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伏岭下想英风

蒙土金

蒙经（1870-1943年），名绶初，字民伟、文伟，号经，广西藤县鹿伏乡（现岭景镇）篁村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曾任国民党广西支部长、梧州市第一任市长等职。蒙经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他一身正气、刚正不阿，值得后人景仰。

一

蒙经于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叫蒙在川，共生育有三个儿子，分别为长子蒙粹初、次子蒙绶初、三子蒙美初，按农村风俗，蒙经与堂兄弟排序，位列第四。蒙经自幼聪慧颖秀，他8岁时开始在村里接受启蒙教育，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故事》《成语考》《神童诗》等古籍；到12岁时，转向跟随容县县底的秀才申汉绪在篁村开设的大馆学习《大学》《中庸》《春秋》《礼记》等《四书》《五经》，由于蒙经勤学好问，善于钻研，深得申汉绪老师的器重。蒙经年少求学的时期，正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日益没落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频频侵略中国，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清廷连连失败，卑膝地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严重。在民族危难当头，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纷纷组织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并通过维新派所办的《强学报》《知新报》《时务报》等报刊传播维新思想，在青少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蒙经也深受这种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在大馆中学习了几年之后，蒙经在藤县的童子试中选中秀才，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桂林举行的乡试中，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优胜文笔被选为第79名举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率领数千名举人在北京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恬，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要求推行维新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清政府鉴于国势日衰，欲倡导维新又感乎人才奇缺以及社会各届“教育兴国”的呼声不断，便一方面颁发“兴学诏”，另一方面纷纷派遣留学生出国求学。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确立新式教学系统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为“壬寅学制”），国民教育开始由封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结构性转变。1904年，陈祖虞（陈协五）、陆宠庭等人在梧州沈公祠创办了广西第一所新式学校“梧州国民学堂”，受陈祖虞、陆宠庭等人的邀请，蒙经篁村来到梧州担任学堂的教师。国民学堂开设了几何、生物、地理、政治等富有现代特色的课程，蒙经和其他青年教师一道通过新式学堂向学生传递西方的教学内容，灌输充满自由思想的新学风，酝酿革命的热潮。

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身翰林的汪贻书就任广西学台，他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把一批怀抱维新救国志向的青年输送到日本留学。1905年春，蒙经被公费选派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政治部留学，系统地学习法学通论、民法、商法、国际法、刑法、经济学、财政学、监狱学等知识，成为广西最早学习法律专业的留学人才之一。

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孙中山结束欧美之行后，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回到东京，酝酿组织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中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7月30日，各省的革命仁人志士共70多人聚集在东京赤阪区桧町三番的黑龙会会所，共同商讨成立新的革命团体的名称及其宗旨，经过大家共同商议，一致同意将原来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成一个新的大团体，同心协力开展反清革命，这个新团体叫“中国革命同盟会”（后因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并确定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蒙经到日本留学后，一边认真学习知识，一边与其它的学生一道积极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反清革命活动。8月20日，蒙经由同学刘崛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了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举行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制定了《中国同盟会会章》，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与蒙经一起加入同盟会的藤县籍学生还有苏无涯、陈仙石、朱秀长、杨衢、蒙衡、蒙诞林、欧冕、何聘萃、周亚洲、何街、苏树翰、苏炜、陈延初等十多人。蒙经在《陈养仙（陈仙石）先生遗稿》的序言中曾谈到他加入同盟会时的思想，说：“闻孙总理组织之同盟会则大喜，以为梦寐十余年思纠合同志，以复祖国，救危亡者，今何幸而有此机缘也，遂毅然加入为会员。”这充分体现了蒙经追随孙中山以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坚定的革命意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日本文部省制订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禁止集会结社，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对留日学生大肆迫害。蒙经便于第二年从日本回到了家乡篁村，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也就是这一年的春节，蒙经在篁村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人人贺年宵，谁关心，日俄战局未终，法越问题又起，只知饮几杯戚友酒，着一件奴隶衣，恐经历数十个春秋，世界已无驻足地；家家烧炮竹，孰垂泪，祖国权利尽失，神州种族将亡，倘急击这个自由神，树那面独立帜，并抛掷万千条生命，午台庶有出头天。”体现了他对内忧外患、国家兴亡的悲戚之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刘崛受孙中山指派从日本回到广西，于4月初组织成立了同盟会广西分会，会址设在梧州的沈公祠，骨干会员有30多人，其中藤县的有蒙经、苏无涯、蒙导之、陈仙石、朱秀长、周亚洲、欧冕、韦文林等人。之后，蒙经与胡汉民、刘崛等人一起组织同盟会员在梧州频繁开展活动，积极传播革命理论。此外，蒙经还与甘德藩、陈太龙、林绎等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物创办了《广西新报》，与刘崛、苏无涯、甘绍相、区笠翁等人创办了《广西日报》《梧江日报》等报刊，揭露清政府的腐败黑暗，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報社不仅成为了同盟会会员联络、聚会的秘密场所，也为以后梧州在广西率先宣布独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后来，蒙经又受他好朋友马君武的邀请，到桂林开展革命工作，先后在桂林创办了《漓江潮》《独秀峰》等报刊，继续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1909年），广西咨议局成立，蒙经被推举为咨议局驻局议员。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为了推动广西独立革命事业开展，蒙经与耿毅、何遂、赵正平、杨明远、梁史等人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在桂林效外的李家村建立“中国同盟会广西支部”，由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蒙经为咨议局分部长。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桂林后，广西的同盟会员们群情激奋，连日秘密集会，筹划响应。蒙经与耿毅等革命党人商议，决定于10月29日策动由广西同盟会在桂林掌握的武装力量新军2000余人举行起义，并确定起义的时间为晚上9点，由驻兵营管带刘建藩率领新军从李家村出发，汇合其它革命武装力量里应外合，从南门、文昌门、北门、西门会攻抚台、藩台、巡警道各衙门及旧军。但由于下午突然下起大雨，到晚上8点城内各衙门、街道以及入城的道路全部被雨水淹没，刘建藩率军来到将军桥头时，将军桥已淹没在水中无法通过，起义不得不改期。

