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在崛起*
——中国抗疫壮举的美学美育意义

马建辉

(求是杂志社，100727，北京)

在一度的娱乐化、碎片化、功利化的声浪面前，超拔的崇高美被弱化，甚至被污名化。 欠缺了崇高，不仅对于美学来说是不完整的，对于以塑造完全人格为己任的美育来说也是不完整的。而这次以武汉人民为中心的全中国人民的抗疫壮举，从美学美育的意义上看，就是崇高在崛起，是崇高在现实生活中的一次无比坚决的突围。

1

崇高美，在西方美学那里，是一种“刚性的”“振奋性的”美，它“使人感动”，从内心“激发人们的尊敬”，“在松弛的人身上恢复张力”。 而在中国美学范畴中，如孟子所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 崇高美就是“大美”和“圣美”，它以“厚德”散发的人性光彩照亮人、化育人。

武汉封城之后，那些始终坚守的市民，那些来自中华大地四面八方的“逆行者”，那些捐菜的菜农、送餐的外卖小哥、没日没夜劳作着的清洁工人，那些活跃在社区拖着疲惫而坚毅的身影的年轻的和年长的志愿者，那些因长时间戴口罩在面庞上被勒出深痕、血痕的医生和护士……这一抗疫群像结构而成的救生图景就是崇高，它赋予了这一抗疫群像在审美上的特殊的价值和意味。

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有多少人会想起武汉曾是一座“英雄之城”，谁能在脑海中浮现伏虎山的夕照与苍翠? 当人们徜徉在阳春三月的樱花大道，沉醉于粉红的幽梦，有谁会光顾东湖梅园，欣赏那“凌寒独自开”的傲骨? 确乎如此，在灾难面前，人们似乎少了闲情逸致的软审美，但却多了直观崇高的硬感动，由松弛的人，变为张力的人，或者说，变为紧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