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技术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肥使用量

孔庆洋 闵继胜

摘 要：过量使用化肥除了污染环境和损害人类健康外，土壤板结等问题也威胁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农业部家庭农场监测数据发现，风险和技术水平使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周边农户分别增加和减少了化肥使用量，IV估计和稳健性检验都支持这一结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小型和中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状况越高，化肥使用量也越大;而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降低化肥使用量的倾向，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技术优势，化肥使用量更低，也更环保，技术在风险状况对化肥使用量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作为新兴农业主体的家庭农场过量施用化肥的比例高达73.25%，中国新兴农业主体确实不清洁。应鼓励农民以农业保险的形式支付风险对价，减少多用化肥的危害。

中图分类号：F30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6-0087-11

关键词：风险;化肥;技术;规模

Abstract： Excessiv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will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and harm human health， soil compaction also threate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monitoring data of the family farm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relative to the surrounding farmers， the risk and technical level of Chines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in China increase and decrease the use of fertilizer respectively. This is supported by both the IV estimation and robustness test. Further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the high risk status of small-scale and medium-scal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the grater the fertilizer use， but the use of large-scal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has falled ; large-scal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hav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is lower， and they ar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impact of risk conditions on fertilizer use. The proportion of excessiv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on family farms as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is as high as 73.25%.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in China is indeed unclean. Farmer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y risk in the form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to reduce the harm of using more chemical fertilizers.

一、引 言

自1960年以來，全球化肥使用量增长了近5倍，中国是世界上化肥使用量增长最快的国家。[1]中国粮食产量占世界的16%，化肥用量占世界的31%，每公顷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四倍。1过量使用化肥不仅会污染和破坏环境，还会降低农产品质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不利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但减少化肥使用量会降低粮食产量，危及粮食安全。

化肥过量使用行为的研究重点包括农户的个体特征、技术水平、土地质量、经济制度等因素，很少关注风险因素。研究表明，男性户主减量使用化肥的意愿更低，年龄越大越注重节约成本从而减少化肥使用量[2];合作社也有助于提高技术和信息水平，降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3];但在联产承包制度下，小农生产无法改变农业化肥的过量使用趋势。[4]土地三权分立改革期望通过土地流转的途径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5]，以此为农业化肥过量使用问题提供解决的途径[6]。土地流转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数量快速增长，截至2016年底，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291.5万家，农场平均经营规模在170亩左右。[7]

新型家庭农场具有规模优势，期望能够降低化肥使用量。种植类家庭农场在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化肥施用效率等方面，较普通农户具有明显的优势。[8]但近年来中国的化肥使用量未见显著下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比普通农户能否减少化肥用量是未来化解粮食安全和环保问题的关键。

土地改革立法后，土地流转缓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约束，金融和财政的优惠政策降低了资金约束，技术和风险集中度成为限制农户规模化经营的主要障碍。耕地面积、劳动力人数已不再是现代农业的决定性要素。[9]目前农业高成本低收益的格局并未改变，生产的低收益与农民的低风险偏好相匹配。[10]这表明小农户风险规避程度很高[1，11-13]，近40%的农户是风险厌恶者[11]，发展中国家农户对风险更加敏感，这会推迟新技术的引用[1]。3

化肥过量施用与农户的风险态度有关。风险规避倾向越高的小农户，农药施用量越多;[11，12]风险厌恶型的农户会多用化肥以降低风险[1，13]。类似研究也只涉及了普通农户，没有关注新型农业主体。如针对苏门答腊岛的185个橡胶种植户[13]和中国玉米主产区585名农户[1]的二例研究针对的都是小型普通农户，并未讨论大、中型等家庭农场的风险态度与化肥使用量的关系，也没有探讨农业生产的风险对化肥用量的影响。

风险态度是一个主观概念，可以通过设定风险与收益的抽奖方法进行研究。[1，13]由于奖金远低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溢价[1]，或只是名义奖金[13]，抽奖过程中涉及的风险偏好与现实生产会有很大不同，依托测试得出的结论会有一定的偏差。除风险外，技术也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普通农户的化肥使用量。技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技术培训也能有效降低农业污染;[14]有效的清洁技术包括测土施肥和秸秆还田[15]，秸秆还田能减少化肥用量，改善土壤。[1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农业部2015年家庭农场的监测数据4，构建计量模型发现化肥使用量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和技术水平相关，风险越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肥的使用量越高;技术可以直接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化肥使用量，还对风险与化肥用量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产生调节效应。相比小农户，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清洁。

