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

石源华,陈妙玲

(1. 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 200433； 2.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中共十八大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重要战略部署，纳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国家发展战略大布局之中，提出了“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历史性任务。中共十九大又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反映出中国发展海洋事业的迫切需求，海洋战略目标更加清晰。(1)“五位一体”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四个全面”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2.html，2012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2017年10月28日。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时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设想，旨在“推进海洋合作交流，增进资源共治共享”，(2)《共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23/c_1124406792.htm，2019年4月23日。精确界定了以合作促进海洋权益维护的指导方略。过去中国海洋发展战略常受制于陆地认知视角，随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日趋明确和对海洋认识的深化，中国经略海洋的总体战略进一步完善，已由昔日被动地保卫领海主权和安全，发展为逐步形成了包括海洋政治、海洋安全、海洋法律、海洋经济、海洋科技等在内的立体、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特色海洋战略。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资源开采、岛礁主权、海域划界等海洋权益主张上存在重叠，在南海、东海、黄海等海域都存在不同形式的争端，给域外大国挑拨、干预和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造成机会，导致中国稳定海洋格局的战略面临挑战。如何妥善处理涉海争议，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同时兼顾海洋和平稳定大局，确保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长期存在，成为中国海洋战略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中国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研究现状

由于“海权”“海洋权利”与“海洋权益”的混淆使用，在讨论中国海洋维权时，学界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进行各种阐述，意见并不一致。(3)依据娄成武、王刚在《海权、海洋权力与海洋利益概念辨析》一文中进行的辨析:“海权”指在权力政治下的霸权诉求;“海洋权利”是国家主权在海洋的延伸;“海洋权益”指国际法框架下的海洋利益诉求，包括“海洋权利”与“海洋利益”。参见娄成武、王刚：《海权、海洋权力与海洋利益概念辨析》，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45-48页。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海洋维权更着重强调的是对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有效保护中国的核心海洋利益和基本海洋权益。“海洋权益”是“海洋权利”(sea rights)与“海洋利益”(sea interests)的合称，其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当广泛。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国家的海洋权益属于国家主权范畴，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权利。(4)全永波、周鹏、王心：《海洋权益管理与中国之实践》，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17页。基本的海洋利益在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基础上，对外部环境的主动性需求不断加强和延伸，以期实现海洋利益在空间线上“量”的增加，在二维空间上“面”的拓展，在三维或多维空间上“体”的增强，使之在全方位和众多范围、领域内处于不断开拓、发展和增强的状态。(5)刘应本、冯梁：《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与实践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2页。不同于“海权”的权力政治属性，“海洋权益”是一个涉及政治和法律的权利政治概念。(6)刘中民：《“海权”与“海洋权益”辨识》，载《中国海洋报》(理论实践版)，2006年4月18日。鉴于“海洋权益”的双重属性，目前有关中国海洋维权的理论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基于国际法框架提升中国维权能力建设的对策思考。合法性是中国海洋权益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的海洋权益主张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具有国际法基础。(7)李国选：《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海洋权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6页。江河在《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中指出，在“南海仲裁案”的启示下，中国需要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互动中加强在国际海洋立法和实施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有效地维护中国在海洋法秩序中的基本权利。(8)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第93页。