1911年10月31日，广西重镇梧州率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至此全国已有湖南、云南、贵州、江西、陕西、山西、上海、浙江、江苏等10多个省市宣布独立，但广西的巡抚沈秉堃和藩台王芝祥仍然举旗不定。11月6日，广西咨议局前任议长、同盟会会员甘德藩与蒙经等人以合法身份面谒巡抚沈秉堃和平请愿，以“战火一起，糜烂地方”为由，促其早日宣布独立。沈秉堃认为自己“身受清室大恩，背叛清室是为不忠”而犹豫不决，只是说“且等我与藩台商量再议。”革命党人只好又去做王芝祥的工作。王芝祥当时掌握着桂林的军权，拥有6个大队的兵力，武昌起义后他也非常恐慌，把巡防营全部集中收缩到桂林城里，以防备新军。11月6日下午，蒙经与咨议局副议长黄宏宪集合各机关、学校及商会的代表100多人来到藩台衙门，向王芝祥请愿。王芝祥在会客厅里接见了蒙经、黄宏宪、朱秀长等10多人，大家从民族大义、人心向背、时势大局等利害关系向王芝祥进行劝说，王芝祥迫于形势不得不表示同意请愿意见。当天晚上，王芝祥与沈秉堃紧急蹉商，同意宣布独立，允许新军入城，并于第二天召开独立大会。11月7日，新军入城后先到藩台衙门再到巡抚衙门，然后由巡抚和藩台引领着来到咨议局，在咨议局会场前的空地上召开独立大会，沈秉堃宣布了广西独立的决定。咨议局推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当天下午，沈秉堃发布通告全省官绅军民文，王芝祥发布通告梧州、柳州、龙州、南宁各属文武官吏文。11月11日，沈秉堃在陆荣廷的催促下通电全国，宣布广西独立。广西独立后，成立军政府，咨议局改为议会，军政府设军政、内务、财政、教育司和司法、铨叙、法制、印铸等局，蒙经任铨叙局长，负责起草《广西临时约法》。不久，柳州、南宁相继也宣布独立，广西从此从清朝走进了中华民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13年，蒙经任国民党广西支部长，被选为国会议员。10月16日，蒙经从广西来到北京出席选举总统的国会会议。这时，袁世凯在镇压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窃取了革命果实，他悍然抛弃国会关于先制定宪法，然后根据宪法规定选举总统的立法程序，威逼利诱国会先行进行总统选举，在选举中派出了亲信梁士诒等一帮爪牙在会场高价收买100多名议员，并组成拉票贿选的御用公民党，在现场大肆进行拉票贿选和恐吓活动。蒙经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怒，他断然拒绝了袁世凯爪牙们送来贿选的10万元贿金，拒绝为袁世凯投票，星夜离开北京，从上海、天津辗转海外回到广西。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开始，1923年5月，曹锟在“直奉大战”结束后不久就把黎元洪赶了下台。为了使自己能当上总统，曹琨在第二次国会会议上重施袁世凯的故伎，一面以军警镇压反直系的活动，限制议员自由，不准离开北京，一面又以5万至10万元一票不等对国会议员进行贿选。基于蒙经在议员中的极大声望，曹锟派人给蒙经送来了10.5万元的支票，软硬兼施要蒙經许诺投他一票，遭到了蒙经的严词拒绝。蒙经在袁世凯、曹琨两次贿选“总统”的闹剧中不为金钱所动，不畏强暴，刚正不阿，充分体现了他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人格魅力。

