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睿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山水”的意蕴丰富,牵涉的领域不仅仅有内部的文学语境,还有外部的审美思潮、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等,在历史变化中发展出山水诗歌与绘画的门类,累积为一部“山水之史”。本文强调“山水书写”,原因是类似“文学”“诗文”的称谓很容易带给人“纯文学”的印象,涵盖范围过于狭窄。若基于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字制品”进行思考,采用“书写”一词进行论证,则可以融摄不同的背景成分。谢灵运诗歌风靡刘宋,被后人追认为中国山水诗歌的奠基者,但是在具体评价上后人往往各抒己见。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归纳出以谢灵运为代表的诗风倾向:“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1]而唐代释皎然《诗式》:“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2]又言:“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精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3]皎然重视“意”的主导作用,不立文字,更多取义于佛教,创造出自然的审美境界。他注重文章宗旨、文外之旨,认为意不仅在象之中,还在于象之外。客观来说,两种解读的差异凝聚了两个时代“重言”与“重境”的诗歌旨趣。除此之外,情性关系是理解谢诗“有情”还是“无情”的关键。本文将以此出发,结合“意得”与“赏心”的含义,对谢灵运的山水书写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