妥善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为中国崛起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保持海洋维稳大格局，一直被视为中国海洋战略的既定方针。面对中国定期维权巡航、远洋演习、开展海岛建设等行动，更多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克制”时期已经结束，逐步从“维稳”向“维权”转变，由此炒作“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舆论，给中国贴上“海上霸权”标签。(9)这一类的文献例如：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3,37(4),pp.7-48；Robert D. Kaplan,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Stable Peace,Penguin Random House,2014；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Holmes)：《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钟飞腾、李志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James E. Fanell,“Asia Rising: China’s Global Naval Strategy and Expanding Force Structur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2019,72(1),pp.11-55。日本国防军前副上将金田英彦(Hideaki Kaneda)更是露骨地提出：中国正沿着南海到波斯湾建设自己的“珍珠链战略”，通过协助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兴建深水港以及改善港口设施，为日后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保护中国海外商业利益埋下伏笔，亚洲其他国家都必须意识到中国“侵略式”的海洋战略。(10)Hideaki Kaneda,“The Rise of Chinese ‘Sea Power’”，Project Syndicate,http://www.pro- 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kaneda7/English，2005-09-08.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学者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认为，中国在南海正通过军事力量投射、海域控制等一系列激进的行动削弱美国的实力，提高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并试图最终在欧亚东部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11)Aaron L. Friedberg,“Competing with China”,Survival,2018,6(3),p.16,pp.21-23,pp.28-29.美国需要通过加大“自由航行”力度、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援助，以遏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恃强凌弱”的行径。(12)F. Krepinevich Jr.,“How to Deter China: The Case for Archipelagic Defense”,Foreign Affairs,2015,94(2),pp.78-86；Jihyun Kim,“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mplications for Security in Asia and Beyond”,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2015,9(2),pp.107-141.越南外交学院南海研究所阮洪森(Nguyen Hung-son)、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学院杰伊·巴通巴卡尔(Jay Batongbacal)等东南亚学者则从东盟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没有缓和南海局势的迹象，未来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主张权益的立场将日益激进，可能侵蚀东南亚国家的利益。(13)“Maritime Experts Say Multilateralism Is ‘Optimistic Option’ in Dealing with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https://news.mb.com.ph/2020/05/15/maritime-experts-say-multilateralism-is-optimistic-option-in-dealing-with-south-china-sea-disputes/，2020-05-15.

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金灿荣指出，黄岩岛事件是促成中国海洋战略由“维稳”向“维权”转变的关键。面对海洋需求的提升，简单的“维稳”战略将不利于国家权益的维护，不能恰当地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4)《中国海洋战略正经历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07/13/16010690_0.shtml，2012年7月13日。张洁认为，中国应对黄岩岛对峙和钓鱼岛争端的维权行为表明中国已初步形成了海洋维权的新模式；她在回溯中国海洋战略的演变后指出：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海洋维权发生质的变化，即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15)张洁:《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向》，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30页。中国海洋维权行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战略上主动出击，战术上不断丰富维权手段。(16)《中国海洋维权“悄然之变”:更加积极有为 战术不断提升》，人民网：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827/c1011-25544740.html，2014年8月27日。

虽然中国海洋战略已从传统的被动应对海洋问题发展为主动塑造区域海洋合作框架，呈现出由“维稳”向“维权”的明显转向，但本文仍强调和平的海洋环境依然是中国进一步维护海洋权益的基础，保障周边海洋稳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边海外交的实践经验，中国始终坚定捍卫海洋权益，维护海上局势稳定，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17)海民：《我国边界海洋问题与中国特色的边海外交》，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6期，第7-19页。从本质上讲，中国采取了一种混合策略，在巩固其日益增长的海洋力量的同时，努力平衡更广泛的国家利益。(18)Katherine Morton,“China’s Ambi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Legitimate Maritime Order Possible?”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6,92(4),p.911.中国在采取务实行动维护海洋合法权益与维持地区稳定之间走了一条平衡道路。如何更好地统筹兼顾海洋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战略平衡和良性互动，将深刻影响中国“海洋强国”的建设，这正是本文研讨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 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时代使命

中国力求实现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是其所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产物，也是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从将强未强国家走向超强国家的时代需要，具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

