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碳中和”

李斯洋

近期，“碳中和”一词迅速走入公众视野。

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决定“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中和，指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即实现增加的二氧化碳量与减少的量相等，将人为活动排放对自然的影响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碳中和并不是“绝对零排放”，如果植树造林和碳捕集（CCUS）等技术能够将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移除，也可视为碳中和。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将碳中和目标升格为国家战略，Climate News网站信息显示，目前已有31个国家和地区确立了碳中和目标，日本和韩国也在近期相继推出力争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计划。

碳中和目标战略被视作实践《巴黎协定》的升级版，中国于2016年4月22正式签署《巴黎协定》，并于2016年9月3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被提升至法律高度。

《巴黎协定》要求，全球平均气温相比于工业革命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下。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估，要实现2℃目标全球二氧化碳中和的时间在2070年左右，实现1.5℃目标全球二氧化碳中和的时间在2050年左右。

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总量在2050年要比现在下降65%以上，中国从达峰到碳中和过渡期只有30年时间，而发达国家需要60年至70年的时间。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减碳承诺。

我们离“碳中和”有多远？

按照惯例，各国确定减碳目标是以《巴黎协定》的温升框架和国家自主贡献（NDC）为主要依据。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测算后介绍，如果要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必须立刻开始行动并沿着1.5℃路径努力，大幅度增加减碳投入，争取在2050年实现75%～85%的温室气体减排。

但是，对于碳排基数巨大的中国，可谓“大船掉头难”。

中国单位GDP对应的碳排放量处于世界高位水平，其中能源和工业两大部门合计贡献了超过80%的碳排放。中国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又以碳排放量最大的煤炭为甚。能源界将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概括为“三个50%”，即煤炭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超过50%。

而四大高耗能工业（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在消耗了全国电力的近三成，这还是在供给侧改革清退大量低效产能和僵尸产能之后得到的数据。在居民消费端，交通、居住、单位GDP能耗和碳排都过高。

不过值得振奋的是，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国一举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但受限于间歇性，以及储能技术的限制，至少在2030年碳達峰目标之前，可再生能源几乎不可能取代煤电的地位。

“从历史案例来分析，一轮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一般伴随政策强刺激，这往往会拉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投资。”

新冠疫情的暴发，让本就承受巨大下行压力的中国宏观经济更加严峻，经济复苏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头等大事。

“从历史案例来分析，一轮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一般伴随政策强刺激，这往往会拉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投资。”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说，今年疫情后部分地方就存在倾向于依赖重化工项目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冲动，特别涉及煤炭、石油化工等重大项目。

例如在电力规划上，国家能源局2月26日发布《关于发布2023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通知》指出，到2023年除晋甘宁黑吉林五省区外，其余省（市、自治区）煤电装机充裕度预警指标全部为绿色等级，煤电“开绿灯”地区持续增多；又如在建设规划上，地方专项债额度大幅扩容，其中与基建、老旧住房改造相关的金额升至70%以上，将显著撬动钢铁和建材行业的增长。

“如果我们要考虑2030年前达峰，目前的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姜克隽担忧，这些高耗能高碳排产业都属于长期投资，一般寿命在30～40年甚至更久，虽然可以一时将经济刺激上去，但在未来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清洁技术的挤压之下，大概率都会沦为搁置资产，造成巨大浪费。

后疫情时代，如何平衡减碳和经济复苏？

从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高耗能产业及碳排放与GDP增长的“脱钩”已经显现，意味着减碳目标的倒逼机制已具备操作的可能。

首先，高耗能产业与GDP增长的“脱钩”效应越来越明显。从201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即便10%的钢铁增产和6%的水泥增产，对经济的拉动的效应均不及预期。以刺激高耗能产业来“保增长”的边际效益正在收窄，未来是否延续刺激高耗能产业来保增长，决策层会更加审慎。

此外碳排放和GDP增长的初步“脱钩”。2005年（NDC基准年）至2019年，中国GDP增长约4倍，碳排放年均增长率由2005—2013年的5.4%下降到2013—2018年的0.8%。这一结果让中国承诺碳达峰和碳中和更有底气。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其中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的行动方案”。