本文可能的贡献为：（1）以现实场景中的潜在风险作为经营风险的代理变量，优于已有文献的心理测试;（2）发现了家庭农场风险、技术水平与化肥使用量关系的异质性;（3）将技术和风险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技术水平能够调节风险与肥使用量的关系。

二、理论基础与假说

（一）农户生产函数

规模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7]，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备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17]根据2018年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经营权可以抵押融资[5]，农场主可以获得优厚的财政补贴，资金约束的弱化有力降低了农业规模化的门槛。随着土地模化和资本投入的增加，经营失败的损失也成倍增加，降低或对冲风险日益重要。

农药使用量是农户风险态度的主要研究视角。[18]少用农药会导致病虫灾害，同样普通农户化肥使用过少也会减少产出。[1]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荒”，关键在于调节粮食生产的“利润率”。1利润对粮食产量很敏感，减产将侵蚀利润，产生事实风险，农户多用化肥是应对减产风险的一种策略。假设地区[a]的第[i]个农场主考虑风险的利润函数[πia]如下：

根据（4）式，风险制约利润和最优要素投入，最优要素投入也影响风险水平，风险是内生变量，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通常是厌恶风险者[19-20]，可以假设中国的农业生产者具有风险规避倾向，愿意为风险支付溢价;同时由于生产的最优要素（化肥）投入越高，利润将越低，风险支付能力将下降，在支付能力范围内[?ria/?x*ika]为负，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说如下：

假说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越高，化肥使用量越大。

（二）农户的收入结构与风险偏好

若家庭收入主要依赖非农收入，则普通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不可能投入过多的劳动力，通常以高剂量农药替代劳动力。[21]除草剂可以节约大量劳动力，但劳动力很难替代土地肥力，农户多用化肥的动机主要来自于风险规避。2

农户对粮食生产的风险偏好依赖于其收入结构。（4）式虽然指出了风险和化肥使用的关系，但不能说明农户将风险纳入到生产函数的条件。根据监测数据，当种植规模较小时，家庭农场除粮食种植收入外还有其它收入来源。3农户非农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越大，对农业关注度会越低，甚至不会在意潜在的农业损失。[22]小型家庭农场4的非农收入只是辅助部分，非种植收入仅占14.7%，包括养殖等收入，打工等收入很少，种植收入的波动是其经营风险的核心来源，其规避风险程度应高于普通农户。

中等规模家庭农场生产接近专业化，相对于小型农场，没有多少时间和资源进行其它生产，收入严重依赖粮食种植，风险更集中。经测算小、中和大型农场的年总平均利润分别为23.02、28.07、52.40万元1;中等农场规模2倍于小型农场，但利润平均只增加了21.9%，没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相反投入成倍增加，风险增大。小、中和大型家庭农场的亩均利润分别为0.27、0.14、0.046万元，小型农场的效率最高。由于规模较小，小型农场主相对有精力从事非农生产。根据监测数据，小、中和大型农场的平均畜禽水产产品销售总收入分别为18268.84、18053.31和44329.09万元，小型农场对粮食生产的依赖性最低，所以中型农场的风险规避意愿应高于小型家庭农场，更愿意为风险付费。

大型农场更依赖种植业，但其规避风险的意愿并不高。首先，大型农场具有规模优势，农场主阅历和经验更丰富，性格更成熟，对风险没有恐惧心理。其次，对风险的恐惧源于風险防范的能力低和信息缺乏，大型农场对此有相对优势。大型农场具有规模化和标准化特征，可以优化要素比例，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更容易采用新技术，科学和理性施肥;[23]甚至农作物种植面积足够大时，会进行减量施肥的尝试[24]，以降低成本应对风险。最后，当风险发生时，扶持大型农场更符合政府的偏好，能提高政府业绩和支农的形象。