三

1925年，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统一广西后，于1926年成立了广西党部和广西省政府，由黄绍竑任广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黄绍竑又改组省党部执委和监委，蒙经被选为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梧州于1924年3月开设商埠局后，于1927年5月1日将商埠局改为市政委员会，由蒙经任委员长。同年9月，市政委员会又改为市政府，蒙经出任第一任市长。蒙经任市长期间十分注重市政设施建设，他先后招揽了赵祖康（留美土木、公路工程专家，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代市长），苏鉴轩（留美工科硕士），凌鸿勋（留美桥梁公路专家）等著名的技术专家帮助规划梧州的市政建设。他首先把梧州划分为行政、商业、工业、教育等6大功能区，促进了城市新兴格局的形成。同时把梧州的主要街道由原来的2米拓宽到7-10米，并大力引进外地商客投资加快梧州骑楼城建设的规模和进度，分别在大东上路、大东下路、阜民路、大同路、中山路、竹安路、五坊路、九坊路、沙街、南环路、大中路、民主路、建设路、大南路、小南路、四坊路、桂林路、桂北路、北环路等城市街道，按照仿巴洛克式、中国传统式、现代式等不同的风格，在市中心长达7公里的范围内建成了560多幢骑楼建筑群，成为了当时梧州区别于其它城市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1927年冬天，由广西省政府拨款100万银元在梧州筹建广西大学，具体筹建事宜由市长蒙经和校长马君武负责。马君武既是蒙经的同窗好友，又同是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员，由于马君武不太熟悉梧州的风土人情和城市规划，便天天由蒙经陪同勘察选址，选址落实在蝴蝶山后，又物色挑选工程队开山筑路，积极组织工程施工，建筑大学校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建，终于建成了图书馆、数学馆、化学馆、农学馆、矿冶馆、预科教室和管理厅等10多幢楼房，使广西大学于1928年夏天得以顺利开学。广西大学校门的入口是一个“双十门”的拱形牌坊，牌坊的门额是蒙经亲笔题写的“大学之道”，两边门柱的对联也由蒙经亲笔题写，上联是“致知格物”，下联是“明德亲民”，这副对联既是蒙经对新设立的广西大学寄予的厚望，也是蒙经自己一生的自警和追求。

孙中山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曾3次驻节梧州，蒙经在此这期间曾于1921年10月21日陪同孙中山从梧州乘坐广明号溯浔江而上到桂平西山游览，并在西山的乳泉旁题下了“泉边有石为吾友，客里逢人说此山”的《乳泉石刻联》。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蒙经万分悲痛。为了纪念孙中山的丰功伟绩，经西江善后督办、梧州善后处处长李济深倡议，决定在梧州筹建中山纪念堂，并于1926年举行了奠基仪式，但由于资金困扰却一直没能动工。蒙经任市长后，积极推进此项工作，他通过发动市民捐款等形式多方筹集资金，使中山纪念堂得以尽快破土动工，并于1930年顺利建成，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中山纪念堂。

四

蒙经十分关心家乡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蒙经从日本留学回到篁村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成立了全县第一所女子学校———“积光女子小学堂”，这是蒙经把自己的老屋“积光堂”改造而成的学校，一共招收了附近的20多名女学生。“积光堂”座落在篁村的大坪岭，为砖瓦结构的四合院，座东北向西南，正屋为传统三大拱门五间并列式两层楼房，中间为厅屋，两侧各有大房、二房，屋后有大花园。学校门口贴着一幅蒙经亲笔题写的对联：“积之也厚，光及乎遥。”之后，蒙经又把离村不远在思罗河边的“镇澜庙”里的菩萨请了出来，将“镇澜庙”改造成“镇澜学堂”，招收来自藤县、容县、平南等地的学生100多人，由蒙育时、张卫东、蒙剑雄、区还初、张凤五等人任教。现在，由蒙经一手筹办起来的“积光女子小学堂”已经演变成了富丽堂皇的篁村完全小学，在校学生达300多人，耕读传家的风气在篁村衍绵不绝。