“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一套基于总量目标的碳排放管理制度。”能源基金会低碳转型项目主任傅莎指出，目前国内的碳排放核算一直以来是基于强度目标，而碳达峰和碳中和都属于总量目标，强度目标与总量目标之间存在非常大的鸿沟。

由于碳排放量是生态环境部门在核算，GDP是统计局和经济部门在核算，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强度目标往往无法实时获知，也就无法评估减碳措施是否达到效果。只有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向地方和行业分解，才能更好地服务2030年前碳达峰这个总量目标。

“这就需要政策加以科学引导，‘十四五区别于以往的五年规划，最大的特征就是政策的精细化部署。”柴麒敏表示，在设计全国性的重大战略时，从地方和行业一横一纵两个维度做更精准的部署，能够更精准的把目标和任务传导下去，真正压实地方及行业的责任，“顶层设计要给出清晰的界定”。

那么，究竟什么项目能够被界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

在10月21日五部委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明确了“气候项目”的界定标准，即以应对气候变化效益为衡量指標，明确气候投融资的支持范围、提出制订气候项目标准、要求挖掘高质量的低碳项目并建立国家气候投融资项目库。

根据《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气候项目”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产生气候效益的技术或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生态环境产业；第二类是必要的基础设施，如特高压输电线路，可以将西部的风光电和水电输送到东部；第三类是绿色服务业。

“在发展气候项目时，不能片面为减碳而减碳，更应该将减碳寓于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并配套设计一系列制度，最终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平衡。”傅莎介绍，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未来的碳捕集技术、氢能技术等都有望成为新经济增长引擎。

市场机制能够应对减碳重任么？

应对气候变化十分依靠政策驱动，具有强烈的政策属性。但行政命令虽然立竿见影，随之带来的指标一刀切、执行运动化口号化等负面问题也层出不穷。

例如2017年以来全国打响“蓝天保卫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在推行“煤改气”的过程中，起先由于激进禁煤叠加气荒危机，造成很多农民过冬无法取暖；而后来为保民生出台“保量保价”政策，又造成气价倒挂而导致不少燃气企业亏损严重。

放任市场调节同样并不万能。

从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高耗能产业及碳排放与GDP增长的“脱钩”已经显现，意味着减碳目标的倒逼机制已具备操作的可能。

2019年氢能概念股引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核心科技、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尚远远不足的情况下，炒概念的热钱先行一步收割社会资源。更早之前，无序的风电光伏投资导致弃风弃光，无序的电动汽车投资导致千亿骗补，都是市场失灵的结果。

“国内各界对以行政方式为主还是市场化方式为主，一直存在很多博弈，最后国家还是更倾向于用市场化的方式推进碳减排。”与减碳企业打交道多年的碳阻迹创始人兼CEO晏路辉说。

其核心在于建立一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碳市场”）。明年，延宕多年的全国性碳市场，将有望开展实质运营。

相关部门的征求意见稿披露，全国碳市场的交易主体为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以及其他产品。

“如果碳交易市场运行良好，对参与其中的企业能够创造额外收益，这样一来企业参与减碳的意愿就会更强。”晏路辉介绍，按照目前的交易标准计算，风电、光伏企业可售减碳量能带来每度电1.3～7.4分钱的收益。

但是，中国的碳市场规模全球第一，而交易额仅有欧盟碳市场的0.1%，足可见中国的碳市场的流动性还远远不够，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让资本进来之后有利可图。

“碳市场毕竟是一个政策市场，风险点也集中体现在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晏路辉介绍，政策因素直接反映在碳价上，例如2016年特朗普宣布推出《巴黎协定》的时候，欧盟碳价应声而落，而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将显著支撑碳价。

所以，最大的保障来自立法，以确保政府政策长期稳定，规范各参与者的市场行为，保障碳市场参与者的长期的投资收益率。

“碳排放权将来可能成为稀缺的要素资产，碳定价机制也将为气候投融资的重要工具，能吸引金融机构的多层次参与，这对发现碳价格、降低减排成本、对冲转型风险将起到显著作用。”柴麒敏表示，在国际上，各类基金、债券、衍生品等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迅速，国内的环境权益类市场也需要推动自身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风险监管。

在碳中和目标的最终实现过程中，如何平衡减碳与经济增长，如何平衡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终将成为一个艰难的但充满智慧的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