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姚建峰 喻凡 甘家武

摘 要：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关键词：高管薪酬;薪酬管制;第二次限薪令;委托代理问题;代理成本;在职消费;国企分类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6.1;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0）05-0113-12

一、引言

近年来，在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学术界、舆论界及投资者都保持着对国企高管薪酬的高度关注。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一度乱象丛生（蔡贵龙 等，2018）[1]，2009年多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第一次限薪令），限制央企负责人的基薪和绩效年薪，不但要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挂钩，还要加强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建立健全国有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