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美国新现实小说的后经典叙事

【摘  要】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逐渐开始形成，表达了一批不再迷恋后现代主义语言文字实验的美国小说家们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也同时在国内外文学评论领域掀起一股研究热潮。本论文以美国当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小说文本中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小说;《五号屠场》;跨界小说

1.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渊源和艺术特点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的一个艺术流派。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继承了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基本原则，和对生活、社会、自然不做作家的主观意识强入、或浪漫主义色彩干预的创作理念，遵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领袖人物之一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在1872年关于现实主义小说所阐述的规约：“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于历史传奇或者感伤的情节小说，它必须表现自己的时代和地区，从心理的层面再現普通人的习俗和行为，运用自己的观察，采取客观的白描叙述手法。”把眼睛聚焦于当代美国的社会问题、种族问题、以及历史、政治、或战争等题材，逐渐形成高潮，越来越受到读者、文评家的关注。与此同时，因脱胎于二战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实验创作主流，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创作技巧上借鉴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拼贴、内化、散漫、去中心化、调侃等手法，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比，小说结构更多元、情节很丰富，叙事性更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认为现实不仅是表面的、客观世界的人和事，它还包括人的内心世界，认为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活动才是一种比外部世界的真实更重要、更本质的真实。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的内心世界不受现实时空的束缚，想象、回忆、联想、幻觉、梦境便可以随意纵横驰骋、打乱、颠倒现实事件的顺序，使过去、现在和未来任意交错。作为后工业大众社会的艺术，后现代主义小说“摧毁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形而上常规，打破了它封闭的、自满自足的美学形式，主张思维方式、表现方式、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彻底多元化。”  伴随着创新，后现代主义小说取代现代主义小说成为美国当代小说的新风向，其常用的表现形式如元小说、反体裁、语言游戏、通俗化倾向、戏仿、零散叙事、零度写作、不确定性等特征成为作者模仿、文评家的热宠。 但正如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所说的，在这喧闹的后现代主义实验性写作狂飙的同时，“在这个世纪的整个过程中，在小说领域内，现实主义一直经久不衰，而且十分强大，与此同时还不断地引起了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种种争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二战的创伤渐渐远离公众的视线，广大美国民众似乎也漫步走出战争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人们的厌世情绪、悲观失落的心态以及内心的焦虑、无着落感都开始逐渐平息，整个美国社会进入了相对的平稳时期。在文学领域，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现实事件，“传记式、纪实性和历史性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闯入大众的精神生活。社会的变化、作家们自身对‘后现代的主义的反思使文学作品开始向现实性回归” 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许多后现代派作家放弃了对后现代主义写作潮流的迷恋和对怪异、炫酷写作技巧的追捧，他们在叙事文本的书写中开始着意淡化令读者眼花缭乱的写作技巧，这也是他们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当代先锋实验派代表余华就说过：“当一个作家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寻求形式和技巧;当一个作家有力量了，他是顾不上这些的。使用各种语言方式，把一个小说写得花哨是件太容易的事。让小说紧紧抓住人，打动人，同时不至于流入浅薄，是非常不容易的”。美国许多当代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37—）等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们曾一度对现实持冷漠态度，甚至充满了敌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意识到真理只能在现实社会的机理中去探求，那是一种非道德判断的真理，是每一位作家应该最终追求的目标。再之，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小说似乎到了众欲诛之的境地。在小说界，乃至整个文艺界弥漫着关于“小说之死”的预言：“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如果尚未无可挽救地枯竭，肯定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可用题材的严重贫乏迫使作家们不得不用构成小说本体其他成分的精美质量来弥补”。用约翰﹒巴思的话来说，是小说形式的极端实验导致了小说形式的“枯涸”。面对这一困境，美国当代作家群不得不对流行于美国文坛近十几年的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进行深刻的思考，为“濒临死亡”的美国当代小说寻找出路。随之，社会现实重新回到众多作家的视野，小说创作题材重新丰富，现实主义成为作家创作的选择，或至少可以说现实主义成为作家考虑的重要因素。

