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如何成为“圣地”形象建构的媒介
——围绕《良友》延安摄影报道的分析

王春泉,李晓洁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良友》研究等领域，有一个短暂出场又旋即消失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良友》画报关于延安的那一组报道。《良友》共出版172期，针对延安的报道仅有三次/组/专题，分别是第140期陈约克的《去延安途中》，142期未署名的《窑洞大学》，以及148期韩树功的《延安的文化活动》。有意思的是，这三期《良友》都出版于1939年，其中，第140期出版于3月15日，142期出版于5月15日，第148期出版于11月15日，巧合的是，这一年摄影术诞生100周年。

王东仓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些材料，并将它们视作延安革命圣地新形象建构中积极有效的一种劳作。[1]很显然，关于延安登上《良友》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地展开，倘若要比较完整地梳理研究问题并形成恰当的问题谱系的话，下列问题都将是牵引我们走向研究的基本动力。

最基本的问题包括，《窑洞大学》的作者是谁？作者队伍中的陈约克、韩树功又是何许人，他们为何要参加到当时的延安报道潮流中去？为何这些报道都且仅出现在1939年而非此前此后的年代，有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历史故事亟待挖掘？

在延安时期相关研究方面，我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包括，“红色延安”如何登上了远在几千里之外，身处繁华大都市[2]、定位为“属于中产阶级的市民杂志”[3]、封面上尽是都市美女的《良友》画报？《良友》遇上延安这样的“小故事”可否成为延安形象“帝国”[4]建设的有效小切口，呈现并证明延安形象建设的历史奥秘？又或者，延安时期“圣地形象”建设的基本历史地图该如何描绘，建设密码该怎样研判决断？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智慧提醒中有一条很特殊，他说“真正的人生皆为相遇”。按照这个逻辑，“相遇开启新的存在维度”，是否就是延安时期研究乃至于包括新闻史研究在内的许多研究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可能性？[5]

为了解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文借鉴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社会学理论”和社会修辞理论等资源，在剧场、剧班、脚本、修辞形势等工具的支持下，透过历史情形，还原历史风貌，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与欧文·戈夫曼等偏于微观研究与分析不同，本文将在宽泛的、宏观意义上使用拟剧社会学等理论资源。本文认为，抗日战争迅猛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带入了一个被称为“战时”的历史剧场，由于鲜明的全面抗战、保家卫国主题，以及中华文明独特的集体主义取向、“家国”一体的特别结构，这个国家、社会关系互动重构的大剧场，拥有无可限量的行动动力和整合生产能力。借助这一剧场，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写。

一、全面抗战剧场：媒介书写的修辞形势

欧文·戈夫曼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拟剧社会学理论”。在他看来，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一定的剧场上，就像是一出精彩纷呈的戏剧的表演。遵循戏剧的规则，“前台区域”用来表演，“后台区域”用来提供恰当的脚本，以及产出其他各种需要的支持——“正是在这里，能把各种舞台道具和各项个人前台蓄入一种化妆匣子里，它收入了全部演出与角色的剧目。”[6]102-134而当代修辞学家劳埃德·比切(Lloyd F.Bitzer)则主张，任何修辞行为都是对一个已先存在的“修辞形势”做出的反应，因而是由“修辞形势”促成的。在他的解释中，“修辞形势”分别由“缺失”“受众”“修辞局限”所组成，而关系重大的“缺失”，则指的是当前存在的迫切需要，是一种亟待填补的缺憾，一个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7]

就本研究议题而言，“战时社会”“战时文化”“战时教育”等情势，就是相应的社会行动开启的基本形势。社会行动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交织物，一个期望与职责的网络”[8]。正是基于这样的“身处”研判，系列的故事，才能与众多的人和组织相遇，历史才得以塑造与形成。

事实上，1937年“七七”事变将中国带到了空前的“新剧场”。

首先是由于南京、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失守，造成了无法统计的人口大流动，以及无数的流亡者、难民。就像一篇文章总结的那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给中国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中有数量庞大的学生”——“七七”事变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学生行踪难以确定，突然爆发的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挑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做出了快速反应，决定南迁；许多大学尤其是中学，并未做出相似的快速决定，以至于大量学生成了流散大军中的一分子。“随着日军战线的迅速推进，上海被占，南京沦陷，更大数量的学生需要转移，他们中的一部分能够随校迁徙，但大多数只能暂找栖身之所，辗转于后方各个城市。”[9]57尽管国民党政府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国民党教育部在河南、陕西、广西、重庆等九省市创设收容性质的“国立中学”34所，各有关机构借机创辟了名目繁多的战时培训班。但是，正如李宗仁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牵头所做的“为提请特施战区青年教育俾集心力而达抗战之成功案”(1939年1月28日)描述的那样：尽管抗战中政府努力维护高等学府和学生，但为数众多的受中等教育的青年，还正在承受家乡沦陷、教育中断的痛苦，身心之悲痛与愿能之饥渴，实难安于想象。由于转移不力或者容纳有限等原因，这些未能转移到后方的青年学子实在陷入到了遭受无端暴弃的处境。[9]57-58战争使得“数以千计的学生不得不辍学”，又或者，“学生和教授成了涌向内地的难民浪潮中的一部分”[10]616。

