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
——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谈起

苏贵斌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习近平也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27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显著优势的探讨主要基于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辉煌成就的经验总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阐释较少，而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则能提供科学的回答。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重要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补充和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与历史合力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历史合力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论渊源，在理论上印证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正确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历史合力论的实践体现，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历史合力论的科学性。

本文首先简要梳理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基本思想，然后分别考察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历史合力论多个思想的内在契合性。在此基础上，从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进行探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以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为起点，探析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一优势的科学内涵，而且对坚持和发挥这一优势并使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合力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创新发展

19 世纪末，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来自党外和党内不同方面的曲解和诋毁。一方面，以保尔·巴尔特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历史宿命论”和“经济唯物主义”。他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歪曲和误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只承认积极因素单方面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一些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将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庸俗化和教条化的理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标签和套话随处乱用，完全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基于此，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在强调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并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而是补充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创新发展。1890 年，恩格斯在给德国大学生约瑟夫·布洛赫的回信中系统阐述了历史合力论思想。同时，恩格斯在1886 年写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就已经使用了“合力”这一术语，只是没有系统地展开论述。

（一）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在正式阐释合力论时，首先肯定了合力论的前提是物质条件决定论。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2]591他认为，社会发展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对社会发展起到最终和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同时，他还强调：“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2]592恩格斯既肯定了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不否认政治、传统等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书信中，恩格斯再次强调：“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2]601可见，社会发展是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经济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包含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这些都充分凸显了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现实表达。

（二）多个意志相互作用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

1886 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第一次提出合力的思想，他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合力，就是历史。”[3]254他认为，历史是由人通过不同目的、不同方向的活动形成合力而创造的结果。1890 年，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2]592。恩格斯通过力的平行四边形对合力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认为历史发展是不同意志相互作用，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并最终产生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凸显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凝聚成气势磅礴的中国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实践体现。

（三）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意志和力量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其意志和力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虽然历史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不会成为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但每个人的意志和力量都对历史有所贡献。恩格斯指出：“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制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593恩格斯强调历史是由各个意志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下产生的，又由于各个意志是由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所决定，所以，要使合力积极发挥作用，就要尊重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相结合，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意志并融合成一个总的合力，以此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

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基于科学的决策，立足于全国的整体和大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资源力量，着重到工业、国防、战略性先导产业、科技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公共安全事故等领域的建设和应对上，以降低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和提高完成目标的效率，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学内涵对照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历史合力论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运用，而历史合力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理论层面的依据来源。二者相辅相成。

首先，“办大事”与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相契合。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质就是人所进行的有目的性的经济活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的“大事”主要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先导产业建设和科技创新研发等，而这些“大事”本质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生产活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本质是人的活动，是由人所创造的。恩格斯强调：“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253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从国家整体利益、战略利益出发，基于科学的决策，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力量，进行有目的性的经济活动，旨在通过完成社会发展中经济方面的“大事”，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以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实践遵循。

其次，“集中力量”与多个意志相互作用形成合力的思想相契合。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经济因素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其他因素也对历史发展起作用。历史发展是经济因素和人的意志及其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恩格斯历史合力论认为，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且历史是由许多不同方向的意志形成的合力而产生的。集中力量就是集中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以此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一本质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中多个意志形成合力的思想相契合。马克思的合力思想也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学内涵，他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4]378同时，恩格斯也指出：“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生‘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5]133-134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多个力量协作融合而成的合力的重要性。而“集中力量”，就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力量，通过相互协作，进行有计划的经济活动，不仅可以提高个人效率，还能创造一种集体力，这种集体力的效率与合力一样，远大于各个分力的简单叠加。可见，“集中力量”与合力在内涵意蕴上存在着高度的契合。

再次，“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与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的思想相契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要凝聚起各方面的积极力量，也就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恩格斯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发展是经济因素基础上各个意志形成合力产生的结果，且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都包含在合力里面。因此，要使合力产生更大的作用，必须发挥而不是忽视每个分力的作用。同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枕’、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3]254由恩格斯的论述可知，每个人的预期和愿望是由激情决定的。在这里，恩格斯所指的激情实际上就是人的积极性。同时，他还指出决定积极性的原因各式各样，可能是物质方面，也可能是精神方面。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不仅与集中力量办大事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相契合，而且对如何提高各方面积极性指明了方向。

最后，“全国一盘棋”与历史是沿着合力整体方向发展的思想相契合。全国一盘棋，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要从全国这个整体和大局出发，立足全局，处理好全国与地方、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全面安排，合理布局，互相协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尤其是国防、战略性先导产业、科技创新等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和长远利益的领域，要克服整体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纠纷，立足全国，集中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建设。这一方针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中历史是沿着合力整体方向发展的思想相契合。恩格斯认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历史发展的合力，历史就是沿着合力的方向所创造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2]592。可见，历史是由各个力量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共同融汇而成的一个合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力都包含在整体合力之内，都不能脱离于整体合力之外。“群体合力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个体意志的融入，个体作用的实现必须寓于群体合力之中”[6]16。为了使社会历史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各个力量着眼于整体利益，从整体布局出发，把各自的实践活动置于整体发展潮流的方向上。只有将各个分力通过最佳的方式结合成为历史整体发展的合力，才能使各个分力获得最高的效率，才能理顺整体利益与各个利益之间的和谐关系。

三、坚持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

第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历史是多个意志之间相互冲突和相互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因此，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面要防控合力中的冲突力，另一方面还要强化或发挥合力中的协同力或协作力”[7]42。而这就需要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与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相比，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集中统一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能够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同时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国家治理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够保证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这为集中力量办大事顺利实施提供了根本保证。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充分发挥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既有利于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避免发生重大失误，又有利于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才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要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到坚持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全过程。

第二，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坚持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在基础工业、支柱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范围，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健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办大事”的范围也要随之作出适当的调整。一要以政府直接主导为主，重点建设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重大工程。例如跨地区跨行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战略性先导产业、科技创新产业等。二要以国家间接调控为主，主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领社会共同参与的相对集中力量办大事。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已成为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部分投资能够相对集中用于某个重大项目上，也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要根据实际需求打破参与主体所有制的界限，只要投资的项目属于“办大事”范围内的重大项目，都应该给予支持。

第三，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都对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贡献。因此集中力量办大事，要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们的基本国情。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有效手段，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力量办大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不断健全，收入分配更加合理，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群众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直接受益者和最大受益者。坚持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213-214因此，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要着力解决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民生大事，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四，要从物质和精神方面调动重点群体的积极性。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能力不断增强，高技能人才队伍逐渐壮大。如果把所有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1]216。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策部署是否能够贯彻执行，关键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来，才能真正把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向前进。而集中力量办大事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关键是要调动“大事”方面重点群体的积极性。当前，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是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战略性先导产业、科技创新产业等领域。因此，“当前很重要的是激发干部积极性、科研人员积极性以及企业家的积极性，着重调动基层积极性”[8]。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大决策，通常需要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进行协同合作，但由于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因而调动其积极性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影响人们的积极性既可能是物质方面，也可能是精神方面。因此，针对不同群体，要采取物质和精神等不同激励方式；同时还要为其创造良好的条件，营造宽松的环境，并适当赋权，鼓励探索。只有调动好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集中力量的“合力”，才能贯彻执行好目标任务和决策部署，才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