中等规模农场面对风险时，心理焦虑程度最高，更渴望扩大规模以抵御风险。根据监测数据问卷，2015年在粮食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中等规模农场未来选择扩大耕地面积的比例为51.72%，高于小型和大型农场的50.56%和48.6%。美国农场平均耕地面积从1950年的212英亩增长到2016年的442英亩，法国农场的平均规模相比美国小，但增长更快，从1955年的16公顷扩大到了1997年的41.7公顷。[7]

假说2：中等规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规避意愿强于小规模农场，风险越高，化肥使用量越大;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专业，不会以多用化肥的形式为风险付费。

（三）要素替代：技术与化肥

农户是否接受过科学的施肥技术培训以及接受培训的次数影响农户减量施肥的意愿。[1]技术可以节省（替代）部分化肥（要素[k]）。设[xiha（h≠k）]是某种清洁生产的技术要素，根据（4）式，化肥的最优要素投入量与[xiha]负相关，使用合适的清洁技术会减少化肥的使用量。技术有助于普通棉农更有效的选择农药品种，减少了农药使用量;[12]普通棉农的技术信息和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农药使用量明显负相关;[11]同理，缺乏科学施肥的技术和知识导致了化肥的过量施用。[25]规模化可以分摊引进技术的成本，规模越大，技术的替代作用越强。

技术可以调节风险对化肥用量的影响。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26]在农业生产中，农户由于缺乏技术培训，或者没有理解、掌握和运用相关技术，会降低应对产出或收入波动等风险的能力，产生实际损失。农户掌握相关的技术，会激发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技术水平会降低化肥使用量对风险的敏感度，起到调节作用。

假说3：技术水平越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肥使用量越低，技术水平能够调节风险对化肥使用量的影响。

三、数据、模型和变量说明

（一）数据和模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农业部的委托之下于2014年对全国31个省份（区、市）3000多个家庭农场开展了长期固定监测工作，监测数据提供了2015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详细信息。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按经济水平在每个省级行政区选择2—4个代表县，从代表县中随机选择30—50个家庭农场，最后在县级农业经管部门的组织之下经过培训后，在线填报问卷，形成有效问卷2903份，有效率为94.5%。

问卷中涉及化肥使用量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化肥比周边普通农户用得少，少百分之多少？”如果家庭农场比周围普通农户多用化肥或差不多，则化肥少用量q=0。2化肥用量q在0处截断，样本适合Tobit模型，Tobit模型设定为：

其中：Y为化肥使用量（1-q），X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状况，F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水平;Z为控制变量向量，[γ]为对应的参数向量;[u]为随机误差项。当参数[β2>0，β3>0]时，X、F与Y正相关，风险和技术水平越高，新型农业主体相比周边农户化肥使用量越大。

（二）变量选择

1. 解释变量

（1）家庭农场的潜在风险（X）。本文用粮食种植收入占农场总收入（包括非农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家庭农场的潜在经营风险。1根据马科维茨的证券组合理论，不同加权资产的投资组合可有效分散风险[27]，如果家庭农场收入来源越单一，农产品销售收入占农场总收入比重越大，潜在风险越高。

家庭成员的非农收入，有助于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降低了家庭收入波动的风险。[28]收入越单一，家庭农场的风险越高。专业化虽然提高了粮食种植收入，但是收入风险的集聚效应也显著上升。[29]粮食种植收入占农场总收入的比重与农户的保险需求有关[30]，部分农户即使面临潜在风险，也不购买保险，以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来度量风险有一定的测量误差。以家庭非农就业人数作为风险的代理变量[2]，其逻辑是劳动力越多，更愿意通过多施化肥获取较高的收入。因为农业收入是纯农户家庭的支柱性收入，这需要的前提是：人均效率相同，但人口与农业生产不可能是线性关系，而且家庭农场劳动力相对稀缺。所以相比非农就业人数，农业总收入占比更能刻画家庭农场的风险状况。

