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人生》杂志

吕若涵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人生》杂志于1951年1月在香港创刊，1971年6月终刊，主编王道。常在文章中谈到王道或《人生》杂志且多予以肯定评价的，早年是钱穆，近年是余英时。1950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大学教授辗转南来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江之聚”成为20世纪中期香港文教和思想领域的重要景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新儒家运动展开，“钱先生和第二代新儒家很自然地被划在同一思想流派之内。新亚书院和《民主评论》，还有王道先生在香港主持的《人生》杂志，也都被看作同一思想阵营的组织基地”[1]。

40年来港台新儒家研究成果丰硕，传记、论文多围绕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展开，徐复观主编的《民主评论》和台湾殷海光主编的《自由中国》的隐然对垒尤受关注。而另一刊物《人生》较少介入社会话题或思想论争，文风相对温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港思想文化的话语场上缺少凸显自己的高光时刻，便不太受研究者亲睐。不过，凡事皆有另一面，被师友们视为“平凡人”的王道南来香港后，自言常常“夜不能寐”，“因你生值空前未有的变局，面对着动荡不安的变态心理和病态社会，你不能不为人类的前途深抱无尽的隐忧”[2]，这一忧患意识，呼应着唐君毅等人对中华文化传统“花果飘零”之悲情。故而《人生》能以新亚书院为基地，与“手空空，无一物”的新亚学人同气相求，“道中庸”“道不远人”的传统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这种内敛与严正地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民主评论》颇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