1. 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国梦”的时代需要

作为海陆复合型的崛起国家，广阔的海洋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空间。随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形成和海洋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宽，中国的经济形态和开放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向海”特征，对海洋资源、海洋空间及海洋安全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拥有广泛海洋利益的中国正处于海洋事业发展的历史机遇期。201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建设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规划，即“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19)《“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20/c_1121176798.htm，2017年6月20日。，把拓展中国海洋利益的目标由顶层设计落实到具体方针。从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看，我国海洋经济由北向南，三大各具特色的海洋经济圈格局基本形成，并不断得到巩固。2018年，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6219亿元、24261亿元、32934亿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7%，8%，10.6%。(2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8》，海洋出版社，2019年，第12-15页；《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http://gi.mlr.gov.cn/201904/t20190411_2404774.html，2019年4月11日。我国海洋经济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正在经历从高速发展到高质发展的转变，中国拥有的广泛海洋经济利益在新时期进一步凸显。(21)Wai Ming To and Peter K. C. Lee,“China’s Mariti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view,the Future Trend,and Sustainability Implications”,Sustainability,2018,10(12),p.4844.这种由国家经济生存方式巨变带来的影响，促使中国由传统的“内向型经济”演变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涉及国家利益、安全的“海上生命线”和“海洋重大利益区”对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加深。(22)倪乐雄主编：《周边国家海权战略态势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10页。

中国的海洋战略意识不断深化。2013年，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中国梦”亦是“海洋强国梦”。中国的海洋发展观得以重新定位。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将走向综合陆海权建设，从典型的陆权型国家走向海陆复合型国家，是未来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方向。继“海洋强国”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认识海洋”“发展海洋”的又一个里程碑。从发展的角度、治理的角度以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深入、全面“认识海洋”，有助于走向真正的海洋强国，有助于协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海洋利益分歧。(23)庞中英：《“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认识海洋”的又一里程碑》，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14843，2019年4月30日。在海洋观历史演变的推动下，中国拓展海洋权益的思维正经历由排他性、对抗性思维转变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包容性思维，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正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

2. 推动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动力

面对中国的崛起，加上域外大国的挑唆，周边一些国家的敏感神经被不同程度地牵动，开始从多方向强化自身海上实力，既有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热点问题相继出现。日本在《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计划》的框架下，落实海洋政策，积极推进海洋区域治理；同时，利用“海洋法治三原则”对外输出其海洋价值观，意图引领亚太地区海洋新秩序，挑战中国海洋权益。(24)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了“海洋法治三原则”：各国应依据国际法提出主权主张，不能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主张权利，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参见廉德瑰、金永明：《日本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5页。一些新兴海洋国家利用美、日的战略性意图，加快提升经略海洋的能力。印度升级“东向政策”内涵，与东南亚(特别是越南)和相关亚太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开展更为深入的经济、军事合作，进而在南海彰显自身战略意图，扩大政治话语权。(25)Ulises Granados,“India’s Approach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Priorities and Balance”,Ais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2018,5(1),pp.122-137.2018年10月，越共中央通过《2030年及2045年愿景：越南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要在2045年前把越南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强国。越南尽管在南海问题上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针锋相对。越南官方公开表示万安滩隶属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企图将万安滩与南沙争议岛屿切割，将其定位为“无可争议”的越南领土。(26)赵卫华：《越南在南海新动向与中越关系走势》，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1页。东盟国家除了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宣示海洋“主权”外，还不遗余力发展海军，提升海洋实力。印尼通过从韩国、俄罗斯进口潜艇，升级现有海军装备，自行建造的“阿鲁果戎”号柴电潜艇已在2019年4月下水。2020年1月，印尼在南海纳土纳岛东北部海域挑起对华渔业纠纷，导致中国多艘海警船与印尼海军舰机对峙。(27)《中国印尼南海对峙结束，印尼舰机返回，中方船只撤离》，西陆网，http://junshi.xilu.com/2020113/10001000118401.html,2020年1月13日。马来西亚也提出了建设舰船工业的宏大计划，期望通过“15- TO-5”转型计划实现海军舰队现代化。(28)“15-TO-5舰队转型计划”是指，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计划未来淘汰老舰，集中采购和制造5个种类的新舰(濒海任务舰、多功能支援舰、濒海战斗舰、新型巡逻舰、潜艇)，以实现海军舰艇现代化和国产化转型的目标。

