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的海外传播

2020-12-15 06:50朱国庆
三峡论坛 2020年6期
关键词:海外传播矛盾论实践论

周 欢 朱国庆

摘  要:《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而撰写的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哲学经典名篇。它们熠熠闪耀的智慧之光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中国人,而且还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密切关注,在苏联、日本、欧美及第三世界广泛传播,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究其根本原因,既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又与《实践论》《矛盾论》的鲜明特色相关。《实践论》《矛盾论》的海外传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参考。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6-0100-05

二十世纪30年代,为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撰写了经典名篇《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产生的方法论偏差,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1]“两论”熠熠闪耀的智慧之光不仅照耀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而且还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密切关注,在苏联、日本、欧美及第三世界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梳理“两论”的海外传播概况,探析其海外传播的深刻原因,对于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实践论》《矛盾论》的海外传播概况

“两论”作为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式和表达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论”不仅在中国大地上深入人心,同时也在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且其传播的特点各异。

(一)苏联曲折传播《实践论》《矛盾论》

由于中苏两党、两国的政治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冲突至破裂的历史进程,导致苏联对待毛泽东“两论”的态度也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即从高度肯定评价、积极宣传研究向无理歪曲贬低、肆意攻击批判的转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即“肯定时期”。中苏睦邻友好进一步发展,苏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评价,并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斯大林领导下,不仅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协助《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事宜,而且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最早向世界介绍和宣传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学者还高度评价这两部著作,认为它们“是对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性的研究”,[2]这在苏联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苏联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揭露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主观主义错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认识;毛泽东的《矛盾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结合政治斗争的实际任务,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律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粉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革命实践的危害性,并取得显著的成效。[3]46-49苏联还以党报党刊的名义撰文宣传、号召学习“两论”,有力推动了“两论”在苏联的传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

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由于中苏之间出现严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苏联理论界将批判之矛直指毛泽东哲学思想。为迎合当时政治的需要,苏联理论界扮演了意识形态附庸的角色,推翻以往对“两论”的客观评价,质疑“两论”的诸多理论观点照搬苏联哲学著作,全盘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然而,苏联的质疑和批判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无法反映“两论”的精神实质。事实上,毛泽东的“两论”决不是苏联教科书的简单重复或抄袭,而是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的结晶,[4]是经过中国革命检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日本学习研究《实践论》《矛盾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处在美国占领管制之下,遭受法西斯残余势力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日本民族是一个擅长学习别国经验的民族,在见证中国由一个被侵略压迫的弱国变成社会主义强国中增强了信心,看到了曙光,于是希望了解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因此,“两论”的公开发表,引起了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兴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日本出版了诸多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其中“两论”的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5]

日本对于“两论”的研究,无论从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是从研究的组织团队及学术成果来看,都居世界首位。在日本,理论权威都重视学习和研究“两论”,并达到很高水平。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认为:“《实践论》《矛盾论》,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它对争取解放的全世界人民来说,是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的思想武器。”[6]70当代著名哲学家濑户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才是试图把唯物主义认识论放在实践论的一个侧面加以理解的哲学上的最早尝试。”[6]62除此之外,日本对于“两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评价。他们认为,“两论”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开创哲学新路的典范,并真正体现了哲学前进的方向。[6]69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论著在日本传播的受众群体逐渐壮大,广大工农群众、青年学生,都加入到学习“两论”的队伍中来,他们力图运用“两论”的思想观点去分析问题,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除了工人、农民结合自己的实际学习“两论”外,日本一些科学家也很重视将毛泽东著作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如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认为:“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经过中国革命考验的卓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科学研究也必然是强有力的武器。”[7]98

(三)欧美学习研究《实践论》《矛盾论》

欧美虽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但也无法阻挡其进步学者呼吸毛泽东哲学思想新鲜空气的渴望。尽管他们对毛泽东“两论”的认识尚存分歧,但总体而言给予“两论”很多肯定的评价,并且他們对“两论”的研究也相当之深。

与苏联不同,欧美国家对“两论”的研究与政治外交没有直接联系,不讲究实际运用,只专注学术研究,尤其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上追根溯源,并注重概念、范畴含义的解释。关于“两论”的相关概念,法国学者米歇尔·卢瓦教授在《<实践论>法文版前言》中认为,《实践论》分析了“社会实践”这个概念,即社会实践从行动到思想又从思想到行动,如此循环往复并螺旋式地上升。