（2）家庭农场的技术水平（F）。监测数据调查的主要农业清洁技术有“测土配方施肥”“秸秆机械化还田”，农场采用该项技术，变量的值为1，否则为0。

2. 控制变量（Z）

以受教育年限、从业经历（有农业相关工作经历为1，否则为0）、是否接受培训（接受为1，否则为0）等变量来度量农场主特征;参考闵继胜等[30]的研究采用是否为县级以上示范农场（是为1，否则为0）、产品是否获得过“三品一标”认证（获得为1，否则为0）、农场规模（耕地总面积）、复种指数（一年种植的季数）、农场自有农机具数量（价值500元以上）、耕地地形（丘陵为1，反之为0）等变量来刻画农场特征;种植结构参考徐志刚等[31]的研究采用粮食作物占全年土地播种面积的比重来度量;农场经营情况，采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农机对外作业收入、农机作业成本、劳动力成本（临时雇佣劳动人员的平均工资）来度量。

在所有的样本中，黑龙江省样本数最多，占比16.09%;广东与海南样本数最少，占比0.68%;平均每个省级单位的样本数为39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1。

（三）相关性分析

化肥使用量与家庭农场风险状况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即家庭农场风险状况越高，化肥使用量越大。化肥使用量與“测土配方技术”“秸秆还田技术”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家庭农场的技术水平可以降低化肥使用量。然而这只是两两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并没有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文将做更严格的实证检验。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检验假说1，表2按方程（5）分别估计了全样本、小型、中型和大型农场的分类样本模型，以全面考察不同规模家庭农场的风险和技术水平对化肥使用量的影响。

1.风险与化肥使用量正相关

根据模型1，家庭农场的潜在风险在1%的水平上与化肥使用量显著正相关;相比周边小农户，平均潜在风险每上升1%，化肥的使用量增加0.136%2。农产品销售收入占农场总收入比重越大的家庭农场，其收入来源越单一，对粮食种植的依赖性越强，风险集中度越高，风险规避意愿越强，化肥使用量越大，这与仇焕广[1]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假说1得到验正。

2.农场规模的差异

根据表2，化肥使用量对潜在风险的敏感性存在规模异质性，小型和中型农场化肥使用量随着潜在风险的上升而增加，而大型农场则减少。小型、中型和大型农场的潜在风险每提升1%，化肥的施用量分别增加0.0636%、0.1982%和下降0.2370%。小型和大型家庭农场模型结果均不显著，但T值都大于1，潜在风险对化肥使用也存在一定影响，回归结果支持假说2。

相对中型农场，小型家庭农场种植规模较小，存在大量畜牧业及对外服务等收入，对风险的敏感性较低，即使风险集中度上升也不会大幅度调整化肥使用量。小型家庭农场主的小农特征更明显，主要以自我雇佣为主，对时间成本不敏感;[32]更在意物质资源的成本投入，习惯以劳动支付风险对价。相对于小型家庭农场，中型家庭农场规模更大，粮食种植收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对风险的容忍度较低，多用化肥以保证产量相当于购买保险。中型家庭农场普遍雇佣工人，以化肥替代劳动更经济。

当土地面积足够大时，农户会尝试减少化肥用量。[28]大型农场具有规模化和专业化特征，农场主对风险的敏感性会随着知识技术普及逐渐下降，专业化越高，粮食种植收入占比越高，越能够科学施肥降低成本和风险。与周边农户相比，大型家庭农场化肥使用相对量最低为10.55%，比中型家庭农场平均低1.2%。不同规模的农场对风险的反应不同，中型农场对潜在风险的反应最敏感;小型家庭农场对风险的敏感性较低;大型家庭农场的应对模式更科学，假说2成立。

3.技术降低化肥使用量

技术水平较高的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较低。根据全样本模型1，“测土配方技术”“秸秆还田技术”能显著降低0.07%和0.06%的化肥使用量。农场主掌握的农业知识以及科学施肥知识越多，越倾向于合理使用化肥，这一结论与黄季焜等[11]技术降降低农药的结论类似。