目前，中国与8个周边邻国存在海上争议(这8个国家从北到南依次为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与每个国家争议的具体情况和争议程度都有所不同。除了作为内水的渤海海域，这些国家与中国存在海洋争议的海域涉及黄海、东海和南海三个海区，矛盾集中在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上。考虑到海洋问题的复杂性，中国通常采用审慎的态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为无论哪个海域爆发军事冲突，都将破坏中国为建立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所做的一切努力。(29)Li Mingjiang,“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Balancing Act and New Regional Dynamics”,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rsis-pubs/WP149.pdf,2008-12-11.妥善处理与争端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确保维持核心利益所需要的国际支持和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此，中国的近期目标是最大限度缓解在维持海洋权益过程中所承受的外部压力，防止“海洋强国”建设的发展势头逆转。海上危机管控和化解周边海洋冲突矛盾，成为未来中国着力维护海洋权益和海洋稳定大局的重点，也是建设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保证。

3. 应对美国海洋霸权施压的有效战略措施

域外国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导致中国周边战略风险上升。美国利用强大的海洋综合实力对中国周边形势形成全方位影响。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大对盟国及南海周边国家的拉拢和施压，抑制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美、日等国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把“维护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作为两大支柱之一，意图在塑造中国周边环境上发挥更强大的影响力。(30)袁鹏主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18/2019)》，时事出版社，2019年，第422页。另一方面，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和行动力度，利用中国的开放格局对中国地缘政治安全形成威胁。(31)Sigfrido Burgos Càcere,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wer and Resources,Routledge，2014，p.10.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等系列报告强调美国在印太区域拥有既定利益，以“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为借口，压缩、制衡中国的活动空间，意图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权益维护行动，搅动地区局势。

当前，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面临的国际大格局是：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大国美国之间存在内在结构性矛盾。中国意欲发展成为海洋大国和强国，但将强未强；美国欲保持海洋霸权国家地位，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中国保持不对等的实力优势地位，打压中国成为其主要历史任务。由于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强势的美国将不会停止对于中国的围堵和遏制。在“自由航行”旗帜下的“军事挑衅和干预”、挑拨周边国家形成对于中国的围攻之势成为其主要手段。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中国未采取正面对抗的办法，而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运用“太极式”应对，有原则地力避中美之间的对抗和战争，争取以中国方式实现中美实力地位的反转，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长远战略目标。为此，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始终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海洋战略不存在从海洋维稳向海洋维权转变的历史阶段性变化。

4. 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海洋环境的内在逻辑

在制定海洋战略时，中国时常面临“维权”与“维稳”两个相互矛盾的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夺回已被外国抢占而“失去的”岛屿和水域；二是希望同这些国家以及域外国家(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中国的海洋政策应该被理解为如何平衡这两个愿望。(32)Ryan Martinson,“China’s Great Balancing Act Unfolds: Enforcing Maritime Rights vs. Stability”,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s-great-balancing-act-unfolds-enforcing-maritime-rights-13821,2015-09-11.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正确处理的一对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当前世界上一些政府及势力之间围绕海上权益的纷争表明海上维权的优先性和绝对性，海洋维权问题敏感而棘手，容易使争端国家卷入无预备的冲突中，与维护海洋稳定的大局相背离。另一方面，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又是相互融合和统一的——对海洋权益的保障，是奠定中国海洋战略发展的基础；没有稳定的海洋环境，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亦难以实现。(33)刘应本、冯梁：《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与实践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正确处理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两者的关系，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平衡兼顾，使之互为促进。