尽管欧美对于“两论”的研究相较于苏联、日本、亚非拉、东欧而言,起步时间相对晚些,但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一是欧美为研究“两论”,不仅广泛搜集《实践论》和《矛盾论》尚未公开出版的资料,而且还编辑了毛泽东哲学谈话资料。二是欧美学者对于“两论”的研究气氛活跃、学术自由,他们敢于对其中的新鲜问题加以探讨,认为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一分为二”的观点,就是一种进入未知领域的革命思想。三是欧美对“两论”的研究与传播,涉及到多领域的学者专家及党政军界人士,虽然他们的立场、观点各有不同,但他们在搜集资料、调查研究等方面,都尽了最大努力,克服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困难。四是欧美学者习惯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将“两论”不同版本的前后删减修改加以对比,从中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估量中国革命方针政策的变化,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使问题更加鲜明、突出。

(四)第三世界学习运用《实践论》《矛盾论》

伴随着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两论”几乎传遍亚非拉各个国家和地区,学习阶层之广、学习人数之多,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统帅到士兵、从国家元首到普通百姓,从大学教授到大学生,都加入到学习“两论”的队伍中来。[6]139

第三世界人民学习“两论”,并不是从学术出发,而是为了从中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十分重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两论”是“辩证法的最好的作品,”[6]133并高度评价《矛盾论》的理论价值与重要贡献。印度学者曼诺朗强·莫汉蒂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中对“两论”展开全面评述,充分肯定毛泽东的矛盾理论和矛盾分析法,并从中领悟到,矛盾特殊性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种方法,第三世界的各国国情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第三世界各国结合实际学习运用“两论”,重视毛泽东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研究。第三世界的政治家和革命领导人学习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普遍规律运用于具体的实际斗争中,并结合本国实际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实践论》《矛盾论》海外传播的影响

“两论”的海外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为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武器,为海外学者提供了新的哲学思路。

(一)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两论”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理念和价值,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与精神财富。“两论”的海外传播,让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两论”中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史密切相关。对此,日本学者松村一人认为,“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里都贯穿着中国思想遗产的继承”。[8]海外众多学者认为,《实践论》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与“行”的思想观点,《矛盾论》吸收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如相反相成、亦阴亦阳、福祸相依、知己知彼等,甚至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中蕴含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也成为毛泽东哲学著作中可以吸取的养料。《矛盾论》还紧密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9]

因此,“两论”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其理论价值,还大力弘扬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有利于世界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论著的代表作,其海外传播属于二十世纪中国一项系统性的文化工程,极大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交流,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及在国际的竞争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为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人民饱受西方侵略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渴求民族解放与独立。“两论”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给予第三世界人民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对此,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予以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它对争取解放的全世界人民来说,是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武器”。[10]

第三世界为何到毛泽东的“两论”中去寻找理论武器?因为中国过去长期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的遭遇和中国人民一样,所以最早将“两论”传播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先进革命团体及政党领导人,他们对“两论”倍感亲切,并运用“两论”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组织,武装成员的思想和发动民族民主革命。同时,“两论”的真理性,推动了第三世界人民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视,而中国革命经验的巨大影响又促进第三世界人民对毛泽东“两论”的积极学习和研究。“两论”的理论价值已被第三世界人民所普遍认识和接受,其思想的精髓成为第三世界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开展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

(三)为海外学者开拓了哲学新思路

“两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新范畴和新思想。“两论”的传播为海外学者开拓了哲学新思路。

“两论”从内容和形式都彰显了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又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11]17“两论”不仅具有双重文化性格,又具有其独特个性。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以实践为主题,从实践出发去阐述其认识论,抓住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关键和核心,突破了过去哲学研究从“思维和存在关系”出发的传统,这也突显了毛泽东阐述认识论特点的创新之处。《矛盾论》将马克思主义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分析与叙述的生动性结合在一起,为海外学者打开了哲学研究的新视野,并触发了海外学者的好奇心,由此海外学者也获取了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新观念和新方法。