在这新的历史剧场里，自然还包括围绕青年力量所展开的国共两党之争，以及由于“青年”“知识分子”为媒介所形塑的非党派选项的中性的认知与想象。以两党关键论述为例，蒋介石的说法是，“青年为革命之先锋队，为各家之新生命，举凡社会之进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赖于青年的策动，以其为主力”[11]；毛泽东通过《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文章，持续强调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批评忽视青年吸收工作的简单作风，倡导“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12]618。1937年5月，毛泽东接见了前来延安开会的北平市委书记黄敬一行人，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做斗争。”[13]66

由于这样的认识与想象，国共两党纷纷创立了自己的教育机关例如训练班，作为广大的迁徙之中的青年知识者重新确立自己身份的社会机制。此起彼伏的宣传刺激着青年人的心灵，尽管国民党方面提供了特别优惠的条件——“我们给他们每月15法币津贴，还提供很好的伙食。我们用汽车送他们上学。尽管采取这么多奖励措施，但男生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女孩谈情说爱上”，最后，优秀的学生还是退学跑到延安去了。其中原因，1938年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曾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了四个原因：“延安是中国培养学生直接参战的唯一地方；延安学校强调自律与献身精神，这是中国青年最强烈的理想；延安教授的军事与政治策略强调用脑而不用蛮力，打动了所有希望才华得到充分展示的年轻知识分子；因为令人惊叹的长征，前红军领导人已成为中国学生的偶像，他们希望向这些军人学习。”[14]249这些理由，在其他“破网而出”选择了结伴而行远赴延安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白”中也多有呈现。事实上，战时语境刺激热血青年不再满足于颇觉无味的日常生活；对于社会改革，丧失信心，并不觉得这些“改革”能够救国。逵路之选，苦闷至极。(1)参见：《一个小女孩的来信》，载《抗战》三日刊，1938年3月第58期；《唯一的儿子往陕西跑去了》，载《抗战》三日刊，1938年4月第61期。转引自:范 雪.谁能照顾人——战时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58-62.逻辑性的结果是，延安成了“大学城”、延安变成了“大学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民族学院、女子大学，以及安吴堡青训班等各类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现在革命的黄土地上。创办于1937年的“安吴青训班”最典型，它的目标就是“通过青训班向全国撒种子，开展青年运动”[13]80。

第三种值得注意的剧场势力，要算由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所引发的“陕北热”。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一系列的努力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变成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人走向了制作剧场重新定义自我的新时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边区”身份，以及新的愿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全民族的代言人”[10]912，使它日益开放、灵活与现代。1939年，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中，甚至这样总结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后退一步。”[12]605

埃德加·斯诺制作了一个充满清教徒气质的新的“中国人”形象，他们不但不像造谣者说的那样保守、暴力、粗野，相反，斯诺笔下的延安人比国民党人还要“西化”，因为“西化”是革命正确的保障。有意思的是，“斯诺相信他们是摒弃传统的一代‘新人’，能够建立现代文明中国”。[15]68-69更有历史意义的是，这种在困局中寻觅到的理想的新人形象，得到了螺旋式的生产与传播，新的形势出现了，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很快发现：“人人都在谈论恢复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在北平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斯诺成功地进入红区，出来后写了一些新闻报道……作为蒋和周之间新协定的一部分，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至少在名义上被取消了。人们都试图到那边去：不仅有好奇的外国人，还有数以百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学生。”[15]68-69就青年学生的情况而论，斯诺的演说很快促成了两个燕京大学学生陕北访问团的成行，“北平学生入党出现了高潮”[15]70，一个日渐扩大的接受中共形象的北平青年群体围绕《西行漫记》相关活动而产生，“延安”与“东北”建立了极为特殊的心理联系。“延安”成了艰难岁月里中国胜利的希望所在。

二、剧班素描：为了共同的抗战事业

按照欧文·戈夫曼的想象与理解，社会表演的主体可称为“剧班”，亦即“一组在上演单一常规程序中协调配合的个体”[6]77。为了最优地实现表演，欧文·戈夫曼认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谋”的关系，“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必定有几分甜蜜的同谋者的”感受。[6]101倘若我们不局限于理论主张的字面意涵的话，“延安”走向《良友》，就一定与中国共产党、《良友》画报、陈约克们等三种力量之间围绕战时青年教育、新人养成、抗战胜利等意愿、协商、互动，有十分紧密的关联。

(一)《良友》的新自觉

历史是各种力量协商互动的产物。在生产延安影像的事件中，《良友》因应形势，做出了最具时代性与生存需要的历史性调适，改变了寻常印象里典型的都市商业性画报、充满温情与矫情、封面上满是妖艳的女性甚至不乏介于色情与时尚之间的裸装女模，内容上更是光怪陆离，声色犬马的社会印象，它不再是沈从文笔下所说的“‘良友’一流的人物……说爱情，文学，电影以及其他，制造上海的胃口”；“帮助他们这运动的是基督教所属的学生，是上帝的子弟，是美国生活的模仿者”[16]；通过及时地转身与努力，《良友》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动员青年保家卫国的喉舌。

