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界先锋”伍智梅

枕荞

女性的独立、自由，是千千万万先驱者用终身的奋斗一点一点争取来的。这无数先锋中，伍智梅就是其中一个。

出生于革命家庭

伍智梅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父亲是辛亥元勋伍汉持。

伍汉持是广东新宁人（今台山人），是有名的西医。他先是在香港油麻地行医，后因为结识孙中山、史坚如等同盟会成员，开始倾向革命。

伍汉持心地仁厚，看到内地底层民众的求医问药比香港还要困难，遂回到广州，创立图强医学堂和图强医院。他把家安置在广州有名的旧仓巷，一间木板小屋，底层有三间房子，上面有层矮矮的阁楼。小屋简陋，与对面堂皇的西式建筑——图强医学堂和图强医院形成鲜明的对比。住家后面有个天井，是伍汉持和他的同志暗中制造炸药的地方。他也因救治配制炸弹时炸伤的刘思复而被捕，家人花了很多钱才将他保释出来。

在广州，伍汉持既传授医术，又为付不起医疗费用的平民义诊。而他的夫人李佩珍，早年在基督教医院任助产士，也救助过无数因难产有性命之危的母亲。她对己节省、待人慷慨，众人尊称她“伍师奶”。她善于经营房地产，只要有所获利，就拿出钱财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和医院建设。

1910年冬季，寒冷的东北爆发大鼠疫，转眼夺去6万人的生命。当时无人敢去疫区救治民众，伍汉持挺身而出：“医，固所以救人也，死生有命，吾何惧哉？”他毅然前往疫区。

伍汉持去世时，伍智梅只有14岁。父亲为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和鼓舞了她，她立志要成长为父亲那样的仁人志士。此后的人生历程，确如她少女时代所期望的那样。

成为第一代女西医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政治大风暴，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尽管如此，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妇女的生活重心仍旧局限于家庭，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有远见卓识的伍智梅，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中学毕业后，她进入广州夏葛女子学校学习西医，成为一名掌握了现代西方医学技术的女西医。1924年，伍智梅与何香凝、居若文、沈慧莲等创办了广东贫民生产医院，这家医院曾在一年之内为近万人治过病。她还与何香凝、宋庆龄等人一起创办了妇女儿童福利会。

伍智梅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办的学校担任老师，培养具备现代医疗常识的助产士。伍智梅的工作，使得广东妇女因难产而死亡的比例大大降低。她还把父亲留下的图强医院改造成“伍汉持纪念医院”，其规模与设施在当时均属一流。伍智梅亲任医院董事长，严格聘用医学人才，以便为民众服务。这就是后来的华南肿瘤医院（后发展为今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前身。

1932年，受广州市政府委派，伍智梅赴美国考察公共卫生事业。她历时两年半，沿途考察了美国西雅图、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等市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京士顿、蒙特利尔等市的公共卫生状况，也考察了古巴、巴拿马、秘鲁等欠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并利用难得的机会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市政府卫生局等处学习医学。她最终将沿途考察报告汇编成册，为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蓝图。

伍智梅考察回国后，大力宣传现代公共卫生知识，致力于推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1936年，在一个卫生展览会上，她发表公开演讲，力陈建立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必要：“国家之隆替，在于人民之健康，健康者众则国强，羸弱者多则国弱，此必然之理也。而人民是否健康，则视公共卫生设施如何为准则，如国民深谙卫生之道，国家又能创造健康环境，则社会中生产力当然增加，国家之经济自然富裕，而国必盛。”“公共卫生为我国目前迫切要务，应用科学方法，以保护国民之生命及幸福，在消极方面，当减少疾病与死亡之数量，及预防瘟疫之发生;积极方面須增进国民之健康及生命。”“现代公共卫生，已卓然成一延年益智及增进健康之科学艺术，并不仅以诊断及治疗为满足，更需研究疾病之起因，凡人体遗传、家庭状况、个人习惯、所处环境等，均需详加考察改善。”

她的许多论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教益。

倡议成立广东女界联合会

1919年，伍智梅与同乡黄建勋结婚。黄建勋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回国后追随孙中山，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和大元帅府金库库长、大本营盐务署署长等职。婚后的伍智梅，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除了在医学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事业，她更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为更多的女性谋求就业、教育、婚姻等方面的自强自立，让她们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

五四运动后，伍智梅和几位先进妇女倡议成立了广东女界联合会。她提出建立女界联合会的宗旨：一、开启女性之自觉，灌输其新知;二、对于工商各业当提倡革命，使妇女得到经济上的独立;三、多设各种职业专门学校以及大众小学校，并注重贫民妇女工业教育，使妇女得智识、技能之解放;四、注重道德以免以后误入歧途，致有损人格而遗后患。