三、《实践论》《矛盾论》海外传播的原因

“两论”之所以能在海外广泛传播,离不开以下多方面原因。

(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开启了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刻的影响和震动。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摆脱了近代屈辱的历史,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逐步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引发世界的广泛关注,海外学者也因此更加注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與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密不可分。而《实践论》《矛盾论》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代表作,因此,当它们公开发表后,便引发世界极大的关注,且在海外广泛地传播。

(二)第三世界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

恩格斯曾对需求与发展的关系做出此种表述,“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2]198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社会需要,即使再卓越的思想,也不可能得到广泛传播。毛泽东的“两论”能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是由于第三世界人民开展民族民主革命、争取自由进步的需要。

毛泽东曾指出,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影响深远,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产生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运用,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无法产生应有的巨大作用。[6]130同样,毛泽东的“两论”在第三世界的传播无疑也是适应了当时各地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需要。正是在“两论”的指导下,第三世界的先进政党领导了广大人民进行长期的斗争,沉重打击和削弱了新老殖民主义统治,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强大,更加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4]130 因此,“两论”在第三世界得以广泛地传播。

(三)《实践论》《矛盾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3]毛泽东的“两论”汲取马列经典著作的理论营养,从哲学的高度及时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者的错误,廓清了长期萦绕在人们思想中的迷雾,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的“两论”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阐明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4]136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开宗明义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两论”的发表不仅使中国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更加懂得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的重要性,而且当“两论”传播至海外后,引发广泛的关注,海外读者深感思想上有了引航的明灯,脚底下有了前行的力量。

(四)《实践论》《矛盾论》通俗文风深入人心

毛泽东的“两论”不是他作为哲学家的冥思玄想,而是在为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两论”蕴含深邃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在海外能被大众所接受,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行文特点,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鲜明特色。正因如此,促使海外民众更加愿意细细品味和学习探讨“两论”。

马克思曾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哲学要通俗易懂,“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里的轻装便服”。[15]219毛泽东在“两论”中就把通俗易懂的文风体现得淋漓尽致。“两论”语言朴实,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如毛泽东在论述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时,有一段这样表述:“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6]287用吃梨子的形象比喻阐述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作用,更为通俗易懂、简单明了。这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表达不仅让中国读者印象深刻,也给海外读者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记。

(五)传播主体的不懈努力

“两论”之所以在海外广泛传播,与各地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由于斯大林的支持,苏联理论界经毛泽东同意,将已定稿的《实践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并对“两论”展开系统的宣传和研究,这表明斯大林十分关心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诚心诚意地为毛泽东“两论”的传播作出了努力。在日本,由于官方力量受制于政治关系的波动和束缚,民间力量显得更为灵活,传播“两论”则大多来自于民间力量,包括角川书店、青木书店等出版商和新岛淳良、松村一人等进步学者。在欧美,许多进步学者对“两论”进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传播,如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两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结合”。在第三世界,他们对“两论”的宣传和研究不是从理论兴趣出发,而是为了获得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印尼共产党前主席迪·努·艾地曾经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解决党内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7]总之,正是由于海外传播主体的不懈努力,“两论”才得以被海外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注 释:

[1] 王秀华:《从<实践论><矛盾论>中汲取哲学智慧滋养》,《领导之友》,2017年第2期。

[2] 许全兴:《<实践论><矛盾论>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苏联发表及其他》,《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1期。

[3] 赵永茂、李峰华、卢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4] 郭小磊:《国外学者对<实践论><矛盾论>的研究概述》,《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 苏容:《毛泽东论著在日本的传播及启示》,重庆交通大学,2016年。

[6] 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第三卷),沈阳出版社,1993年。

[7] 赵永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8] 郭小磊:《国外毛泽东思想来源研究综述》,《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9] 李新宇、辛宝海:《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及其当代价值》,《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3期。

[10] 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争取解放的伟大武器. http://www.laoziliao.net/ckxx/1966-03-31-1。

[11] 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13] 《实践论》《矛盾论》是当代青年谋划人生创造历史的经典哲学教科书,http://www.71.cn/2017/1012/968633.shtml。

[1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6] 《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 《印度尼西亞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九月四日在北京市欢迎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201027/1?code=2。

责任编辑:黄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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