在海洋维权的同时实现海洋维稳，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就着眼于和平、发展、友好的原则，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南海争端各国先搁置难以达成一致的主权争端，共同开发南海的资源，按照各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先从低级别、非敏感领域合作开始，逐渐向复杂领域过渡，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最终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34)石源华：《“搁置外交”：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载《世界知识》，2014年第4期，第22-23页。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的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随着中国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进入新时期，中国将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遏制相关争议国采取过激行动，推动双方重回对话协商模式，达到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目标。(35)张洁：《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向》，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30页。中国提出运用“双轨思路”处理海洋争端，契合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要义。中国主张直接与有关国家通过友好协商谈判解决海洋利益争端问题，同时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201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并不断取得进展。(36)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91-92页。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了第17次、18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以及第27—30次联合工作组会，更新了《落实〈宣言〉2016-2021年工作计划》，并确定了一批新的海上务实合作项目，包括优先开展建立互信的措施，合作应对海洋环境保护、对渔民给予人道主义待遇等方面的共同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宣言》框架下的磋商机制和工作组会正推动南海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37)林勇新：《2019年的南海形势：合作与博弈双向扩大》，北京周报网，http://beijingreview.com.cn/shihi/201912/t20191225_800188395.html,2019年12月25日。这个文本有望在2020年签署，届时将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发展之海”“友好之海”的进程大大前进一步。

同时，中国也根据其他国家的反映和要求，对海洋对策适时进行微观校准，减少海洋维权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冲突，解除对仁爱礁的封锁就是这种调整的一个例子。(38)Ryan Martinson,“China’s Great Balancing Act Unfolds: Enforcing Maritime Rights vs. Stability”,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s-great-balancing-act-unfolds-enforcing-maritime-rights-13821,2015-09-11.中国参与印度洋及亚丁湾“反海盗”护航行动、中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菲律宾参加台风救援等重大行动，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海上安全公共产品，有利于维护地区海洋安全和全球共同利益。这些措施很好地捍卫了中国自身的海洋利益，减少了引发正面冲突的可能。中国从以往的海洋政策过于重视现实利益转向着眼周边外交的整体战略视野，把增强海洋实力和维护海洋权益确立为重要的目标，积极地参与周边海洋秩序的构建，为建设“海洋强国”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39)李向阳：《中国崛起过程中解决边海问题的出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8期，第11页。

三、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路径选择

在海洋权益矛盾与摩擦的高发期，如何做到既能维护海洋权益，又能有效化解周边潜在冲突激化的风险，是对中国周边外交和和平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考验。中国在海洋维权过程中存在周边战略对冲的潜在风险，为此，须坚决避免在中国周边形成战略对冲，实现海洋维权与周边维稳的平衡互动。笔者总结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困境和周边维权的历史任务，提出中国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的路径选择是“主权在我，后发制人，适时推进，弹性回防”，总体特征是“维稳不损害权益，维权不引发冲突”。(40)石源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1页。原提法是“主权在我，后发制人，适时还击，弹性回防”，本文稍有改动。

“主权在我”，即维护海洋权益要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始终坚持的目标，对于延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需要建立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41)《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707/c70731-18465827-2.html，2012年7月7日。坚决维护中国海洋主权是中国的底线。中国绝不会以大压小，也绝不接受以小取闹，更不接受域外大国以强欺弱，在涉及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也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菲律宾前政府不顾中国反对，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用所谓的“仲裁庭”无视或篡改中国关于南沙群岛整体性的立场，以群岛被分割占领的现状作为根本前提来提出法律诉求或进行法律裁判，是一种意图将各方分割占领的现状“合法化”的错误导向和举措，企图变相蚕食中国在该地区的海洋权益。中国从法律上反驳菲方无理主张，申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严正立场”。在中国政府的坚决斗争之下，菲律宾新政府回到谈判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并且在中菲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九段线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坚定而不动摇，既不接受菲律宾非法仲裁案的结论，也不对其他争端国和域外大国意图侵占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表示让步。