新现实主义作家在全面反思后现代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以更为冷静的目光审视多元、充满变化的世界，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各类社会问题，政治历史重大题材;同时又借鉴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推出新颖的形式和深奥难懂的语言，这种形式和语言最适宜表达一种生动活泼而变幻不定的感觉，即对当代生活的存在条件、生活方式、内心感受的独特意识。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新现实主义小说不仅仅局限于描写现实，它惯于把事实和虚构、现实和想象拼接起来，甚至还包括超现实的人物和事件。这种现实人物和事件与虚构、想象、超现实的结合使作品增加了活力，使作者更能灵活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新现实主义小说更强调文化沟通与融合，努力在国际合作的大环境下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设计未来的道路，可以说在小说艺术方面已经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后现代。

2.冯内古特的跨界小说《五号屠场》

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所蕴含的“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宏大现实主义主题不仅揭示了冯内古特的人道主义宗教观，也传递出作家对世人的一种警示。这种警示涵盖两层观念，这两层观念表面上似乎呈悖论，实质上道出了人类的一种宿命和一种追求：一个是人类能够通过发动战争来毁灭世界，一个是人类应主张和平，应阻止战争。第一个观念揭示了人类的欲望、强权、冲动终会给自己带来毁灭的残酷现实，第二个观念提供了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和平、互助、互爱来阻止战争的希望。

小说的题目“五号屠场”本身作为一种隐喻：从表面看，指的是位于德国德累斯顿市的一个真实的肉类屠宰场，暗指人类世界在战争中实则就是一个大型的肉类屠宰场，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小说的副标题“儿童十字军东征：一场与死亡的会面”进一步明显地表达了冯内古特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冯内古特将所有现代战争与1213年儿童十字军东征这件历史性事件联系起来。“当时两个僧侣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军，然后在北非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有三万名儿童自愿参军，他们以为是去巴勒斯坦。麦凯说，他们无疑是些被遗弃的、懒惰的儿童，充斥于各大城市，沾染了各种恶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教皇伊诺森三世也认为他们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动地说：‘当我们沉睡时，这些孩子却醒了。用船把大部分孩子运出马赛港，其中大约半数在船只失事时淹死。另一半到达北非后被贩卖了。 ”（15页）

战争本身已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是人类为了一己私欲而挑起的“残酷游戏”，让儿童上战场当炮灰，就更是一件可耻的事。在小说中，无论是美国军队还是德国军队，刚刚从学校里被拉出来强行套上军装的少年比比皆是。小说中的作者雍永森评价自己当兵的经历：“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结束。”（14页）在毕利和“三个火枪手”行军的途中遭遇扫荡的德军。“在这些德国人中间，两个是十几岁的少年，两个是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老头……他们不是正规军，是用从刚死的正规军身上取下来的破烂衣服和武器胡乱武装起来的。”在小说《五号屠场》中，当541号大众星生物告诉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去理睬生活的丑陋时，冯内古特将541号大众星生物的生活哲学与毕利孩童时期所经历的两个瞬间并置起来：一个是去大峡谷的旅行，另一个是去卡尔斯巴德洞窟的旅行。对于小毕利来说，这两个瞬间都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正如战争给那些“小儿童十字军”的感觉。541号大众星上的新逻辑、新思维在地球这个残酷的世界中好像行不通，现实的世界对于小毕利来说没有任何美好的瞬间。小说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集中营，战俘营中人们既是同盟者又是仇敌。人与人之间缺乏友爱、互助，有的只是欺诈、压迫。小说结尾德累斯顿被火焰弹轰炸得面目全非，数以百计的死人坑在主人公毕利的脑海中成为无法抹去的经历。小说中提到一本英国人戴维﹒欧文写的《德累斯顿之毁灭》，毕利的读后感中提到战争的偶然性：“读完这本书后，谁也不会相信这次轰炸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这是战时偶然发生的可怕事件之一，由于某些机会不幸地凑拢来而引起了这次事件的发生。那些赞美轰炸德累斯顿的人既不恶毒也不残酷，不过他们很可能距离残酷的现实太远了，以致不能充分了解一九四五年春天空袭的可怕破壞力。” （145页）在毕利的时间旅行中，他从1944年的德累斯顿转移到1967年的541号大众星上，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人类的不人道和自我毁灭能力。当毕利与541号大众星生物探讨人是否有自由意志时，他意识到在人类世界里确实没有自由意志。他无法解释战争中人的毁灭行为，特别是火焰弹轰炸德累斯顿的所谓军事行为。通过对这次轰炸事件的回顾，冯内古特告诉读者第一个观念：“战争会毁灭世界，如果人类进行一场像德累斯顿这样无意义、无理由的大屠杀，那么人类就能够毁灭整个世界。”