技术对化肥使用量的影响存在规模异质性，但这种差异未能得到关注，如黄季焜[11]和仇焕广[13]。根据模型2和3，小型和中型家庭农场使用测土施肥技术能显著降低化肥使用量;中型家庭农场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于小型家庭农场，降低化肥使用量的效果比小型家庭农场更好;由于大型家庭农场普遍掌握了测土施肥技术3，该变量对大型家庭农场没有影响。根据模型1，秸秆还田技术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该技术能够显著降低大型家庭农场的化肥使用量;中小型家庭农场秸秆还田的成本太高，秸秆还田技术在模型2和3中不显著，技术无法普及，不能有效替代化肥，导致中小型家庭农场的化肥使用量普遍高于大型农场。从模型1中还可以看出，获得“三品一标”品牌和技术认证的家庭农场比没有获得过“三品一标”认证的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平均低0.06%。

（二）技术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假设3，在（5）式的基础上增加[F×X]变量——技术水平和农产品销售收入占比的交互项，来检验技术水平对潜在风险影响化肥使用量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见表3。

根据表3的模型5和6，潜在风险和秸秆还田技术的交互项对化肥使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秸秆还田负向调节了潜在风险对于化肥使用量的影响。潜在风险和测土配方的交互项对化肥使用量的影响不显著，但是T值大于1，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假说3得到验证。

在模型5中，加入秸秆与风险的交互项后，秸秆还田的参数估计值由负转正（模型1为正），说明秸秆还田降低化肥用量的作用完全由调节效应实现。根据表3，在控制技术对风险调节作用后，模型7和8的潜在风险估计系数都大于模型1，也大于IV估计的模型8，说明模型1低估了家庭农场风险规避的意愿和为之所支付的成本（化肥数量）。

（三）内生性处理

尽管上述模型尽可能地控制了影响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的因素，扰动项中仍可能存在与风险相关的不可观测因素，导致上述模型参数的估计产生偏误。另一方面，根据（4）式，风险是化肥最优使用量的函数，风险和化肥使用量都是内生变量。借鉴李秀玉等[33]的方法，选择各省家庭农场农产品销售收入占比的均值和2015年各省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潜在风险的工具变量，这二个变量是宏观变量，与农业潜在风险相关，相对于微观个体具有外生性。根据二阶段Tobit的第一阶段模型7，省级农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均值在1%的水平上对家庭农场的潜在风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在10%的水平上对家庭农场的潜在风险存在负向影响。第二阶段模型的Wald统计量为8.12（P值0.0044），拒绝省级农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采用IVtobit能有效纠正内生性偏误。

根据表3的模型8，纠正内生性偏误之后，潜在风险仍与化肥使用量在统计上显著相关，假说1的结论稳健。对比表2的模型1，在模型8中潜在风险的参数估计值更大，说明模型1低估了化肥使用量对潜在风险的敏感性。农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每提升1%，化肥使用量从增加0.136%提升到0.6063%。是否接受培训、“三品一标”认证等控制变量，对于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与Tobit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1.以合约期限替代风险的稳健性检验

土地流转后，中国家庭农场的规模相比普通农户显著增加，农场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上升。但包括土地整理、灌溉设施、农业机械和仓库等投资需求更大，由于农业的利润低，回收期很长。如果土地租约期限较短，投资成本很难收回，将增加农场的潜在风险。土地流转制度缓解了土地的产权缺位问题，但中国农场主的知识水平较低，所有权、租赁权和流转构成的复杂关系会增大农场主对风险的敏感性。短期的土地合约期限会强化风险的敏感性，降低农场主对土地、技术和机械的投资意愿;土地流转合约越长，农场的潜在风险越低。

为了验证表2中Tobit模型的稳健性，以转入土地期限5年以下，5年至9年，10年至29年，30年以上的土地面积占比，作为农业种植收入占比（潜在风险）的替代变量。根据表3的模型9，随着期限的增加，参数的絕对值和显著性都上升;表明潜在风险下降，化肥的使用量也下降。

2.农药用量替代化肥用量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风险对农药过量使用的机制和检验比较成熟，如米建伟等认为具有较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农民会多用农药来避免损失[12]，还会购买价格较高的农药，这与多用化肥类似。如果粮食种植收入占农场总收入的比重（因变量）和农药用量正相关1，说明粮食种植收入占比可以较好地度量农场经营的潜在风险。根据表3的模型10和11，潜在风险与农药用量间的关系与预期一致，潜在风险越高农药使用量越大，潜在风险增加化肥用量的结论稳健。