这与《良友》的新任主编有直接的关系。《良友》的第1—4期主编是伍联德，第5—12期主编是周瘦鹃，第13—79期主编是梁得所，第80—138期主编是马国亮，第139—171期主编是张沅恒，第172期的主编是张沅恒的弟弟张沅吉，它的生意经与事业心，也在变动不居中。如果说前两任主编“身上缠绕着的‘鸳鸯蝴蝶派’情愫，使画报的内容指向无可救药的旧时代特征”的话，到了第三任主编梁得所时，已经开始“以近乎革命的方式”使得杂志柔性地结合到社会浪潮中来，让左翼的声音出现在《良友》的世界[17]66-69，1932—1933年，即以 “全国猎影记”为题，开展西部报道。自80期开始接管杂志的马国亮的雄心壮志，更胜一筹，将《良友》快速推上成熟的轨道。在马国亮的媒体文化判断里，一般画报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画报弄成消遣的玩意，画报的作用，应该和其他文字的杂志一样，不能仅供人消遣，而是要贡献实益[18]。也因此，反映时代，唤起民众，教育人民，就成了《良友》的使命。抗战时期，“《良友》从外表到内容，都理所当然地，以抗日为主导思想”，封面人物，也由过往的时尚女性，变成了抗日将士或者与抗战有关的妇女；内容上也由软性的或者中性的取向，转变成了几乎清一色的“报道全国各地抗战的情况”[19]247-248。

也与《良友》直面现实，参与市场竞争有关系。回到历史现场，在抗战的语境里，如何有效地安置广大的想“替国家做一些工作”，但却“不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感到苦闷万分，无法解决”的青年，已经成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爱国的力量都在“努力筹谋中”(2)参见：《时评》，《抗战》三日刊第三号，1937年8月26日。，舆论界自然更是责无旁贷，介绍延安资讯成了其中必然的选项(3)例如《申报》记者马骏就曾赴陕北实地采访，1938年于扬子江出版社出版《抗战中的陕北》一书，介绍延安的经济、财政、教育、法律等。。以邹韬奋主持的《抗战》三日刊对延安抗日大学的宣传为例，第十六号(1937年10月9日)“短简”刊出“徐信先生：你要想投考延安的‘抗日大学’，可直接写信到南京傅厚岗六十六号第八路军办事处或西安第八路军办事处接洽”。第二十号(1937年10月23日)“信箱”刊出《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来信——关于抗日大学》，并以附录形式全文刊登《陕北公学招生简章》。第二十二号(1937年10月29日)刊出“本刊启示——关于陕北公学”，再次扩张相关信息。第二十五号(1937年11月9日)“时评”刊出《青年的求学狂》一文，除了论及八路军办事处关于陕北公学的几封信、“有好些青年写信来探问陕北的抗日大学”等信息外，重点概括了陕北抗日大学的6大特点，在作者的眼中，“这些特点显然都是在他处不合理的教育所望尘莫及的”；因而，尽管陕北生活的艰苦是大家知道的，但是，这样的教育却受到了热烈的情绪的支持和赞许；同期的“信箱”栏目，则刊发了《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又来信——又是关于陕北公学》，对一切有志于投考陕北公学的青年做了总的答复。第三十九号(1938年1月23日)刊出《陕北公学来函》《答投考者信》《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招生简章》，周密地为投考者提供了最新近的信息。第四十二号(1938年2月3日)刊出《陕北公学暂停招生启事》，以另一种方式勾画了陕北公学受欢迎的程度——“近来各地来的学生异常拥挤，本期学额已足，因房屋不敷，无法安置，凡愿入本校学生，俟本期毕业后，再行招考，当另通知。希全国青年学生原谅”。第四十九号(1938年2月26日)刊出《陕公毕业典礼速写》，为陕北公学做了立体的素描与活化。第五十九号(1938年4月3日)至第六十五号，连续刊出舒湮的《边区实录》，全面地介绍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其间的第六十二号，再穿插了一篇“信箱”文章《赴延安途中所见》，以较大的篇幅、较为具体的视角，写实了延安的世界。(4)参见：韬奋编《抗战》三日刊，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

《良友》第五任主编张沅恒早年活跃于摄影界，是中国有影响的摄影记者。[20]1932年时，曾参加了梁得所带队的“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对于社会民生颇有了解。1939年2月，张沅恒出任主编，基于各种考量，对于抗日信息的组稿，尤其用力[19]289。赵家璧的总结颇有说服力，他说，“张沅恒主编时期，大量采用延安来稿以及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报道”“第148期(1939年10月)上，有三个版面刊载了题为‘延安文化活动’图片，还有关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郭沫若等领导人的早年生活图片，也散见于各期中”“值得一提的是赖少其创作的彩色木刻《抗战门神》，是由新四军方面秘密捎来上海，由阿英同志亲自送来的，说明中还注明‘鹰淮藏版’四字”[17]104。凡此种种，可见1939年3月、5月、11月杂志上刊登延安图片及相关报道，绝非偶然与临时之举，而是因应形势的文化自觉，是《良友》的必需选择。

