本被创作出来，这些剧本有着统一的格式、排版、字号和装帧，且大约一页的内容就等于镜头里的一分钟，一部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剧本差不多100 多页。这样的规范化是好莱坞工业体系总结出来的效率，但一个好剧本想要从几万本中脱颖而出，被片厂前期项目开发经理挑中，编剧本人除了要有才华，也需要一些运气。

编剧们都希望自己的剧本能卖个好价钱。上世纪，好莱坞曾有过“千里马遇伯乐”的美谈：知名编剧沙恩·布莱

克在1984年曾以25万美元卖出《致命武器》剧本，到了1990 年他的《终极尖兵》剧本能卖到200 万美元，同年另一位编剧乔·埃泽特哈斯的《本能》剧本更是卖出400 万美元天价。最近这些年，编剧能把剧本卖到7位数以上的凤毛麟角，根据美国编剧工会统计，2018 年一部投稿剧本的价格从7.26 万美元到13.6 万美元不等，平均约11万美元。然而编剧本人也不能立刻拿到所有酬劳。现在好莱坞制片厂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先付3.3万美元的定金，买下这个剧本的知识产

权（IP），从此这个剧本就属于片方。如果片方和编剧关系好，会雇用他本人参与后期拍摄剧本工作，再多付2万美元酬劳；之后如果还要再改动，每改一版剧本约1万美元；即便合作顺利，编剧从片厂拿到的钱还要付给经纪公司、律师费以及各种税，最后到手约4.3 万美元。这就是如今好莱坞一名普通编剧日常的薪酬所得。

“编剧室”内有多种分工

对于更依赖“集体智慧”的电视节目编剧，好莱坞还有专门的“编剧室”机制，让编剧们分工合作。这个编剧工作室的人员编制从2 人到20 多人不等，视剧集规模和预算而定，其中每个人担任不同角色：从脚本协调员、初级职务编剧、故事编剧，到高级执行故事编剧、联合制片人和总制作人等，基本依照剧本流程最后成稿。而真正负责剧本创作的编剧们还配有编剧助理，帮助他们打电话、记笔记、梳理大纲、复印、整理文稿等。总而言之，编剧们所有需要执行的事情都在编剧室中完成，编剧们有时直接把剧本草稿给导演看，得到实时反馈并修改。

多年来，好莱坞片厂为了尽快找到好剧本，编剧们也想找到好买家，都在设法提高效率，比如参加编剧竞赛、参与开放式编剧工作室、利用网络自我推销等，近年来也出现“黑名单”这样基于网络共享的良性平台。在黑名单网站上，编剧们可以上传自己的剧本，片厂项目经理等从业人士也能方便挑选、互相推荐，筛选出当年的优秀剧本，最后拍摄成片的比例从早期的0.3%飙升至32%，其中像《狐狸猎手》《爆裂鼓手》《模仿游戏》等优秀作品甚至获得了奥斯卡青睐。当然，这种方式更多适用于发掘优秀的原创编剧，而像改编剧本或《复仇者联盟》这样的好莱坞特效商业大片，则仍由大片厂主导挑选、雇用的编剧完成案头工作。

在好莱坞惯例中，参与一部影片剧本编写量超过30%才有署名权，所以最终能在片头出现的编剧名字最多只有3人，并不能把整个项目中所有贡献灵感的工作人员都涵盖。有时一部影片中到底是哪个编剧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会众说纷纭，例如上个月刚在网飞上线的大卫·芬奇新作《曼克》，就试图揭秘影史经典《公民凯恩》到底是谁的功劳——是传奇导演奥逊·威尔斯，还是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赫尔曼·曼凯维奇？

即便有相对完善的著作权条款和工会支持，近些年编剧在好莱坞工业体系中也处于相对弱势，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每况愈下。2007年，好莱坞爆发全行业编剧大罢工，一万多名编剧拒绝完成剧本，导致许多剧集被迫停工，连金球奖颁奖典礼都最终取消，对美国娱乐产业造成32亿美元的损失。在好莱坞打拼的编剧们不仅要和制片人等资方斗争，还要提防经纪公司出卖个人利益。刚入行的年轻编剧们也是生活不易，据统计，近几年他们平均收入已下降23%，2017年之后多次发起呼吁和谈判，争取从制片方和平台分得更多利润。

修炼“内功”也很重要

“我做这么多年编剧了，‘副编剧的称谓，头一次听闻。”知名编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振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影视行业中，“副”字带有一定的技术性，类似于助手性质，比如副导演——执行意味相对比较强。而编剧从分工和职能上来区别的话，一般有独立编剧和联合编剧。至于中国编剧行业目前的困境，梁振华认为主要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首先从内部也就是编剧自身的修养来看，一些编剧的艺术修养、市场意识有提升空间。在无法改变外部环境时，要把自己的内功、修养打磨得越来越好。”

从外部环境来看，他认为整个行业和市场要做到真正地“尊重编剧”，应该落实到对文本和创作的支持、鼓励和扶持等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好编剧和好剧本需要整个社会的大片土壤去共同发掘，当下市场乱象是创作者和创作得不到真正尊重，反而有很多经营家用营销思维而不是艺术审美思维夺取大众的目光，真正的创作却变成可有可无的装饰”。

在梁振华看来，好作品与资本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原创性和高级审美正是这个行业前进的动力。而对于近些年曝光的编剧被欠薪、被剥夺署名权等事件，他认为应该有行业内的规范制度，对违反规则者予以警示。而编剧自身首先还是要做到足够的专业，“只有真正做到专业性，才是体现编剧的本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