1929年5月，蒙经因对时局日益不满，便以年事已高为由向广西省政府递交了辞呈，毅然辞去了市长职务，回到了篁村老家。

蒙经回到乡下后，潜心于书法诗联和研读史书，1932年刊行了书法指南《艺海一针》一书。由于蒙经诗联造诣颇高，书法又独树一帜，邻里周边的乡人百姓都喜欢叫蒙经题写诗词联句，如容县古燕村李氏宗祠的牌匾“上凤李公祠”、正门联“灵爽式凭敬之如在；孙曾日众祭则于斯”及祠堂内的长联“溯生长于五岭东偏传家只道德一经直欲只身宏创造；挈妻孥沿大江西上卜居界藤平两地长从遗址话勤劳”就出自蒙经的手笔，这些对联对仗工整，笔法雄劲，深受人们的喜爱。

蒙经还曾二度为修纂《藤县志》殚心出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刊藤县县志时，蒙经为《藤县志》写了《重刊藤县志序》：“立国于地球上，一国全部之构成，皆地方之集合体，故地方中重要之点，恒与其国有关系焉。比年以来，吾国朝野上下，深怵国势之倾危，欲谋地方之自治，顾空言自治，而于地方上之地理、之历史、之学校、之军政、之田赋、之人物，与夫！一切关于各部分之重且大者均茫然昧然，虽日编自治制度，其能适合地方之风俗习惯哉？志也者，所以记载地方中种种重要之点，以备研究自治者之资料者也，吾藤之有志，由来已久，嗣因兵燹频经，蠹鱼常蚀，残篇断简，几附销亡，而能爱护之保存之以至于今者，盖已如希世之珍矣！前年何君培轩同年任县中学务，欲编辑乡土教科，因访诸故老，购以重金，而县志一书始得之而藏于劝学所。陈公鸿初莅任，仍恐其久而散佚失传也，乃慨然捐廉重行付梓，而以苏爻山先生手著之《镡津忠义录》及何君培轩同年所辑《袁督师崇焕事略》附焉。惜史才缺乏，近数十年间之事迹不能补而全之，未始非一大缺点，然文献将亡而复存，邑人士得诵是书，爱乡之心油然而生，即以诱起其爱國之观念。仆不文，此因留学东赢，获闻讲师以地方自治制度相讲授，归国以来，欲与邑中之有志自治者，而讨论之，今适以省之自治局成立，派仆为文书课员，行将赴省，喜此志之重新出世，而吾藤之兴办地方自治之得有所参巧也，因勉而缀以言。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春三月，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卒业、辛丑补行庚子恩科举人蒙经谨序。”此序现还辑录在新版《藤县志》中。

蒙经还有大量的诗句存世，尤以《题抱瓮吟有感》一诗感人到深。《抱瓮吟》是藤县清代进士王敩成的诗集，他曾任贵州省瓮安县知县，兼署平越州知州，一生为官清廉，政绩优异，41岁时积劳成疾不幸病故，但由于他不贪不腐病故后竟无余银归敛，致使最后只好由当地士绅筹集银两办理丧事。归丧之日，瓮安民众沿途设祭于道，哀声不断。蒙经读罢王敩成的《抱瓮吟》不禁潸然泪下，提笔写下了《题抱瓮吟有感》一诗：

一读遗篇一黯然，儒林循吏擅当年。

文人磨折浑闲事，四顾茫茫指问天。

精卫难将恨海填，不堪嫠妇泪涟涟。

风云叱咤同归尽，赢得千秋是此篇。

蒙经对明末兵部尚书、督师袁崇焕倍加敬崇，他反复研读明清史，为考证袁崇焕的家乡属地作出了贡献，这在1940年他为在袁崇焕故里建造的“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所撰写的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谨按《明史》载，公为粤东东莞人。余考旧都北平大学，内有历朝进士题名碑，于公之名下，镌曰‘广西藤县人，乃明万历四十七年三甲第四十名进士也。今对河旧白马村尚有公祖子鹏公墓，碑下镌曰，有子袁崇焕等敬立；又新白马尚有公住宅遗址可考，是公为藤县人已无疑义。亦公之忠肝义胆，与岳武穆同，而其死事之惨，亦与岳武穆同。说者谓：非明室自坏长城，满人何能入主中夏？吾藤有此轰轰烈烈之人物，立碑纪之，谁曰不宜？

民国三十一年秋月，蒙民伟撰，欧寿松书。”

1943年10月30日，蒙经在篁村家中因病逝世，享年74岁，于1944年8月21日安葬于家乡鹿伏岭下之鹿窝山。蒙经膝下育有二子，大子蒙维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次子蒙书城，16岁时病故于桂林。蒙维城有二子二女，分别为子蒙一鸣、蒙一飞，女蒙一琨、蒙一璜。

蒙经的一生忠心爱国，疾恶如仇，清正廉明，克己奉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尊敬。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