3.化肥多用的Logit稳健性检验

根据监测数据，相比周边农户，化肥使用量多的家庭农场为761个，占比64.77%;化肥用量少的为311个，占比26.47%，但多用化肥的比例没有调查。针对64.77%多用化肥的家庭农场不能采用式（6）的模型，可以借助logit概率模型分析潜在风险与多用化肥的关系。

根据表3的模型12和13，以与周边农户相比化肥使用差不多的家庭农场为对照组，多用化肥的家庭农场潜在风险越高，多用化肥的可能性也越大。根据模型13，相比化肥使用差不多的家庭农场，多用化肥的家庭农场潜在风险每上升1%，多用化肥的概率增加2.7%。1

五、进一步的讨论

（一）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真的过量施肥？

如果周边农户化肥用得少（低于最优标准），把农场相比他们多用化肥理解为过量使用，显然不科学。普通农户化肥用量比最优施肥量多用38%2，而比普通农户少用化肥的家庭农场只少用12%3，即所有家庭农场的化肥用量都高于最优施肥量。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确实不清洁，风险规避只是家庭农场不清洁的一个原因。

家庭农场比最优施肥量多用化肥的数量很难估计。极端风险规避的农户相比极端风险偏好农户，多用化肥3.977%;[1]与周边普通农户相比，家庭农场潜在风险上升1%，多用化肥的概率增加2.7%;家庭农场由于风险规避意愿更高，比最优施肥量多用化肥的比率应高于38%。以多用化肥和农药的方式规避风险，既增加了成本，又污染了环境，而且威胁食品安全。[11]购买农业保险也能规避风险，但保险收入和社会成本都具有外部性，导致多用化肥。

（二）农业收入占比与专业化

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占比较高，如果意味着更专业或技术水平更高，有可能相比周边农户化肥使用更合理或更少。根据相关系数表2，收入结构（风险状况）分别与测土施肥、秸秆还田、三品一标等技术变量负相关，由于技术特征为二元变量，为稳健起见分别使用Logit方法对收入结构回归，参数为负且在1%水平统计上显著，参数（标准误）分别为-0.1313（0.3475）、-0.6743（0.3477）、-1.5752（0.3900）1。也就是说，农业收入占比更高的农户，使用测土施肥、秸秆还田、三品一标等技术的概率更低，即农业收入占比与专业化不存在等价关系。综合而言，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大的机制有两种，一是风险越大，二是技术水平低多用了化肥。根据实证结果，在控制了家庭农场的技术后，风险状况（收入结构）仍然增加了多用化肥的概率。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农业收入占比更高，即专注于农业的家庭农场技术水平还更低呢？一个可能原因是，由于家庭农场的异质性，技术水平低的家庭农场没有能力从事其它事业，收入依赖农业，高技术水平的农场更有能力从事其它行业获取收入，因为农业生产的收益或利润水平很低。

六、结论与展望

基本结论。本文基于农业部2015年的家庭农场监测数据，利用Tobit与IV-Tob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潜在风险越高，越存在过量使用化肥的倾向。（2）风险和化肥使用的关系存在规模异质性，小型和中等规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潜在风险越大，化肥使用量也越大;大型新兴农业经营主体由于积累了经验、知识和技术，风险上升时化肥使用量反而下降。（3）技术水平可以降低化肥使用量，技术水平对潜在风险与化肥使用量的关系起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4）所有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亩均化肥用量都高于最优施肥量，相比普通农户，化肥过量使用更严重，风险规避和技术水平低是重要原因。

展望。风险规避只是农户选择多用化肥和农药的一个原因，即使通过商业保险或其它政策降低了风险规避程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化肥和农药用量也会高于最优水平。如果将化肥用量减少到最优水平，将降低粮食产量，危及粮食安全。在外部政治经济条件恶化的情形下，通过环保政策减少化肥用量，降低污染水平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扩大农场规模，提高技术水平是目前可行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仇焕广，栾昊，李瑾，等.风险规避对农户化肥过量施用行为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4（3）：85-96.

[2] 巩前文，穆向丽，田志宏.农户过量施肥风险认知及规避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汉平原284个农户的问卷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0（10）：66-76.