广东女界联合会成立后，伍智梅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为了节省经费，她把办公地点放在自己位于广州市仓边路的家中。在她们的努力下，当时的广三铁路录用了40名女职员，这在广东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1921年3月，伍智梅等人利用广东议会起草宪法的机会，组成了女子参政团到议会请愿，争取参政权，结果被打伤。3月29日，是广州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日子，广东女界联合会组织700多人上街示威，得到孙中山等人的支持。

伍智梅等人的女权运动，引起了国际妇女界的关注。1922年至1923年间，美国女作家格蕾丝·汤普森·西登来中国游历，并写成《中国灯笼》（Chinese Lanterns）一书，描绘了她在游历中接触到的中国新女性的形象。在有关医学界的一章里，对伍智梅有专门介绍，并配有照片。她如此描绘伍智梅的形象——她穿着羊驼毛织品的长裙和外套，外罩一件外科医生的工作裙。几颗镶金的牙齿惹人注目，黑色的头发既光且亮。她用匀称的、能干的、有表情的手来加重表达她对妇女的看法，为她们甘愿奉献自己的生命，“妇女受苦了这么久，她们应当有权力，她们应当在法庭和公共机构里工作，她们应当受教育，她们应当知道怎样独立”。

伍智梅是女界先锋，也是丈夫的战友，共同的革命信仰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令人扼腕的是，1926年，黄建勋因革命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少年失父的伍智梅，又失去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亲人。但她强迫自己尽快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因为在她的规划中，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宋庆龄的“闺密”

和父亲与丈夫一样，伍智梅也一直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理想。

孙中山先生晚年，结合对国家现状的研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黄建勋以孙中山助手的身份参与其中工作。1924年1月到8月，孙中山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阐发三民主义的演说，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最系统、最详尽，也是最后的篇章。当年1月，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宣讲三民主义时，特意邀请在广东女界影响巨大的伍智梅与何香凝、沈慧莲上台就座聆听。凝结了孙中山和其战友们集体智慧的三民主义，影响了伍智梅的一生。

孙中山晚年，与伍智梅夫妇交往颇多。孙中山有逛旧书店的爱好，但往往囊中羞涩，没钱买书。黄、伍二人就曾出手相助，自掏腰包帮孙中山先生买下中意的旧书。孙中山去世之时，黄建勋和伍智梅陪伴在左右。伍智梅还担任女界招待员，协助宋庆龄办理孙中山先生的丧事。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先生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供民众瞻仰，伍智梅与何香凝、陈肇君、皮以书等人作为女界执绋者，相伴宋庆龄左右。

“五卅惨案”爆发时，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民大会。宋庆龄作为会议主席之一，带病参与大会并慷慨陈词，伍智梅陪伴在她身边，寸步不离。

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广州倡议建立市立中山图书馆，并决定募捐筹款。时任广州市市长林云陔委托伍智梅等人赴美募捐，伍智梅欣然应命。伍智梅一行历经美国、古巴、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得到当地侨胞大力支持，顺利完成任务。后来，广东省政府又增加了投资，终于在1933年10月建成了图书馆，并由伍智梅担任第一任馆长。

抗战期间，伍智梅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伍智梅多次陪同宋庆龄慰问伤病员，鼓舞他们的斗志。1938年夏天，她还陪同宋庆龄与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曾养甫一起检阅广州女子抗日壮丁队。抗战期间，伍智梅与同事在重庆开办中华女子职业学校，并亲任该校董事长。这所学校培养女子的工作技能，鼓励她们在经济上实现独立，并倡导女子参政。宋庆龄得知此事后，将一笔国际友人的捐款转给该校，对伍智梅的事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英年早逝

新中国成立前夕，伍智梅离开南京到了香港。宋庆龄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她，劝她留在大陆。伍智梅却执意经香港去台湾，她希望能在台湾看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得以实现。

1956年11月12日，伍智梅应邀参加台湾医学界举办的庆祝孙中山先生91岁诞辰活动。演讲过程中，她情绪十分激动，演讲结束准备走下台時，突然昏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因心脏病及脑溢血救治无效而逝世。这一年，她才58岁。

伍智梅长孙黄坚，是其长子黄庭柱的长子。黄坚是一名新闻人，也是1992年海峡两岸通邮、通信的重要促成者。他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尽自己所能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支持祖国统一。黄坚说：“如果祖母泉下有知，知道两岸终于结束音讯不通的局面，可以自由地交往，她该会有多高兴。”

伍智梅在台湾的墓园，只有一方椅面一般大小，芳草萋萋，唯闻鸟唱。如她的为人一样简朴、低调。已经70岁的黄坚说：“尽管祖母一辈子没有做过大官，没有了不起的著述存世，但她做了很多实事。她的一生，完全为了中国妇女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为了中国人的健康快乐而奋斗。今天，女同胞能够出去工作，有自己的社交活动，活得独立自由，都和我祖母这些实干家的努力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