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东渐与文化认同
——论唐前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特殊历史意义

苏利国

(甘肃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李唐帝国自七世纪至十世纪，虽屡经挫折而未覆亡，能保持国家完整性达三百年之久，内在之生命力、凝聚力实功不可没。概言之，“乃是其在政府、社会诸多方面的更坚实、更恢弘的建设，从政府组织、制度、管理、学术、思想等具体方面入手，在更高的层次上、更深刻的意义上建构文化共同体，从而形成了唐代社会的伟大凝聚力和发展的内在张力”［1］。

目前，学界关于唐代文化与共同体问题的相关著作主要有川谷道雄先生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和《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等。他在中古历史研究中引进了社会学中“共同体”的概念，提出隋唐政权的本质并非阶级统治的单纯暴力机器，而是受到民众支持、并与之意愿相合的公共性国家，可谓开隋唐共同体研究之先河。川谷氏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家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豪族共同体”“地域共同体”以及“国家共同体”等一系列名词，无疑是受到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的影响，而后者曾将共同体具体划分为 “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大类［2］。 总体而言，川谷道雄的共同体理论源自社会学，其着眼点在于史学领域。将文学与文化共同体予以联系，进行整体关照与思考，则是一种新的思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雷恩海教授的论文 《论唐朝文化共同体建设——以萧颖士“化理”思想为中心的考察》、《文化共同体视阈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