“主权在我”是确保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取得胜利的保证。面对当前海洋维权博弈的现状，中国通过建造码头、常态化巡逻等形式表达主权宣示，并加紧对其他国家侵占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进行阻止和威慑。(42)Andrew Scobell,“The South China Sea and U.S.-China Rivalr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2018,133(2),pp.199-224.为维护海洋主权和安全，中国海洋战略的调整从近岸防御转变为海军力量建设，中国的海军现代化正稳步推进。(43)Ronald O’ Rourke,“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s 2013.我国海上力量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软硬实力不断加强，如南沙岛礁建设和海警力量的发展等，维权有利态势不断积累，为海洋维权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44)《当前中国海洋形势与海洋权益维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http://www.cibos.whu.edu.cn/index.php?id=925，2018年4月28日。

“后发制人”，即不主动打破现状，而一旦争端国挑起事端，中国就会积极采取回击性维权行动。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行动，源于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挑衅行为，鉴于越南、菲律宾早已在南海扩建岛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抓住有利时机，迅速推进南海岛礁工程建设，一口气建设七个岛礁，其规模之宏大，速度之快捷，态度之坚决，势不可挡。中国的举措虽然一时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但反对者既不能令周边争议国家中的先期违规者拆除已扩建的岛礁，自然也不能阻挡中国在自己的海域建设岛礁。中国这一积极的维权行动，并未动摇周边维稳大局，是“后发制人”的成功案例。

实际上，中国海洋维权的每一个重大举措都与争端国“挑衅”制造的“机会”有关。美国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横行南海，甚至侵入中国所属岛礁12海里领海之内，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领海，从而给了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机会：中国除进行严正警告，出动军舰跟踪监视、查证识别、驱离之外，断然在南海岛礁部署导弹等防卫武器，增强了中国保卫海洋权益的军事国防能力。

“后发制人”是中国对付敌对势力入侵的一个传统。早在1952年4月，中美进行朝鲜战争期间，周恩来总理就在总结我党经验时指出：“礼尚往来”是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之一，“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4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1页。“后发制人”，不仅是一种中国智慧、一种中国方略，更是一条中国底线。中国与人为善，与人为和，不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必然奉陪到底。

“适时推进”，是指中国取得“后发制人”的机会后，兼顾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大原则，适时推进维权举措，扩大维权成果，实际上是“后发制人”的后续行动。长期以来，海洋维权作为一种被动应对活动，在国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战略地位，常常处于战术安排或外交工具的层级。“你犯我赶”的“刺激—反应”型海上被动执法模式，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基于“防御型海权战略”的消极海洋哲学心态，使海洋维权的实际操作困难重重。(46)胡波：《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第97页；白续辉：《从胡波海权思想看中国海洋维权理论发展》，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https://mp.weixin.qq.com/s/tYw1Vdr9RTi-3hmsNdlFRQ，2015年8月18日。在新时代，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诉求时不是复制西方船坚炮利的老路，而是形成海洋维权的新模式——以非军事对抗为底线，通过综合运用行政、外交、经济等“组合拳”，一方面维护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建构区域性海洋发展协同机制，维护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如上所述，面对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国有化购岛”挑衅，中国采取“进取性”的“组合拳”，多管齐下，破解了日本长期单独掌控该岛的现状，开启了中国海监船常态性巡航的新阶段。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工程更是抓住历史上难得的机遇，大步推进后续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南海维权进入新阶段，对于今后长远的海洋维权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会对未来长期的周边维稳产生巨大影响。实现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后发制人”和“适时推进”是在取得海洋维权成果的同时维护海洋稳定的关键。