(二)作者的行动自觉

抗战背景是一个重要的杠杆，但是，关键人物的关键性开辟，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新调适，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生产要素。

最早的那个延安报道署名为陈约克。但问题是谁是“陈约克”？他为什么要去延安？他是如何去延安的？他赴延安采访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何没有像傅斯年们那样对延安葆有终身的成见而是让褒扬的语气充满了整篇文章？

“陈约克”肯定是个笔名，关于他的资料几乎空白。但查阅另外一些资料可知，“陈约克”就是被《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力量》一书的作者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称之为“著名的中共宣传家”[21]封底的“陈依范”。

在为数不多的资料中，陈依范遗孀陈元珍、儿子陈一文、老友张彦的介绍最详细。据介绍，陈依范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朋友”陈友仁的小儿子，英文名字是Jack Chen。1908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特里尼达的西班牙港市，母亲是黑白混血儿，“因此，在外表上，陈依范完全是个外国人。他的母语是英语，而且从来就没有把中国话说好过”“曾经是英国籍，后来又加入过美国籍”“但是，他有一颗中国心”。[22]1940年或者1941年时，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21]334。

陈依范在伦敦读过大学。1928年后赴莫斯科学习，就读于苏联的高等工艺学院，“这学校是根据列宁的思想而创办的全世界第一家半工半读的学校。学生除了学画画之外，还学木刻、蚀刻、平版画、摄影平版画，以及摄影等。学校另加一门特别课程，训练革命艺术家在没有印刷机的艰苦条件下，仍然能印刷传单或者报纸”[21]286-287——接受了完整的革命艺术的训练。1930年晚春，陈依范从高等工艺学院毕业，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担任主编的、新创办的英文杂志《莫斯科新闻》工作。“杰克开始只画漫画，负责版面编排。他逐渐扩展工作范围，写时事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报道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21]290

难得的是，陈依范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十分熟悉，“陈友仁时代”(1926.12.10-1927.7.27)，他曾受父命在武汉给毛泽东带路；蒋介石疯狂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前夕，他冒着风险带领身处危险的周恩来躲进外交部的大楼。1930年夏天，在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地处莫斯科的家里，陈依范再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向这位老朋友提出了报效祖国的请求。1932年，陈依范短暂回国，旋又赴莫斯科。1936年初春，陈依范再次回国，在结束了个人作品展览会后，他向周扬、夏衍等提出了想去共产党总部延安访问的意向，很快到来的“西安事变”干扰了这次行程。陈依范带着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回到莫斯科，开始了他的国际空间里的中国抗战宣传[23]2，在他看来，“观众看到这些富于战斗气息的作品，就等于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听到他们的怒吼”[21]307-308。

1938年夏天，陈依范到香港，不久，转赴汉口。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命运的建议：“有朋友告诉杰克，如果他想访问延安，他最好先去拜访蒋介石，打通关系。”结果呢，“7月的一个早晨，杰克接到蒋介石的新闻秘书霍灵顿·董的电话，通知他，蒋委员长与蒋夫人今天接见他”。杰克趁机提出要求申请去延安看看。宋美龄稍有迟疑后回答：“可以啊！”陈依范的延安之行有了合法性。然后就是艰辛的行程，最终，陈依范历史性到了延安。[21]321-324

毛泽东热情地邀请他：“下午来看我！”周恩来、朱德、周扬等人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延安抗日的情况。陈依范提出了他的请求：“我想把家搬到这里来，在这里工作，不知道行不行？”周恩来修正了他的想法，中共希望他继续留在海外，因为那样更有利于宣传延安与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陈依范考察访问，聊天谈心，认真观察，深入了解，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延安报道。《英国援华史》一书详细地描述了他的贡献，“比如，杰克经常谈起延安见闻，这吸引了包括大诗人奥登(W. H. Auden)和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夫·伊瑟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内的众多知名而有影响力人士对延安的好奇和访问延安的兴趣”。在援华委员会194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杂志第二期上，克莱格(Arthur Clegg)写道：“有两篇文章直到今天仍然值得记忆、令人难忘。一篇是诺曼·白求恩写的《伤口》，另一篇是陈杰克写的。杰克是延安鲁艺的信托人，他在这篇文章里介绍了抗大……”但是他们均没有提及他是否给延安留下了影像和其他什么。陈元珍的传记提到了1946年陈依范的再次延安之行，这里面讲到的细节包括“杰克不脱新闻记者本色，高举照相机，给他们拍集体照”[21]334。看来，陈依范的第一次延安之行完全有可能既拍摄了照片，也写了文字通讯。

有一张照片就像带领我们穿越迷宫的彩线一样，很轻松地证实了陈依范、陈杰克其实就是陈约克。《良友》140期上刊登的那幅“南萍女士”照片，被具有权威地位的陈元珍刊登在她那部详细的陈依范传记里，这次照片的说明文字说得很清楚：“未来的毛泽东第三任夫人江青(右)初抵延安，与杰克住在同一个招待所，这照片是杰克摄于1938年夏。”[21]319结合克莱格提到的“杰克是延安鲁艺的信托人，他在这篇文章里介绍了抗大”，结合他的“艺术年表”[23]243所提及的“期间，到鲁迅艺术学院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体验生活”“听取周恩来的建议，利用其绘画及外交才能，向海外宣传中共革命”等信息，或者可以直接断言：142期《良友》上刊登的那个《窑洞大学》报道的作者，同样就是“创作手法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英雄现实主义的”中共海外杰出的宣传家陈依范。

