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性抑郁障碍伴酒精使用障碍患者临床特征及应对方式研究☆

严保平 李薇 张贤峰 韩紫非 毕皓 王素娟 李冰

既往研究发现，抑郁障碍与酒精使用障碍存在高度共患，荷兰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抑郁症患者中酒依赖的比例为8%～32%[1]。抑郁障碍患者发病年龄早、伴有酒依赖家族史、自杀行为、不良家庭环境、社会支持差及不良应激、消极应对方式等特征，是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因素[2]。两种疾病共患，可加重另一种疾病的病情，患者预后更差[3-4]。目前我国少见关于抑郁障碍与酒精使用障碍共病率的报道，且共病机制尚不清楚[5]。本研究以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调查重性抑郁障碍伴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应对方式，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指导临床医生诊治此类障碍时，考虑共病诊断，减少漏诊。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来源于2016年10月10日至10月17日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th Edition，DSM-5）[6]重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②年龄≥18岁。排除标准：不愿接受调查者。本研究经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伦理批号：冀精伦审（科）201603+]。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由2名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根据DSM-5诊断标准对住院重性抑郁障碍患者进行疾病再诊断，对符合重性抑郁障碍的患者，根据是否伴酒精使用障碍分为共病组与非共病组。2名医师对10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分别进行再诊断，一致性良好 （Kappa=0.80）。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一般人口学特征，嗜酒家族史（符合酒精使用障碍诊断标准）、病前性格、家庭关系，并查阅病历中记载本次病期有无冲动、外走、自杀、自伤行为。使用应对方式问卷[7]对患者进行应对方式的评估。该问卷为自评问卷，共62个条目，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6个因子。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共病组与非共病组的一般资料、应对方式问卷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检验。以是否共病酒精使用障碍（是=1，否=0）为因变量，以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筛选采用Enter法。检验水准α=0.05，双侧检验。

2 结果

2.1 共病组与非共病组一般资料及应对方式比较共纳入162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其中伴酒精使用障碍44例 （27.2%）。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男性66例，其中伴酒精使用障碍36例（54.5%）；女性96例，伴酒精使用障碍8例（8.3%）。共病组（44例）及非共病组 （118例） 在性别 （=42.219，P＜0.001）、家庭关系（=17.909，P＜0.001）、嗜酒家族史（=7.081，P=0.008）、起病形式（=9.705，P=0.008）等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在各种风险行为中，共病组自伤行为（=8.577，P=0.003）、自杀行为（=10.208，P=0.001）较非共病组更多。应对方式中，共病组采用自责的应对方式较非共病组高（t=3.507，P=0.001），而采用求助的应对方式较非共病组低（t=2.775，P=0.006）。 见表 1。

2.2 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以性别、家庭关系、嗜酒家族史、起病形式、自伤、自杀为自变量，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家庭关系不和睦、有自杀行为与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相关联（P＜0.05），见表 2。

3 讨论

重性抑郁障碍往往与焦虑障碍、精神活性物质使用障碍、人格障碍和冲动控制障碍等共病[8]，其中共病酒精使用障碍是常见的共病现象。澳大利亚调查显示，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34%的男性和15%的女性共病酒精使用障碍[9]。国外通过对一般人群的研究发现，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的酗酒风险增加3倍[10-12]。本研究纳入重性抑郁障碍患者162例，其中共病酒精使用障碍占27.2%（44例），男性共病率（54.5%）高于女性（8.3%）。国内肖春兰等[13]对141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共病调查也显示，共病酒精依赖者占3.5%。导致结果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地域文化特点不同、诊断标准不同及抽样方法的差异，本研究使用的诊断标准中酒精使用障碍囊括酒依赖及酒滥用，可能导致共病率较高。同时，本研究结果也反映出重性抑郁障碍患者酗酒行为较突出，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表1 共病组与非共病组一般资料及应对方式

表2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重性抑郁障碍与酒精使用障碍共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也是研究热点。本研究结果表明，共病患者男性、家庭关系不和睦、有嗜酒家族史、亚急性起病等特点，同时共病者自伤、自杀行为的风险高于非共病者，多采用自责的应对方式，而较少采用求助的应对方式。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家庭关系不和睦、有自杀行为与酒精使用障碍相关联。国外研究发现有暴力攻击、自杀未遂行为者，重性抑郁障碍与酒精滥用共病检出率较无相应行为者高，重性抑郁障碍与酒精使用障碍共病者中自杀未遂发生率高[14-15]。国内曹望楠等[16]研究显示男性重性抑郁障碍与饮酒存在统计学关联（OR=2.72）。宗教信仰、吸烟、暴力攻击行为、自杀未遂等为抑郁与酒精滥用共病的危险因素，尤其自杀风险高于非滥用者[17-18]。本研究和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提示共病患者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具有更高的自伤、自杀风险，需要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

总之，重性抑郁障碍与酒精使用障碍共病率较高，共病患者较多采用自责的应对方式，且发生自杀行为风险高。提示临床医生，在诊断重性抑郁障碍时，要关注酒精使用的情况，同时在收治酒精使用障碍患者时，也要考虑抑郁症状，避免造成漏诊。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为仅进行横断面调查，没有对患者先出现酒精使用还是先出现重性抑郁障碍的状况进行纵向观察，且本研究只是进行现象学分析，没有生物学指标来充实研究。在以后的研究中，要逐步完善研究方案，并提出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更好地服务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