面对残酷的战争，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表达了他的第二个观念人类应主张和平，应阻止战争。小说开篇，冯内古特就托一个名叫雍永森的人物之口发出要写一本关于二战期间作为战俘所经历的德累斯顿被轰炸事件的小说的意愿。但同时，作者借助别人的话表达了反战之难，维护和平之不易。小说中，一个电影制片人对小说中的“我”说，“是一本反战作品吗？”“……，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冯内古特指出“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5页）书中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作为一个拥有时间旅行能力的“超人”，可以不受时间的羁绊，能看见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场又一场灾难的唯一幸存者，毕利见证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悲剧：飞机坠毁全部乘客除他无一幸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越南战争、他妻子的死亡等，既有因自然原因导致的人的死亡，更多的是人为发动的世界范围内的大屠杀。“超人”毕利的存在是冯古内特为见证这世界上残酷恶行所着意刻画的一个目击者，让毕利来见证基督教从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在基督教规训下的世界也必然会出问题。冯内古特辛辣地讽刺耶稣基督：“基督故事的缺点在于：基督看上去不十分像是宇宙中最有权力者的儿子。”“啊，孩子——那时他们准选错了人来受刑！”（86页）实际上，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人类面临着巨大的信仰危机。人性中的贪婪、残暴在信仰缺失面前肆无忌惮地撒着泼，上帝也成了他们的帮凶。在《五号屠场》中，冯内古特运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对上帝的残忍进行了大量的描写。“上帝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到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就这么回事。”（19页）作为上帝在尘世上的代表，基督教徒原本要遵循《圣经》的教义，把上帝的仁慈、福音布道到各处。但在《五号屠场》中，基督教徒却曲解教义，变得势利又冷酷。小说中对基督教徒有这样的描述：“对基督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想了解基督教徒为什么这么容易变得残酷无情。他的结论是：至少部分原因是《新约》里讲的故事太马虎。福音的首要宗旨是教育人们在任何情形中都要仁慈，甚至对低贱的人也要慈悲为怀。”（85—86页）然而基督教徒却是这样传达福音的：“在你杀死某个人时，要绝对有把握他没有富有的亲戚。就这么回事。”（86页）以此道理，就不难判断为什么基督教徒敢肆意残害贱民，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贱民不像耶稣有个像上帝那样富有的亲戚，从而残害贱民是不用惧怕受到主的惩罚的。面对这糟糕透顶的一切，拥有博大人道主义情怀的冯内古特没有回避自己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小说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

“我已经告诉我的儿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参加大屠杀，听到屠杀敌人的消息也不要感到满足或欢乐。

我还告诉他们，不要为制造大屠杀机器的公司工作，要对那些认为需要这种机器的人表示轻蔑。”（123页）

借助幻想出来的541号大众星居民的新逻辑、新视觉，冯内古特用独特的叙事结构讲述着自己对历史、战争、以及生死的解读，这是一种“消极”和”无为的苟安接受”，体现了作者在面对这难以改变的荒诞世界的无奈，一种自嘲的黑色幽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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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艾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12—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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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姜涛： 《当代美国小说的新现实主义视域》，载《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第116页， 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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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9]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云彩、紫芹、曼罗 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范湘萍，女，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叙事学，文学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