《良友》148期刊登的那篇文章的作者“韩树功”，分明是另一种情形。根据史料，这个韩树功就是朝鲜族中共党员、艺术家韩乐然，除了“韩树功”，韩乐然还有韩光宇、韩素功、韩幸之等曾用名。作为党员，韩乐然的生命轨迹完全显示了党的工作安排。有幸的是，1938年11月，郭沫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组织作家艺术家访问团访问延安，韩乐然荣列其中，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个韩乐然的首次延安行对他显然有特别的意义，除了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演讲《关于抗战时期的民族艺术文化》、感受红都文化风貌、体验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等，这个相机不离手的老记者以他的特殊敏感做了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研究者最近发现了当时他曾以韩树功的名字拍照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延安工作情景的照片，人物形象生动，场景鲜活。他还成功的拍照了当年延安军民的学习、会议、战斗、劳动、生活片段。这些材料的报道宣传对国内外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有很大帮助，意义重大，十分珍贵。”[24]

很显然，透过陈依范、韩树功的视觉延安行动可知，《良友》上刊登延安并积极制作延安“圣地”形象，绝非自然行为，与积极促成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

(三)延安的设计与努力

延安方面的设计、努力同样重要，是互动生成一种新的社会趋势的关键因素之一。

1.陕甘宁边区的定位与愿景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即借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机，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奋斗的总目标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 红军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成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25]历史地看，自觉定位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意义深远，关系重大。不久，边区党委积极响应，确立此后边区政权建设总方针，旗帜鲜明地提出“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的工作口号，螺旋式地推动了模范边区的建设工作。

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根据中共政策的重大调适，各项建设蒸蒸日盛，成绩斐然，快速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典范，以至于用力过猛，“一度想使边区样样都成为全国的模范，但遇到了困难”(5)参见：延 华.陕甘宁边区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历史经验[Z].“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西安，2007:102.。陈依范的延安摄影报道刊发于1939年、采访于1938年夏，那么，简单呈现1938年的延安景象，显然很重要。研究者已经关注并完成了这一工作的粗线条勾勒，例如《延安1938》一书就直接陈述结论：“1938年，对于延安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并描述了许多历史风景。在这些历史风景中，人们既可以看到“中国的耶路撒冷”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5月至7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而后来广为流传的‘三八式’干部，正是因为在1938年来延安投身革命、参加革命队伍的新鲜力量出现了井喷，曾一度达到了峰值”；也可以看到接踵而至的创新与开拓：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纷纷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一系列的延安大学纷纷成立；这一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历史性地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与理解；这一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迅速占领了整个中国抗战世界的注意力资源；这一年，备受瞩目的陕甘宁边区妇女大会、边区青年大会等正式召开，边区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把一个模范的青年延安拿给全中国去看”[26]；这一年，《延安颂》诞生；这一年，白求恩到了延安；这一年，瑞士摄影记者开启了他的延安之旅；这一年，延安电影团成立，摄影家吴印咸等现身延安；这一年，陕北的天空吹响了大生产运动的号角，典型报道的雏形开始呈现，等等。[27]

2.蓬勃开展的宣传与形象建构工作

中共历来重视对内对外宣传，延安时期的传播制度精神，以及包括媒体实践、话语建构、相关人力资源储备、机关团体组织建设等在内的传媒文化事业，日趋成熟，成效卓著，影响广远。长征甫一结束，中共领导人即开始强调组织起来开展宣传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其中关键的举措，就包括恢复党报格局、展开长征书写、邀请外部记者与观察者来延安考察与报道等。关于这些活动的意义与价值，毛泽东、杨尚昆的征稿信说得很明确：“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红军长征记》的原编者则借“编辑经过说明”文字，更进一步地将这个集体的书写活动，视作中共形象建构与社会认知辨析的重要行动：“1936年春上海《字林西报》曾有以下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这位帝国主义代言人虽然是在破例地惊叹红军的奇迹，但他也在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可是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吃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苦的嘲弄。”[28]在几乎同时期的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包括形象建构在内的宣传工作更加重要，因为，“向全国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基础”[29]。