[3] 蔡荣，汪紫钰，钱龙，等.加入合作社促进了家庭农场选择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吗？——以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9（1）：51-65.

[4] 张建民.农田用肥结构调整之我见[J].经济问题，1988（12）：38-40.

[5] 刘禹宏，杨凯越.中国农地制度之纷争：“三权分置”的权利关系、法理冲突及其解决途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2）：140-148.

[6] 杨增旭，韩洪云.化肥施用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基于小麦和玉米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16（1）：140-147.

[7] 张红宇，杨凯波.我国家庭农场的功能定位與发展方向[J].农业经济问题，2017（10）：6-10.

[8] 张琛，黄博，孔祥智.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以全国种植类家庭农场为例[J].江淮论坛，2017（3）：54-60.

[9] 王晓凤，张丰.基于C-D生产函数的聊城市农业生产要素测度与评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3，52（3）：734-737.

[10] 罗必良，张露，仇童伟.小农的种粮逻辑——40年来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的转变与未来策略[J].南方经济，2018（8）：1-28.

[11] 米建伟，黄季馄，陈瑞剑，等.风险规避与中国棉农的农药施用行为[J].中国农村经济，2012（7）：60-71.

[12] 黄季焜，齐亮，陈瑞剑.技术信息知识、风险偏好与农民施用农药[J].管理世界，2008（5）：71-76.

[13] Moser Stefan， Musshoff Oliver.Comparing the use of risk-influencing production inputs and experimentally measured risk attitude：Do decisions of Indonesian small-scale rubber farmers match？[J]. Gernran Journals of Agricnltural Economias，2017，66（2）：124-139.

[14] 储成兵，李平.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研究——以使用环保农药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28（03）：89-93.

[15] 胡俊梅，王新杰.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体系设计（英文）[J].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2009，1（Z1）：35-39.

[16] 张廷光，王达群，严洪，等.秸秆还田化肥减量对水稻产量及土壤肥力的影响[J].耕作与栽培，2015（6）：38-40.

[17] 韩喜平，李晓琳.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研究[J].理论探讨，2015（1）：79-82.

[18] Pingali P L，Roger P A.Impact of pesticides on Farmer Health and the Rice Environment[M]. Masschusetts ：Kluwer Academic Pubilshers， 1995.

[19] Juan Camilo Cardenas，Jeffrey P Carpenter.Three Themes on Field Experi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Field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2005（10）：71-123.

[20] De Brauw A ，Eozenou P.Measuring risk attitudes among Mozambican farmer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4，111（8）：61-74.

[21] 李昊，李世平，南灵，等.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来自鲁、晋、陕、甘四省693份经济作物种植户的经验证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2）：161-168.

[22] 崔宁波，张正岩.临储政策取消下玉米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与收入效应——基于黑龙江省镰刀弯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J].商业研究，2017（11）：153-163.

[23] 王亞杰，陈洪昭.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0（4）：34-38，49.

[24] 曾维军.基于农户意愿的减施化肥生态补偿研究[D].昆明：云南理工大学，2014.

[25] 张福锁.我国肥料产业与科学施肥战略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

[26] 方莉.关于影响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因素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06（11）：158-160.

[27] Markowitz H M.Normative portfolio analysi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1990，42（2）：99-103.

[28] 钱龙，袁航，刘景景，等.非农就业、农地流转与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基于固定观察点农户层面的微观实证[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39（5）：83-91.

[29] 叶明华，赵涵.苏、皖、川三省粮食种植户的风险认知与保险偏好[J].中国保险，2017（1）：33-38.

[30] 闵继胜，孔祥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模式创新与农业清洁生产——基于黑龙江仁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分析[J].江海学刊，2017（4）：67-73+238.

[31] 郑旭媛，徐志刚.资源禀赋约束、要素替代与诱致性技术变迁——以中国粮食生产的机械化为例[J].经济学（季刊），2017，16（1）：45-66.

[32] 孔庆洋，赵杰，郭斌，等.农民工加班意愿、劳动供给与人口红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3）：113-122.

[33] 李秀玉，史亚雅.绿色发展、碳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J].经济管理，2016（7）：119-132.

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