“弹性回防”是中国实现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平衡实践的新特点，表明中国的海洋维权张弛有道、进退自如，掌控了维权的适当节奏，确保海洋维权不致影响海洋维稳。对于南海岛礁建设，中国完成七个岛礁基建后，适时宣告建设结束，并郑重解释中国进行岛礁建设的目的(除适度的军事防卫功能外，将主要用于民用和履行国际责任)，强调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缓解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策动的国际抗议风潮。又如中国在“981钻井平台”成功探明高质油井、完成钻探任务后，借势台风来临，主动宣布撤走该钻井平台，使美国策动的世界性围攻舆论不攻自破。中国依据国际局势与自身实力现状，强调海洋不同于陆地，具有可共享开发的特性，积极主动推进“共同开发”，兼顾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布局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和海洋战略方针。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通过与东盟国家探讨共商推进合作开发，合作领域逐步从低敏感领域向高敏感领域、军事安全领域探索推进。2019年，除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技创新、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既有合作项目继续推进外，中国与域内国家在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和军事安全合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8年11月，中菲签署《油气合作开发谅解备忘录》。2019年10月，两国油气开发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进而宣告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在确定双方具体联合勘探的海域问题上进行了协调磋商。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保持良好运行，并于2019年4月、10月分别举行了第四次、第五次会议。(47)林勇新：《2019年的南海形势：合作与博弈双向扩大》，北京周报网，http://beijingreview.com.cn/shihi/201912/t20191225_800188395.html,2019年12月25日。2019年12月，中越两国外交部就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南海油气共同开发和渔业合作问题进行磋商。除此之外，通过海上航道安全维护、海上搜救及海上灾难预防与救助等形式，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海上安全公共产品，致力于维护地区的稳定发展。(48)《专家谈中国海洋策略:应从维稳优先转向维权维稳兼顾》，央广网，http://sc.cnr.cn/sc/2014gn/201406/t20140629_515748516.shtml，2014年6月29日。“共同开发”将成为中国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重要战略方针。

四、 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成果和难题

中国的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建设性成果。中国不仅在钓鱼岛维权、南海岛屿建设、“981钻井平台”石油勘探、南海合作开发、南海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进展，而且还充分利用敌对势力的挑衅行动，拓展了中国的战略利益。

随着美国在中国南海“自由航行”的不断升级，中国根据“寇可往，吾亦可往”的规则，采取了类似行动，以示抗衡。2017年，中国和俄罗斯联手，首次派出海军052导弹驱逐舰 “长沙号”，远往北欧波罗的海进行“自由航行”，开启了中国海军第一次最远行程的巡行，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2月18日，中国海军更是以“长沙号”为主导的海军编队(包括054A型导弹护卫舰、901型综合补给舰、851型电子侦察舰各一艘)，以战备训练状态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西半球国际水域，接近美国夏威夷群岛进行“自由航行”，迈出了中国建设远洋海军、突破太平洋第二岛链的重要一步。(49)《大反转！中国海军夏威夷“自由航行”，美国无可奈何》，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7071457152_1a57ddf8000100mas6.html,2020年2月26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不听中国警告，推行“国有化购岛”，挑起事端。中国作出连锁反击，在坚持和平原则的前提下，宣布钓鱼岛中国海基线，并向联合国报备，同时，实现中国维权巡航常态化，改变了日本单方面控制的局面，接着又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军地联合海上维权军演等，赢得东海海域掌控的战略主动权。中国海军还与俄罗斯海军在日本海举行军事演习，牵制日本军事战略从东北向西南的转移。

中国的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对争端国起到了“树威立规”的威慑作用。2019年8月，越南授权某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南海九段线内万安滩部分中越争议区块设立新的钻井平台，准备进行天然气开采，意图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达成最终协议前抢占更多经济利益。(50)赵卫华：《近期南海事态的台前幕后》，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9期，第66-67页。中国当即派出海警3901号舰与海警37111号舰护送“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前往万安滩海域勘探作业，向越方宣示了中国维护海洋主权、权益和管辖权的坚强决心，迫使越南停止了违规举动。2020年初，越南海事局主动撤出了架设在南部争议海域的钻井设备。中国的危机管控和应对能力不断提升。“瞪大眼睛”，适时而敏锐地捕捉争端国挑衅行动造成的机遇，“后发制人”，勇于反击，成为中国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卓有成效的应对措施。