在这样的语境里，“‘七一’‘七七’、要大纪念，要写文章，尤其是八路军的战绩须写文章”[30]；在这样的形势中，一批一批的外国记者卷入了延安的报道——他们的身份、独立性以及境外发布的丰硕资源等，使他们可以有效突破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封锁与管控。这个内外沟通的历史剧的第一主角当然要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但是，关于这位传奇记者如何进入延安并成为第一个全面报道延安的外国记者的解释并不统一，究竟是斯诺主动选择延安抑或是延安主动邀请斯诺，仍然是个不好简单断言的历史之谜。最终的结果是，延安方面慎重地做出了选择：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苛刻，中国记者的延安报道极有可能被扼杀于无形之中；英国、法国、德国记者，由于本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享有各种特权而声名狼藉，无法胜任重塑延安/中共形象的历史使命；苏联记者或者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受到外界的质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也非合适人选，主要原因在于她与左翼力量联系密切，是公开的共产党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无法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在这样复杂的背景里，了解中国，对苏区有强烈的兴趣，愿意冒这个险的埃德加·斯诺当然就是首个进入延安并报道延安的不二人选。[31]斯诺带着两架相机、24个胶卷，踏上了神秘的延安之路。历史证明这个延长宣传半径的做法相当有效，斯诺成功地将延安塑造成了革命的圣地，历史的新大陆。更重要的是，斯诺成了报道延安的点火装置，紧接着，维克托·基恩(Victor Keen)到了延安，厄尔·利夫(Earl H.Leaf)、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man)、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T.A.比森(T.A. Bission)、欧文·拉铁摩尔、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等外国记者纷纷进入延安，“比森后来回忆他们在延安的三天，各种活动如旋风般一个接一个：采访、讨论、宴会、午餐会、参观访问、拍照等等，不一而足”[32]。很显然，到了1938年的时候，延安来了外籍记者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因此，本身与共产党保持特殊关系的陈依范采访延安并在《良友》上公开地呈现延安，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经过一系列努力，“圣地延安”形象强力出场，成为耀眼的民主根据地的代表，革命的爱国青年心目中神圣的人生目的地(6)参见：任文主编《我要去延安》一书的相关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三、修辞文本：延安登上了《良友》画报

这里的修辞文本指的是基于修辞共同体“内心独白”“修辞掩护”以及各种考量最终呈现出来的信息文本。就本研究而言，既包括三期延安报道的文字与图像，也包括基于当时文化剧场形势考量所做的“文化标出”。就是通过这三个历史小故事，“圣地”剪影似的登载在遥远的《良友》画报上。

(一)历史剧场上的第1个故事

第140期陈约克的《去延安途中》是文图合璧的延安报道。这个专题占据了《良友》画报的整整两个版，页码为22-23页，整体上跨页处理，文字居中，上端4幅照片，下端5幅照片。照片的说明文字分别为：

1.自西安赴延安之二百里长征途中，前进画家贺国在运输车顶闭目静息。

2.已成中国青年梦想中天国之延安。每日必有数百青年，自全国各处，分道奔来，投军入学，有骑驴者，有骑自由车者,有步行者，此等不畏艰难追求光明之青年，当属未来中国之主人翁。

3.在第八路军中组织服务团之丁玲女士，与最幼之团员摄于延安救亡室前。

4.曾在上海电影界服务之南萍女士，亦与其母抛弃奢侈之都市生活，赴延安求新生活。

5.延安过去虽属一不知名之小城镇,然抗战以来，已全球皆知，目前该处文化程度甚高，街头巷尾，均有流动图书馆及壁报。

6.延安抗日大学学生上课时之情形，课室设于一古庙之大殿中。

7.为纪念已故大文学家鲁迅先生而设之鲁迅艺术学院，设于延安城外，课室宿舍，均在窑洞中。

8.延安之大石庙，已成延安之唯一出版机关，内设一组织完备之印刷所，八路军之杂志，报纸，及书籍，皆由其供给。

9.丁玲主持之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西北民众运动中占有领导地位。

结合陈约克的报道文字可知，这是辗转来到延安并认真凝视着这块土地、心生愉悦感觉的报道者所感知的延安的风景。有意思的是，它是由“入城”“城内”“出城”三个部分连接而成的闪烁着快乐与愉悦的风景。“入城”：“成千的人已经到了新中国的圣地——延安去了。三三两两的，成群结队的，远远近近地从各处奔来。包含男的、女的，青年的、中年的。其中有的是演剧者，画家，学者，有的是士兵，哲学家，新闻记者，教师或工程师。他们步行的也有，坐牛车骑驴子的也有，坐汽车，火车，飞机的也有。他们都是到延安来追求真理的。”例如从汉口出发的青年艺术家贺国悠然地躺在车上休息，车下的青年士兵虽然肩扛着长枪却满脸的笑容；例如第二幅照片中，骑在牛上、马上的都市女青年，手举遮阳伞，走在满山的花草中，俨然自然的一次郊游。“城内”：第三幅照片介绍了站立在救亡室门外的丁玲与她最小的团员，颇具艺术照相的几分魅力；第四幅照片，向读者介绍了满面笑容、站立在窗口的江青(作者误将“蓝萍”写成了“南萍”)与她同样快乐的同伴；第五幅照片里，举止儒雅的阅读者，坐在街头的石头上开展着他自如的阅读活动；第六、第七、第八幅照片，则是呈现延安人的艰苦与努力，证明着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蓬勃向上的伟大精神。“出城”：坐在卡车上、高举西北战地服务团团旗的似乎正在奔赴新的宣传战场，有意思的是，第一、第二幅入城的照片中车与牛的朝向，恰巧与最后一幅照片的朝向相反，不知是否别有设计与安排。一切就像鲁多夫·洛克尔(Rudolf Rocker)在《六人》“楔子”和结尾语“觉醒”描述的那样,“六条路通到斯芬克斯的像前，这六条路从遥远的地方来，引到一个目的地”,结果呢，人们找到了解放的答案，“新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一阵响亮的欢歌漫天地洒下来”。[33]

