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观象台与良渚文化祭坛

卫玉敏

仰望星空，观象授时，在中国古代是极其重要而神圣的一件大事。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盘点了世界九大神秘古观象台，排名第一的是秘鲁马丘比丘古城天文台，第二名即是中国的河南登封告成观星台。就时间而言，告成观星台建于元代，为郭守敬所建。元代之前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文献记载颇多，然而岁月沧桑，保留下来的早期观象台遗址却少之又少。洛阳灵台遗址仅存一个巨大的夯土台基，但这已是目前所存的罕见的早期观象台了，代表着张衡在这里创造的天文学成就。在历史的尘埃中，考古学为我们揭示了新的材料，重新了解中国早期甚至史前的观象台成为可能，陶寺观象台与良渚文化祭坛就是典型的例证。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在陶寺中期小城东南发现一座大型夯土基址，编号为ⅡFJT1，当时推测这有可能是兼具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2004—2005年进行了进一步发掘，对ⅡFJT1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发掘表明，ⅡFJT1基址由环形路基和台基组成，背依陶寺中期大城内道南城墙Q6，向东南接出一个大半圆形建筑，总面积约1740平方米。根据精确测绘与实地观测，东1—东12号缝中线皆可交汇于该点的圆心上，由此判定其功能主要应为观测点。观测点遗迹与东1—东12号缝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年代应为陶寺中期。为验证该遗迹的天文观测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自2003年12月21日—2005年12月22日共进行了73次实地模拟观测，并发表了相关资料与成果。

关于ⅡFJT1的性质，天文学家经研究后也大都支持此为观象台的观点，如刘次沅对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外观形态，用天文方法分析了12个测缝与日出日期的对应关系和天文学作用，对比了考古队的模拟观测与理论计算的结果，认为这里是一处集礼仪祭祀和观象授时为一体的建筑。武家璧等认为，陶寺ⅡFJT1具有明确的夯土中心观测点和夯土圆弧形墙上挖出的12道狭缝，是古人用来观测日出以确定季节的观象台。对该遗址进行精确测量结果显示，现代夏至和冬至太阳升起时，阳光接近东2、东12缝，但不能恰好进入。由于黄赤交角的长期变化，在考古学确定的年代（公元前2100年前后），太阳升起一半时，夏至太阳位于东12缝右部，冬至太阳位于东2缝正中。这令人信服地证明，ⅡFJT1是古代观象台的遗址。

《尚书·尧典》的记载

关于陶寺文化的族属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但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增多，人们更多倾向于将陶寺文化与陶唐氏联系在一起。2015年出版的陶寺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到：“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角度来看，在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和其后的二里头文化被论定为夏文化的前提下……将陶寺文化推定为陶唐氏遗存，可能符合历史实际。”陶唐氏即帝尧，而中国古代文献中目前所见最早的天文学方面的记录正是来源于《尚书·尧典》中的记载，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

《尚书·尧典》中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帝尧命羲氏、和氏兄弟四人观测天象及制定历法的情况：“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命羲仲“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命羲叔“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命和仲“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命和叔“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帝尧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史记·五帝本纪》全文引用了《尚书·尧典》的这段记载，仅个别字句略有出入。

文中“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四种星象通常统称为“四仲中星”。《尧典》所列举的“星鸟”“星火”“星虚”“星昴”四个观测目标中，“星虚”和“星昴”比较清楚，二十八星宿中就有北方的“虚”宿和西方的“昴”宿。二十八星宿的形成应该很早，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的箱面上就用文字清楚标明了二十八星宿，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对二十八星宿的认识即已成形。至于“星鸟”，中国古代的星宿名称中虽没有直接以“鸟”命名的星宿，但是二十八宿划分为“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四象，因此“星鸟”可以看做四象之一的“南方朱雀”，共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尧典》中用以校准仲夏的“星鸟”应当是南方七宿中的一个。而“星火”应该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正中的“房宿”。古人用岁星纪年，将二十八宿划分成“十二次”，十二次中的“大火”次是由房、心、尾三宿组成，房宿是为其中之一。不过“大火”在古代还常常被视为心宿的代称。心宿之所以称“大火”，大概是因为它的第二号星“心宿二”是一颗又红又亮的星，犹如星空中的一团火。因此“星火”也有可能指的是东方七宿中的心宿。

有了《尧典》的星象观测记录，我们就可以利用岁差原理去推算这一星象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尧典》四仲中星一些观测条件的认识很不一致，以至于各自推算出的观测年代也差别很大。最早开展此项工作的西方学者墨特霍斯托认为，《尧典》所记符合公元前2250年以前唐尧时代的天象；中国学者竺可桢推算认为，四仲中星为公元前1000年前商末周初时的天象；武家璧認为以往中外学者使用赤道方法计算《尧典》星象的天文年代，然而西汉以前盛行盖天说，采用赤道方法并不适宜。根据有关文献记载，采用地平方法复原《尧典》昏星赤经，求解其年代距今4200多年，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基本符合。

如果《尧典》中记载的星象真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基本符合，那么帝尧、《尧典》以及陶寺观象台的年代就完美契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