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生命本质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张轶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06）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引发了学界对“类”哲学思想的重新关注和思考。马克思曾经将人的成长过程依次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种历史形态。［1］高清海先生对此解读道，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人的三个发展阶段或者三种历史形态，从人作为主体的生成角度说，也就是人的群体主体形态（以群体为存在本位的人）、个人主体形态（以个体为存在本位的人）和类主体形态（以类为存在本位的人）。［2］3-16这里所谓“以类为存在本位的人”，就是指人的“类”生命本质。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的时代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计和构建，实际上展现出了“类”生命本质的一种历史现实形态。关于人的自身发展，高清海先生在20 世纪90 年代曾有过这样的预言：“在经历了群体本位、个体本位之后,必然会走向作为类存在的最高形态的人”。［2］3-16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整个人类面临着全球化境域下的自我生存困境，并亟待破解逆全球化的历史倒退危机之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应运而生，或许意味着先生当年所构想的“未来”已然来到。当然，作为一种极富历史审视性及前瞻性的哲学观点，“类哲学”思想及人的“类”生命本质自其提出之日，就曾一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也不乏各种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