(二)历史剧场上的第2个故事

第142期未署名的《窑洞大学》由6张图片组成，占据了《良友》画报1个半版的篇幅(24页为全页，25页为半页)，版面处置上，整体上采用上下分别安排的路向，但因为篇幅与照片数量的关系，第24页上，照片1、照片4各占了上下半页的空间，照片1的左下角“补丁式”地贴着照片2，照片4的右上角“补丁式”地贴着照片3；第25页的照片安排比较简单，半页的版面，上下各自安排了照片5与照片6。这篇报道纯由照片组成，但有一个简单的编者按语，简单的照片说明以及相应的英文文字。仿佛是得到了深刻的凝视之后格外的支持似的，这篇报道不再“散乱”地感受，而是集中在延安最具特色的“窑洞大学”一个故事上。照片的说明文字可以作证：

1.山麓下之成列窑洞，乃延安陕北公学学生宿舍。

2.筑于窑洞之延安军政大学学生宿舍内景。悬于右壁者为衣箱，草帽，面巾，下为铺位。

3.延安军政大学校长成仿吾(右第二人)及其僚属。

4.延安军政大学校长成仿吾于露天大礼堂中向全体学生讲话。

5.延安郊外随处可见之露天教室。

6.陕北公学之课外运动——篮球比赛。

整个报道的编前按语也能直指论题的核心：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已经成为今日中国青年学生界之圣地，注册学生虽已有数千人，然前往报名者仍继续不绝。宿舍，图书室均设于窑洞中，上课则在空地举行。本社最近获得延安寄来表现抗大学生生活之新影数幅，急刊于此，以飨读者。

就像那传说中罩着金苹果的银丝网，这个专题至今还存在许多期待着我们用心解读与打开的秘密皱褶。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它的作者之谜，难道真是像编辑所说的那样，因为“急于刊布，以飨读者”的原因，在仓促间忘掉签署上报道者的名姓；或者真像研究者不加说明而在客观上造成这篇专题报道其实可以直接安排到陈约克的名下，视作第一篇报道之后的深化与延续。[34]

文本开口说话，但确实没有清晰指向。《去延安途中》的文字末尾清晰地书有“介人节译”的字样，那么，既是“节译”，自然就可能有本文之外更多的图文信息，视《窑洞大学》为陈约克的杰作，也算合理；倘若有人质疑为何不在报道中出现陈约克的名姓，甚至编者按也写得十分模糊，自然还可以有人站出来说，因为只是摄影图片而非上篇报道那样有大量的文字，故而无须再出现作者的署名。事实上，这个报道确实没有署名信息，甚至连编者也不打算透露只言片语，而是将整个的报道放置到一个神秘的寄递者的个人行动加以处理。

(三)历史剧场上的第3个故事

第148期的报道是署名韩树功的《延安的文化活动》。这个报道由纯粹的14幅照片组成，占了《良友》画报本期第13-15页三个整版，其中第15页刊4幅照片，第16页刊5幅照片，第16页刊5幅照片。报道的主题围绕《延安的文化活动》展开，编者按语有云：“延安的各种文化活动现在已经积极进行中，当地物质条件虽极困难，可是文化工作人员，并不因之而气馁。这里所刊新从那边寄来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那边不但已有报馆，学校，而且边区小学中实行的小先生制度，也已获得美满的成绩，足供全国各地教育家作为参考。”为了支撑这一主题，作者选择了14幅照片加以呈现，其说明文字不再标注序号，分别为：