中国的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也面临难题。美国在南海进行“自由航行”的挑衅举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行为。美国对于中国周边国家挑拨利诱，利用它们骚扰中国的行为也不会在短期内罢休，这是美方试图打压中国的全球和印太战略造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2018年，美军在南沙中方驻守岛礁的12海里内开展高频次的“航行自由行动”，着力布局软实力外交，鼓动盟友联合对华施压，挑衅范围逐步由南沙海域扩展到西沙海域。(51)胡波：《南海局势回顾与展望》，网易，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CBFMA5K0519D88G.html，2019年4月9日；《2018年美国海军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海洋知圈，https://mp.weixin.qq.com/s/pwjAbviFOvzgFEZyoCX4Ug，2019年5月31日。2019年，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已达8次，较2017年(4次)和2018年(5次)分别增长100%和60%，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1月，美军还动用了战斗舰参与行动，在西沙、南沙两个方向同时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战术安排。(52)林勇新：《2019年的南海形势：合作与博弈双向扩大》，北京周报网，http://beijingreview.com.cn/shihi/201912/t20191225_800188395.html,2019年12月25日。2020年，美军挑衅的势头更猛。3月10日和13日，美国分别出动“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53)《美舰擅自闯入西沙领海，中国军方予以警告驱离》，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mil/2020/03-11/9121295.shtml，2020年3月11日。、“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准航母)、“吉佛兹”号水上涉海战斗舰以及舰载F-35船载战斗机等，(54)《美国准航母带濒海战斗舰擅闯南海，还起降F-35战机》，环球网，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3xPntyW9rpJ，2020年3月14日。擅闯南海，大大加强了军事行动的力度。在新冠疫情加速蔓延的背景下，美国海军在南海加大了“赌注”，大幅度、大范围地挑战中国西沙群岛。5月27日，美国海军“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驶入西沙群岛的赵述岛、东岛、中建岛和永兴岛12海里内，进行了演习行动，大大增加了美国军事行动的挑衅性。(55)《侠客岛：美军在南海挑衅空前升级 斗一斗更健康》,新浪网，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5-29/doc-ihcffhsu6876098.shtml，2018年5月29日。中国海洋问题的个别事件也常被夸大炒作，趋稳降温的南海问题不断被美国重提热议。

中国需要树立“持久战”的战略意识，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坚持长期对美斗争，掌控好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平衡和节奏，坚持将做大做强自身海洋实力放在首位。中国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实现中美实力地位的逆转，才能完全实现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的战略目标，真正建设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

五、 结 语

近年来，中国的海洋维权和海洋维稳在南海、东海、黄海都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挑战和机遇同时并存，合作与博弈双向扩大，中国面临的海洋挑战和博弈虽有所增加，但合作发展亦正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历史转折期，对海洋强国宏伟目标的系统阐释和国家对于未来海洋发展的战略构想，将直接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管控海上争议方面采取了相应的危机预防机制，但涉海争端仍时有发生。如何在坚定维护海洋权益的同时构建稳定的海洋环境，考验着中国的海洋战略与周边外交能力，并将决定中国能否继续长期获取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智慧”，提出更多有益的“中国方案”。

通过“主权在我，后发制人，适时推进，弹性回防”，实现中国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的平衡和互动，是中国实施海洋战略和周边外交的重大方略，深刻体现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有利于维护和延长我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美国特朗普政府出于遏制、绞杀中国的战略目标，基于“印太战略”的总体设计，不断强化在南海超高频率的“自由航行”和超大规模的双航母战斗群“军演”，公然否定中国享有的南海海洋主权，挑拨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明目张胆进行战争威胁，挑战中国的战略底线。中国将继续秉承海洋维权与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战略大政，沉着应对。中国的海洋布防和作战能力，将随着美国对中国海洋安全威胁的加强而不断得到提升。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和抗击任何侵略者的坚强决心决不会动摇，维护海洋稳定和建设和平海洋的坚定意志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