1.延安的解放报是当地人民的喉舌，印刷纸张，因为交通运输的不便，不能与都市大报可比，但是对于报道消息，极为称职。图为报社门口之紧要电讯布白板。

2.解放报社的排字房，由几个熟练工人做着，各种铜模，设备尚称齐全。

3.报社同人另有俱乐部之组织，内有各种娱乐设备，供社员工作后之消遣。

4.青年记者学会是在重庆组织的新闻工作者的唯一集团，全国各地，均有分会，由解放报社发起的延安分会，最近已宣告成立。图为成立会开会之影。

5.抗日大学学生的物质生活之清苦，非都市学生所可想象，图中学生，正进午餐，因当地缺乏桌椅，故大半均席地而食。

6.延安学生，大都半工半读，校中需要燃料，均由学生前往离城十里处之森林中采樵，背负返城。

7.举行全体大会时，抗大学生，均人手一凳共赴广场开会。

8.鲁迅艺术学院的校舍，均筑于山麓窑洞中，其设备虽极简陋，然不虞空袭危险。

9.贺龙将军自前线返延后，特赴抗大演讲前线战况，激励学生抗战情绪。

10.毛泽东将军曾赴抗大演说，图为会后与该学生谈话之影。

11.延安实行小先生制，所有边区小学，均由学生自任教师，图中之歌唱班，由一五岁儿童领导。

12.延安之边区小学，图中每个小学生，都是一个小先生。

13.延安学生，时赴近郊村镇，作化妆演讲，激励民众爱国热忱。

14.两个抗大女学生，她们放弃了都市的繁华生活，到这边区来领受新女性的训练。

(四)“文化标出”与修辞特质

地处西北贫瘠之地的“延安”奇迹般登上了魔都上海的《良友》画报。

有意思的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三个连续的延安报道对延安所持有的态度惊人的一致，它们高度地肯定了延安的实践与创新，几乎给延安在都市阅读人群中，做了一次螺旋式的“圣地”形象塑造。除了我们前面在照片说明文字中看到的那些此起彼伏的肯定性语汇，例如“已成中国青年梦想中天国之延安”“今日中国青年学生界之圣地”“此等不畏艰难追求光明之青年，当属未来中国之主人翁”“抛弃奢侈之都市生活，赴延安求新生活”“延安……已全球皆知”“目前该处文化程度甚高”“报道消息……极为称职”“领受新女性的训练”等，陈约克的文字报道，更是不吝赞誉与肯定。它的开首句就是“成千的人已经到了新中国的圣地——延安去了”。在后面的陈述中，作者连缀式地表述了他赞颂的心声，送到我们眼底和心灵世界的每每都是如下的语句：“他们都是到延安来追求拯救中国的真理的”“他们……高歌行进，在赴延安途中”,毛泽东“是那样的平民化，你可以在路上，会议席上，学校里碰到他。他也许会在公共汽车中坐在你的身边，在戏院里，也和你一样的坐在硬板凳上，把大衣脱下来垫在背后”“延安的市政很清洁”“人类的平等在这里不再是一种姿势，而是一个事实。任何担任职位的人，他们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而已”“延安便是实行平民主义的地方”“这里生活的原则是现实主义，追寻真理，实行真理，在我所见到的城市中，延安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就因此而成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地了”“延安是一个大学校”“今日的延安和1925年时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相同……今日延安学生在未来中国所操纵的命运，我们更无法估计了”。[35]图片的处理完全一致，就像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抗大演说后与学生谈话之影，生动自然，毛泽东面带笑容于右边，并未在中心位置，以表现《良友》赞誉的毛泽东的群众观念”。有研究者指出，“延安视觉形象传播注重环境简易、人数众多，表达出人们向往的意愿，更多的是形成了一种向往光明、拯救中国的视觉召唤。”“乘车骑驴分道前往，山间窑洞露天上课，街头巷尾流动学习，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图片赋予了特定的与时代相联系的一种时尚意味，增强了延安的神圣感，使越来越多的都市知识青年认同、向往延安的救国探求真理的学习生活。”[34]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修辞文本组织带来的新问题：“圣城”景象丰富多彩，《良友》为何仅仅涉及延安的教育题材？这是一个难以得到深刻揭示的秘密。本文以为，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文化标出”或是一种可能性选项。简单言之，延安教育是战时抗战、战时教育的有机构成部分，既能照顾到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又回避了和当局的国民党主张的冲突和紧张，选择延安教育开展报道，既可以满足目标人群的需求，也能够以具体的切口展示延安新形象。相比较于教育，延安的其他方面，或者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或者与其他社会想象相左，缺乏相应的安全性，只能在协商中被自觉地放置到了视线之外，做了悄无声息的“文化标出”。至于施行“文化标出”的主体，就只能留待历史的考察去还原了。

四、结语：开放的延安及其智慧

《良友》画报与红色延安的相遇的确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媒介事件，尚有许多的疑义与待解的问题，例如，为何《良友》关于延安的图像报道都集中在1939年这一年，而且只有区区三次？这里面的缘由肯定很复杂，但最起码的，与张沅恒1939年2月出任《良友》第五任主编有关系。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更是历史性缘由，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与干扰，为了阻止中共和美国的互动，蒋介石甚至赶走了史迪威——“最令蒋介石惊恐的是，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要与北方中国革命者，也就是在延安的那些人，毛泽东所统帅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的努力。”[36]

以《良友》的角度而言，与红色延安相遇，再次向世界证明：生成是主体敞开后的历史结晶，它制造格局，创新故事，并通过相关聚块，推动自身与历史双方复杂性的书写。

作为一个历史的皱褶，红色延安登上了充满都市文化气质的《良友》画报这一行动，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实还在于呈现和彰显了延安的开放与现代。我们不一定要去模仿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反荒原”的“后现代—中国革命”诗歌《翠鸟》称西柏坡为“后现代”的开端[37]那样，将延安看作更早的“后现代”的开端。但是，我们不能不去历史性地观察并评判这样的尝试和努力，因为，这种实践行动显然包含了诸如“文化标出性”[38]“分形”[39]等当代重要的、智慧的机制与技巧。例如，一旦延安形象建设不再简单地归类为某一部门、某一些人的工作的时候，赵超构所说的那个密码，即“个个都是‘毛主席’的发言人”[40],就将得到分形式的传播，最终，收获一个围绕延安形象宣传而组织的“帝国”——在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奈格尔(Ant0nio Negri)经典的解释中，“帝国的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它的规则是没有限定”[4]4。